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第一章 陳代文學生成的文化背景
陳代文學與梁末動蕩的社會現(xiàn)實、陳宣帝北伐及士庶地位的變化等政治形勢密切相關(guān)，由梁入陳的眾多文士構(gòu)成了陳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強大陣容，梁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觀念、創(chuàng)作風格、創(chuàng)作方法等對陳代文學具有重要影響，與此同時，陳代文學在創(chuàng)作內(nèi)容、創(chuàng)作成就上也顯現(xiàn)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特點，這就決定了陳代文學成為獨立研究課題的意義之所在。
第一節(jié) 陳代文學生成的歷史文化環(huán)境
陳代文學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與陳代歷史文化土壤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諸如政治、歷史、文化等因素都對其具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一 梁末動蕩不安的社會現(xiàn)狀及其影響
梁太清元年（547）二月，梁武帝不顧朝臣反對，接納侯景入梁，并封其為河南王。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暗中勾結(jié)野心篡位的梁武帝之侄蕭正德作內(nèi)應(yīng)發(fā)動叛亂，領(lǐng)兵南下，“寇王城”、“圍天闕”
。梁朝統(tǒng)治者頗不得人心，梁末以來，“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發(fā)召兵士，皆須鎖械，不爾便即逃散”，“有梁之季，政刑廢缺，條綱弛紊，僭盜薦興，役賦征徭，尤為煩刻”。侯景軍隊逼近建康之時，梁朝“戶口徒眾，不見死戰(zhàn)之士；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太子蕭綱受命募軍，數(shù)日之內(nèi)竟然“莫有應(yīng)募者”。因此，侯景軍隊所到之處“勢如破竹，易若轉(zhuǎn)圜，萬里靡沸，四方瓦解”。
侯景之亂持續(xù)長達四年，不久后又發(fā)生了江陵之陷，這些都極大破壞了蕭梁政權(quán)，成為南朝社會發(fā)展的分水嶺。陳寅恪先生說：“侯景之亂，不僅于南朝政治上為巨變，并在江東社會上，亦為一劃分時期之大事。”侯景之亂削弱了南朝的軍事實力，嚴重損害了其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读簳ず罹皞鳌吩唬骸熬坝止|府城，設(shè)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遂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shù)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qū)城內(nèi)文武裸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余人”，“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及筑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棰，疲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并出從之，旬日之間，眾至數(shù)萬?！?sup>在侯景軍與援軍對峙時，“城中疾疫，死者大半”，致使“城中積尸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qū)⑺蓝唇^，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余里”?！段簳u夷蕭衍傳》曰：“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為景軍人所掠，或自相賣鬻，漂流入國者蓋以數(shù)十萬口，加以饑饉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為丘墟矣?！?sup>
侯景之亂使得江左政權(quán)“疆土愈蹙”?！端鍟さ乩碇尽吩唬骸按陉愂?，土宇彌蹙，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荊、揚之域?！?sup>《廿二史札記》卷十二“南朝陳地最小”條曰：“按三國時孫吳之地，初只江東六郡，漸及閩、粵，后取荊州，始有江陵、長沙、武陵、桂陽等地，而夔府以西屬蜀也，其江北之地亦只有濡須塢，其余則皆屬魏。陳地略與之相似，而荊州舊統(tǒng)內(nèi)江陵又為后梁所占，是其地又小于孫吳時。”陳朝只剩下江左以南和淮南江北的一些地方了，是南朝疆域面積最小的時期。侯景之亂后，很多衣冠士人輾轉(zhuǎn)逃往江陵，西魏破江陵之后，闔城被虜入關(guān)?！吨軙の牡奂o》曰：“辛亥，進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為奴婢者十余萬，其免者二百余家?！?sup>《周書·于謹傳》亦曰：“虜其男女十余萬人。”
