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文人

魏夫人

北宋（960—1127）最著名的女作家當屬魏夫人（魏玩）。她是曾布之妻，曾氏是哲宗朝的權臣，并在徽宗（1100?—1125年在位）踐祚時擔任宰執(zhí)，但很快被黜落。魏夫人才名遠播，以至于朱熹在她身后一百年仍把她和李清照視為宋代僅有的兩名才女。^[1]盡管時人對她評價如此之高，魏氏文集還是失傳了?，F(xiàn)存魏夫人的作品僅有一首詩和十三首詞，被零星記載于各種宋代文獻中，《樂府雅詞》是其中重要的一本詞選。

現(xiàn)存的多數(shù)魏氏詞都圍繞著“閨情”這一傳統(tǒng)主題而作，描寫一位女子等待她遠方的夫君或情郎。試舉以下兩首詞為例：

菩 薩 蠻

溪山掩映斜陽里。樓臺影動鴛鴦起。隔岸兩三家。出墻紅杏花。綠楊堤下路。早晚溪邊去。三見柳綿飛。離人猶未歸。^[2]

下闋中那條離開樓臺的堤路，想必是三年前男子臨走時的經(jīng)行之地。詞中主人公每天在溪邊堤路上徘徊，期待著那位離人的歸來，但這從未發(fā)生。第二首詞如下：

江城子·春恨

別郎容易見郎難。幾何般。懶臨鸞。憔悴容儀，陡覺縷衣寬。門外紅梅將謝也，誰信道、不曾看？曉妝樓上望長安。怯輕寒。莫憑闌。嫌怕東風，吹恨上眉端。為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閑。^[3]

所有跡象都表明，魏夫人通過填詞來傳達內(nèi)心的思緒和期許。我們將在下文看到，女子所作之詞常被例行地解讀為自傳，盡管這種成熟的代言體不過是該體裁的慣用手法。說到底，詞體文學是為了詞樂表演而寫的，一般由歌妓演唱，除了常見的艷情麗句，詞樂表演也促成了作者與歌者的分離，而歌者往往被虛擬為詞中主人公，以期達到特定的表演效果。

而當一首詞被得知出自女子之手，尤其是當它以書面形式流傳、而非臨場表演時，人們便改變了原先的看法：詞作者與詞中主人公在女性作品中合而為一。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不能將這一轉(zhuǎn)變解釋為這名女性既填詞又演唱了自己的作品，像魏夫人那樣的淑女絕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之下自唱其詞的，這不符合其尊貴的閨秀身份。她的詞作即使被歌唱，也是專業(yè)歌妓的事，那倒是極有可能。所以，對于女子之詞的自傳體解讀需要另找原因。

由于魏夫人身為女子，有關她及其詩詞的評述極少，但我們?nèi)阅芤老】闯銮叭嗽噲D建構(gòu)她的身世，使之與其傷情之作相吻合。最早有關魏夫人的宋代史料出自陸游的一則筆記，言及她的丈夫在早年展拓事業(yè)時常與妻子分居，并記下了她戲諷丈夫在京任官時沒有把握機會站穩(wěn)腳跟。^[4]而在后人的引述中，曾布與魏氏之間的別離被夸大，到了明代，更有傳聞說魏夫人讓朱淑真陪伴其左右，后者的婚姻很不美滿，二人曾相對飲酒，往來賦詞。^[5]此外，人們也很自然地把魏氏詞中的“離人”還原為她的夫君，馮夢龍（1574—1646）的《情史》格外指出上文的《江城子》是她寄給曾布的詞作，期盼他早日回到她身邊。^[6]

朱淑真

除了李清照，朱淑真也是著名的宋代女作家。而與魏夫人不同，朱淑真的詩詞在她去世后不久即被好事者編成文集，并完好地留存至今。詩集內(nèi)容也相當可觀，共錄有337首詩，是目前現(xiàn)存的三本女性文集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部。系于她名下的詞作也有三十首之多，散見于宋代及后世詞選，如今常被附錄于朱淑真“選集”中。

朱淑真的生平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她的父母不知為何把她下嫁給一個商人，夫妻二人并不般配，這個商販不知憐惜他的妻子，甚至虐待她。朱淑真的婚姻很不美滿，她只能通過創(chuàng)作表達愁緒，并因傷懷過度而早早辭世。其詩詞在她身后被匯成一集，題為《斷腸集》。但其中有些詩表達了愛情與渴望，或是深情地回憶幽會的情景，于是眾人紛紛推測朱淑真落寞時曾有段婚外情，或是她在出嫁前有位情人，一些評注家甚至在詩詞中讀出她最終擺脫了丈夫，與她的初戀情人重逢。

