一、選題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自晚清以降，拜倫的譯介和研究在中國幾度掀起高潮。國內早期的拜倫詩歌研究多側重作家、作品的主題及藝術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對文本則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視。20世紀以來，從傳統文學批評到現代文學批評，發(fā)生了“語言學轉向”，形式主義、新批評和結構主義在西方學界可說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中國近二三十年的拜倫研究也逐漸受到西方的影響。新的方法得以運用，如精神分析；新的領域也有涉足，如詩人的女性觀、詩學觀等。但對于拜倫這樣一位世界級的大家，我們的研究無論從廣度和深度來說都是遠遠不夠的。

拜倫的敘事詩在其作品中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其敘事詩以靈活的敘事視角、鮮明的互文性特征和多樣化的敘事方式等特點，在西方敘事詩史乃至世界敘事詩史上擁有自己獨特而崇高的地位。而國內有關拜倫敘事詩的研究只是散見于某些期刊文章、碩博論文和著作的章節(jié)中，至今尚未形成全面、系統的專題性論述。

盡管在小說的解讀上，敘事學理論的運用已頗有聲勢。但用這一理論來闡釋拜倫的敘事詩在國內非常少見，譚君強的《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后經典敘事學》多次以拜倫的《唐璜》（Don Juan）為例，闡釋敘事學的一些重要概念及問題。除此之外，只有零星的幾篇文章略有涉及敘事學理論。

近年來，西方學者已逐漸意識到敘事學理論在詩歌研究中的優(yōu)勢，如布萊恩·麥克黑爾（Brian Mchale）提出了關于研究敘事與詩歌形式之間互動關系的構想。用敘事學理論研究拜倫詩歌，在國內“還僅僅是一個開始”，在西方也并非很充分。這與人們對詩歌特征的認識不無關系。詩歌通常顯示為更為引人注目的特征，即詩意特征，而敘述特征受到的關注則在其次。此外，也涉及人們對浪漫主義詩歌的誤解。一般人認為這一階段主要關乎抒情詩的發(fā)展，但J·賈庫布·匹薩（J．Jakub Pitha）卻表達了不同的觀點，在他看來，敘事實踐是該階段詩歌更為重要的特點。匹薩就此對拜倫等四位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展開了研究，談到拜倫時，匹薩認為，《唐璜》中創(chuàng)造了一種碎片狀的敘事形式，而且詩歌擁有一種只是近來才被意識到的秩序。

綜上所述，國內未見有關拜倫敘事詩的系統的專題研究，而且，用敘事學理論來研究拜倫的敘事詩，在國內還是剛剛開始，在西方也并不充分。因此，筆者擬對拜倫的敘事詩展開多視角的研究，以敘事學理論為主，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發(fā)掘作品本身的內在價值；同時擬借鑒文化研究、互文性等理論，以事實為準繩，條分縷析，對作者及其敘事詩作出盡可能貼切的解讀，對拜倫的敘事詩作出更全面、更客觀的考察。

用敘事學理論來研究拜倫的敘事詩，在研究方法上，這是一種新的嘗試和探索。它既可以為拜倫的敘事詩研究開辟新的天地，從而有力地推進拜倫研究走向縱深，也可以為敘事學研究提供新的題材，從而有利于拓展敘事學的理論空間和研究范圍。

拜倫的敘事詩對許多名人，如普希金、尼采、巴赫金、羅伯特·舒曼等產生了實際的、深遠的影響，他“對全歐洲的巨大影響是政治的與思想的，遠遠超越了文學的范圍”。當今世界的很多熱門或敏感話題在拜倫的敘事詩中都有所體現，如東方主義、伊斯蘭和基督教文明的沖突、同性戀現象等。拜倫的敘事詩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性，而且具有鮮明的前瞻性和強烈的現實意義。因此，研究拜倫的敘事詩，無論是對于宏觀層面上的文學史的研究，還是對于微觀層面的敘事詩的技巧以及相關的批評實踐，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科學和物質日益發(fā)達的今天，許多人迷失在物欲中不能自拔，行尸走肉般在這個世界上打發(fā)日子。拜倫雖跛一足，可詩人不僅學識淵博，而且拳擊、擊劍、馬術、游泳等樣樣精通，他對生活充滿熱情，對自由充滿熱切的向往和勇敢的追求。詩人拜倫之外的這個身殘志堅、富于生活情趣和自由精神的拜倫，無疑對許多體格健全但毫無追求的人敲響了警鐘。拜倫是個富有人格魅力的人，其敘事詩中的許多人物，包括拜倫式英雄身上也不乏拜倫本人的痕跡。我想，這應該也是研究拜倫敘事詩的意義所在。

二、拜倫研究綜述

（一）中國的拜倫研究

在中國，由于特殊的時代、環(huán)境以及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原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拜倫這位英國浪漫主義偉大詩人曾經炙手可熱，其影響大大超過了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雪萊、濟慈等其他浪漫主義詩人。拜倫在中國的接受和影響一直以來是我國拜倫研究的重點，也是世界拜倫研究中富于中國特色的成果。

拜倫對中國作家的影響是眾多研究者，尤其是現當代文學研究者所關注的問題。余杰的《狂飆中的拜倫之歌——以梁啟超、蘇曼殊、魯迅為中心探討清末民初文人的拜倫觀》對梁啟超、蘇曼殊、魯迅不同的拜倫觀進行了闡述。更多的研究者就拜倫對單個作家的影響展開論述。如石在中的《論拜倫對蘇曼殊的影響》，袁荻涌的《蘇曼殊研究三題》。

在研究拜倫對魯迅的影響上，高旭東頗有收獲。他發(fā)表了《拜倫的〈海盜〉與魯迅的〈孤獨者〉〈鑄劍〉》，《試論拜倫對魯迅的影響》，《拜倫對魯迅思想與創(chuàng)作的影響》等文章，其中“拜倫的文學理論對魯迅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對魯迅美學范式的建構有重大影響的，是反傳統的拜倫的行動和作品”不乏作者獨到的見解。

梁桂平發(fā)表了一系列關于拜倫對梁啟超影響的文章，如《試論拜倫精神在梁啟超詩歌中的熔鑄》，《東西文化底蘊下的英雄情結——論拜倫、梁啟超英雄情結之差異》等。就相同主題的探索而言，梁桂平的文章從影響研究逐步轉向平行研究，從相似轉向相異，并對差異背后的深層原因進行了探索。

部分成果論及拜倫作品在中國的接受和影響，如戴從容的《拜倫在五四時期的中國》認為，中國對拜倫的介紹是逐層深入的，拜倫精神逐步被中國讀者所認識，并對中國文化的轉型產生影響。

夏新宇的《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對五四時期中國新詩的影響》闡述了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影響下的中國現代詩歌在觀念和形式上的演變，從而得出外國文學思潮的引進有一個民族化的過程，與民族文學傳統和社會現實密切相關的結論。

