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拒盧梭意在諷康、梁

蔡樂蘇

嚴復與盧梭思想的關系，是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迄今為止，學術界對此一問題具代表性的意見大致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未加分辨地將盧梭置于嚴復樂于介紹的近代西方思想家之列，認為嚴復也像對待斯賓塞、赫胥黎、穆勒等人的思想一樣，正面介紹和吸收了盧梭《民約論》中的天賦人權思想。第二種是將嚴復思想區(qū)分不同時期，認為在戊戌維新時期，嚴復吸收和宣傳了盧梭思想，戊戌政變后，開始反對盧梭思想。第三種認為嚴復所吸納的西方思想是十九世紀以歷史進化、科學實證為特征的思想，嚴復思想是內在一貫的，他對盧梭的天賦人權論始終是排拒的。

上述三種認識的存在，促使我們對嚴復與盧梭思想的關系再作進一步的探討。筆者反復把玩《嚴復集》及相關文獻，將嚴復論及盧梭的文字一一錄出，同時又將嚴復論及康有為、梁啟超的段落亦全部摘出，再將兩方面的資料按時間排列，加以對照思索，結果發(fā)現：嚴復對盧梭思想有贊同、有客觀介紹，但更多的是批評排拒，對康、梁恰好也是如此。兩條曲線并行，大體相應，所不同者，對盧梭的批評多見諸公開發(fā)表的文字，而對康、梁的批評則多見于私下的通信。從兩種批評方式的相同性質中，我們有理由可以得出結論說：嚴復排拒盧梭，其實是在諷勸康、梁。此一內在關聯的揭示，對準確地把握嚴復的思想；恰當地說明嚴復與盧梭思想的關系；進而觀察嚴復與康、梁在思想、政治上的分歧；理解戊戌變法及以后中西文化交融沖突更深層次的內涵，無疑是必要和有益的。

一、嚴復評論盧梭的曲線輪廓

嚴復以向國人翻譯介紹西學而著稱于世，但對西方著名啟蒙思想家盧梭的幾部名作則置之度外，此中緣由，令人思索。嚴復雖不翻譯盧梭書，但在他的譯著論述中，直接、間接提到盧梭及其《民約論》或“天賦人權論”的地方并不少見。筆者作了一個粗略的統(tǒng)計，據此統(tǒng)計，大抵可以看出嚴復評論盧梭的曲線輪廓。

《嚴復集》中直接提到盧梭《民約論》（或民約）和天賦人權論約64處（如“盧梭民約”之類提法，只算一處）。這64處分別屬于意思比較完整的38個條段。若將這38條歸類于贊賞盧梭思想、介紹盧梭思想和批評盧梭思想三種，則其出現年代和分布可見下表：

說明：1909年“批評”的3條，均出自《法意》案語，因《法意》從翻譯到出版延續(xù)了五年，準確時間難以定位。估置于《法意》出版之年。

從上表至少可以看出三點：第一，嚴復對盧梭思想采取了區(qū)別對待的態(tài)度；第二，嚴復對盧梭思想的批評始于1898年5月；第三，嚴復批評盧梭思想出現過兩座小高峰，第一座小高峰出現于1905年，第二座小高峰出現于1914年。

關于第一點，應當指出的是，嚴復在戊戌政變后，雖然其思想的主流是對盧梭持明顯批評的態(tài)度，但不可一概而論，贊賞、介紹盧梭思想的情況是確實存在的。如1908年，嚴復在《〈蒙養(yǎng)鏡〉序》中就說：“且國弱種困，則有深望于后之人，此不獨吾今日之事然也。彼歐西諸邦，莫不如此。吾嘗讀英洛克氏、法盧梭氏諸教育書，見其和藹愷惻，大異平日反對政府之文辭。然皆大聲疾呼，謂非是則國種決滅?！?sup>又如，嚴復在譯《法意》時，對原書“故為政有大法，凡遇公益問題，必不宜毀小己個人之產業(yè)，以為一群之利益”之句加進的案語中說：

盧梭之為民約也，其主張公益，可謂至矣。顧其言有曰：國家之完全非他，積眾庶小己之安全以為之耳。獨奈何有重視國家之安全，而輕小己之安全者乎？夫謂愛國之民，寧毀家以紓難，不惜身膏草野，以求其國之安全。此其說是也。然是說也，出于愛國者之發(fā)心，以之自任，則為許國之忠，而為吾后人所敬愛頂禮，至于無窮。獨至主治當國之人，謂以謀一國之安全，乃可以犧牲一無罪個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則為違天蔑理之言。此言一興，將假民賊以利資，而元元無所措其手足。是真千里毫厘，不可不辨者耳。夫盧梭此言，與孟氏右所云云正合。吾故表而出之，使閱者得參觀焉。

上述兩段文字，清楚表明，嚴復在戊戌政變之后，對盧梭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某些重要部分，是有選擇、有區(qū)別地予以肯定和贊賞的。嚴復明確肯定和贊賞盧梭思想的條數雖然很少，但其中所包涵的意向卻是值得重視的，其意向既表明嚴復的實事求是態(tài)度，也表明他在政治思想上并非在向后倒退。

除肯定和贊賞之外，嚴復對盧梭思想尚有較多中性的介紹和表述。此不一一列舉。這些中性的介紹和表述，同樣說明，嚴復是以比較客觀平和的心態(tài)對待西方文化的，在他的思想中并無一意貶斥盧梭的傾向。

關于第二點，認為嚴復思想前期激進，后期保守的學者，幾乎都說，嚴復在戊戌維新時期，鮮明地或隱約地宣傳了盧梭的民約思想或天賦人權論。但是，嚴復在1898年5月，就已有言論證明他是不贊同天賦人權論的。他說：“夫人之壯也，智識既開，則當特立獨行，而不宜有所牽掣。若其幼稚，百事未知，聽其自然，必至殞滅，是賴有父母之教養(yǎng)焉。”此語雖未直接提到盧梭與天賦人權，但意涵對盧梭天賦人權論的批評。1903年，嚴復作《〈群己權界論〉譯凡例》，其中一段與上述之語意極相近似。嚴復明確指出：“盧梭《民約》，其開宗明義，謂‘斯民生而自繇’。此語大為后賢所呵，亦謂初生小兒，法同禽獸，生死饑飽，權非已操，斷斷乎不得以自繇論也?！?sup>《法意》案語中，嚴復再次表達了同樣的思想，他說：“往者盧梭《民約論》，其開卷第一語，即云斯民生而自由，此義大為后賢所抨擊。赫胥黎氏謂初生之孩非母不活，無思想，無氣力，口不能言，足不能行，其生理之微，不殊蟲豸，苦樂死生，悉由外力，萬物之至不自由者也。其駁之當矣！”

以上三段，辭近意同，第一段出現于戊戌變法中，后二段出現于戊戌政變后。嚴復批評天賦人權的思想前后一貫。若以后二段作為嚴復思想倒退的證據，則第一段無法與之相協(xié)和，于理難通。

