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個角度看中國

三十多年前，中國才開始與西方相互熟悉、相互交往起來，而中國簽署的承認歐、美各國存在的第一批條約距今也只有五十幾年的歷史。但是，那些條約僅僅在某種前期介紹性工作中發(fā)揮了作用，而缺乏例如允許雙方尋求和建立彼此之間良好關系等具體條款。只要中國對外開放貿(mào)易并允許外國人居住的口岸仍然只是沿海三四個城市，只要外國人在中國內(nèi)陸的游歷仍然被禁止，只要北京的大門不能向各國外交代表敞開，只要我們被滯留于軍艦上的使團依然在中國沿海四處漂蕩——只要這些情況仍然存在并一直存在下去，我們西方人就永遠無法了解中國人，同樣，中國人也無法認識我們。

從中國在1842年8月29日與西方列強簽訂第一個條約——《南京條約》開始，直到1860年《天津條約》的簽訂，中國才允許外國使節(jié)進駐北京，允許外國人在中國內(nèi)陸自由游歷。而在此之前的年月中，情況一直像上面說的那樣。

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的人們面對面地站在了一起，互相審視著對方，這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先進的、富有侵略性的西方人正滿懷期待。在東方，他們遭遇了象征保守高傲、雍容自尊的中國人。先進進取與落后保守碰撞在了一起；已然跨入蒸汽時代、鋼鐵時代、電氣時代的西方正虎視眈眈地直逼尚處在孔子時代的中國。不妨設想一下：倘若讓一個近代富于進取的西方商人和那位中國圣人彼此相識并交往，同時各自形成對對方的印象與看法。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不得不提——那位孔圣人根本就不愿見這位西方商人。這樣，對于東西方最初接觸的情況，讀者便會有一個相對準確的概念。

絕對沒有交往的共同基礎和共同利益點。事實上，我們非?？释袊擞猩馔鶃?。清政府小心翼翼地將同我們的貿(mào)易往來限制在廣東，并且那里也是我們唯一被允許做生意的地方，清政府這樣做是想表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希望與我們進行貿(mào)易往來。這種貿(mào)易就如同下面的情況：我們將從牢固的雉堞上遞下來的成捆的生絲和滿箱的茶葉接過來，然后將我們的墨西哥銀元和英國鴉片再用繩子遞回去。只要這種極其脆弱的交易方式依然存在，我們的認識永遠都是：這種貿(mào)易規(guī)則是帶有限制性的，不是令人滿意的、帶有鼓勵性的。

盡管如此，中國并沒有特別反對與歐美各國建立良好的政治與經(jīng)貿(mào)關系。事實上，中國只是不希望在任何方面將自己與西方的交往擴大。為了防止內(nèi)地百姓對鄭成功抗擊清軍的支持和聯(lián)系，清政府于順治十八年，也就是1661年，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等地沿海居民內(nèi)遷30至50里，同時還勒令其將沿海民居與船只全部燒毀，不允許有片板入海。在遷海令的執(zhí)行中，清政府不惜以酷刑相逼，損毀城廓，燒毀房屋；越界者無論遠近，一律斬首。不過后來禁令漸寬，到康熙二十年，也就是1681年，禁令被完全撤銷。然而在當時，一旦有人漂洋過海到國外去，回來之后又不小心落到了官吏的手中，那么，給予他的懲罰便是被劊子手砍掉腦袋。盡管這條法令許多年來根本沒有得到執(zhí)行，但至今卻仍然沒有被正式廢除。根據(jù)清政府的規(guī)定，任何超過6英尺長的片板船只都不得建造。這就使得所有的短途航海變得無利可圖，同時還要擔受風險。無論任何國籍的船只想要進入中國港口是不被允許的，而中國國內(nèi)又將船只限制在甚至不能進行一般遠途航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容易想到中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納從異域來的客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對他們進行回訪。在這種閉關自守的政策中，唯一例外的就是允許數(shù)量有限的暹羅也就是泰國商船只需要按時注冊登記，就可以在曼谷和某幾個中國港口之間進行貿(mào)易。這些商船隨著夏季風或東南季風北上來到中國，再由冬季的西北風送回自己的國家，這樣的往返旅程每年進行一次。