倪正芳、唐湘從的《〈哀希臘〉在中國的百年接受》探討了《哀希臘》在中國受到禮遇的原因，并指出了相關待澄清的問題以及有待拓展的空間。

除了影響研究，也有少數學者對李白和拜倫——中西方最著名的兩位浪漫主義詩人展開平行研究，如葛景春的《東方詩仙與西方詩魔——李白與拜倫比較研究》，許淵沖的《李白與拜倫》，前文旨在揭示二者在品性及詩歌風格上的相似之處以及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所造成的種種差異；后文則把焦點放在二者對于詩歌中相同主題或意象的不同處理上。

此外，還有一些期刊文章展示了各自獨特的視角。張良村的《拜倫會成為一個反動資產者嗎?》就馬克思關于“拜倫如果活得再長久一些，就會成為一個反動資產者”的論斷表示理解，并以拜倫后期思想創(chuàng)作為例，對這一論斷提出了質疑。解心的《拜倫與俄狄浦斯情結》，杜學霞的《童年精神創(chuàng)傷對拜倫人格的影響》，彭江浩的《拜倫的女性觀》，禇蓓娟、趙雙華的《論拜倫對傳統倫理道德的解構》，張旭春的《雪萊和拜倫的審美先鋒主義思想初探》和倪正芳的《論拜倫的詩學觀》，等等，這些成果從拜倫的生平、心理、女性觀、詩學觀和政治傾向等多個角度對拜倫展開研究，從多個側面勾勒出“拜倫的形象”。

此外，拜倫研究綜述類的文章有寧梅的《近二十年中國“拜倫研究”述評》，該文一方面肯定了我國的拜倫研究從20世紀初以來形成的喜人局面，同時指出了存在的一些問題：一、我國評論界對拜倫作品的研究基本上是停留在拜倫的名著上，研究面還比較窄；二、從“音韻學”“詩律學”的角度，研究拜倫詩歌對英語語言的繼承和發(fā)展方面幾乎無人涉足；三、用現代“文藝創(chuàng)作心理學”“敘事學”理論研究拜倫詩歌，還僅僅是一個開始。

楊柳、吳格非的《建國后50年拜倫研究綜述》分析了自鴉片戰(zhàn)爭到現在一百多年來我國對拜倫的譯介和研究的情況，描述了新中國成立后形成的兩個高潮。該文對這兩個階段的拜倫研究進行了綜述，并對其研究目的、方法及結論的異同作出了詳細的比較。

大概是資料搜集方面的困難，多數成果都是關于拜倫在中國的影響，鮮有論及拜倫研究在外國的影響。張偉的《論拜倫式的“南方敘事詩”》從“拜倫式”的“情節(jié)圖式”、“拜倫式”的叛逆“英雄”、“拜倫式”的“孤傲”氣質和“拜倫式”的藝術格調等角度探討了拜倫對普希金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該文有效地拓展了拜倫影響研究的領域。

在為數不多的有關拜倫的碩博論文中，有關拜倫在中國的接受和影響的成果占了不小的比重。方儀力的《論拜倫詩歌在中國的翻譯與接受》，張娟平的《拜倫的形象：從歐洲到中國——以1900到1917年間拜倫在中國的譯介為重點來考察》對歐洲與中國“拜倫形象”的差異作了辨析。宋慶寶的《拜倫在中國——從清末民初到五四》分析了拜倫在中國的傳播史和變異史，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對拜倫的接受狀況，并考察了決定拜倫在中國傳播的影響因素。

迄今為止，除了有關拜倫詩選和敘事詩的譯著，國內還出版了拜倫其他作品的譯著。如邱從乙、邵洵美翻譯的《拜倫政治諷刺詩選》，易曉明和王昕若分別翻譯的拜倫書信選以及曹元勇翻譯的《曼弗雷德·該隱》。這些都為國內拜倫研究領域的拓展奠定了良好的文獻基礎。

此外，拜倫的傳記也是譯家關注的重點，如陳秋帆翻譯的鶴見祐輔的《拜倫傳》，裘小龍、王人力翻譯的安·莫洛亞的《拜倫傳》，以及周其勛翻譯的葉利斯特拉托娃（A.A.Елистратова）的《拜倫》，等等。倪正芳曾撰文《拜倫的五副中國面孔——中譯拜倫傳記掃描》來探討五部拜倫傳記中譯本各自的特色。

有關拜倫的專題編著主要有：晏小萍、謝偉民編寫的《英國詩壇的兩位巨人——拜倫和雪萊》，寇鵬程編寫的《文學家的青少年時代·拜倫》，王捷編寫的《拜倫》，楊嘉利編寫的《拜倫與雪萊》，等等。這些編著的受眾定位為青少年，主要介紹拜倫的生平及其代表作。這些編著為拜倫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宇鐘編寫的《拜倫的女性情感世界》描述了拜倫的成長歷程、愛情生活及其愛情生活與詩歌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系。拜倫一生都生活在情感的漩渦中，他的一生與眾多女性有著種種糾葛，有的是其創(chuàng)作靈感的來源，有的成為其抒情詩的題贈對象，有的化身為其敘事詩或詩劇中的女性形象。透過拜倫的女性世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不為人知、更感性的拜倫形象。

（二）近二十年來西方拜倫研究

拜倫是有著巨大影響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他“使浪漫主義的影響遍及全世界”（王佐良）。自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學術界對這位浪漫主義詩人的研究時冷時熱，對他的評價也時高時低，然而，盡管經歷了冷熱變遷、潮漲潮落，但拜倫始終沒有離開過西方學術界的視野，學者們也公認拜倫是一位重要的浪漫主義詩人——哪怕是在拜倫研究處于低潮時，學者們也不能否認這一點。在西方，有關拜倫的研究不僅有從文學藝術角度切入的，還有不少著作從政治、歷史、哲學、社會學，甚至音樂、精神病學、考古學等角度對拜倫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傊?，西方的拜倫研究不僅視角繁雜、方法多樣，所采用的理論也是五花八門，像歷史主義、文化唯物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后結構主義、新形式主義，性別理論、怪異理論、互文性理論、心理分析等各種思潮和理論，都在這位浪漫主義大詩人的詩作中找到了用武之地。應該說，近幾十年來西方的拜倫研究是比較熱的，不僅相關研究機構日漸增多，而且出版了很多有影響的專著，至于發(fā)表的論文，那簡直就更多至不可勝數了?？v觀近二十年來西方有關拜倫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發(fā)現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那就是：對拜倫詩歌的研究由外部的考察日趨回歸文本，回歸詩藝本身，對詩人的評價也日趨全面、客觀和科學。在我國，由于特殊的時代、環(huán)境以及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原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拜倫這位英國浪漫主義偉大詩人曾經炙手可熱，其影響大大超過了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柯勒律治、雪萊、濟慈（John Keats）等其他浪漫主義詩人。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對拜倫這樣一位影響巨大的詩人的研究是很不夠的，對國外近些年來有關拜倫研究的現狀甚為隔膜。有鑒于此，本節(jié)擬對近二十年來西方拜倫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一個簡單的回顧與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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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拜倫一度遭到當時“浪漫主義”的有意忽視，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以編著類居多，原創(chuàng)性的專著較少。這些編著主要包括：歷年國際拜倫研討會所征文章編寫成的論文集，例如：伍爾夫·Z·赫斯特（Wolf Z．Hirst）所編的《拜倫，圣經與宗教：第十二屆國際拜倫研討會論文集》（Byron，the Bible，and Religion：Essays from the Twelfth International Byron Seminar，1985）。選自第十屆國際拜倫研討會，由彼得·瓦薩婁（Peter Vassallo）所編的《拜倫與地中?！?span >（Byron and the Mediterranean， 1986）以及選自第十四屆國際拜倫研討會，由M·拜倫·拉奇茲（M．Byron Raizis）所編寫的《拜倫勛爵：拜倫主義、自由主義與希臘獨立主義》（Lord Byron：Byronism，Liberalism，Philhellenism， 1988）。