關于第三點，在嚴復思想展現的進程中，涌起過兩座批評盧梭的“小高峰”。第一座小高峰凸起于1905年，第二座“小高峰”出現于1914年。第二座“小高峰”，留待下文闡述。此處欲集中討論第一座“小高峰”。這座“小高峰”以《政治講義》為標志?！墩沃v義》原本是1905年嚴復在上海青年會的演講稿。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將1905年誤記為1906年。但《嚴復集》的編者，在注中已將誤記時間訂正過來。不過此注似未引起有些研究者的重視，嚴璩先生的誤記仍被沿襲。有的學者據此誤記，將《政治講義》與1906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聯系起來，以此作為嚴復思想倒退的重要論據。其文中說：“戊戌后，嚴復在政治上后退了。他對盧梭《民約論》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變化：由原先積極吸納宣傳民約論的觀點，轉而著意批評民約論。1906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蟄居譯書多年的嚴復，在政治上又稍稍活躍起來。是年他先后在上海青年會和安徽高等學堂發(fā)表憲政演講，并把演講稿且匯成《政治講義》，同年由商務出版。嚴復在講演中，明顯貶抑盧梭的《民約論》?！?sup>嚴復既然是講政治學，當然與憲政問題是離不開的。但是，如果認為，嚴復的講演是對清廷宣布“預備立憲”的迎合，此恐既在時間上不相符，于嚴復的本意亦似相左。

清廷下詔準備“仿行憲政”，正式宣布預備立憲開始，是1906年9月1日（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在此之前，清廷曾兩次派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第1次是1905年7月16日（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第2次為1905年10月26日（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即使不說1906年的預備立憲，就說1905年7月的第1次出洋考察憲政，其時間大約也不會早于嚴復在上海開始作政治學講演的時間。因此似不能說嚴復的政治講演是為迎合清廷的預備立憲而發(fā)的。

嚴復1904年冬去歐洲，1905年（農歷四月）返回上海，政治學講演，大約從這時就開始了。由于一連講了八次，延續(xù)了一段時間，但是沒有拖到1906年。商務印書館將《政治講義》作為單行本印行是1906年，但嚴復為單行本作《自敘》的時間為“乙丑十二月二十六日”。其實在商務印書館單本印行之前，筆者查到的，就已有四種報刊登載嚴氏的《政治講義》。這四種報刊分別是：《政藝通報》《日日新聞》《直隸教育雜志·直隸教育官報》《廣益叢報》。最先刊載的時間不會晚于1905年9月。正因為《政治講義》已于1905年已載于報刊，所以嚴復于當年12月在給友人的信中頗為得意地說：“講后刊列報端，頗聞都下士夫有以仆言為無以易者，此亦差足奉慰者也。”

弄清《政治講義》講演的時間和刊出的時間，十分重要。一方面，我們知道《政治講義》此一文本是產生于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之前的，因而認為它是為迎合預備立憲而發(fā)的看法是說不過去的。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追尋產生此一文本的真實語境，進而揭示文本作者的意向。若如此，嚴復在此文本中，多次批評盧梭的基本涵義即可明了。

《政治講義》產生的真實直接的語境是1905年5月前后發(fā)生的反美運動。1894年的中美會訂華工條約到1904年末期滿，美國企圖在新訂條約中繼續(xù)保持虐待華僑的條款。因此激起我國人民和海外華僑的強烈抗議。從1904年夏季起，華僑報紙和國內報刊不斷刊載要求廢約的言論。1905年掀起了全國性的反美愛國運動。是年5月10日，上海人民發(fā)起抵制美貨運動，反對美國迫害華工，各地紛起響應。6月3日，廣州人民集議抵制美約。6月18日，天津、南京、汕頭、潮州、杭州、福建以及新加坡等地集議抵制美約。7月20日，上海商董大會決議不定美貨，商學會亦開實行抵制美約大會。這次反美愛國運動聲勢浩大，全國各地，社會各界，普遍參與，書報宣傳、集會演說，運動抵制，轟轟烈烈，沸沸揚揚，影響極巨。與嚴復有交往的汪康年、馬相伯、張謇等人都介入了這一運動，對運動所持態(tài)度亦與嚴復相近。嚴復是一位老成的學者，他沒有直接投入運動之中，但他對這場運動是有看法的。他是一個著眼長遠、理性的、有責任心的愛國者。他贊成抵制美約，但不主張盲目的、情緒化的排外活動。他認為這樣做只會更加加重民族的屈辱，造成更大的、更久遠的損失。他認為這場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冷靜的喧囂，梁啟超所辦《新民叢報》幾年來感情色彩很濃的宣傳鼓動，應當負有直接的責任。

嚴復就是以這樣的心態(tài)，在上海作政治學演講的。他的《政治講義》實際就是針對梁啟超等人而發(fā)的。1905年12月，他在給曹典球的信中吐露了心底的真實用意。他說：

客冬隨人薄游歐洲，道經英、法、瑞、義，如溫州書。逮今夏四月而后返滬，適值抵制美約事起，群情洶洶。仆以為抵制是也，顧中國民情暗野，若鼓之過厲，將抉藩破防，徒授人以柄，而所其不成，則語以少安無躁。當此之時，逆折其鋒，若將棄疾于復者。乃逾秋涉冬，其禍果發(fā)于罷市之一事。于是官紳群然悔之，知前所主之非計。今夫處孱國而倡言排外，使人得先我而防之者，天下之至危也。彼議不旋踵而取快于一擊者，初何嘗恤國事哉。海上學界、商界，人雜語龐，其高自期許者，大抵云中國邇年程度已進，所持議論，半皆三四年來《新民》諸報之積毒。適夏間有以講說政治為請者，不自知其寡弱，乃取病夫癥結，審其部位，一一為之湔滌，反復剖解，期與共明，并言后此立憲為何等事。

嚴復作《政治講義》時，既然有感于抵制美約中“群情洶洶”的景象，有意針對“三四年來《新民》諸報之積毒”，而“取病夫癥結，審其部位，一一為之湔滌，反復剖解，期與共明”，則《講義》中，多處批評盧梭的言論，自應與批評抵制美約運動中的情緒化行為和梁啟超等人宣傳鼓動的特點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二、嚴復心目中的康、梁形象

嚴復與康有為、梁啟超雖同為維新派巨子，但由于他們之間所承繼的學術源流明顯不同，為人處世風格各異，思想方法、政治想望，差別很大，康、梁宗派意識非常強烈，所以，從戊戌維新的時候開始直至袁世凱垮臺前后，在很長一段時期里，嚴復對康、梁，實際是心存不滿和抱怨。但是這種不滿和抱怨不是敵對的，也不是絕對的。嚴復處處都表現他實事求是的冷靜、理性態(tài)度，與自己志同而道異者，他認為值得贊賞的就予以贊賞，應該客觀評論的就予以客觀評論，而對他認為應予以批評的，則婉轉地予以批評。在嚴復的心目中，康、梁是志同道異者。因此，他對康、梁有贊賞、有客觀評論，但更多的是批評諷勸，為不使頑固守舊者有隙可乘，他對康、梁的批評，在與友人的通信中，言辭相當苛銳，而在公開發(fā)表的言論中，則多以批評盧梭的方式婉轉諷勸，以引起康、梁的警覺。批評盧梭的方式上文已有所論及，后面還將繼續(xù)討論。此處，先看嚴復心目中康、梁的形象。如同展現嚴復對盧梭的態(tài)度一樣，我們也可以將嚴復對康、梁的態(tài)度列出一個統(tǒng)計表格，以窺其概貌。