寫作這本書的目的，不在于探究導致中國官府采取這一專制的閉關自守政策的原因，也不在于探究這種政策的效力是否得到了認可或否定。但是，可以確信的是，中國對于西方各國的特點及其地理位置都一無所知。據(jù)說，現(xiàn)在的德意志帝國曾經(jīng)想要派遣一支外交使團到中國進行談判，并簽訂一個條約時，被中國官府拒絕了。在英國官員百般斡旋之下，拒絕的成命才勉強被收回。同時，中國官府還天真地宣稱從英國代表提供的信息來看，德國人是一個真正值得尊重的民族，因為他們的國王是大不列顛女王的親戚。正是這個原因，才使得中國官府同意進行談判和簽約。1870年，一位北京的高級官員因為某種特殊使命將被派往歐洲訪問之時，他竟然要求將150多鎊的食鹽連同其他的行李一起帶上車，因為他擔心在將要去的地方很難得到食鹽。最近，即1884年左右，有人曾經(jīng)偶爾聽到一位清朝內(nèi)閣的官員向他的同僚詢問外國人結婚是否有任何形式的婚約，還問他們是否男女雜居在一起，甚至有亂倫的行為。

這種毫無根據(jù)的無知問題所體現(xiàn)的是這位中國官員對那些可憐不幸的動物們的風俗習慣以及面貌長相的種種荒唐可笑的觀念與看法。那些動物們居住在遙遠的地方，極具影響和開化力的中華帝國對他們是鞭長莫及的。今天，在中國北京或其他城市的書店里，熱衷人類文化學研究的學者都可以找到一些包含對外部世界野蠻人的種種描述的書籍，其中還附有一些經(jīng)過用水彩描繪的插圖。在這些插圖中，有一類人通常被描繪成長耳過肩、直垂到地面的怪物；而另一類人，腿短得出奇，簡直不值一提；對于另一類人的描繪，使研究者得出一個結論，即中國人一定曾經(jīng)比較準確地聽說過大猩猩的形態(tài)；還有一類人，他的臉被描繪得像一個腫瘤，通過低浮雕的形式刻畫在胸脯之上；另一類人的腦袋被畫在左手臂下面，他們輕松自如地攜帶著這樣的腦袋。對于她的認識如此缺乏并做如此想象的中國人不希望做進一步密切交往的心態(tài)，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閉關自守受到?jīng)_擊之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整個世界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國的影響，以她的意志為轉(zhuǎn)移，她成為了核心人物，是世界的最終支配力量。她是一個強有力的、文明開化的帝國，如同一顆恒星，連同環(huán)繞在她周圍的令人羨慕的衛(wèi)星國一起，形成了一個體系、一個世界。在這個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世界里，其他衛(wèi)星國用所有最美妙的阿諛奉承式的模仿來使她稱心如意。他們完全照搬她的文明，借用她的宗教，甚至連政府體制也以她為藍本。有幾個國家還采用了漢語，從漢語中汲取文學和藝術養(yǎng)分。所有衛(wèi)星國都將她視為東方世界中最權威、最尊貴的霸主。無論國內(nèi)還是國際爭端，她都以仲裁者的身分不斷用武力幫助他們鎮(zhèn)壓起義和暴動。她自奉為也被公認為是他們的保護神，她是如此地至高無上。

在這個行星系中，日本就是一顆危險的、捉摸不定的彗星。在東方，或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日本那樣從中國攫取了巨大的實際利益。日本的藝術、語言、大部分文學以及至少一種宗教流派，都無不來源于她偉大的大陸鄰居——中國。例如從日本對自己的兩種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茶葉和蠶絲的稱呼中就可以聽出他們都是從中國引進的。盡管這樣，日本卻還一直在招惹麻煩，不斷給中國添亂子，她是一個覬覦中國穩(wěn)定的、公認的霸主地位的挑戰(zhàn)者。一些人錯誤地以為中日兩國之間最近的沖突是一種例外，事實上那不過是過去十個世紀的歷史在當代的重演。