有的編著涉及拜倫本人及其作品，如哈洛爾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編寫的《喬治·戈登·拜倫勛爵》（George Gordon，Lord Byron， 1986）及《拜倫的〈唐璜〉》（Lord Byron's Don Juan， 1987）。喬安娜·理查遜（Joanna Richardson）編寫了《拜倫勛爵及其同時代的人：第六代拜倫男爵喬治·戈登·拜倫（1788—1824）的一生，由拜倫本人及認識他的人所講述》（Lord Byron and Some of his Contemporaries：The Life of George Gordon，Sixth Baron Byron，1788—1824，Told by Himself and by Some of Those Who Knew Him，1988）。

安格斯·考爾德（Angus Calder）編寫的論文集《拜倫與蘇格蘭：激進分子還是花花公子？》（Byron and Scotland：Radical or Dandy? 1989）考察了蘇格蘭對拜倫作品及政治傾向的滋養(yǎng)作用。通過對拜倫表面激進的自由主義及其在上流社會的地位進行評價，該書得出的結論是：拜倫童年對蘇格蘭語言和宗教的體驗確實對其后來的詩歌和政治傾向產生了影響。

弗雷德里克·嘉柏（Frederick Garber）的《自我、文本與浪漫反諷：以拜倫為例》（Self，Text，and Romantic Irony：The Example of Byron， 1988）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專著中的一部，該書以拜倫作品中的模式為例，對于自我生產與文本生產之間的關系這樣的浪漫主義中心問題進行了闡述。

文森特·紐維（Vincent Newey）和伯納德·比提（Bernard Beatty）編著的《拜倫與小說的限制》（Byron and the Limits of Fiction， 1988）試圖就拜倫對小說的態(tài)度以及這一藝術形式本身內在的限制這些重要問題做出解答。該書認為，拜倫本人熱情關注自然以及小說的地位，然而常常對后者的重要性產生懷疑。其次，這也是當前文學批評的主要話題，即日益關注作為完全自治之結構的小說。拜倫的詩歌可以視作對這些關注對象的描述。關于拜倫對后世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以及浪漫主義在小說中的表現等領域的研究，《拜倫與小說的限制》可以提供有益的啟示。

20世紀90年代，拜倫得到了非經典領域批評家們的青睞，拜倫的價值也得到了重新評價。馬修·司各特（Matthew Scott）在分析這一學術熱情的復蘇時，談到了以下幾個因素：首先，一批人的前期努力為后人的拜倫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杰羅姆·麥甘（Jerome McGann）精確的學術版本《拜倫勛爵：詩歌作品全集》［Lord Byron：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1980—1993）］的誕生，它匯集了拜倫所有的詩歌作品；萊斯利·馬向（Leslie Marchand）在拜倫書信和日記方面所做的工作。在麥甘等人工作的基礎之上，杰羅姆·克里斯騰森（Jerome Christensen），蘇珊·沃夫森（Susan Wolfson）和彼得·曼寧（Peter Manning）等人又使之增色不少。這里有必要對杰羅姆·麥甘和萊斯利·馬向再花些筆墨。杰羅姆·麥甘是浪漫主義及拜倫研究最重要的批評家之一，是所有的拜倫研究者都繞不開的一個人。加文·霍普斯（Gavin Hopps）將其編纂的《拜倫勛爵：詩歌作品全集》稱作是“巨人的肩膀”。麥甘于1989年獲美國拜倫協會頒發(fā)的杰出學者獎。而馬向則是自1968年起，花了12年的時間收集整理拜倫的書信和日記，于1973至1982年間編輯出版了12卷本的《拜倫書信與日記》（Byron's Letters and Journals）。鑒于馬向一生致力于拜倫研究，1982年，美國國家書評界授予他伊萬·桑德羅夫獎。

司各特還提到拜倫研究三個特別令人關注的領域：女性主義、東方主義和戲劇。沃夫森和卡洛琳·富蘭克林（Caroline Franklin）都寫過拜倫詩歌中的婦女和性別；奈杰爾·里斯克（Nigel Leask）和弗里德里克·伽貝爾（Frederick Garber）就被忽視的《東方故事詩》（Oriental Tales）做了出色的工作；拜倫的戲劇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們遺忘了，關于《沙當納巴勒斯》（Sardanapalus）的浪漫主義研究特輯的出版，尤其是瑪里琳·巴特勒（Marilyn Butler）的一篇文章很好地填補了這一空白。此外，“拜倫也成為其曾于其中寫作的文學氣候重建這一新的歷史興趣的焦點，與其他經典寫作形成對照，拜倫被視為時代的代表”。就這兩點而言，司各特認為麥甘和克里斯騰森功不可沒。浪漫主義，尤其是拜倫的學術研究從這一時期開始“顯示著在社會、政治和個人語境的持續(xù)熱情，多半旨在把這些與地域團體聯系起來”（Matthew Scott）。司各特的這一斷言確實也為此后的拜倫研究所證實。

彼得·格雷厄姆（Peter Graham）的《唐璜與攝政時期的英國》（Don Juan and Regency England， 1990）認為，拜倫反英雄詩歌的創(chuàng)作靈感源自威尼斯這一國際化都市，它的環(huán)境和氛圍對拜倫影響很大。盡管拜倫在婚變之后就永遠離開了英國，但英國社會對拜倫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卻難以否認。該書考察了攝政時期英國的社會、政治和藝術氣候等在拜倫詩歌中的反映。