從上表可一目了然，嚴復在論及康、梁的時候批評的條數大大超過了贊賞和介紹的條數。不過這里還應該說明的是，由于《嚴復集》中所見資料并不全面，嚴復對康、梁的批評理應比表中所列更多。表中所列，嚴復對康、梁取明顯批評態(tài)度是從1898年開始的。而嚴復在一封信中說到梁啟超時，曾這樣說：“當上海《時務報》之初出也，復嘗寓書戒之，勸其無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悔），聞當時得書，頗為意動，而轉念乃云：‘吾將憑隨時之良知行之’?！?sup>據此可知，嚴復對康、梁的批評從1896年就已開始?，F在《嚴復集》中編入的1896年10月“與梁啟超書”，細讀之，亦足資玩味。我們在上表中既未將其列入贊賞，也未列入批評，而是列在介紹之中，但是從嚴復的話中，隱約可見，他們之間的區(qū)別和分歧。嚴復說：“自仆觀之，則足下雖未通其文，要已一往破的。無似因緣際會，得治彼學二十余年，顧自揣所有，其差有一日之長者，不過名物象數之末而已。至其宏綱大旨，則與足下爭一旦之命，勝負之數，真未可知。況足下年力盛壯如此，聰明精銳如此，文章器識又如此，從此真積力久，以至不惑、知命之年，則其視無似輩豈止吹劍首者一吷而已哉！梁君梁君，無?。　?sup>

嚴復自識研究西方文化二十多年，所長在名物象數，宏綱大旨與梁啟超不同，究竟誰是誰非，現在還難下結論。嚴復對梁啟超當時的方剛氣概，雖予稱贊，但卻在宏綱大旨上拉開了距離。

1898年，嚴復對康、梁的批評驟然增多。在一篇題為《論中國之阻力與離心力》的文章中，嚴復說：“若其家之父子兄弟，齊心耦意，沉毅有為，既不躁動，亦不餒敗，將見如此久之，而阻力漸次變小，終至于無?！薄叭羝浼抑缸有值埽ハ嗖录?，借助外援，自相魚肉，以取一時之快意，則其一家所成之離心力，外侮之來未迫，而內訌之勢已不可支矣。”又說：“今日中西人士論中國弊政者，均沾沾以學校、官制、兵法為辭，其責中國者，何其膚廓之甚哉！夫中國之不可救者，不在大端，而在細事，不在顯見，而在隱微?！?sup>這里實際是在批評康、梁急于求成，躁動不安，感情用事，而不能沉毅踏實。是年7、8月間，嚴復給汪康年寫信，對信中之語請汪“秘之不宣”。所以“秘之不宣”者，就因為指名批評了梁啟超、黃遵憲等人。信中說：“梁卓如大學堂章程頗為知言之累，豈有意求容悅于壽州、南皮輩流耶？英華發(fā)露太早，正坐蘇子瞻《稼說》所指病痛；過斯以往，斯亦不足畏也已。公度欲富貴，遂富貴矣，于國種亦無望也。”蘇東坡的《稼說》與批評王安石變法有關。他以說稼為喻，借題發(fā)揮，抑揚古今社會風氣，闡發(fā)為學從政都應當長期涵茹，博觀約取，厚積薄發(fā)的哲理，諷詆當時人學養(yǎng)淺薄，急功近利，率爾輕發(fā)的不良風氣。嚴復說梁啟超“英華發(fā)露太早，正坐蘇子瞻《稼說》所指病痛”。說明：在嚴復的心目中，處于維新變法高潮中的梁啟超正在暴露其急功近利、輕率妄發(fā)的毛病。

《時務報》內部，梁啟超與汪康年之爭，給維新派的團結蒙上了巨大的陰影。嚴復對康、梁的所作所為頗有微辭。他在《〈時務報〉各告白書后》中說：私書往還，相呼以賊，“前所石交，后乃仇讐。叩其所爭，則僅僅萬余金捐款，萬余張銷報之權與利而已”?！爸T公為此，獨不嫌與救種革習之言本末不相稱耶？《時務報》且為天下之笑枋詬資，尚何開化輔時之與有？”“梁君平日持論云何？豈不曰：務憑公理以悅服人心，不宜藉貴位尊勢以劫制天下乎？此固祖龍與華盛頓之分也。乃一旦志得，遂挾天子之詔，以令錢塘一布衣，非所謂變本加厲者耶？”

戊戌政變，康、梁流亡日本，繼續(xù)其反對清朝政府的活動。梁啟超不僅創(chuàng)辦《清議報》為宣傳鼓動之喉舌，而且與孫中山往還日密，有孫、康兩派合并的計劃。與梁啟超一同流亡日本的維新人士王照，本來在如何對待西太后和清政府的問題上，與康、梁意見不同，到日本后，又受康、梁的嚴密控制，致使相互矛盾沖突。嚴復對康、梁所干的這一連串事情，甚不以為然。他在通信中對張元濟說：“每次見《清議報》，令人意惡。梁卓如于已破之甑，尚復嘵嘵，真成無益。平心而論，中國時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對山等之罪過也。輕舉妄動，慮事不周，上負其君，下累其友?？怠⒘狠呺m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語；況雜以營私攬權之意，則其罪愈上通于天矣。聞近在東洋又與王小航輩不睦；前者穰卿，后者小航，如此，人尚可與共事耶？穗卿極袒對山，弟則自知有此人以來，未嘗心是其所舉動。自戊戌八月政變以后，所不欲多論者，以近于打落水雞耳?！?sup>

由此可知，至1899年為止，在嚴復的心目中，康、梁二人一好輕舉妄動；二好營私攬權。輕舉妄動是由于不顧客觀實際，憑理想、熱情辦事，因而激起政變，以致上負其君、下累其友。營私攬權是利欲之念過于強烈，心底不誠，持論不衷，待人詭詐，因而與汪康年、王小航公開發(fā)生爭執(zhí)。嚴復既覺梁啟超辦的《清議報》令人意惡；又說自知有康有為這個人以來，未嘗心是其所舉動。只是因為政變已經發(fā)生，二人在流亡之中，打“落水雞”不合適。所以，嚴復從不公開發(fā)文直接批評康、梁，只在與友人的通信中指其病癥。

嚴復待己待人，都力求實事求是，他看康、梁，并非一無是處。1902年，在與張元濟和梁啟超的信中，對《新民叢報》刊登梁啟超的《新史學》等論文就贊賞不已。他對張元濟說：“近見卓如《新民叢報》第一冊，甚有意思，其論史學尤為石破天驚之作，為近世治此學者所不可不知”。在給梁啟超的信中，對梁更是夸獎備至，他說：“承贈寄所刊《叢報》三期，首尾循誦，風生潮長，為亞洲二十世紀文明運會之先聲，而辭意懇惻，于祖國若孝子事親，不忘幾諫，尤征游學以來進德之猛。曙曦東望，延跂何窮！三篇所載，皆極有關系文字，而鄙誠所尤愛者，則第一期之《新史學》，第二期之《論保教》，第三期之《論中國學術變遷》。凡此皆非囿于拘虛者所能道其單詞片義者也。”更可貴者，對《新民叢報》中關于批評嚴譯《原富》的文字，嚴復雖然對自己的譯法有所保留，但對批評之詞，仍表示“甚佩其語”。他還謙遜地說：“道不兩隆，有所棄者而后有取。加以晚學無師，于圣經賢傳，所謂宮室之富，百官之美，皆未得其門而入之。其所勞苦而僅得者，徒文辭耳，而又不知所以變化”。這都表明嚴復待人待己的誠懇求是態(tài)度。