除日本外，中國和上述國家間都建立了一種明確的、彼此非常理解的睦鄰友好關系。各小國的使節(jié)們，每個新年都會帶著貢品到北京，向中國皇帝表達節(jié)日的祝福，而中國皇帝也會親自接待他們。回去的時候，他們也是滿載著國王回贈給他們的禮物，而這些禮物總比他們所帶來的貢品貴重得多，因為中國皇帝不論權力還是財富都比他們的國王多得多。暹羅國王幾乎年年向中國皇帝進貢白象，這些進貢而來的白象有些至今仍然還活著，存養(yǎng)在北京的象苑里。此外，在1894-1895年的冬季，就算稱不上是數(shù)個世紀以來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幾十年中的第一次，朝鮮國王沒有派遣進貢使團來京，而此前的中國同朝鮮的貿(mào)易大部分都由這些使團完成，因為一支龐大的商隊被允許隨使團一同前往。同時，在上述一些國家中，還形成了一個新國王必須派遣專門的使團到中國告知自己的繼位，并請求中國皇帝仁慈的恩準的慣例。在朝鮮和越南尤是如此。

可以預想，在細微縝密、高度務實的西方人心中，對這種靈活松散而又帶本質(zhì)性的東方關系產(chǎn)生了諸多誤解。無論任何一種歐洲語言，都無法表達中國所宣稱的那種思想，而那種思想對我們關于國際關系的概念亦是完全陌生的。由于缺乏一個更合適的術語，同時又缺乏對這種關系實質(zhì)的準確理解，于是我們就一直將這種關系稱為宗主與藩屬的關系。然而事實上，它在本質(zhì)上并不屬于宗主與藩屬的關系。因為在宗主國和藩屬國關系中，極其重要的一點就是后者必須定期向前者交納一定數(shù)額的貢物和貢金，同時還必須向前者提供一定的軍事力量。然而，任何藩屬國都沒有被中國強迫去這樣做。一直以來，中國都不斷地向她弱小的鄰居們派遣全副武裝的軍隊，去幫助鎮(zhèn)壓國內(nèi)的造反與叛亂，然而她從來都沒有請求更沒有接受過藩屬國的此類援助。除了中國總是在其中無一例外地多予少取的新年互贈禮品活動之外，藩屬國向中國皇帝進獻什么貢物貢金的情形根本就沒有出現(xiàn)過。

這種關系雖然對我們來說是模糊不清的，但對東方人來說，這恰恰符合他們的思維方式與觀念。他們將這種關系形象地比喻成老大哥和小弟弟的關系。舉例來說，如果中國官府想要表明她和朝鮮的關系時，就會采用這種說法，就如同被用來描述一個家庭中哥倆的親緣關系一樣。如果考慮到在這種盛行于中國各地、甚至已經(jīng)形成了她的整個政府基礎的宗法家長制下，作為老大哥的中國有凌駕于小弟弟之上的某些權力與義務，那么連結中國同她周圍弱小鄰居的這種關系就不難理解了，這種關系體現(xiàn)的是一種道德權威，也體現(xiàn)了對正義的支配，然而這種思想是令人厭惡的，與我們的思想觀念格格不入，因為它既可以隨意強加于人，同時又可以隨意被取消。這樣，依據(jù)這個事實，即主觀判斷可以加強或者可以回避這種關系，我們或許能夠從中找到這個體系中最令東方人滿意的某些特征。

勤于思考的人們不會驚訝于多少個世紀以來，中國始終保持著霸主地位，她欣然地接受了她的弱小的、還未開化的鄰居們的恭維與贊美，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整個民族強烈的驕傲自大意識。于是，她有理由鄙視那些沒有受惠于她的遠方國度以及那些因此也沒能按她的模式去塑造自己的國度。她擁有一個由謙卑的崇拜者所組成的小圈子，她十分排外，不希望有任何異己闖入其中。與此同時，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中國或多或少與印度有著某些聯(lián)系。中國人從她東方的立場觀點出發(fā)，對于同歐洲人的交往對于自己到底意味著什么的問題有著自己實質(zhì)上正確的看法。