以下諸詩體現(xiàn)了朱淑真作品的典型主題與情緒：

愁懷（其一）^[7]

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為主，何似休生連理枝？

西樓寄情^[8]

靜看飛蠅觸曉窗，宿酲未醒倦梳妝。強調(diào)朱粉西樓上，愁里春山畫不長。

湖上小集^[9]

門前春水碧于天，座上詩人逸似仙。彩鳳一雙云外落，吹簫歸去又無緣。

這些作品不乏妙語和詩趣，但空寂而無望的基調(diào)卻貫穿始終。第一首詩據(jù)說寫于朱淑真丈夫納妾之后，詩人卻備受冷落。在這個解讀中，天性不合的兩種鳥象征朱淑真與那位姬妾，但也有注家將之視為這對彼此疏遠的夫妻。同時，司春之神東君也沒有替花作主，他讓兩種不同的植物結(jié)為“連理枝”，使之在有生之年都無法擺脫這不幸的結(jié)合。第二首詩的主人公幾乎無力面對白晝，當她勉強起身妝扮時，倦怠的她竟無法聚精會神地畫眉（“春山”喻指婦人的姣眉）。第三首詩中，詩人自比逸仙，卻不像弄玉那樣幸福地嫁給了蕭史：相傳有一天，一對鳳凰被蕭史的音樂所吸引，棲止于這對夫妻居住的樓臺，把二人送往天界。

當我們初次接觸朱淑真及其作品，也許會慶幸終于有位宋代女性留下了數(shù)量可觀的詩詞，她的集子在數(shù)百年間被完好地保存并流傳下來。然而，當我們悉心考證相關史料時，卻疑竇叢生。諸多矛盾而不合理的斷言圍繞著這位“朱淑真”，讓我們不禁懷疑其人其詩是否可信。近年來關于她的眾多研究只讓我們看清了一個事實，即學界對她是誰、何時在世、來自何處、嫁給了誰及其詩詞來源都從未達成共識。

我們不妨來看看有關其生卒年月的考證。有些學者認為她生活于北宋（11世紀后期），另一些說她的身世從北宋末延續(xù)至南宋初，還有一些將其生平限定在南宋前期（12世紀中葉），其他人則說她生活于13世紀早中期。生卒年考證的時間差異如此懸殊，對一位宋代人物而言相當少見，它是由兩個因素造成的：朱淑真詩詞中含混的、印象式的時間暗示容易產(chǎn)生歧義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推斷，而她在宋代史料中的缺席則更加可疑。

朱淑真集子的編者叫魏仲恭，其人不可考，他的《斷腸詩集序》寫于1182年。詩序中，他說自己在武陵（今湖南常德）游玩時，常會在旅店聽見人們吟詠朱淑真詞，他頗為動容，并得知了朱淑真的一些遭遇：

……早歲不幸，父母失審，不能擇伉儷，乃嫁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詩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其詩，想其人。風韻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負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10]并其詩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傳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嗚呼，冤哉！

魏仲恭接著說自己決心盡力收集朱淑真的詩作，以告慰她的在天之靈，使其身后享有她在世時不曾有過的殊榮。他還提及了一個叫王唐佐的臨安人（今杭州，南宋時京都），曾為朱淑真作傳，但其人不詳，也從未有人見過或提及這篇傳記。