從1900年至1915年的15年中，只有1905年12月給曹典球的信中，嚴復對梁啟超有嚴厲的批評。（此批評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已有所論列，下文還將繼續(xù)討論）。此外未見直接的責難。到1916年，則情況突然發(fā)生了變化。這時嚴復雖已近暮年，但他對中國政局的關注仍未絲毫減弱。他許多發(fā)自內心的政治見解，在與他的學生熊純如的信中，得以充分表達。正是從這些具有特殊意義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嚴復的心中涌起了對康、梁批評的又一次高峰。

為使讀者更為完整的了解嚴復對康、梁的看法，我們不得不摘引一段較長的資料。1916年，嚴復在給熊純如的信中這樣說：

吾國自甲午、戊戌以來，變故為不少矣。而海內所奉為導師，以為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眾人視之，則以為福首，而自仆視之，則以為禍魁。何則？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識遠覽之士，愀然恒以為難，不敢輕心掉之，而無予智之習。而彼康、梁則何如，于道徒見其一偏，而由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固性。至于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自《時務報》發(fā)生以來，前后所主任雜志，幾十余種，而所持宗旨，則前后易觀者甚眾。然此猶有良知進行之說為之護符。顧而至于主暗殺、主破壞，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主暗殺，則人因之而然暗殺矣；主破壞，則人又群然爭為破壞矣。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而不知其種禍無窮。……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無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釁。西太后天年易盡，俟其百年，政權獨攬，徐起更張，此不獨其祖宗之所式憑，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處之地位為何如，所當之沮力為何等，鹵莽滅裂，輕易猖狂，馴至于幽其君而殺其友，已則逍遙海外，立名目以斂人財，恬然不以為恥。夫曰“保皇”，試問其所保者今安在耶！必謂其有意誤君，固為太過，而狂謬妄發(fā)，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則雖百儀、秦，不能為南海作辯護也。

類似的批評文字還有不少，茲不一一羅列。總括嚴復之旨，若與1898年、1899年嚴復對康、梁的批評相比照，則意仍一貫。嚴復這時對康、梁的批評，并未脫離“輕舉妄動，營私攬權”八個字。

嚴復此時為什么要激烈地批評康、梁？大約是有感于梁啟超的西南反袁活動而發(fā)。嚴復認為：共和制度一時還不適合于中國的歷史實際和社會實際。共和必然給中國帶來禍亂。他一貫主張君主立憲，以漸進迂回的方式，在穩(wěn)定大局的前提下，逐步使中國實現革新的目標。他說：“中國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動，動則積尸成山，流血為渠。古圣賢所以嚴分義而威亂賊者以此；伊尹之三就桀者以此；周發(fā)之初會孟津，而復散歸者以此；操、懿之久而后篡者亦以此。英人摩理有言：‘政治為物，常擇于兩過之間’。法哲韋陀虎哥（雨果）有言：‘革命時代最險惡物，莫如直線’?！?sup>他認為梁啟超是“理想中人，欲以無過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險直線者也”。其在辛亥革命期間，不知投鼠忌器?！氨擞星宥嘧铮劣谀┰熘H貴用事，其用人行政，尤背法理，誰不知之？然使任公為文痛詈之時，稍存忠厚，少斂筆鋒，不至天下憤興，流氓童，盡可奉辭與之為難，則留一姓之傳，以內閣責任漢人，為立憲君主之政府，何嘗不可做到。然則統(tǒng)其全而觀之，吾國所全，顧不大耶！而無如其一毀而無余何也”?！岸吩準?，誰實為之？”而今“任公、松坡與唐、任輩倡義西南，以責垣上之背約，名正言順，雖圣人無以非之。所不解者，袁氏自亡之后，不急出以把持國柄，除苛解嬈，以建設共和不傾之國體。爾乃陁然然，一聽元二亂黨所欲為，以成此麻痹不能進行之政局。然則當日起事，固未嘗原始要終，自詭作如何之收束，而只以感情意氣，或有所不便于已，而反抗之。名為首義，實禍天下”。

嚴復對康、梁的指責，措辭雖甚刻厲，但他們畢竟仍屬一個營壘，他們之間的不同，不是進步與反動的對立，而是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上的分歧，也是為人治學上的分歧。正因為如此，嚴復對梁啟超，始終以賢者相待，對康有為，仍愿與之合作，并說“不忍深責”。嚴復在信中說：“吾于小人匪類，本無可責備，所責備乃賢者耳。松坡、任公皆此例也?！?sup>又說：“任公自是當世賢者，吾徒惜其以口舌得名，所持言論，往往投鼠不知忌器，使搗亂者得借為資，己又無術能持其后，所為重可嘆也！”

1916年底，1917年初，經張元濟介紹，熊純如致函勸其師嚴復與康有為聯合。嚴復對此議態(tài)度甚和緩。他在回信中說：“來書謂得張菊生紹介，將謁南海、新會，此大佳事，不知相見時有何言論，甚欲聞之。言論界飲冰勢力最巨，南海文筆沉悶，遠不逮之，至如鄙人更當避舍。來教勸與聯合，所見極是，但不知既合之余，鄙于兩公有何裨補耳?！?sup>這時候，康有為所持政見，實際與嚴復已非常接近。應該說他們之間的聯合是有可能的。

三、嚴復拒盧梭意在諷康、梁

1898年之前，盧梭《民約論》雖未在中國正式出版發(fā)行，但康、梁一派思想主旨已很明顯的包含了平等民權觀念?？涤袨樵缫阎小秾嵗砉ㄈ珪罚瑸槠涑珜ё兎ňS新種下了理想的根基。梁啟超后來在談到譚嗣同的《仁學》時亦說：“《仁學》下篇，多政治談，其篇首論國家起源及民治主義，實當時譚、梁一派之根本信條，以殉教的精神，力圖傳播者也。由今觀之，其論亦至平庸、至疏闊，然彼輩當時并盧騷《民約論》之名亦未夢見，而理想多與暗合。蓋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滿革命也，詞鋒銳不可當?！?sup>自1898年起，盧梭《民約論》已有正式版本在中國印行，書名《民約通義》。日本中江兆民曾以漢文翻譯盧騷《民約論》，書名《民約譯解》，《民約通義》是直接翻印《民約譯解》的第一卷，因此不是一個全本。筆者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圖書館和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均未查到《民約通義》。據林啟彥大作（見本文注（2））提供的照片，《民約通義》封面署法儒盧騷著、人鏡樓主人書。如果人鏡樓主人是黃遵憲，那此書的印行實與康、梁一派有關?？怠⒘毫魍鋈毡竞?，出報譯書，熱火朝天。特別是梁啟超，在留日學生中領袖群倫。他自己描述當時的情景說：“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眾。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yè)特盛，定期出版之雜志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淠芟c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sup>

