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歷史探求》學術自述

面對“學術自述”幾個字，感覺十分忐忑。我們這一輩人的學術經歷，與我們的前輩、后輩頗不相同。我個人已經年逾耳順，事業(yè)卻仍然乏善可陳。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些曲折路途中的“家?！斌w驗。

一

我家中姐妹三人。我出生時，父親鄧廣銘、母親竇珍茹都已經年逾四旬。沒有和姐姐可因、可蘊排行，而是起名為“小南”，我長大后一直感覺父母當時可能強烈地希望要個“小男”孩兒。這使我很怕自己會辜負了他們。印象極深的是，我還童稚未脫時，先母就叮囑我，作為一名女性，事業(yè)上一定要自立。

我從王府大街小學、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初中，一路自由自在地上學讀書，當時的個人理想是有朝一日成為一名作家。13歲時母親去世，無憂無慮的小天地似乎褪去了絢爛的色彩。兩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驟然間改變了無數人生活的軌跡。學校停課，老師遭受批斗，父親被打成“反動權威”，關進牛棚，“紅衛(wèi)兵”幾度抄家，室內灰塵彌漫，書柜上下貼滿了封條。

我的青年時代，從18歲到27歲，是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度過的。下鄉(xiāng)時，簡單的行囊中除去毛主席著作、魯迅雜文選，幾乎沒有其他的印刷品。北大荒的廣袤天地接納了我們。盡管“出身不好”，1973年、1975年，連里、營里的老職工們還是兩度投票推選我作為工農兵學員上大學，但終于因為父親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問題而政審未能通過。

1977年我回到北京，曾經在172中學（今人大附中）做初中政治課的代課教師。能夠引為自豪的是，我們教的那一屆初中畢業(yè)班，在海淀區(qū)中考的政治課總成績名列前茅。但初中畢業(yè)生教初中，自己始終心虛。當年恢復高考，我十分心動，卻并未報名。父親曾經自高校教師的角度質疑說：“初中生要是能考上大學，那還是大學嗎！”的確，邊疆農村生活9年，初中時學過的知識早已淡忘，何況大學接納的原本應是高中畢業(yè)生。半年之后，看到首次招生的結果，在同輩朋友的勸勉激勵下，才決定一試。終于在將近而立之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本科，進入“文革”結束后首次招生的中國史專業(yè)。

四年的大學生活，緊張而豐富。剛從深痛創(chuàng)傷中復原的歷史系，千方百計撥亂反正，盡力回歸學術中心。為保證教學質量，不僅本系老師傳道授業(yè)，校外的許多名家也登上了北大的講壇。伴隨著當時思想解放的熱潮，人文學科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我們78級中國史班，可以算是生逢其時，個個心氣高揚。同學們年齡從16歲到32歲，有的閱歷單純，有的經驗滄桑，有的謙遜中滲透出才子稟賦，有的青澀本真而好學穎悟。在這樣的氛圍中，真正感覺到“水漲船高”的含義。

考研究生，我選擇了宋史方向。這不僅是因為先父長期從事宋史研究，也是由于在當時著意于古代史研究的同學中，想學宋史的似乎不多。我們本科時期沒有開設正式的宋史課程，而且，宋代被視為屈辱內縮的歷史時期，對青年學人的吸引力也不如漢唐。

當時已經年近八旬的父親，是我的碩士導師。在我求學的路途中，先父對我干預不多，影響卻是切近而深刻的。他早年提出的研治史學的“四把鑰匙”，即年代學、目錄學、職官制度和歷史地理，此時不斷被學界提及。三年研究生階段，大體上奠定了日后的方向。記得父親送給學生們的第一部書，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布置我和同門閱讀的第一部史籍，是南宋史家李燾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安排給我們的第一篇作業(yè)，是讀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蒲壽庚考》的研習札記。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還允許研究生借閱線裝書，我們時常抱著藍色函套的《長編》回宿舍，間或路上遇見，不禁相視會意而笑。

研究生階段后期，已經34歲的我，有了女兒林杉。孩子的出生，帶來了無盡的欣喜、無盡的家務，更增添了沉甸甸的責任。她清澈好奇的眼睛注視著周圍的世界，純凈歡悅的心靈感染著身邊的親人。在我父親晚年，祖孫之間的親情帶給老人無限的快慰。那些年里，家中有老人有孩童，自己端坐桌前的時間少了，所思所想頭緒多了，讀書寫作時卻不由得更為專注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的宋史之路，是從唐史之路開始的。父親曾經說，“照實說，小南并不是在我的指引之下，而是在陳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興教授的加意指引之下而掌握了治學途徑的”。我在本科期間曾經跟從王永興、張廣達先生讀敦煌文書、讀《唐六典》、讀《唐書》職官（百官）志，由此開始關注唐代制度。當時面對著一個個陌生的詞匯，隨著先生們層層次次追索展開，感覺十分新鮮，甚至莫名的激動。研究生期間的選題，實際上是順著唐代制度延伸下來。直到現在，我仍然認為，青年學生在碩士階段以制度史研究為題，有利于鑿實基礎，是不錯的選擇。