安德魯·盧瑟福（Andrew Rutherford）編著的《拜倫：奧古斯都與浪漫主義》（Byron：Augustan and Romantic， 1990） 收錄的文章關乎拜倫及其作品的影響，詩歌的欺騙性，浪漫主義女英雄以及東方的帝國。對于浪漫主義女英雄，卡羅琳·富蘭克林興趣更甚，她的《拜倫筆下的女英雄們》（Byron's Heroines，1992）探索了拜倫作品中性別政治的表現。拜倫的性別塑造是以當時的文學語境為背景的，也考慮到了更廣泛的政治含義。詹妮弗·華萊士（Jennifer Wallace）認為該書“極好地拓展了日益發(fā)展的拜倫政治化的研究”，但對其試圖讓拜倫的女英雄與男英雄一較高低，竭力為她們正名的做法頗有微詞。

傳統上，批評家把雪萊和拜倫看成是不可調和的死對頭，認為兩人在性情和人生觀上差異很大。威廉姆·D·布魯爾（William Dean Brewer）的《雪萊與拜倫的對話》（The ShelleyByron Conversation， 1994）認為兩人有很多相同之處，他們的作品并非簡單地展示了二者之間相互對立的理想主義和絕望的世界觀，該書的特色在于超越了以往研究者們有限的視角，以一種復雜和矛盾的方式探討了人類的處境。

安德魯·厄爾分貝（Andrew Elfenbein）所著的《拜倫與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名人》（Byron and the Victorians， 1995）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拜倫對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作家影響的專著，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卡萊爾（Carlyle）、艾米麗·勃朗特（Emily Brontё）、丁尼森（Tennyson）、布爾沃·利頓（BulwerLytton）、迪斯累利（Disraeli）和王爾德（Wilde）。該書的重點體現在：一是展示文化生產機構為后來作家接近早期作家提供中介的方式；二是指出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作家對拜倫以及英國文化中的其他名人的各種不同的反應。厄爾分貝認為，以拜倫為參照來自我定義已成為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作家生涯的一個儀式。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作家并非完全抵制拜倫，相反，作為成熟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作家，他們通過有關個人發(fā)展的小說來定義自我，遠離與拜倫自身相關的價值，而選擇與其自身相關的價值。

菲利斯·格羅斯克斯（Phyllis Grosskurth）的《有缺陷的天使》（The Flawed Angel， 1997）于四十多年來初次采用了洛夫萊斯（Lovelace）書信集、大量個人文書的收藏，成就了拜倫這一非凡人物的畫像。格羅斯克斯也借用了拜倫的書信來完善這幅畫像。格羅斯克斯筆下的拜倫情緒易波動，時而狂躁、時而抑郁。孩童時期的他與母親關系不融洽，成年后的他往往也是在一個又一個母職人物間徘徊，放浪形骸的生活也無法排遣他內心的空虛。他優(yōu)柔寡斷、經濟上也缺乏必要的約束能力，以及最終他決定幫助希臘人爭取獨立的事業(yè)。自始至終，拜倫都為各種不由自主的力量控制著。然而這一系列的機能障礙并沒有遮蔽拜倫，他的個性魅力依舊璀璨生輝。作者認為，正是拜倫不可思議的力量改變了19世紀歐洲文學的感受力。

羅伯特·F·格雷克那（Robert F．Gleckner）和伯納德·G·比提（Bernard G．Beatty）合作編著的《拜倫勛爵的戲?。涸u論集》（The Plays of Lord Byron：Critical Essays， 1997）把大量20世紀有關拜倫戲劇的評論收集成冊，每篇文章都附有完整的參考書目。該書對拜倫作品中遭到忽視的戲劇類作品的研究具有極好的參考價值。

拜倫的詩歌及其與詩人輝煌而坎坷的一生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在整個20世紀始終都是爭論的源頭。簡·斯特布勒（Jane Stabler）編著的《拜倫：朗文批判的讀者》（Byron：Longman Critical Reader， 1998）匯集了主要英美學者和批評家關于拜倫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讓讀者了解新的文學理論如何從各個方面豐富拜倫的作品，并說明他的詩歌對浪漫主義時期歷史語境和文學形式之間關系的問題給予了有益的關注。該書收錄的文章就《唐璜》、《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和《曼弗雷德》（Manfred）之類經典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觀點和新穎的視角，對于詩人知名度稍遜的那些敘事詩、抒情詩和戲劇也提供了富有啟示的分析。該書的導論部分追蹤了20世紀二十年代以來拜倫批評的主要進展，從中可以看到歷史主義、文化唯物主義、后殖民主義、性別、女性主義和怪異理論，后結構主義、心理分析、互文性和新形式主義等各種用于分析拜倫作品的當代理論方法。盡管涉及的理論非常龐雜，威廉姆·D·布魯爾（William D．Brewer）認為該書“并未賦予任一批評理論以特權”，而且，盡管斯特布勒給每篇文章都加了注解，其閱讀的難度遠非其預想讀者——大學生所能接受，專業(yè)學者倒是該書更適合的讀者。

參考了詩人及其圈子里未曾出版過的書信，路易斯·克朗普頓（Louis Crompton）的《拜倫和希臘之愛：19世紀英國對同性戀的恐懼》（Byron and Greek Love：Homophobia in 19thcentury England， 1998）追蹤了牽涉到拜倫的許多同性戀事件。作者認為拜倫的同性戀是其第一次希臘之旅及其后來背井離鄉(xiāng)的動機所在，也是為其嚴肅詩歌增色的，詩人高傲、孤僻心理的重要緣由。該書集傳記與社會評論為一體，對拜倫及其所處時代，19世紀早期的英國社會文化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弗朗西斯·威爾遜（Frances Wilson）編著的《拜倫熱：十九、二十世紀文化中的藝術家肖像》（Byromania：Portraits of the Artist in Nineteenthand TwentiethCentury Culture， 1999）通過分析拜倫的詩歌、其文學的商品化、其肖像畫、電影、銀叉小說、愛情小說、吸血鬼小說及其有感于與蘭姆夫人（Lady Caroline Lamb）情事所留下的著書，探索了拜倫神話的發(fā)展。喬安妮·威爾克斯（Joanne Wilkes）的《拜倫與斯塔爾夫人：天生的對立面》（Lord Byron and Madame de Staёl：Born for Opposition， 1999）認為，拜倫與斯塔爾夫人各自的人格及其對當時社會生活的文學參與，給在拿破侖戰(zhàn)爭掙扎下的歐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爾克斯審視了二者的個人關系，從攝政時期的言語交鋒，到二人在瑞士的友誼，以及拜倫在斯塔爾夫人去世后對她的頌揚。威爾克斯的著眼點在于二人的文學聯系，涉及二人對性別的處理，他們對英雄行為可能性的把握，及其有關作家功能的觀念。在此基礎上，作者解釋了性別是如何對每個作家的政治和文學生涯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威爾克斯對拜倫的政治采取了非常必要的大陸視角，有效地把斯塔爾對英國政治制度的贊美放到其最嚴厲的批評家的語境中。