在梁啟超的率領和影響下，在廣泛介紹新書、新學浪潮之中，至1904年全國掀起反美拒約運動為止，翻譯、介紹、宣傳盧梭《民約論》及其思想觀點，從書名或標題上可以一目了然的大致可見下表：

從上表可知，當時介紹盧梭及《民約論》者，主要是梁啟超和楊廷棟。楊廷棟翻譯《民約論》先在《譯書匯編》上刊載，而《譯書匯編》是受到梁啟超稱贊的。他在《清議報》百冊祝辭中說：“客冬今春以來，日本留學生有《譯書匯編》《國民報》《開智錄》等之作?！蹲g書匯編》至今尚存，能輸入文明思想，為吾國放一大光明，良可珍誦?！?sup>

梁啟超在這一時期介紹西學，雖顯駁雜。他自己雖也說“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但事實上，他對盧梭的介紹，更具明顯的傾向性。他認為，當時的中國最需要的是盧梭的思想。他說：“歐洲近世醫(y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于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是方也，當前世紀及今世紀之上半，施之于歐洲，全洲而效；當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六年之間，施之于日本而效。今先生于歐洲與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靈未沫，吾道其東，大旗觥觥，大鼓咚咚，大潮洶洶，大風蓬蓬，卷土挾浪，飛沙走石，雜以閃電，趨以萬馬，尚其來東。嗚呼！《民約論》，尚其來東。東方大陸，文明之母，神靈之宮，惟今世紀地球萬國，國國自主，人人獨立，尚余此一土以殿諸邦，此土一通，時乃大同。嗚呼！《民約論》兮，尚其來東。大同大同兮！時汝之功?！?sup>他在《清議報》上以《盧梭學案》為題，將深奧費解的《民約論》闡釋得主旨鮮明，通透易懂。在最后的案語中，他稱贊盧梭之說“精義入神，盛水不漏”。他說：我中國數千年生息于專制政體之下，“誠能博采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縣縣，鄉(xiāng)鄉(xiāng)市市，各為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則成就一盧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國家，其路為最近，而其事為最易焉”。梁啟超對盧梭熱烈的崇信和介紹，曾引起康有為的擔心和不滿。為此梁氏致函其師康有為，辯白說：“路梭諸賢論，施之于法國，誠為取亂之具，而施于中國，適為興治之機，……先生日慮及此，弟子竊以為過矣”。1903年，在一篇答問式的文章中，梁啟超再次申辯說：“近日言平等、言自由者，誠不如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之盛，盧梭《民約論》等學說，誠為西人所芻狗?！劣谥袊?，則未可語于此?！梳t(yī)今日之中國，必先使人人知有權，人人知有自由然后可?！睹窦s論》正今日中國獨一無二之良藥也?！?sup>

由于梁啟超對盧梭的崇信和宣傳影響極廣，人所共知，所以在留學生中，甚至有直呼梁氏為盧梭者。這時候，不僅梁啟超有盧梭之稱，梁啟超在為其師作傳時，也把康有為比作中國的盧梭。

上述情況，作為對西方文化十分熟悉，又對康、梁等人極為關注的嚴復來說，當然是看在眼里，記在心上的。從1902年起，嚴復開始直接批評盧梭，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F在的問題是：嚴復為什么要在1905年針對反美愛國運動來批評盧梭呢？他為什么說反美運動中，海上學界、商界所持議論半皆三四年來《新民》諸報之積毒？這只要細讀梁啟超在《清議報》上刊載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就可明其奧妙。梁氏在文中說：“現今學界，有割據稱雄之二大學派，凡百理論皆由茲出焉，而國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權派，盧梭之徒為《民約論》者代表之；二曰強權派，斯賓塞之徒為進化論者代表之。平權派之言曰：人權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權，人人皆平等。國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結契約而成立者也，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是即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重點筆者所加）其為效也，能增個人強立之氣，以助人群之進步，及其弊也，陷于無政府黨，以壞國家之秩序。強權派之言曰：天下無天授之權利，惟有強者之權利而已，故眾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權當以血汗而獲得之；國家者由競爭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對外敵者也，故政府當有無限之權，而人民不可不服從其義務，是即新帝國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為效也，能確立法制之主格，以保團體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和平。……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于世界也，國之獨立。使能率由此主義，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來永劫，豈非天地間一大快事！”梁啟超在此段話中將當時思想界之營壘劃得很分明。即民約論與進化論，以盧梭為旗幟與以斯賓塞為旗幟。梁啟超舉的是盧梭的旗，嚴復舉的是斯賓塞的旗。梁啟超認為，民權主義是民族主義的原動力。國內既是人人獨立自主，國際就應是國國獨立自主，此是正大光明公平之主義。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如能率由民族主義，則是天地間一大快事。1905年的反美運動，聲勢之所以能如此之浩大，當然與梁啟超以民權主義為原本，而以民族主義為發(fā)揮的多年的宣傳鼓動分不開。事實上，最早為反美運動思想原動力的《華工禁約記》，即為梁啟超所著。嚴復是歷史進化論者，他認為盧梭的“人生而自由”的天賦人權論是不科學的，不符合歷史的事實，不過是理想主義的東西，早已受到西方十九世紀學者們的批判，不應當拿來作為救國的良方。他認為，與其打起民權主義的大旗，不如強調民能主義。如果經過踏實的訓練，使人民程度真正高了，才能真正維護個人的權利和國家的權利。他認為在人民程度不足的條件下，一味排外，更易遺下長遠的禍患。職是之故，他對風風囂囂的反美運動，雖不愿正面指責，但他要“取病夫癥結，審其部位，一一為之湔滌，反復剖解，期與共明”。他認為癥結就是梁啟超為首的一些留日學生，對盧梭及《民約論》的盲目崇拜。因此，他在《政治講義》中，多次批評盧梭。意在指出梁啟超理論在本源上的錯誤，以諷勸其早日改旗易幟。

在《政治講義》中，嚴復批評盧梭共計9處，可以視作嚴復批評盧梭的第一次高峰。在這9處之中，批評盧梭言治不由歷史，所論不符合歷史事實者占7處。其余批評“用心躁”、與有復古愿望各1處。脫離歷史事實、用心躁和復古，均出于主觀的感情，而經不起歷史的、科學的檢驗。

1914年，嚴復發(fā)表《民約平議》，集中而系統(tǒng)地批評了盧梭思想，使其批評盧梭達到第二座高峰。此座高峰的出現，從表面看，當然可以視作嚴復針對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而發(fā)，但若前后貫通，細細體會，嚴復著筆之要點，仍在澄清思想根源上的謬誤，以諷康、梁多年來學術源流之病癥。

《嚴復集》中至少有兩處，自論發(fā)表《民約平議》的動機。一處是給熊純如的信；一處在《民約平議》之中。1913年，嚴復在給熊純如的一封信中這樣說：“昨梁任庵書來，苦督為《庸言報》作一通論。已諾之矣。自盧梭《民約》風行，社會被其影響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從其法，然實無濟于治，蓋其本源謬也。刻擬草《民約平議》一通，以藥社會之迷信。報出，賢者可一觀之而有以助我?！?sup>嚴復此話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梁啟超請他寫文章；二是他認為指導辛亥革命的思想本源是錯誤的；三是他作《民約平議》是為藥社會之迷信；四是文章登出來賢者可一觀之。上文已指出，嚴復心目中的“賢者”不是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而是指梁啟超一類人?！睹窦s平議》中有一段，說自《民約論》之出，“垂二百年，不徒暴烈之子，亦有仁義之人，憤世法之不平，閔民生之況瘁，奉若玉律金科，以為果足以救世。一誤再誤，不能自還。此今吾《平議》之所由作也”。這里若仔細體會，嚴復是為那些憤世法之不平，閔民生之況瘁，以為《民約論》果足以救世，而一誤再誤的仁義之人而作《民約平議》的。“仁義之人”無疑應是指康、梁等人。特別是“一誤再誤”，嚴復在1916年給熊純如的信中就希望康、梁不要再種禍根了。