中國在對待同歐美諸國建立友好關系的問題上，始終保持著鎮(zhèn)定自若的態(tài)度，但也有看荒謬愚蠢的過度自大，更加不幸的是，與我們的交往和聯(lián)系被強加于她的頭上。這對于她的政府和人民來說，是極其可惡的事情。任何國家在必要時是否有權通過武力強迫另一個國家與之建立并保持友好關系和商業(yè)往來的問題在這里將不做討論，這個問題可以留給國際法權威去回答。本書無意對所謂的鴉片戰(zhàn)爭的正義與否表明自己的看法，也不會記錄各種觀點與意見。在此只是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忠實地再現(xiàn)和準確地剖析當時的真實情形——即鴉片戰(zhàn)爭，對于它，我想所有聰明的讀者已經(jīng)都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相信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夠并且也將有自己的結論。然而，對于中國人來說，那些真實情形在他們心中所激起的情緒、他們對待此事的觀點，以及這些情緒與觀點怎樣嚴重扭曲了他們對所有外國人的看法，而這些看法繼而又怎樣影響了他們整個的對外關系等，所有這些及由此產(chǎn)生的更深層次的影響并沒有得到世人很好的了解和充分的認識。倘若不將鴉片戰(zhàn)爭推到畫面上來，對于近代真正中國人的再生動的描述都將顯得蒼白無力。也正是基于這一原因，我們先對鴉片戰(zhàn)爭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無論其他許多重要原因是什么——盡管這些原因曾經(jīng)導致了許多針對中國的海陸征討：從1842年攻擊遠在廣東以外的吳淞要塞，到1860年占領北京的北城門和毀滅圓明園，對于每一個中國人而言，一切軍事行動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兩個字：鴉片。在中國人看來，外國人的諸多不滿僅僅是借口罷了。利用這個借口，他們實現(xiàn)了其主要目的：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將她變?yōu)橐粋€傾銷在印度種植的那種毒藥的巨大市場，然后讓她的子民去吸食這種毒藥。

這個事實在中國人看來是不容辯駁的。早在1842年之前，廣東地方政府同東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就曾在鴉片不論公開還是走私販運到中國都違犯帝國法律的問題上發(fā)生過許多摩擦與沖突。后來，這種摩擦和沖突在東印度公司經(jīng)營鴉片的特權被取消后進一步升級。1840年，噢不，應當是1839年，欽差大臣林則徐被派往廣東，奉諭旨要不惜任何代價，徹底斷絕當?shù)氐镍f片貿(mào)易。此時，雙方的沖突被推到了頂點。林則徐在到達廣東后不久，就發(fā)現(xiàn)在廣東的22只外國商船上所有的鴉片總價值竟然高達900萬銀元，這是對帝國法律的公然侵犯與褻瀆。根據(jù)公認的法規(guī)，所有這些鴉片連同運載它們的船只都應被全部沒收。于是林則徐立即命令外國人交出所有鴉片，為此他還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最后，英國商務監(jiān)督義律被迫將鴉片交了出來，同時保證以后不再將鴉片運進中國港口。這次繳獲的鴉片共有20291箱。林則徐立即命人將它們投入在海邊高處挖的又大又深的池中，摻以石灰和海水進行徹底銷毀，最后殘渣隨潮水被送出海港。當時，現(xiàn)場有許多官吏負責嚴密監(jiān)視，防止任何人私自挾走任何一點鴉片。有一個想要偷偷拿走一點的中國人被當場砍掉了腦袋。在這種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下，鴉片無疑被徹底銷毀了。在這一事件中，清政府根除鴉片貿(mào)易的決心確實令人敬佩，而下令收繳走私鴉片本是其分內(nèi)之事；而林則徐所扮演的僅僅是仆人的角色，他忠實徹底地執(zhí)行皇帝的命令。