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雖未見以拜倫敘事詩為專題的全面、系統的研究，但以其單個作品，尤其是《唐璜》為主題的探索時?？梢?。安妮·巴頓（Anne Barton）的《拜倫：唐璜》（Byron：Don Juan， 1992）在解讀《唐璜》的基礎上，揭示了該書內在的連貫性和藝術完整性。莫伊拉·哈茲利特（Moyra Haslett）的《拜倫的唐璜與唐璜傳奇》（Byron's Don Juan and the Don Juan Legend， 1997）重新審視了《唐璜》的傳奇故事，認為《唐璜》的傳奇故事是理解該詩文化和性別政治的重要背景。該書對傳統的神話批評提出異議，并運用后現代和女性主義理論來考察拜倫的詩和傳奇本身。橫田-村上隆幸（Takayuki YokotaMurakami）的《東西方的唐璜：比較文學的難題》（Don Juan East/West：On the Problematic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98）對西方和東方（主要是日本）的唐璜進行對比，比較主義被用來重新定義日本的“浪子”，并用于驗證唐璜這類人的性別意識。查爾斯·唐蘭（Charles Donelan）的《拜倫〈唐璜〉中的浪漫主義與男性幻象》（Romanticism and Male Fantasy in Byron's Don Juan：A Marketable Vice， 1999）認為，《唐璜》采用傳奇故事來揭示浪漫主義和19世紀大眾文化背后男人的幻想。透過該書的視角，我們可以看到，歐洲最著名的文學名人是如何在《唐璜》中展示自己的陰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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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拜倫批評發(fā)生了詩歌形式的轉向，這里的形式被認為是對歷史語境的反應并且隨之而發(fā)生。簡·斯特布勒、斯圖亞特·柯倫（Stuart Curran）、蘇珊·沃夫森等人的研究均有涉及（Sachs，2005）。這一時期，拜倫的研究者們更加注重原始資料的發(fā)掘，視角更加新穎，有的甚至堪稱前衛(wèi)。貝尼塔·艾斯勒（Benita Eisler）的《拜倫：激情之子，聲名之制》（Byron：Child of Passion，Fool of Fame， 2000）采用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材料，對拜倫的生平及其詩歌作了十分有趣的分析，考察了拜倫的成名、他生命中的女人、迫使他背井離鄉(xiāng)的婚變及其備受贊譽的詩歌作品。

艾倫·羅伊斯（Alan Rawes）的《拜倫的詩學實驗：恰爾德·哈洛爾德、故事與喜劇探索》（Byron's Poetic Experimentation：Childe Harold，the Tales，and the Quest for Comedy， 2000）考察了拜倫詩歌的演變，認為拜倫試圖擺脫由悲劇習語所造成的想象力的限制，從而形成一種可以發(fā)揮作用的喜劇模式。

喬納森·大衛(wèi)·格羅斯（Jonathan David Gross）的《拜倫：自由性愛派》（Byron：The Erotic Libera， 2001）把拜倫的詩歌放在諸如斯塔爾夫人之類自由派貴族作品的語境中，探索了拜倫的性愛生活與其政治承諾的關系。

一般認為，雪萊是對拜倫作品影響最大的詩人。與這一普遍看法相左，在杰弗瑞·W·威爾（Jeffery W．Vail）的《拜倫勛爵與托馬斯·摩爾之間的文學關系》（The Literary Relationship of Lord Byron and Thomas Moore， 2001）一書中，作者令人信服地說明了，較之當時其他任何作家，拜倫最親密的朋友、傳記作家托馬斯·摩爾在拜倫的生活及工作中占據了很重要的位置。在該書中，威爾對19世紀的原始資料做了大量的考證——包括關于兩位作家的數百篇當代評論與文章，以及摩爾的五百多封未出版的書信手稿。從拜倫年輕時嘗試模仿摩爾早期的色情抒情詩開始，威爾分析了摩爾抒情詩、諷刺詩和民謠對拜倫作品的影響。繼而又考察了拜倫對摩爾的影響，尤其是摩爾1816年以后所寫的東方及敘事詩。1824年拜倫的死訊傳到英國時，摩爾就起初委托給自己的拜倫傳記的命運同拜倫的朋友和親戚們發(fā)生了沖突。盡管摩爾被迫同意毀掉傳記，然而，為確立和維護其朋友的遺產，他又寫了一部感情豐富的長篇傳記作為補償。威爾的這部著書增進了我們當代人對拜倫的生平及其作品的理解，也使摩爾作為嚴肅批評研究的對象受到人們的關注。

詹姆士·索德赫姆（James Soderholm）編纂的《拜倫與浪漫主義》（Byron and Romanticism， 2002）收集了杰羅姆·麥甘20世紀最后二十五年來關于浪漫主義與拜倫研究的成果。緒論部分是對麥甘的拜倫研究史的一個回顧，尤其是其學術編輯與文藝理論創(chuàng)新是如何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核心部分的論文涉及拜倫，主要是其早期的抒情詩，包含拜倫與彌爾頓、華茲華斯，拜倫與歷史口頭詩學，拜倫詩歌的修辭，拜倫詩歌的歷史、傳記維度，保守浪漫主義的偽善等多個話題的探討；此外，麥甘還在對新批評及解構主義予以批判的基礎上，論證了文學文本的參照性與歷史性。

簡·斯特布勒的《拜倫，詩學與歷史》（Byron，Poetics and History，2002）就拜倫的詩學形式與其時代的歷史爭辯的關系進行了第一次全面的考察。作為對浪漫主義時期出版及讀者的最新研究的回應，斯特布勒認為，拜倫的詩學發(fā)展是當時的文化歷史條件及其為英國閱讀公眾所接受的必然結果。利用這一關于拜倫的書信及閱讀的最新的文獻研究，斯特布勒追溯了拜倫作品中始終如一的文本間對話的復雜性。

菲奧納·麥卡錫（Fiona MacCarthy）憑借《拜倫：人生與傳奇》（Byron：Life and Legend， 2002）一書完成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有關拜倫研究最重要的作品。這一“期待已久的、權威的傳記”披露了許多先前學者們從未考察過的文獻資料，探索了一直以來拜倫復雜的創(chuàng)作生活中不為人知的方面，重新評價了他的詩歌，重新闡釋了他精彩的書信，重新審查了詩人同時代人留下的繁多的記錄：他的朋友和家人，批評家和支持者。麥卡錫的視野全面，對于其研究對象的天賦的各個方面都給予了應有的關注，涵蓋了詩人生平的整個過程，追溯了詩人的意大利、土耳其和希臘之旅，以其米索朗基城的英雄之旅而告終。拜倫36歲便英年早逝了，在他去世之后，拜倫熱席卷歐洲。在此作者展示了詩人死后的聲名鵲起及其在文學、建筑、繪畫、音樂、行為方式、性別和精神等方面的影響。這一重要的新研究以其新穎的視角、感性的描繪，重新確立了拜倫作為歐洲藝術最前沿的超凡人物的形象，它有助于人們更充分了解拜倫的生平及其藝術。