在嚴復看來，中國之所以發(fā)生辛亥革命，清政府之所以被推翻，袁世凱之所以得勢，社會之所以處于動蕩不安的局面，原因雖然很多，但康、梁的鼓吹發(fā)動實是其原動力。嚴復說：“但問今日局面不可收拾之所由來，則其原因至眾，項城不過因其勢而挻之而已，非造成此勢者也。若論造成此勢，則清室自為其消極，而康、梁以下諸公為其積極。二者合，而大亂遂有不得不成之勢?！?sup>

康、梁何以能成為積極？由于康、梁所抱之思想學術誤也。嚴復說：“康、梁生長粵東，為中國沾染歐風最早之地。粵人赴美者多，赴歐者少，其所捆載而歸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紀革命獨立之舊義，其中如洛克、米勒登、盧梭諸公學說，驟然觀之，而不細勘以東西歷史、人群結合開化之事實，則未有不薰醉顛冥，以其說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徑，仿而行之，有百利而無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謬不然乎？”嚴復又說：“梁任公筆下大有魔力，而實有左右社會之能，故言破壞，則人人以破壞為天經；倡暗殺，則黨黨以暗殺為地義。溯自甲午東事敗衄之后，梁所主任之《時務報》，戊戌政變后之《清議報》《新民叢報》及最后之《國風報》，何一非與清政府為難者乎？指為窮兇極惡，不可一日復容存立。于是頭腦簡單之少年，醉心《民約》之洋學生，至于自命時髦之舊官僚，乃群起而為湯武順天應人之事?！?sup>聯系嚴復上述言論和心態(tài)，似應有理由作出結論：嚴復作《民約平議》，其意主要是在諷勸警告康、梁。

《民約平議》所涉學理既深且廣，茲無法一一討論，亦不必與康、梁思想一一接對。按其核心，在指出《民約論》所謂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空想性；盧梭立論之感情化與非歷史性。嚴復在《平議》結尾中指出：“總之，盧梭之說，其所以誤人者，以其動于感情，懸意虛造，而不詳諸人群歷史之事實?！倍鴩缽团u梁啟超亦多如此。如他說：“大抵任公操筆為文時，其實心救國之意淺，而俗諺所謂出風頭之意多?！薄埃ㄈ喂螌W主陸王，此極危險。）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談，驚奇可喜之論”。梁啟超后來檢討自己，對嚴復的批評直認不諱，且深自愧責。他說：“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zhàn)于胸中，隨感情而發(fā)，所執(zhí)往往前后相矛盾”?！皢⒊谒枷虢缰校淦茐牧Υ_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啟超與有罪焉?！薄斑\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為社會所輕”?！岸磺兴^‘新學家’者，其所以失敗，更有一總根原曰：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不以學問為目的者，沒有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不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好從理想、目標、模式出發(fā)，把學問當手段，而不能不流為感情用事。嚴復批評盧梭，意恐不在彼而在此。

四、結 語

嚴復排拒盧梭思想，本意在諷勸康、梁?？怠⒘簩嶋H上逐漸接受了嚴復的批評。但是，既然嚴復公開批評盧梭，資產階級革命派自然不會沉默不語。所以，針對嚴復的批評，先后就有胡漢民、馬君武、章士釗等人出而回應。本文對此暫不討論。不過，張奚若先生說得很對，“嚴、章兩家為文本旨，均以當時國中實在政象為目標，非欲為探哲理作學術上有統(tǒng)系之討論也”。我們看嚴復對盧梭的介紹和評論，正是從當時國中實在政象上去理解。我們的理解與近代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的一段論述恰相吻合。他說，在清末改革者中，大概可分為兩派：一派感情重于理性，以康、梁為代表；一派則理性重于感情，嚴復、章太炎就屬于這一派。嚴復對盧梭的排拒，正反映兩派之間本質上的分歧。若此種理解大致不錯，則學術界中認為嚴復吸收了盧梭思想或嚴復批評盧梭是政治上后退表現的結論就應該值得重新探討了。

嚴復對盧梭的批評盡管帶有其本身思想、眼光、價值等多方面的局限，但是他批評盧梭不從歷史事實出發(fā)，而以感情、空想立論，則是一貫的、正確的。到現今為止，真正懂得盧梭學說的嚴肅學者，仍是這么認為的。既然如此，為什么要說他是在一步一步向后倒退呢？