魏氏最后聲稱“后有好事君子，當知予言之不妄也”，然而，魏序中有若干疑點（包括最后一句話），讓它看上去不甚可信。首先，魏仲恭和王唐佐這兩位熟悉朱淑真的人本身就是個謎，我們對二人生平一無所知；同時，朱淑真的衣冠冢并不存在，因此也沒有墓志或碑銘來核對魏氏之言；當時只有僧侶采用火葬，朱淑真又為何“不能葬骨于地下”？又是為什么她比父母去世得早，且在臨終時由父母陪伴左右，而不是待在夫家？這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魏氏交代朱淑真詩詞的情況尤其值得關注。他說朱淑真火葬之后，她的父母焚毀了作品，“百不一存”；而魏氏則通過武陵人吟誦其詞而記下了她的作品，卻從未提及朱淑真詩詞的任何抄本。那么，我們是否要相信魏氏僅僅通過他人口述而謄寫下三百多首詩歌呢？更何況，他所聽聞的是朱淑真詞作，而他編纂的卻是詩集，這絕不是個小紕漏。我們不妨舉個反例：當時有位寡婦名叫孫道絢，據(jù)說寫有為數(shù)眾多的詩詞，但詩稿在她的晚年卻不幸因家中失火而盡數(shù)焚毀了。她的兒子黃銖（1131—1199）是朱熹友人，為人至孝，在母親去世后盡其所能收集她的殘篇，但也僅能找到母親的六首詞。^[11]然而，這位魏仲恭與朱淑真非親非故，卻能在原稿銷毀后找到三百余首詩作，這實在讓人難以置信。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魏氏聲稱行人在旅店中經(jīng)常吟誦朱淑真作品，聞者無不動容，那么這些詞作也應在茶坊酒肆中流行；但如果這是真的，當時的宋代文獻卻絲毫沒有“朱淑真”的影子，這非常不合理。我們可以拿李清照的情況來作比較，她的詩詞同樣廣為人知、流傳甚遠。按照魏仲恭的表述，朱淑真似與李清照是同時代人，或只比李清照年輕一二十歲。但直至李清照去世，其人其詞已見于諸多文集、詩話等宋代文獻；如果朱淑真當時也很出名，為何她的上百首詩詞卻沒有受到絲毫關注？

宋代書志目錄也找不到任何朱淑真詩集或詞集，后者晚至明初方有刻本可考。^[12]而朱淑真詞在現(xiàn)存九種南宋的詞選刻本中均不見載，^[13]這種缺席本身很能說明問題，因為九部南宋詞選共收錄了幾百位詞人的數(shù)千首作品，是記載包括李清照在內(nèi)的宋代女詞人及其詞作的第一手資料。

盡管如此，魏仲恭編選的朱淑真詩集還是受到了關注。1202年，有位叫孫壽齋的人為詩集題跋，孫氏其人亦不可考。宋末元初，一部編者不詳、但頗具影響力的詩選《千家詩》擇取了朱淑真的四十五首詩。^[14]此舉意義非凡，并在元、明時期逐漸奠定了朱淑真的聲名及地位。元代的文壇領袖楊維楨（1296—1370）把朱淑真和李清照并稱為近代杰出的兩位女才子。^[15]明代中葉，出版家毛晉（1599—1659）更進一步，將二人詞集合刊發(fā)行。自此，這兩位女性經(jīng)常作為宋代杰出女作家而并稱于世。

伊維德（WiltIdema）曾在數(shù)年前論及朱淑真和她的詩集，并得出如下論斷：“如若我們不把《斷腸集》當作一位特定詩人的作品，而將之視為男性觀念的表達，由此折射出他們對閨情的典型臆想，這樣的品讀也許更合適。朱淑真詩集中的相當一部分應是匿名男子的代言詩，這并非不可想象。”^[16]伊維德對朱詩真?zhèn)蔚馁|(zhì)疑，是基于魏仲恭詩序中的疑點，以及男性文人借詩詞來美化不幸女子的傳奇身世這一慣例，但他沒有提到宋代文獻不曾記載朱淑真其人這一現(xiàn)象，我在上文業(yè)已詳述。在此，我將作出進一步論斷：大多數(shù)、甚至是全部系名于朱淑真的詩歌皆男子所為，這是完全可能的。他們?yōu)橹焓缯娴纳硎蓝裕哼@樣一位能文淑女竟“下嫁”給一個庸夫，只能作詩消愁?！稊嗄c集》詩風的若干特征支持了我的觀點：詩題沒有任何個人傳記因素，沒有特定的贈答對象、沒有專指地名、沒有具體年代；詩歌幾乎無一例外吟詠的是傳統(tǒng)主題，如《獨坐感春》、《杏花》、《秋夜》、《冬夜不寐》、《湖上詠月》等，這些題目很容易讓人想到學詩的習作。