約翰·C·福克斯（John C．Fox）的《拜倫之謎》（Byron Mystery， 2003）圍繞拜倫夫人（Lady Byron）與拜倫分居之事展開討論。該書根據原始資料以及公眾的反應，徹底考察了1869—1871年的紛爭。

阿比蓋爾·基根（Abigail Keegan）的《拜倫的另一個自我和聲音：同形異義詞符號的語境化》（Byron's Othered Self and Voice：Contextualizing the Homographic Signature， 2003）考察了《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第一、二章和《東方故事詩》，說明了拜倫式人物和英雄的塑造大大歸功于浪漫主義時期同性戀含義的矛盾之處。

德拉蒙德·波恩（Drummond Bone）的《劍橋文學指南之拜倫》（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yron， 2004）特邀名家撰文，從文學史、拜倫的生平及游歷、出版、政治及拜倫在歐洲的接受等多個角度探討拜倫的作品。該書將其涉及范圍的廣度與單個作品研究的精度恰到好處地結合了起來。

艾特拉·斯坦（Atara Stein）的《電影、小說和電視中的拜倫式英雄》（The Byronic Hero in Film，Fiction，and Television，2004）追蹤了拜倫的曼弗雷德作為一個自絕于一切的英雄對其后人心目中的偉人形象的影響——包括《蒼白騎士》（Pale Rider），《不可饒恕》（Unforgiven）， 《終結者》（The Terminator），《異形》（Aliens），《烏鴉》（The Crow），《睡魔》（Sandman），《星際旅行：下一代》（Star Trek：The Next Generation）和《天使》（Angel）等形象。在對浪漫主義英雄類型及其現代同類人的全面研究中，艾特拉·斯坦將自己在學術上的敏銳與一個虔誠的拜倫迷的洞見很好地調和起來。

自19世紀早期以來，英國、歐洲大陸、美國等世界各地的政治與社會各界，無數人士為拜倫其人、其形象所吸引。約翰·克拉比（John Clubbe）的《拜倫，薩利與畫像的威力：托馬斯·薩利與他筆下的拜倫》（Byron，Sully，and the Power of Portraiture：Thomas Sully and His Byron， 2005）關注的是一位重要畫家所繪的唯一一幅拜倫肖像畫于美國北部聯邦的歷史與文化意義。托馬斯·薩利筆下的拜倫從1826年起直至今天一直為私人所收藏，因此從未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從1999年發(fā)現這幅畫像以及兩百年來這一畫像起源的說法及其與其他知名的拜倫肖像畫的關系入手，作者討論了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早期英美肖像畫廣闊背景下的研究工作。受到最多關注的是托馬斯·勞倫斯和他的美國同行薩利。拜倫是作為年青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偶像來加以描述的，美國國慶50周年恰逢薩利開始繪制拜倫的肖像畫。作者對這一畫像進行了細致的解讀，認為薩利所作的視覺闡釋與其所期望表現的拜倫確實非常吻合。

卡羅琳·富蘭克林的《拜倫》（Byron， 2007）對于拜倫作品的背景及諸多的解讀所提供的介紹，可謂清晰易解。它把拜倫生平及作品置于一個更廣闊的批評史中，對其主要批評文章及視角進行了介紹。作為“路特里奇文學指南”（Routledge Guides to Literature）叢書的一本，該書各部分互相參照，試圖在文本、背景和批評間建立聯系，旨在為拜倫研究的深入探索者提供一條必經之路。

謝麗爾·A·威爾遜（Cheryl A.Wilson）等人編寫的《拜倫：繼承與遺產》（Byron：Heritage and Legacy， 2008）收錄了伯納德·比提、彼得·柯克朗（Peter Cochran）、瑪里琳·高爾（Marilyn Gaull）、查爾斯·E·羅賓遜（Charles E．Robinson），安德魯·史多佛（Andrew Stauffer）和蒂莫西·韋布（Timothy Webb）等人的文章，涉及文本細讀、比較閱讀、文化分析在內的一系列學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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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拜倫研究的專著和編著之外，還有專門論及拜倫的期刊。此外，各種形式的基金、協會等組織也有不少?！栋輦愲s志》（The Byron Journal）是拜倫協會每半年一次在利物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家國際期刊。期刊專門出版有關拜倫的作品、生平以及相關主題的學術文章。自1973年創(chuàng)刊以來，在全球許多國家擁有廣泛的讀者。除了為拜倫研究的權威以及拜倫周年紀念等重要活動和會議有關信息提供論壇外，期刊也刊發(fā)詩人主要作品的評論，該刊對于自己刊發(fā)新書書評的速度一直引以為豪?！栋輦愲s志》的編輯與顧問群中有許多是拜倫研究及浪漫主義研究非常重要的學者，如伯納德·比提、德拉蒙德·波恩、約翰·克拉比、卡羅琳·富蘭克林、彼得·格雷厄姆、查爾斯·羅賓遜和簡·斯特布勒等。此刊所發(fā)文章還有機會被收錄于牛津大學每年出的《英語研究年度成果》（The Year's Work in English Studies），它在學界的認可程度由此可見。

“拜倫基金講座”（Byron Foundation Lectures）于1912年由公眾捐款設立，講座的主題不限于拜倫，但必須關乎英國文學的某個方面?；鹬v座在多數情況下每年舉行一次。近年來，講座關注的對象為拜倫及其同時代的人。講座中的相當一部分作品由諾丁漢大學印刷出版。

此外，《歐洲浪漫主義評論》（European Romantic Review）、《浪漫主義》（Romanticism）、《網上浪漫主義》（Romanticism on the Net）、《英國文學研究》（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浪漫主義研究》（Studies in Romanticism）、《劍橋季刊》（The Cambridge Quarterly）、《說明與質疑》（Notes & Queries）、《德克薩斯文學與語言研究》（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 Language）等都刊發(fā)了大量有關拜倫研究的論文。

在這些期刊論文中，對拜倫作品的研究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主要從作品的主題、風格、創(chuàng)作手法、出版和傳播、接受和影響等角度展開討論。洛仁·格拉斯（Loren Glass）的文章《血緣與情感：〈曼弗雷德〉和〈巴里西娜〉中亂倫的詩學》（Blood and Affection：The Poetics of Incest in Manfred and Parisina，1995）對拜倫的詩作《曼弗雷德》和《巴里西娜》中的心理分析主題進行了探討。