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北宋的考課與循資——宋代磨勘制度研究之一》，答辯時請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酈家駒、王曾瑜研究員。答辯前夜，緊張得難以入睡，我先生林宗成幾乎陪我坐了一宿。在答辯委員會老師們的鼓勵下，我開始考慮將這篇原本是綱目體的論文改寫成書。8年后，仰賴漆俠先生推薦，納入《宋史研究叢書》，在1993年作為《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一書面世。

二

1985年碩士畢業(yè)后，我留校任教，迄今已經是30個年頭。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從開初的“慘淡經營”，到如今成為海內外矚目的教育部重點科研基地，我們見證了這一過程，也成為直接的受益者。同儕們志趣關懷相近，彼此切磋砥礪，朗潤園古雅的院落中充滿著學術的活力。

閱讀前輩學者的著述，常有一種感覺，即無論研究什么具體問題，他們胸中縱橫的大局觀、前瞻性的視野總是能夠充分體現出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材料辨析過程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貫通融匯能力，令人感嘆不已。這種境界，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我個人的研究方向，大體上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宋代的政治史、制度史，包括當時的政治文化、政治群體和政治事件，以及官僚選任、考核、按察乃至文書處理機制。這類議題延續(xù)了就學期間的關注，近年來也有一些基于閱讀與閱歷的體悟。中國專制集權的帝制階段長達兩千年之久，其政治影響是擴散性滲透性的，絕非僅限于官僚機構、僅限于社會上層；研究中國歷史上的任何重要問題，即便看似與政治無關的經濟、文化、環(huán)境、科技、性別、社會生活等等，一經深入展開，便擺脫不了與“政治”的干系。這種彌漫式的政治影響力，至今也還存在，這讓學人體會到政治史研究的意義所在。二是宋代的社會史，包括女性史、家族史、地方性士人網絡等等。這一方向的選擇，是受到90年代以來社會史、文化史研究潮流的推動，希望對于當時的“社會”有所了解。這些年來，我所開設的研究生課程，像“宋代政治制度史專題”“唐宋婦女史專題”，基本是圍繞這兩個方面。研究與授課過程中，一方面感覺分身乏術，另一方面也領悟到不同課題之間“所以然之故”與“所當然之則”的關聯，領悟到歷史內在的融通，希望能自專題切入，對研究中的畛域和屏障有所突破。

有不少學者指出，好的問題，是成功研究的開始。所謂“問題”，可能從個別疑惑、點滴體悟中產生，卻不是零碎想法的堆積。真正有意義的議題，要經過沙汰梳理，在材料的基礎上，體現出邏輯的指向。所有宋史學者，在研讀過程中，大概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趙宋王朝所謂的“祖宗之法”問題。這并不是一個新鮮的論題，宋代史料中有“迸發(fā)”式的涌現，近千年來有不同程度的關注與評說。1986年，先父《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一文發(fā)表。其后，我在歷史系開設“宋遼金史專題”課程，曾經準備講授有關“祖宗家法”的內容。備課中我才發(fā)現，相關問題像紛繁疊套的紐結，牽涉廣泛，憑自己的學力尚無法解開。從那時起，這一問題便總是盤桓在我的心頭。直到2006年，《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書才在三聯書店出版。書中，我試圖將學界討論多年的“祖宗之法”置于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既觀察當時的“說法”也觀察其“做法”，進而從整體上觀察宋代的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

作為一門學科，歷史學對于我們的吸引力，是與它所面臨的挑戰(zhàn)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誘導我們走上這條學術道路的，是歷史學所仰賴、所辨析的豐富材料，也是歷史學所關注、所回應的特有議題。“材料（史料）”與“議題（問題）”，是歷史學者終日涵泳于其間、終生面對且盡心竭力處理的對象。從某種程度上說，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決于論著者對于“材料”與“議題”的把握方式。在各學科體系重組、知識結構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實質性的學術突破，而不是滿足于用語、詞匯的改變，必須從議題的厘清與選擇、從材料的搜討與解讀開始。

從根本上說，歷史學是一門注重反思、注重辨析與評判的學問，其意義不能止步于鑒賞與弘揚。學人對于史實的不懈追索，對于既往的殷切關注，重心不僅僅在于紛紜斑駁的“說法”；其“核心關懷”凝聚在對于趨勢、道路的探求，對于民族性格、文化底蘊的洞察。真理自實踐而來，靠實踐檢驗。人類生生不息的歷史，正是這實踐的過程；世間的創(chuàng)新，也是在不斷“試錯”的實踐中完成。學習歷史，不是尋求回應現實的百寶箱，而是經過實踐的萃取提煉、認知的累積升華，得以啟人心智。