生不逢時的失意男子常在才德不被欣賞的弱女子身上找到共鳴，這一形象是傳統(tǒng)“士不遇”主題的典型象征，詩人常自比怨女，來影射他在仕途或人生遭際中所經(jīng)受的挫折。無論詩作原委如何，它或早或晚會被系于那位女子名下而流傳于后世。^[17]（我們已見證了一個較早的例子，嚴蕊的《卜算子》詞實是一位男子的代言之作。）朱淑真故事的感染力還出于這樣一種幻覺，即在婦女很少習文、罕見其作的文化環(huán)境中，竟有這樣一名女子以她自己的語言表達愁苦，并使人們得以一窺其作。圍繞朱淑真及其作品的復雜接受史于后世展開，多數(shù)讀者均為男性，他們隱秘地賞觀著詩中女子的愁思情恨，同時也將自己的失意感懷以比興的方式移情于詩中。我們從周煇（生于1126年）那里得知，當時的驛舍、旅店中署名女子所作的題壁詩詞，尤其是描寫苦旅、書法高妙的作品，實際上“皆好事者戲為夫人女子之作”，^[18]也就是說它們皆出自男人的手筆。此情形同樣適用于朱淑真詩集，而在數(shù)世紀的流傳中，學者礙于既定觀念而不曾對其版本來源提出質(zhì)疑。近幾十年來，人們對古代才女的熱情日益濃厚，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今人對朱淑真作品的真?zhèn)沃弥活?，不加批判地照單全收，而研究其作品及身世的若干論著又往往互相抵牾?sup>[19]

中國文學史上的這個難題并非始于宋代。最近一項研究探討了《全唐詩》及其他唐代文獻中的“女詩人”，并總結(jié)說這些女性作品中有相當一部分并非唐代女子所為。^[20]它們或出于唐代男詩人的手筆，掛名為女子之作；或是后世男子寫出，偽托于歷史上的某個唐代女性名下；或是后世作品被想象成唐代女子所作。

張玉娘

本章討論的最后一位女作家生活于宋末元初。除了朱淑真，張玉娘是如今唯一留有詩集的宋代女作家，她的集子題為《蘭雪集》。但張玉娘的身世也同樣撲朔迷離，今人所見的相關記載是在她身后數(shù)百年間寫成的。

相傳張玉娘的一生短暫而悲戚，其人生的核心事件圍繞著她無法嫁給自己的愛人而展開。關于她的悲劇有多種說法，但都提到了玉娘父親悔婚，不同意把女兒嫁給沈佺。^[21]記載張玉娘生平的最早文獻見于明嘉靖年間（1522—1566），它敘述了待字閨中的玉娘被許配給表兄沈佺，但玉娘父親不久改變了注意，取消了婚約，已與沈佺相知相愛的玉娘卻始終忠于未婚夫。^[22]后世的另一處記載則說張、沈二家在玉娘出世前已定親，但沈家后來的衰敗使玉娘父親取消了婚約。^[23]不久，沈佺陪同他父親赴任，途中因病早逝。當玉娘在城郊聽聞沈佺的死訊時，她傷心欲絕，盡管她父親想另擇良婿，但玉娘卻忠于沈佺而誓死不嫁。

在違背父親意愿若干年后，玉娘于二十八歲那年去世，不同文獻對玉娘之死的記載也有所出入一。年元宵節(jié)，獨自在家的玉娘突然見到沈佺出現(xiàn)在她面前，二人重申了彼此的誓言，不久玉娘因思念過度而病情惡化，很快就亡故了。^[24]另一個版本則說沈佺出現(xiàn)在玉娘夢中，玉娘嘆曰“吾事定矣”，從此絕食，未逾一個月就去世了。^[25]不久，玉娘房里的兩名侍女也殉主了，一人傷心而死，另一人自殺，玉娘護養(yǎng)的能言鸚鵡也隨主人而去——世人稱之為“三清”，她們合葬于玉娘墓旁，后世名為“鸚鵡墓”。

在元代，張玉娘可能是個地域名人，但并非眾人皆知，她的詩歌也不可能那么早以刻本流傳于世。一些元代和明初學者曾提到她，但僅僅視之為近代一位有詩才的女子，人們對她所知甚少。^[26]最早的張玉娘傳記要遲至16世紀中葉方才問世，傳記作者是王詔，松陽人（今浙江西南），他是玉娘的同鄉(xiāng)。據(jù)說王詔在松陽一座寺廟里發(fā)現(xiàn)了玉娘的詩集，并為之深深折服，決心記下她的身世。明清之際，張玉娘的地位有了顯著提升，這得歸功于戲曲家孟稱舜（1629—1649年在世）。孟氏時任松陽縣學訓導，他負責出版了《蘭雪集》，這是我們所知道的第一部玉娘詩集刻本。但孟氏并未止步于此，他和友人把玉娘塑造為“貞女”乃至圣人，化身為地方信仰的膜拜對象，他重修了張氏墓，為她建造“貞文祠”，并同他的友人寫下數(shù)篇哀辭。最后，孟氏甚至以她為主人公撰寫戲曲《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由本人刊印并傳布。在孟稱舜的努力下，張玉娘成為一名忠貞烈女，并在滿族入侵中原的明末之際被狂熱地加以尊崇：這些女性被樹立為貞女，由此喚起男人的忠君理想，并誓死抵抗外來侵略者。