馬克·菲利普森（Mark Phillipson）的文章《拜倫的故地重游》（Byron's Revisited Haunts，2000）追蹤了拜倫文學作品中明顯的對自我放逐的迷戀，揭示了拜倫真正流放之后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進展。

《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的前兩章在拜倫的主要作品中沒有得到什么關注。艾米麗·A·伯納德-杰克遜（Emily A．Bernhard Jackson）的文章《新時期的哈洛爾德：恰爾德·哈洛爾德第一、二章與拜倫對權威知識的抵制》（The Harold of a New Age：Childe Harold I and II and Byron's Rejection of Canonical Knowledge，2006）認為，這些被忽略了的篇章事實上對于理解拜倫的大作非常關鍵。它們?yōu)槟切┘磳⒊蔀槠湮磥碜髌酚篮阒髡{的東西，即知識是如何被生產的，以及知識訴求有多么值得信賴，提供了最初的例證。

彼得·W·格雷厄姆的文章《拜倫與其放逐時的鄉(xiāng)愁》（Byron and Expatriate Nostalgia，2008）考察了拜倫詩歌中的鄉(xiāng)愁。作者把拜倫比作史詩《奧德賽》中的奧德修斯，認為拜倫在流亡國外時鄉(xiāng)愁始終都伴隨著他。

相對于拜倫的敘事詩而言，其抒情詩得到學者們的關注要少得多。這與抒情詩在西方地位一直不高有很大的關系。麥甘的學術研究獨辟蹊徑，做過不少該方面的研究（收于《拜倫與浪漫主義》）。該書的編輯詹姆斯·索德赫姆本人也對拜倫的抒情詩給予了一定的關注，其文《拜倫的游戲抒情詩》（Byron's Ludic Lyrics，1994）分析了拜倫在浪漫主義詩歌的討論中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拜倫的抒情詩之所以被忽略，源自拜倫的抒情詩與浪漫主義抒情詩傳統模式之間的差異，而且前者不符合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所設定的任何一種抒情詩模式。

狄諾·費爾盧伽（Dino Felluga）的文章《“無聲的思想”：拜倫與文本文化的激進主義》（“With a Most Voiceless Thought”：Byron and the Radicalism of Textual Culture，2000）探討了拜倫的詩歌策略。費爾盧伽認為，正是拜倫在各個體系間的位置形成了他詩歌的基本策略——戀物情結的心理分析治療，文化的文本化，地點的歷史化，現在的人類學化，文化的戲劇化。通過這些策略，拜倫的作品做到了不僅僅是對一個階級，而且是對不同階級、不同地位的所有成員發(fā)表意見，這些階級、地位各異的人出于對當時社會秩序各方面的共同對抗而聯合在一起。

拜倫詩作的出版和傳播也是拜倫研究者們關注的一個話題?！墩f明與質疑》刊發(fā)的拜倫研究類文章多與此相關。例如，彼得·科克倫（Peter Cochran）的文章《拜倫的〈審判的幻景〉各版本的傳播》（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exts of Byron's The Vision of Judgemen， 1994），克里斯多佛·弗萊徹（Christopher Fletcher）的《拜倫勛爵——沒有記載的拜倫親筆簽名詩》（Lord Byron—Unrecorded Autograph Poems，1996），安德魯·史多佛（Andrew M．Stauffer）的《拜倫詩歌在美國的第一次印刷》（The First Printing of a Byron Poem in America，2008）。

其中，科萊特·科林根（Colette Colligan）的文章《拜倫〈唐璜〉復制的失控：閨房、地下印刷文化與機械復制時代》（The Unruly Copies of Byron's “Don Juan”：Harems，Underground Print Culture，and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2005）以敏銳的視角發(fā)現了有關《唐璜》的爭論與淫穢業(yè)的出現二者之間的關聯，并且揭示了淫穢業(yè)是如何開始在復制媒體、大眾消費和東方主義中獲得意義的?？屏指J為，《唐璜》是19世紀二十年代倫敦快速發(fā)展的印刷文化中相互沖突的社會群體的支點。拜倫的詩歌日益與地下激進、自由、淫穢的出版聯系在一起，推動了關于通俗印刷品的大眾消費和復制的爭論?！短畦分虚|房篇章的盜版逐步增強了這一爭論，并最終導致關于詩歌版權的法律研究。

期刊文章不僅涉及的內容豐富多彩，它們所采用的理論也是五花八門，如對話、互文、敘事、哲學、政治、空間，等等。馬克·菲利普森的文章《流亡中的轉變：拜倫的〈瑪澤帕〉》（Alteration in Exile：Byron's Mazeppa， 2003）又一次顯示出他對流亡主題的興趣，該文討論了拜倫的詩歌《瑪澤帕》中對流亡生活的描寫，揭示了拜倫詩歌風格的轉變。作者認為，正是拜倫所提出的對話體方式促成了巴赫金（Bakhtin）的對話理論。

芭芭拉·萊威霍費爾（Barbara Ravelhofer）的《拜倫〈異教徒〉中的口頭詩歌與印刷出版》（Oral Poetry and the Printing Press in Byron's The Giaour， 2005）認為《異教徒》提供了不同層次的對話和交流。通過分析《異教徒》中口頭詩歌手法的運用，萊威霍費爾發(fā)現，《異教徒》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用直接引語來表達的，而且其主要的文本本身由幾個聲音構成。以上對于拜倫詩歌創(chuàng)作風格和手法的研究對于拜倫對巴赫金的影響，尤其是其對話理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拜倫的詩歌作品廣泛地吸納了前人及外來因素的精華，此類關涉互文性的文章為數不少。伯納德·比提的文章《伊斯蘭教中的加爾文：閱讀〈萊拉〉與〈異教徒〉》（Calvin in Islam：A Reading of Lara and The Giaour， 1999）討論了拜倫的《東方故事詩》中表現出來的加爾文教派和伊斯蘭教之間可能的相似性，并闡釋了加爾文取自圣經敘事的內容對拜倫寫作的影響。

瑪麗亞·斯喬伊納（Maria Schoina）的文章《把我們嫁接在外國的樹干上：拜倫的文化適應詩學》（To Engraft Ourselves on Foreign Stocks：Byron's Poetics of Acculturation，2006）考察了浪漫派對于融入當地文化以及“入鄉(xiāng)隨俗”的期望是如何表達或表現的。作者認為，盡管拜倫對意大利地點多樣化的認同是建構在想象中的，它也是植根于受時空限制的行為并且涉及社會關系的結構。此外，拜倫特殊的意大利融入由于瑪麗·雪萊的理論化，被視作是第二文化習得的典范。