（原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 參見張豈之、陳國慶：《近代倫理思想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1993。該書第七章第二節(jié)《關于“自由”倫理口號的評價》中就明確指出：“嚴復深受盧梭的影響”。（209頁）“嚴復積極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倫理觀和天賦人權論”。（211頁）“在自由與法律、個體自由與群體自由的倫理關系問題上，嚴復也吸收了盧梭的主要觀點”。（215頁）“嚴復在論述自由自主、民權民主等問題的時候，還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前期的啟蒙思想家所宣揚的重要倫理思想武器——‘天賦人權論’，并且發(fā)出要求‘平等、自由、民主、博愛’的強烈呼聲”。（220頁）“嚴復宣傳西方資產階級‘天賦人權’的倫理學說，其目的，在于攻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封建倫理道德、綱常名教，伸張資產階級民權，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222頁）“嚴復宣傳的‘天賦人權論’和‘社會契約論’，成為資產階級維新派變法維新的有力思想武器，并在客觀上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作了輿論上的準備。更為重要的是，嚴復以此為理論依據，啟迪了大批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覺悟，呼喚著個體意識的覺醒。梁啟超等維新志士曾為之拍案叫絕”。（224～225頁）
2. 參見林啟彥：《盧梭〈民約論〉的傳來及其對清末政治思想的影響》，原載《新亞學術集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第二期，1979，又見于《步向民主：中國知識分子與近代民主思想》，32～94頁，香港，中華書局，1989。篇名改為《盧梭〈民約論〉對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影響》。這是一篇研究盧梭思想在中國傳播的力作，頗具參考意義。林先生指出：嚴復在1895年，“把盧梭‘民約論’的民主思想更明晰地在他的早期幾篇重要的政論中反映出來，很有劃時代的意義”。參見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250～25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又見鄭師渠《嚴復與盧梭的〈民約論〉》，載《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95年第2期。鄭先生指出：“嚴復是近代中國以鮮明的態(tài)度宣傳盧梭的民約論和借此猛烈批判封建君主專制的第一人。正因為嚴復的文章率先使用了民約論新式的思想武器，故既令維新志士為之傾倒，又令守舊者驚恐不已，怒目相向”?！拔煨绾螅瑖缽驮谡紊虾笸肆?。他對盧梭〈民約論〉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變化：由原先積極吸納宣傳民約的觀點，轉而著意批評民約論”。參見夏良才：《盧梭》，北京，開明出版社；香港，中華書局；1997。夏先生認為：“嚴復在早年所撰寫的政論文章中，也隱約地采用了盧梭的某些思想”。（154頁）
3. 參見拙文《嚴復的啟蒙思想與斯賓塞》，載《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1990年第1期。筆者將此文適當修改后參加了1996年5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明末以來中西文化交匯”國際學術研討會，因論文的主題限于論述嚴復思想與斯賓塞的關系，故嚴復與盧梭思想的關系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見，未及展開論證。1995年和1997年，筆者的兩位師弟王憲明和舒文合作發(fā)表了《近代中國人對盧梭的解釋》和《關于戊戌時期嚴復傳播社會契約論和天賦人權論問題的再探討》，分別見于《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和《河北學刊》1997年第1期。兩文均持同一觀點，特別是第二篇，詳細論證了戊戌時期嚴復所宣傳的不是盧梭的天賦人權思想。作者最后歸納自己的觀點說：“總之，戊戌時期嚴復所鼓吹、傳播的社會契約論和天賦人權論，并不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天賦人權論’，而是19世紀中后期英國派的進化的、實證的、功利的自由主義思想。因此，不存在嚴復早期傳播盧梭思想，戊戌以后批判盧梭思想的問題。因此，也不存在嚴復早期民主、進步，晚期反動保守的問題，嚴復的思想和政治態(tài)度始終是一貫的”。
4. 王栻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5. 《嚴復集》，第2冊，255頁。
6. 《嚴復集》，第4冊，1022～1023頁。
7. 《嚴復集》，第2冊，279、147、144頁；第5冊，1295～1296頁；第2冊，241～242、252頁。
8. 《論中國教化之退》，見《嚴復集》，第2冊，483頁。
9. 《嚴復集》，第1冊，133頁。
10. 《嚴復集》，第4冊，986頁。
11. 《嚴復集》，第5冊，1550頁：“丙午（1906），府君五十四歲。上海知交請求演講政治學，計青年會演講八次而訖。名所講者曰《政治講義》，自序刊行”。
12. 見張志建：《嚴復學術思想研究》，31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13. 見鄭師渠：《嚴復與盧梭的〈民約論〉》，載《福建論壇》，1995年第2期。
14. 嚴復《政治講義》刊載于《政藝通報》第四年（乙巳）第16號至23號，第五年（丙午）第1號至第8號。時間為1905年9月29日至1906年5月23日?？d于《日日新聞》時間不詳?！吨彪`教育雜志·直隸教育官報》是轉錄《日日新聞》的，轉錄于該刊的第1年第15、16、18、19、20期上。時間為1905年10月以后?！稄V益叢報》將《政治講義》刊載于第93、94、98、100、101號。時間為1906年3月至4月。
15. 《嚴復與曹典球書》，見《嚴復集》，第3冊，569頁。
16. 有關此一運動的詳細資料可參見《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1期，該期除輯錄有關的圖片外，文字資料達90頁之多，分為六部分：一、美帝國主義虐待華僑的概況；二、反美愛國運動的發(fā)起及其進行辦法；三、全國展開了反美愛國運動；四、美帝國主義勾結清朝政府破壞反美運動；五、買辦階級的破壞和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xié)；六、中小資產階級、手工業(yè)者和工農群眾堅持反美愛國運動。此種資料署名和作輯，疑為當時集體合作編輯而成。資料的六個標題帶有1955、1956年代的時代烙印，但資料的內容很有參考價值。
17. 見《嚴復集》，第3冊，568～569頁。
18. 《嚴復與熊純如書》，見《嚴復集》，第3冊，648頁。
19. 見《嚴復集》，第3冊，514頁。
20. 見《嚴復集》，第2冊，467～468頁。
21. 蘇軾外任地方官時，逢同年進士張琥歸家之前來看望他，他有感于當時士大夫中滋長著急功近利，淺薄輕率的風氣，因而特地作《稼說》送給張琥，以之共勉?！都谡f》中云：“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yǎng)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yǎng)之以至于剛，虛者養(yǎng)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發(fā)于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于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fā)，吾告子，止于此矣”。嚴復引蘇子此語之意，以諷康、梁，頗中要害。
22. 見《嚴復集》，第3冊，508頁。
23. 見《嚴復集》，第2冊，493～494頁。
24. 據《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所載：康有為離日赴美后，己亥（1899年）夏秋間，梁啟超因與中山往還日密，漸贊成革命。其同學韓文舉、歐榘甲、張智若、梁子剛等，主張尤形激烈。于是有孫、康兩派合并之計劃。擬推中山為會長，而梁副之。梁詰中山曰：“如此則將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為會長，為之師者，其地位豈不更尊？”梁悅服。