我們有充足理由質(zhì)疑這些圍繞張玉娘的傳統(tǒng)觀念。其身世的記載顯然被浪漫化，這些粉飾出自人們對她的幻想。比如說，一些清代文獻聲稱玉娘和沈佺出生在同一天的不同時辰。^[27]她的現(xiàn)存詩集也很可疑，因為它的刊布僅能追溯至孟稱舜，正是此人在塑造張玉娘崇拜的過程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盡管如此，考慮到14世紀中葉談及她的詩歌評論，也許后世圍繞她所建構(gòu)的傳說仍含有某種真相。

詩歌本身倒有些意外之趣。盡管規(guī)模上不及朱淑真集，但張玉娘詩集所收作品數(shù)量仍十分可觀，共計117首詩和16首詞?！短m雪集》中的多數(shù)詩歌明顯帶有特定旨趣，而“蘭雪”之名也起得好，它喻指雪中之蘭的堅貞。這些特點恰好符合張玉娘傳記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她違抗父親另擇佳婿的意旨、誓死忠于她的未婚夫，在某些版本中，她甚至愿意自我犧牲，在死后與沈佺重逢。這些品質(zhì)反映在她的名作中，相傳這些詩是沈佺陪同父親離開后，玉娘寄贈給他的：

山之高（第三）^[28]

汝心金石堅，我操冰霜潔。擬結(jié)百歲盟，忽成一朝別。朝云暮雨心去來，千里相思共明月。

詩歌表達得相當直白，而當我們意識到正是二人的父親強迫他們彼此分離，我們就會深深嘆服于張玉娘表露的決心。此外，“朝云暮雨”無疑暗指現(xiàn)實或幻想中的男女交合，詩歌也因此招來了明初道學家葉子奇（1379年在世）的反感，他覺得語言不太得體，斥其為“桑間濮上之音”。^[29]

張玉娘的詩大大超越了傳統(tǒng)的閨怨主題，而涉足于更寬泛的領域，如詠史詩、題畫詩及郊游詩等。然而，無論題詠對象是誰，她都傾向于選擇堅貞不屈的人物，這是她一以貫之的詩歌類型，我們不妨來看兩個例子：

王將軍墓^[30]

嶺上松如旗，扶疏鐵石姿。下有烈士魂，上有青菟絲。烈士節(jié)不改，青松色愈滋。欲識烈士心，請看青松枝。

此詩附注稱“王將軍”乃王遠宜，他是抵御蒙古人入侵的宋室忠臣。

川 上 女^[31]

川上女，行踽踽。翠鬢濕輕云，冰肌清溽暑。霞裾瓊佩動春風，蘭操蘋心常似縷。卻恨征途輕薄兒，笑隔山花問妾期。妾情清澈川中水，朝暮風波無改時。

張玉娘的詩也不總是表達堅貞之志，這會令她看上去不近人情。當女詩人放下倫常觀念時，也往往會生發(fā)獨到的見解。她有首詩吟詠錦花箋，這是唐代女詩人薛濤設計的紅箋，便于題詩。在細致描摹了薛濤箋鮮妍的色澤與芳香后，張玉娘筆鋒一轉(zhuǎn)，在尾聯(lián)寫道：“卻笑回文蘇氏子，工夫空自廢韶華?！?sup>[32]詩提及了4世紀的蘇蕙將一首長篇回文詩繡在織錦上——這無疑是件功夫活——并把它寄給丈夫竇濤，以此作為他們的愛情信物。對天性浪漫的人來說，蘇蕙的舉動令人傾慕，而不應嘲笑她，但正是張玉娘在詩中對癡情的蘇蕙加以菲薄，這非常少見。

張玉娘吟詠的另一位歷史人物是石崇（249—300）的愛妾綠珠，她因貌美善舞而聞名，孫秀也垂涎于她，而當綠珠將被孫秀部下劫持時，她毅然墜樓自盡。張玉娘的詩是這樣寫的：