就像中國人所認為的那樣，這一正義和值得贊揚的行動使得英國派遣海陸軍來到了中國，迅速攻占了沿海的幾個重要港口、舟山群島以及古都南京。最后在刺刀的威逼下，清政府被迫與大不列顛在南京簽訂了和約。和約規(guī)定，清政府賠款2100萬銀元，其中鴉片費600萬銀元，商欠300萬銀元以及軍費1200萬銀元。在這個和約中，還有一項異常重要的規(guī)定，即香港島被無條件地割讓給了英國女王。

這些令中國人民刻骨銘心的事實一直以來都深深地影響著他們對外國人的看法。想要為促使英國人采取軍事行動的嚴重不滿而做的辯解都是徒勞的，因為在中國人看來，即使不為鴉片，英國人遲早也會用武力來對付中國。關于這一點，他們指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1860年北京被實際攻占以前，外國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就從來沒有真正停止過。在相繼發(fā)生皇帝的出逃和在流亡中病死的事件之后，清政府被迫做出了更大的讓步，即承認鴉片貿(mào)易在中國的合法化地位。中國人說，不列顛人只有得到這樣的滿足，才會撕下一副來勢洶洶的戰(zhàn)爭面孔，取而代之的是調(diào)和的、撫慰的語氣和政策。清政府為勸導英國與之采取協(xié)商和合作的態(tài)度做出了很多艱辛的努力，目的就是為了要么立即查禁鴉片貿(mào)易，要么使之逐漸斷絕。對于清政府的這些努力，明白人是心知肚明的。此外，人們還知道，英國人在對待清政府的那些請求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干脆直接拒絕。這一事實再一次加深了中國人對西方人的認識與極度憎恨。

以上便是當時形勢發(fā)展的一些重要特征。中國正是在這種情形下，被迫從閉關鎖國的狀態(tài)中被拖了出來，開始正視近代西方世界，并被迫與之建立新的、她根本不愿接受的外交關系。如果從中國的立場出發(fā)，她對于在她看來西方毫無道理的侵略的痛恨是非常自然的；她對于那些真誠地希望為她的最高利益服務的人們的誤會與曲解同樣也是可以理解的。她的統(tǒng)治者不但對近代國際法及其具體內(nèi)容不甚了解，更對支配平等獨立國家間交往的準則一無所知。正是由于清朝統(tǒng)治者的懵懂無知，才使得自己的政府總是被置于錯誤的位置上。他們因此總是會在那些為了爭取本是合法的東西的、也應該得勝的外交斗爭中失敗。在他們自己和評論他們的人心里，這個事實都一樣清楚明白。然而他們過于狂妄自大，從來都不愿公開承認這一事實。作者曾經(jīng)聽清政府的一位內(nèi)閣成員說道：“其實無論公理和正義在哪一邊都不重要，因為不管遇上什么問題，我們最終都會撞上南墻。即便是在非常有利的情況之下，我們也總會亂了方寸，從而釀成大錯，最后落得慘敗的下場?！笨峙逻@種悲哀的評論中所包含的道理，遠比說話人本身所認識到的程度深刻得多。

下面舉一個例子，雖然其本身并不太重要，但卻能很好地說明那位內(nèi)閣大臣的話是正確的。很久以來，在北京形成了這樣一個慣例，無論皇帝何時外出，他所經(jīng)過的街道都要關閉，嚴禁百姓通行。有一次，總理衙門很有禮貌地在皇帝外出前照會通知了各國駐京公使。事實上，即將關閉的街道并不在外國人的居住區(qū)，也就是說不會給他們的出行帶來任何麻煩，并且禁止通行也僅僅是持續(xù)幾個小時而已。但是，除一家使團沒有發(fā)表看法之外，其他所有外國使團都對清政府的這種做法表示出了強烈不滿。清政府過分客套反而使事情弄巧成拙。在任何歐美國家的首都，不要說是市政府，就算是樞密院，都不會通知外國使館說某某街道要暫時關閉，他們可不想自找麻煩。事實上，如果有需要，他們會直接將街道封閉一整天，甚至是一個月。倘若哪個外國代表對他們的行動提出異議，他們會立刻予以得體的反駁。