安德魯·拉德（Andrew Rudd）的文章《“東方”與“東方學者”的詩歌：浪漫主義時期文學批評的爭論》（“Oriental”and “Orientalist”Poetry：The Debate in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Romantic Period，2007）探討了19世紀文學待遇以及東方神話和史詩文學的審美。作者考察了托馬斯·摩爾、拜倫和羅伯特·騷塞（Robert Southey）的多部作品，描述了他們的批評接受。拉德的結論是，該時期的文學批評要求在非西方文明的外來元素和當前對那一時期浪漫主義文學的接近之間取得一定的平衡。

大衛(wèi)·黑爾·拉德克利夫（David Hill Radcliffe）的文章《拜倫與蘇格蘭斯賓塞的模仿者》（Byron and the Scottish Spenserians，2008）認為，拜倫模仿了蘇格蘭詩人詹姆斯·湯姆森（James Thomson），《懶惰的城堡》（The Castle of Indolence）一書的作者，而湯姆森在拉德克利夫看來是斯賓塞式諷刺作品的范例。

敘事理論一般多用于小說分析，在拜倫的敘事詩上也有研究者用到相關理論。斯圖亞特·弗洛恩德（Stuart Peterfreund）的《唐璜，驚人的記憶力：〈唐璜〉中費南戈的敘事力量》（Juan the Memorious：The Feinaiglian Narrative Dynamics of Don Juan， 2006）對華茲華斯和拜倫的英雄觀及其實現路徑進行了比較，認為盡管二人同樣懷有寫作偉大詩歌的抱負，華茲華斯實現這一目的的策略是追求先鋒的方法，之后慢慢讓位于一種英雄觀——犧牲對自我的尋求，服從傳統信仰和信念的約束；而拜倫則與之不同，他在《唐璜》里創(chuàng)造了一種喜劇英雄觀——通過其敘述的不可信來實現記憶。實現記憶需要的敘事動力歸因于拜倫對費南戈《記憶的新藝術》（New Art of Memory， 1812）的熟悉，《唐璜》遵循了記憶空間化的傳統，而空間化勢必通過不可信的小敘事來加深記憶。拜倫在塑造唐璜這一令人難忘的形象時也運用了不可信的敘事手法。

此外，有關詩人本人（或作品）與他人（或作品）關系的研究也時?？梢姟１说谩た驴死实摹陡ダ饰鹘z·柯恩、唐璜與卡斯提》（Francis Cohen，Don Juan，and Casti，1998）討論了拜倫對作家、翻譯家弗朗西絲·柯恩的暗諷，認為《唐璜》的風格和語調來自姜巴斯蒂塔·卡斯提（Giambattista Casti）。

肯·帕萊爾（Ken Parille）的《怒氣沖天：華茲華斯對拜倫的攻擊》（All the Rage：Wordsworth's Attack on Byron，2001）描述了多蘿西·華茲華斯（Dorothy Wordsworth）與拜倫之間的沖突，闡釋了二者在詩歌作品細節(jié)與觀念上的差異。

浪漫主義關于勞作與閑暇的討論往往只限于對來世的描述。布萊克和拜倫的詩歌中都有相關的描述，區(qū)別是，布萊克這一關于來世的版本部分源自伊曼紐爾·斯韋登伯格（Emanuel Swedenborg），而拜倫采用了盧克萊修（Lucretius）的伊壁鳩魯哲學版本（Epicureanism）。布萊恩·戈德保（Brian Goldberg）的《拜倫、布萊克和天堂》（Byron，Blake，and Heaven，2002）認為，盡管二者難以協調的來源，詩人們在一點上達成了一致。如果天堂就是要將我們從勞作與閑暇的差異中解脫出來，因而在克服人類活動純粹傳統的分界的同時解除亞當的詛咒，就需要消除體力和腦力勞動的界限。在二人的詩作中，拜倫和布萊克各自上演了實踐智慧、不受法令和條規(guī)調控的道德判斷，目的就是為了把他們的天堂理論與生活現實聯系起來。

蘇珊·沃夫森的《用拜倫教希曼斯》（Teaching Hemans with Byron，2006）以費利西亞·希曼斯（Felicia Hemans）的作品為出發(fā)點，討論了浪漫主義時期拜倫對其作品的影響，作者認為，在研究希曼斯第一個出版階段她對拜倫的響應時，拜倫式英雄主義的性別輪廓得到了希曼斯敏銳的關注，拜倫式英雄的精彩解說使之欣喜若狂，并對此給予了專業(yè)的關注，希曼斯還急切地想把這一受歡迎的類型運用到女性英雄的詩歌中。

拜倫對女性作家的態(tài)度非常矛盾，他的詩歌、書信和日記展示了詩人有關婦女的許多語言和洞察力的證據。他對瑪麗亞·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哈里特·李（Harriet Lee），斯塔爾夫人，瑪麗·雪萊，伊麗莎白·英奇巴爾德（Elizabeth Inchbald），哈娜·考利（Hannah Cowley），喬安娜·巴利（Joanna Baillie），卡羅琳·蘭姆夫人，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和夏洛特·戴克（Charlotte Dacre）的作品曾作出回應、借用和改編。女性作家對其生涯的影響也可以從其敘事詩和戲劇中的女性（和男性）形象的發(fā)展上看出來。保羅·道格拉斯（Paul Douglass）的《拜倫勛爵的女性主義經典：其建構之見證》（Lord Byron's Feminist Canon：Notes toward Its Construction，2006）關注的是李、英奇巴爾德、斯塔爾、戴克和蘭姆對拜倫的影響；其次是拜倫對知識女性如奧克斯福德夫人（Lady Oxford），墨爾本夫人（Lady Melbourne）以及男性作家如托馬斯·摩爾、雪萊和華茲華斯的作品所作出的反應，及其對拜倫性別描寫的影響。

L·亞當·梅柯勒（L．Adam Mekler）的《破鏡及其在拜倫與瑪麗·雪萊作品中的多重反映》（Broken Mirrors and Multiplied Reflections in Lord Byron and Mary Shelley，2007）考察了瑪麗·雪萊和拜倫作品之間的關系、二者之間的工作關系，以及破鏡這一比喻在二者作品中的反映。克斯提·布萊爾（Kirstie Blair）的《〈悼念〉第十三章》與《海盜》（In Memoriam  and The Corsair， 2008）討論了阿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悼念》（In Memoriam）對拜倫《海盜》的引用以及丁尼生與拜倫的職業(yè)關系。

總之，有關詩人之間關系的研究是比較文學領域一個常見的話題，拜倫及其作品因其影響之廣、影響之深而使得這一話題經久不衰。姑且不論拜倫研究在各國的進展如何，各國對于拜倫在本國的接受、對本國作家及其作品的影響都能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西方和中國都不例外。第二章 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的敘事與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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