25. “對山”，《汪康年師友書札》索引以“對山”為康有為；朱維錚、姜義華編《章太炎選集》第150頁、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77頁，注“對山”指康有為。《凌霄一士隨筆》（四）1219頁（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對山指有為”。（筆者認為，此處上文中的對山是指康海，而非指康有為）嚴復此處之“對山”，即指康有為。稱康有為作“對山”，實際是借用明代狀元、文學家康海之號。康海（1475—1540）字德涵，號對山，陜西武功人。舉弘治十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劉瑾專政，欲招致之，海不往。會李夢陽下獄，書片紙招海，曰：對山救我。海乃謁瑾說之，明日釋夢陽，后瑾敗，坐瑾黨落職。卒年六十六，有《對山集》。又：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王季烈輯）癸酉孟夏心葵屬上海隱廬印行本第六冊，第67頁：癸巳（1893年）十二月廿六日記：“蔚若前輩軺旋來談云：有梁統(tǒng)高者，俊才也。闈中得其卷，誤以為對山，抑置副車，而不知對山已高占魁席矣。功名前定，豈不信夫”。近人知此康海與梁統(tǒng)高科舉軼事，后來與康有為和梁啟超乙未（1895年）科舉同試相比擬?！读簡⒊曜V長編》第36頁記：“乙未會試，副總裁李文田，得先生（梁啟超）卷大賞之，其后以額滿落第?；蛟徽偛眯焱┮蔀榭的虾＞?，故抑之，不知確否。李題其卷末曰：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先生極感之”。又《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四）第330頁：陳叔通在《從戊戌政變至云南起義之政治軼聞》中寫到：任公與康有為“同進京會試，徐桐為總裁，予戒粵省卷有才氣者，必為康祖詒，即勿取。適遇任公卷，以為即康有為，遂棄置。發(fā)榜前五名向例后填，填榜已竟，只剩五名未填，徐夸示棄置者必有康祖詒卷。翁同龢亦為總裁之一，笑語徐，尚有五名，安知無康祖詒？及填前五名，康果在其中，徐既怒且慚，歸語門者：康如來謁，拒不納”。明、清兩場科舉會試，兩對康、梁，錄取與否，情節(jié)極為相似。故后人以康海之號稱康南海，亦頗富歷史意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稱康有為作“對山”，既不普遍，使用時間也不太長。筆者寡陋，現在所見資料，稱康有為作“對山”者，幾乎都出現于1899年后，使用此稱呼的人是夏曾佑、嚴復和章太炎三人。夏、章使用“對山”的信件分別見《汪康年師友書札》1344頁、1360頁、1363～1365頁、1367頁、1951頁、1955～1956頁。從信函內容看多與聯合孫中山有關。故筆者懷疑，此時稱康有為作“對山”，是否寓有與孫中山聯合即康有為對孫中山，簡為康對山之意。夏曾佑信中有“今作一人名對，曰：李聯英（可惜他要聯俄）；孫同康”?！爸猩骄频曛亻_否？《對山文集》重刻印否？”等語句，頗耐人尋味。若時人真有此意，則“對山”亦有借用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詩句之意。李白云：“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26. 夏曾佑雖與嚴復交往甚密，但嚴復與夏為人治學不同。嚴復討厭康、梁，心非康、梁，而夏則稱贊康、梁。夏曾佑曾在致友人的信中說：“今任弟之譽滿于四方，數年之后，當更可想。任弟之才，固敻乎不可及矣。然亦可見一人之學，顯晦有時，不獨大道之行，非人力所能強也”。（《汪康年師友書札》，1322頁。）汪大燮說夏曾佑的風格頗似嚴復批評康、梁，而且喜與康、梁交游。他在一封信中曾說：“《國聞報》專門主張康教。……穗卿向來見異思遷，性情浮動?！藭r康、梁恐在天津，其于康、梁之交，則不待言矣。又其人最喜欺侮忠厚人，見人有為人欺侮之事，甚以為樂”。（《汪康年師友書札》，781～782頁。）從以上情況看：嚴復“穗卿極袒對山”之語，則亦意含對康、梁的批評。
27. 見《嚴復集》，第3冊，533頁。
28. 《與張元濟書》，見《嚴復集》，第3冊，551頁。
29. 《與梁啟超書》，見《嚴復集》，第3冊，515～517頁。
30. 見《嚴復集》，第3冊，631～632頁。
31. 《與熊純如書》，見《嚴復集》，第3冊，632～633頁。
32. 《與熊純如書》，見《嚴復集》，第3冊，632～633頁。
33. 《與熊純如書》，見《嚴復集》，第3冊，652頁。
34. 《與熊純如書》，見《嚴復集》，第3冊，657頁。
35. 《與熊純如書》，見《嚴復集》，第3冊，661～662頁。
36. 《與熊純如書》，見《嚴復集》，第3冊，659頁。
37. 參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戊戌變法前后》，44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8. 參見拙文《康有為早期思想中的人道觀念片議》，載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近代史》，1997年第6期。
39.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55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
40. 1916年12月，馬君武在《〈民約論〉譯序》開頭即說：“盧騷《民約論》共四卷。一八九八年上海同文譯書局刻日本中江篤介漢譯第一卷，名《民約通義》”。見莫世祥編：《馬君武集》，300頁，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另據，毛注青編《黃興年譜長編》第33頁，謂：1899年，黃興“在課程余閑，悉購西洋革命及盧梭《民約論》諸書”，亦可證明在1899年以前，已有《民約論》出版發(fā)行。
41. 中江兆民（1847—1901），名篤介，政治家、評論家。1871年留學法國。1875年任東京外國語學校校長和元老院權少書記官。1881年任西園寺公望創(chuàng)辦的《東洋自由新聞》主編。1882年創(chuàng)辦《政理叢談》，同時參與《自由新聞》的工作。撰文普及民權思想，攻擊專制政府，被稱為“東洋的盧梭”。他的《民約譯解》等書介紹了天賦人權思想的人民主權論。1887年出版《三醉人經綸問答》，3月根據《保安條例》被放逐。翌年，任大阪《東云新聞》主編，在該報發(fā)表《新民世界》。1889年當選為第一屆眾議院議員。以后進入實業(yè)界，但沒有成功。晚年組織國民黨，傾向于國家主義。有《中江兆民集》等行世。
42.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61～162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
43. 楊廷棟（1878—1950），字翼之，江蘇吳縣（今蘇州市）人。光緒二十三年（1897）畢業(yè)于蘇州中西學堂，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翌年選為第一批公費生赴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法政。事跡參見《蘇州市志》第1冊第823頁，另見《傳記文學》第18卷第1期第22頁《秋夜草疏圖卷與楊廷棟先生》。
44. 參見楊廷棟譯《路索民約論》卷首《初刻民約論記》，其中曰：“歲庚子，嘗稍稍見于《譯書匯編》中，既有改良之議，且謂疏浚民智，寧卑之無甚高論，遂輟此書，不復續(xù)刻?！癫⒘I之，書始成。從此茫茫大陸，民約東來”。文明書局，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
45. 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載《清議報》第100期。
46. 《破壞主義》，見《飲冰室自由書》卷上，45頁，廣智書局，光緒二十九年四月訂正第四版。
47. 以上兩段引文，均轉引自林啟彥先生文章，參見本文第1頁注2。
48. 1902年春，馬君武在《壬寅春送梁任公之美洲》的詩中，有“春風別盧騷”之句。見《馬君武集》，399頁。
49. 1901年12月，梁啟超作《康南海先生傳》，傳中說：“有應時之人物，有先時之人物。法蘭西之拿破侖，應時之人物也；盧梭則先時之人物也?！袢罩袊枳钜笳撸┫葧r之人物而已。嗚呼！所望先時人物者，其已出現乎？其未出現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現之時哉！今后續(xù)續(xù)出現者幾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巋然亙于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當之”。（見《清議報》第100冊），又可參見《南?？迪壬曜V續(xù)編序》，《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70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
50. 參見拙文《嚴復的啟蒙思想與斯賓塞》，見本文第1頁注3。
51. 《華工禁約記》（一名“美國華工禁約記”）原為梁啟超著《新大陸游記》之一章，發(fā)表于1903年《新民叢報》臨時增刊。1904年有上海廣智書局單行本，并見《飲冰室文集》。
52. 《嚴復集》，614頁。
53. 嚴復說：“至于今日，事已往矣，師弟翩然返國，復睹鄉(xiāng)枌，強健長存，仍享大名，而為海內之巨子，一詞一令，依然左右群倫，而有清之社，則已屋矣。中國已革命而共和矣?！S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梁之于中國，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隱憂，竊愿其慎勿四摘耳”。見《嚴復集》，第3冊，633頁。
54. 《與熊純如書》，見《嚴復集》，第3冊，645頁。
55. 《與熊純如書》，見《嚴復集》，第3冊，648頁。
56. 《與熊純如書》，見《嚴復集》，第3冊，645～646頁。
57. 見《嚴復集》，第3冊，645～646頁、648頁。
5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42～143、147、162～163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
59. 張奚若：《張奚若文集》，29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
60. 呂思勉：《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見章念馳編選：《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171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61. 參見何兆武：《譯者前言》，見《社會契約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何先生指出：本書立論的觀點基本上是唯心主義的?！氨緯m然有著許多光輝的民主思想和辯證法因素，但同時也包括了大量空想的、反科學的觀點和方法。這是我們應該注意加以分析的”。另張慶?！侗R梭政治思想是法國大革命的主旋律嗎？》（《世界歷史》，1998年第1期）也指出了盧梭理論的空想性，認為盧梭思想的本質是反映了小生產者的道德理想，它既沒有在法國大革命中起主導作用，而且其“覆滅”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