如若我們能夠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國人，更加全面地認識他們的優(yōu)缺點，而且能夠認識到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具有這樣的優(yōu)缺點，然后再將前30年他們與西方的交往過程一一準確地記錄下來的話，我們就會驚奇地發(fā)現(xiàn)，中國古老的傳統(tǒng)模式在此階段不是幾乎沒有改變，而是發(fā)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可以說這在很大程度上基本適應了近代社會發(fā)展的要求。無論她的臣民表面怎樣，他們都絕不是一群感覺遲鈍、呆頭呆腦的人。然而他們實質(zhì)上卻既謹慎保守，又驕傲自大。他們在沉睡了數(shù)個世紀之后突然被喚醒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不是在一種有利的環(huán)境中被喚醒的。要重塑4億人的生活與思維方式，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吸收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方面，倘若將日本人同中國人做比較，那是沒有說服力的，更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這兩個民族本質(zhì)上是不同的。一個民族很快就將自己借來的服裝樣式拋棄了，而另一個卻始終不愿舍棄自己設計發(fā)明出來的、用自己的勞動換來的、一直穿到幾乎變?yōu)樽约荷眢w組成部分的傳統(tǒng)服裝。在拋棄東方模式和汲取西方文明方面，日本大概僅僅擯棄了其著裝方式罷了，而中國人與此相反，他們依舊我行我素。在過去的多少個歲月里，他們一直堅持緩慢地、吃力地紡織著自己身上所穿的棉布。

兩國之間的另外一個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從最開始同西方接觸，到建立和處理同西方的關系上，形勢都對日本有利。我們已經(jīng)對鴉片戰(zhàn)爭做了詳細的論述，正是由于那場戰(zhàn)爭，中國才被迫納入了所謂的西方國際體系。此后不久，毋庸置疑的是，日本也被迫向西方開放了關口。美國同日本簽訂了第一個條約，兩個國家都以法律的形式，嚴格禁止輸入和吸食鴉片。我們已經(jīng)知道同中國簽訂第一個條約的那些國家是怎樣看待這些法律的。當我們的官員進入日本時，在鴉片問題上都嚴格遵守日本的法律規(guī)定，事實上這樣也使日本政府的權威得到了增強；與此相反，不列顛卻橫加干涉其立法機構關于在中國禁止鴉片貿(mào)易的動議，而美國卻給予了日本此類立法道義上的支持。這最初的截然不同的兩種態(tài)度給以后兩國局勢的發(fā)展造成了常人所不能想象的、極其深遠的影響和后果。甚至可以說這導致了今天中日兩國在國際上所處的不同地位。1872年，當時日本同中國還沒有建立條約關系，僑居日本的一些中國人將一份申訴書遞交給了在北京的美國公使館，請求將它轉(zhuǎn)交給日本政府。在申訴書中，他們請求為自己在日本所遭受的苦難伸冤。其主要內(nèi)容是，由于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吸食大煙而遭到了地方當局的干涉，他們條陳了由此而所遭受的諸多折磨與痛苦，還宣稱日本警察甚至總是在晚上闖入他們的臥室，通過嗅他們呼吸的氣味來判斷他們是否在吸食大煙。

1878年，清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一項要求，希望其能夠允許從在美留學的中國學生中挑選幾名到西點軍校和印第安納波利斯的陸海軍學校進行學習深造。然而這一要求沒能得到美國政府的積極反應，在此后的三年中，清政府一直為此而不懈地努力著，但最終不得不放棄。由于我們的拒絕，致使清政府將其留美學生事務所解散，其全部留美學生也悉數(shù)撤回，然而那原本是清政府用以促進自己與西方文明接軌所進行的一項最具現(xiàn)實意義的事業(yè)。清政府清楚地知道，就在自己迫切地向美國政府提出要求的同時，日本的公派留學生正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學習海上作戰(zhàn)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美國將這種恩惠給予日本而拒絕中國，這在最近發(fā)生的甲午中日海戰(zhàn)的結局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是不好判定的。在那場海戰(zhàn)中的幾名日本主要指揮官均畢業(yè)于美國的海軍軍官學校。同樣，這一拒絕在多大程度上給予了清政府沉痛的打擊，使它倍感屈辱；又是怎樣使它舉棋不定，不思進??；使它膽小如鼠，手足無措，這些也都是很難確定的。