綠 珠^[33]

珠易佳人勝阿嬌，香塵微步獨憐腰。危樓花落繁華盡，總付春風舞柳條。

按：阿嬌指西漢陳皇后，漢武帝幼年曾許諾為阿嬌建一座金屋，這就是“金屋藏嬌”的典故；石崇曾用珠寶換得一名侍妾，綠珠亦因此得名。

詩的頭兩句中規(guī)中矩地描寫了綠珠的美貌和舞姿，而后兩句則將重點轉(zhuǎn)移到綠珠的身后名，她守貞自盡的故事融入了世人的文化記憶。第三句化用了詩人杜牧的同類名作，^[34]但杜詩強調(diào)的是石崇及其華屋、侍妾等繁華故事的消殞（“繁華事散逐香塵”）；張玉娘卻在末尾暗示綠珠仍現(xiàn)于人間，石崇的“繁華”也許過去了，但綠珠的風儀卻流存至今，她把自己的舞姿托付給柳枝，當它們隨著春風飛揚時，我們便會想起綠珠。但詩中如此美好的追念緣于她勇決地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而非僅僅出于美色。

此番考察著重研討了宋代女性寫作的若干程式與語境，有些女作家的情況尤為引人深思。程頤在母親的家傳中指出，盡管程母博學多聞，但她很少作詩，從不容許自己的作品外傳；程頤記下了母親唯一留存后世的作品，詩中流露出對遠方丈夫的思念。謝希孟曾著有一部詩集，其中的佳作打動了歐陽修，他非同尋常地為之作序，可即便有當時文壇領袖的首肯，謝氏詩集也還是失傳了。嚴蕊只是個營妓，而非良家婦女，因不幸卷入了一場官司而被逮捕拘禁，她對其罪狀供認不諱，并將一位地方官員牽連其中，這位官員曾脅迫她與之相好；然而，圍繞她的傳聞卻將其粉飾成一位堅貞無畏的女子，絕不肯誣陷她的愛人，并把一首詞系于她名下，作為其可憐身世的自白，可事實上這首詞最初是為了表達她想與地方官員斷絕關系而作的。

女子絕少創(chuàng)作，即便文化婦女也是如此；就算她們有詩文，也難以傳世。而那些流傳下來的女性詩文，在風格上卻或多或少迎合了男性精英文化的價值觀需求。不論無心還是有意（無疑二者兼?zhèn)洌?，歷史上總有些主流態(tài)勢決定著作品在后世的去留，而歷史對女性寫作的擇取尤為苛刻，淘洗掉原先的多樣化風格，流傳下來的女性詩詞往往迎合了一種固化的情感表達。想想現(xiàn)存作品最多的那兩位宋代女子吧，她們的集子應是宋代僅存的兩部女性詩集（除了《楊太后宮詞》）。而朱淑真和張玉娘皆是文化階層的異類，在我們的認知中，二人身世皆非同尋常：她們的愛情歷經(jīng)坎坷，無法如愿，而其詩詞抒發(fā)著各自的落寞傷感。她們的處境各不相同，并體現(xiàn)為二人的不同詩風，但她們在婚戀中的失意卻是一致的。

之后我們又討論了兩部詩集的若干疑點，如作品真?zhèn)?、版本來源及接受史考察等。而無論兩部詩集內(nèi)容是名副其實，還是后人偽托，它們的存在和建構(gòu)都揭示出獨特的歷史層累效果，這是宋、元、明社會對明代以前女性寫作的塑造與宣傳方式——當我們轉(zhuǎn)向李清照作品時，這一點需要銘記于心。這位女詩人并無完整文集存世，其作品散見于詞選和其他零星文獻中。而文化傳統(tǒng)卻青睞特定風格的女性表達，無視其他佳作，任由后者湮沒無名。我們不能天真地以為，類似的歷史擇汰機制不會作用于李清照及其作品，無論是現(xiàn)存的原作還是系名之作，我們都能覺察到歷史層累的印記。

[1]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四〇，第3332頁。

[2] 魏夫人，《菩薩蠻》，《全宋詞》，第一冊，第347頁。

[3] 魏夫人，《江城子》，《全宋詞》，第一冊，第348頁。

[4]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七，第3521頁。

[5] 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卷一六，第254頁；又見鄭文昂《名媛匯詩》（1620）中的相關注釋，卷一七，4b。