三

建設北京大學人文學科教學與研究的優(yōu)質“品牌”，是同事們和我多年的愿望與追求。世界一流，引領方向，是所謂“品牌”的實質意義。這一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突擊所能奏效。秉承歷史系傳統(tǒng)的低調風格，大家都是少說多做，實實在在地向這一目標努力。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我長期擔任教學工作，包括北京大學文科實驗班、歷史系本科一年級的主干基礎課“中國古代史（下）”、全校通選課“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高年級的選修課“宋遼金史”“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古代婦女”；同時也擔任歷史系和國學院的研究生課程，例如“宋代政治制度史專題”“宋代文獻選讀”等。這些年里，也曾先后應邀到韓國高麗大學，德國維爾茲堡大學、圖賓根大學以及美國哈佛大學等地授課。在教學實踐中，陸續(xù)積累了一些感想。

“教”與“育”是一個整體。青年學子從成長到長成，是一自然的過程，也是需要激活與引導的過程。就普通教師來說，當前的教學體制雖然使我們有諸多無奈，我們還是要盡可能發(fā)揮個人能動性，使自己的教學意識和教學手段具有時代性，努力造就養(yǎng)育良好品格的環(huán)境。要以積極達觀的人生態(tài)度、嚴謹深邃的學術風格浸染學生，和學生共同營建向上向善的氛圍。學生們在燕園的幾年，是他們一生中最好的時光，學養(yǎng)的積淀、人生的追求、品格的塑就，都離不開這關鍵的幾年。他們選擇了北大，我們有責任給他們創(chuàng)造最有利的成長機會，要對得起他們寶貴的青年時代——這應該是北大教師嚴肅的承諾。

學生們發(fā)自內心的肯定，是對于教師最好的回報。每次走進教室，看到坐得滿滿的學生和走道上的加座，就感覺到一種責任。2000年，我教一年級文科實驗班，課間一會兒功夫，講桌上多了一張字條，剛勁規(guī)整的字體寫著：“小南老師，我們愛戴您！”看著這簡單樸素的一句話，竟至一時語塞。

我指導的研究生，包括宋史方向和唐宋婦女史方向的博士與碩士，至今已經畢業(yè)30名。多年來，學生們形成了開放性的“團隊”風格。大家只要聚在一起，就會七嘴八舌地討論爭議，犀利的質疑批評中，時而碰撞出敏銳的新見。這種積極互動的熱絡氛圍深深地感染著大家，以致于因故暫時離開集體的同學會感覺“失落”。有學生說：一人走，會走得比較快；而大家一起走，會走得更遠。學生們陸續(xù)走出校門，懷抱著學術標準、團隊精神，去向四面八方。這里又不斷有學友充實進來，有博士后、研究生、本科生，有本系的、外校的……大家在積極互動的整體環(huán)境中逐漸學習成長。

學生帶給我們活力，使得我們“年輕”。能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學生的青春年華，我感覺愉悅而充實。曾有校外老師告訴我，有北大學生在陳述愿望時，說希望“做個像鄧老師那樣的人”，我真感到十分幸福。在臺灣任教時，有學生高興地自稱是“鄧老師的臺灣兒子”。成功大學歷史系和德國圖賓根大學漢學系的學生，都多次追問：“鄧老師什么時候再來？”這深厚的情誼使我感動不已。有時會想，如果人有來生，我還是選擇做教師吧。

1994年，《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由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刊行，那是“撥亂反正”之后先父出版的第一部學術論文集。整整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有幸忝列于首師大出版社的“北京社科名家文庫”，感覺到的不止是榮耀，更是學術事業(yè)薪火相傳的責任。

自己的學術生涯起步很晚。教學科研三十年，時時感覺到前輩師長的勉勵與扶掖，感覺到同輩友朋的支持與推動，感覺到后輩學生青出于藍的“倒逼”，也感覺到親人們的理解與期待。自己著述不多，唯一能夠告慰于大家的，是學術上如履薄冰，不敢茍且。

我個人主要的學術領域是宋代歷史。之所以將這部小書以“探求”為名，和這些年來的內心感觸分不開。面對浩瀚的歷史資料、無際的追索空間，體悟到自身的渺小，深懷敬畏之心。曾經讀到陸游的詩作《抄書》：“皇墳探八索，奇字窮三蒼。儲積山崇崇，探求海茫茫。一笑語兒子，此是卻老方。”這種“山崇崇”“海茫?！钡某缇n茫，決定了“探求”的永無止境。古人探求圣賢本意，探求造化之機；今天的人文學者，亦希望“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不斷叩問著歷史。

探求，是集體性的事業(yè)，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無論“學者”還是“教師”，都是純潔神圣的稱謂。為前輩，為自己，也為后人保留一方學術的凈土，這種堅持，在今天不應該成為奢侈。

2014年4月于哈佛燕京圖書館

（原載《宋代歷史探求：鄧小南自選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