在美國以及英國的所有殖民地，也就是所有中國移民能夠去的地方——實際上包括所有在中國苦力眼中自己能夠被當作人看待的國家中，都有禁止中國移民的法律條文。然而，在這些國家中，沒有任何一項針對日本移民的類似立法措施出現(xiàn)過。清政府當然不會把它的子民看作是渣滓，它堅決反對自己的子民遷移至國外，同時自然而然地抵制各國針對其子民的歧視性立法。

在這里做比較、做對比并不是為了爭論或者譴責。作者這樣做，不是想要探討兩個毗鄰大國所遭受的兩種不同待遇是否同時將它們從閉關狀態(tài)中拉了出來，造成了它們彼此間的強烈妒忌與猜疑；此外，作者也不準備分析針對兩個國家的不同態(tài)度的明智和正確與否。這些對比的唯一目的在于它們與中國今天所持的態(tài)度和立場有著非常重要聯(lián)系的事實。因此，任何想要獲取有關那個偉大帝國的準確概念的人，想更進一步對那些內(nèi)、外部相互作用的獨特力量如何導致中國處于今天這樣的狀態(tài)有所理解的話，那么他就必須認真分析以上我們所做的所有對比。

清政府被迫向西方開放的前30年中，在自己毫無準備的情況之下，不得不面對著一大堆錯綜復雜、形形色色而事實上關系著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在處理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兩個實際控制了清政府的所有內(nèi)政外交，掌握了國家命脈的重要人物——恭親王奕訢和李鴻章。咸豐的弟弟恭親王是1860年英法聯(lián)軍攻占北京時皇族中唯一留守京城的一員。于是，他被推到了歷史的前臺，參與了與重兵在握的各國代表的議和。他從那時起直到1884年被罷黜，一直都是清廷外交內(nèi)政事務中炙手可熱的人物，權傾朝野。然而外國人或許更熟悉李鴻章這個名字。這是因為恭親王長期深居京城，不常出現(xiàn)在對外開放的口岸城市；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由于他是皇族，他的赫赫威儀讓一般外國難瞻尊顏。不過無論如何，恭親王和李鴻章在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一個是清王朝的首腦腹心，而另一個則是左膀右臂。

恭親王在其政治生涯的開始，便成功地為清政府奠定了同西方列強打交道的一套外交體系，創(chuàng)立了非常高效率的近代海關制度。此外，他還消滅了威脅清廷的太平天國起義，平息了史稱天津教案的外國政府對天津的大屠殺的憤怒。雖然他在外國公使怎樣覲見皇帝的禮節(jié)問題上一直爭執(zhí)不休，可是當他預見到事態(tài)的進一步發(fā)展可能帶來的危害時，便及時做出了讓步。他不但在伊犁交涉問題上占盡了俄國人的上風，還根除了殘酷的苦力貿(mào)易。即使他在對法國入侵交趾支那也就是越南的問題上翻了船，繼任者仍然成功地沿用了他的既定政策。

在東方外交上，恭親王是個老手。他習慣于將對手置于假定的角逐中去研究，而不會等到問題迫在眉睫之時才這樣做。他驕橫卻又謙和，粗魯卻又不失文雅，暴躁而又有耐心，他能夠根據(jù)需要將所有這些特點運用自如。他能夠迅速從一種角色轉(zhuǎn)換到另外一種角色中。他之所以成功，奧妙就在于他能夠?qū)螘r需要妥協(xié)讓步，預先做出判斷。他不是優(yōu)柔寡斷之輩，那些突然變換的一副副面孔后面實際隱藏的事實是，他正在研究琢磨對手的心理，試探著對方的虛實，不到最后一刻他不會徹底攤牌。并且在攤牌之前，他不會表露出任何要妥協(xié)的跡象，他看起來比任何人都更加堅決。但是，在最后時刻來臨之際，當他的對手準備好孤注全力、要與他決一雌雄之時，卻突然發(fā)現(xiàn)先前的奕訢已經(jīng)變成了滿面笑容、卑躬屈膝的另一個恭親王。