[6] 馮夢龍，《情史》，卷二四，第949頁；鄭文昂，《名媛匯詩》，卷一七，4b。

[7] 朱淑真，《愁懷（其一）》，《朱淑真集注》，卷九，第130頁。

[8] 朱淑真，《西樓寄情》，《朱淑真集注》，卷八，第114頁。

[9] 朱淑真，《湖上小集》，《朱淑真集注》，卷八，第113頁。

[10] 此處的“青?！敝傅氖钦丫?。王昭君約生于公元前50年，她遠嫁一位匈奴單于，并死在了北方蠻荒之地，相傳當?shù)囟喟撞荻粟＊毲?，故稱“青冢”。

[11] 黃銖敘述他找尋母親遺作的過程始末，可參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八，1a—b。

[12] 參見饒宗頤《詞籍考》，卷二，第74—75頁。

[13] 現(xiàn)存的選集分別是曾慥《樂府雅詞》（1146），黃大輿《梅苑》（1129），無名氏《草堂詩余》（1195?），趙聞禮《陽春白雪》（1244?），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1249）及《唐宋諸賢絕妙詞選》（1249）（這兩部選集也曾合輯為《花庵詞選》流傳于世），陳景沂《全芳備祖》（1253），周密《絕妙好詞》（1275?）。

[14] 我指的是《千家詩》的最早版本，全稱為《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參見李更、陳新的《校證》，出版于2002年。

[15] 楊維楨，《東維子集》，卷七，19b。

[16] 伊維德（Wilt Idema），《男性臆想與女性現(xiàn)實：朱淑真、張玉娘及其傳記作者》（“Male Fantasies and Female Realities:Chu Shu-chen and Chang Yu-niang and their Biographers”），第24頁。

[17] 關于這一現(xiàn)象，以及上述伊維德的研究，可參見魏愛蓮（Ellen Widmer）《小青的文學遺產(chǎn)與帝制時代晚期女作家的地位》（“Xiaoqing's Literary Legacy and 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 周煇，《清波雜志》，卷一〇，第5122頁。

[19] 如鄧紅梅的《朱淑真事跡新考》就與黃嫣梨、吳錫河所著《斷腸芳草遠：朱淑真?zhèn)鳌吩趦?nèi)容上有多處矛盾，而后者對鄧氏有關朱淑真生卒年的發(fā)掘和其他傳記信息多有批判。

[20] 陳尚君，《唐女詩人甄辨》。

[21] 我對張玉娘身世的概述及其詩作的討論得益于王次澄女士的出色研究，參見氏著《張玉娘及其〈蘭雪集〉》。

[22] 這段記載出自16世紀王詔為張玉娘所寫的傳記，見《張玉娘傳》附錄，1b;伊維德與管佩達（Beata Grant）在《彤管：帝制時代的女作家》（The Red Brush:Writing Women ofImperial China）中翻譯了這篇文獻（第262—264頁），并詳細討論了張玉娘其人其詩（第257—269頁）。在《男性臆想與女性現(xiàn)實》一文中，伊維德還翻譯了明清時期提及張玉娘的其他文獻，并長篇累牘地探討了這一人物，見第25—48頁。

[23] 王次澄，《張玉娘及其〈蘭雪集〉》，第406頁。

[24] 這是王詔敘述的玉娘之死，見《張玉娘傳》，2a。

[25] 這則記載來自清初方志《（順治）松陽縣志》，佟慶年編，卷六，58b。

[26] 葉子奇，《草木子》，4A．69;亦可參考元代官員虞集（1272—1338）和歐陽玄（1288—1357）對張玉娘的評論，見《（順治）松陽縣志》中的張玉娘傳記，卷六，58b。

[27] 王次澄，《張玉娘及其〈蘭雪集〉》，第403—404頁。

[28] 張玉娘，《山之高》，《全宋詩》，第七十一冊，第44626頁。

[29] 葉子奇，《草木子》，4A．69。

[30] 張玉娘，《王將軍墓》，《全宋詩》，第七十一冊，第44626頁。

[31] 張玉娘，《川上女》，《全宋詩》，第七十一冊，第44623頁。

[32] 張玉娘，《詠案頭四?。哄\花箋》，《全宋詩》，第七十一冊，第44637頁。

[33] 張玉娘，《綠珠》，《全宋詩》，第七十一冊，第44632頁。

[34] 杜牧，《金谷園》，《全唐詩》，卷五二五，第60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