在執(zhí)行防御保守外交政策的領導者中，恭親王鶴立雞群。相比之下，他更加明了大清帝國將來的命運，以及當前自身存在的弱點。如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沒有一個能夠像他那樣閱盡滄桑，重任在肩。他在擔任總理衙門大臣的24年時間中侍奉了兩個繼位時都是孩童的皇帝。其中有一個是同治皇帝，他有些娘娘腔，在腐化墮落和驕奢淫逸中慢慢死去。恭親王在他的整個仕宦生涯中，事實上都是清廷處理內(nèi)政外交事務的核心人物，又是一位極具智慧的、多才善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最近，他終于官復原職，重新?lián)纹鹂偫硌瞄T大臣的職務，這對清政府來說是受益匪淺的。

李鴻章于1823年出生在安徽一戶普通人家。然而由于李鴻章兄弟和其子侄輩們仕途顯達，青云直上，被特別恩準佩帶珊瑚扣，這個家族才開始聲名遠揚，李鴻章的生母也從此備享殊榮。在清朝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李鴻章?lián)瘟私K省巡撫，這是被起義橫掃的省份之一，也是李鴻章發(fā)跡之所。有一次，他下令將五名投降的起義頭目斬首，而此前戈登曾向那五人保證說只要他們投降就放他們一條生路。李鴻章于1871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一直到他去世。而在清朝督撫中，直隸總督的職位最高，因為京城也在其轄區(qū)之內(nèi)。

李鴻章的軍事經(jīng)驗非常豐富。他的言談舉止和思維方式與其說像一位政治家，倒不如說更像一名士兵。在中國人中，他的身材相對高大，雖然聲音粗魯渾厚，但秉性平和，很有親和力。雖然在他身上難免會有東方大吏的矜持自重、安泰尊榮，但他還是非常容易接近的。任何想要與李鴻章會面的外國人如能通過他的幕僚引薦，一般都會得到接見的機會。許多被召見過的外國人，都從那位看似粗魯?shù)睦峡偠侥抢飳W會了中國人通常所說的彬彬有禮。一位我國某州的前任州長，在受到李鴻章極其客氣的接待后從總督府離開之時，向他的一位美國朋友這樣評論說：“那位總督根本不是一個尚未開化的野蠻人?！蹦俏恢蓍L在與總督會見時，他們之間的距離不遠，可以說近在咫尺。

在李鴻章的整個輝煌的仕宦生涯中，他始終用行動證明了自己對清廷的忠心，一直作為清政府的左膀右臂。他有許多功績，其中中國近代海軍和新式陸軍的建立都是他的功勞。因而清政府也越來越倚重于他，讓他來出謀劃策。李鴻章是京城內(nèi)外、大江南北的滿漢官員中最受寵幸的，有關李鴻章不忠或清政府對他失寵的謠傳從來都是不存在的。不僅李鴻章，其他任何漢族官員對于滿族人的統(tǒng)治所持的態(tài)度都是這樣。曾經(jīng)，滿族的統(tǒng)治是明智、穩(wěn)健并且有遠見的，除了個別的特殊恩寵之外，在滿族人與漢族人之間，絕不允許任何差別對待或者種族歧視的存在。因此，漢族官員在數(shù)量上已經(jīng)大大超過了滿族人。漢族人事實上已吸納并同化了自己的征服者，于是兩個民族很好地融在了一起。想要找出一個因皇帝是滿族人而反對他的漢族人，其困難程度就如同要找出一個因維多利亞女王是德國血統(tǒng)而反對她的英國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