梁末動蕩的社會現(xiàn)實使得“溥天之下，斯文盡喪”，對文士們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侯景之亂造成“百僚奔散”，“衣冠士族，四出奔散”，蕭愨、袁奭、朱才、顏之推等相繼入北齊，而徐陵、江旰等則是因出使北方而被拘留不遣的。留守在江南的文士或避難崎嶇，流寓他鄉(xiāng)，如江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憩于龍華寺”，“流寓嶺南積歲”，張譏“崎嶇避難”，謝岐“流寓東陽”；或歸隱鄉(xiāng)里，如劉之遴“避難還鄉(xiāng)”，陸瓊“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xiāng)”，岑之敬“乃與眾辭訣，歸鄉(xiāng)里”。而江陵之陷使得梁朝文士如王褒、宗懔、殷不害、王克、劉鈺、顏之儀、劉臻、沈炯等被擄至長安，造成了南方文士的大遷徙。《周書·王褒傳》曰：“褒與王克、劉瑴、宗懔、殷不害等數(shù)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芍^過之矣?！?sup>庾信則因江陵之陷而被拘不遣。
梁末動蕩的社會境況使得入陳后的文士每念及此痛心不已。如陰鏗《游巴陵空寺詩》：“日宮朝絕磬，月殿夕無扉。網(wǎng)交雙樹葉，輪斷七燈輝。香盡奩猶馥，幡塵畫漸微。借問將何見，風氣動天衣?！笔撬腙惡笥螝v破敗之跡時的無限悲愴之感?！兜俏洳锻姟罚骸盎某歉哓鹇洌帕殫l疏。煙蕪遂若此，當不為能居。”是他入陳后登臨武昌江岸時對侯景亂軍破壞武昌城的悲涼慨嘆。沈炯《長安還至方山愴然自傷詩》雖為南歸后所作，“猶疑屯虜騎，尚畏值胡兵?？沾逵喙澳?，廢邑有頹城”表現(xiàn)了作者心有余悸、恍若隔世之感。賀力牧《亂后別蘇州人詩》同樣抒寫了侯景之亂后詩人的泣血悲走之苦，詩作中“徘徊睇閶闔，悵望極姑蘇”，“慨矣嗟荒運，悲哉惜霸圖”，“言離已惆悵，念別更踟躕”等真切描述了作者亂后離別時徘徊、悵茫的無限苦痛。
二 陳代的政局與陳宣帝的北伐
柏楊先生《中國人史綱》曰：“陳帝國是南北朝唯一沒有出過暴君的政權(quán)。”陳霸先內(nèi)有梁代殘遺力量割據(jù)，外有北齊的威逼，面對此境，他提出“務(wù)在廉平”的主張。文帝陳蒨“起自艱難，知百姓疾苦”，詔令：“維雕鏤淫飾，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sup>他整頓吏治，注重農(nóng)桑，使經(jīng)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fù)，國勢也比較強盛?！蛾悤肺横缯撛唬骸笆雷嫣熳祟Ｕ埽迕髟诠?，早預(yù)經(jīng)綸，知民疾苦，思擇令典，庶幾至治。德刑并用，戡濟艱虞，群兇授首，強鄰震懾。”宣帝陳頊繼位后，“親耕籍田”，“旰食早衣”，鼓勵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曾多次發(fā)布詔令“蠲其徭賦”，減免賦稅、勸課農(nóng)桑，社會經(jīng)濟得到了比較迅速的恢復(fù)與發(fā)展?！赌鲜贰肥烦颊撛唬骸瓣愋燮鞫群牒?，有人君之量?！?sup>經(jīng)過文帝、宣帝兩朝的治理，江南經(jīng)濟又呈現(xiàn)出“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繡”的勃勃生機，一時形成了“十余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的局面。陳后主固然昏庸，但從其執(zhí)政形式、方式來看，他絕不是個暴君，只是一個“荒于酒色，不恤政事”的昏君，他最大的問題是“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使得陳代“政刑日紊，尸素盈朝”，“上下相蒙，眾叛親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
同時，文宣兩帝又是具有一定作為和開拓意識的君主。文帝永定三年（559）即位后，命侯瑱、侯安都在建康、蕪湖討伐蕭莊、王琳勢力，致使支持王琳的北齊“軍士溺死者十二三，余皆棄船登岸，為陳軍所殺殆盡”，王琳、蕭莊兵敗后逃往北齊。此后，文帝又先后削平了豫章、臨川、東陽、晉安等地方勢力，取得了江南各地的社會穩(wěn)定。宣帝太建元年（569）即位后，勵精圖治想有一番作為，“受脤興戎”，“無忘武備”。經(jīng)過幾年的準備，太建五年（573）三月，陳宣帝“分命眾軍北伐”，開啟了曠日持久的太建北伐戰(zhàn)爭。大將吳明徹兵分兩路向北齊展開攻勢，先克歷陽、秦郡，之后攻占合肥、壽陽等地，太建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齊援兵彭城“前后至者數(shù)萬，明徹又大破之”，至此陳軍盡復(fù)江北、淮泗之地。魏徵論曰：“（陳宣帝）揚旆分麾，風行電掃，辟土千里，奄有淮、泗，戰(zhàn)勝攻取之勢，近古未之有也?！?sup>太建九年十月，會周氏滅齊，陳宣帝即乘機爭奪徐、兗之地，詔明徹進軍北伐，“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眾拒戰(zhàn)，明徹頻破之，因退兵守城，不復(fù)敢出”。
陳軍以無比強勁之勢一路北上，所向披靡，捷報頻傳，舉國上下歡娛慶賀?！蛾悤ば奂o》載，太建六年正月壬戌，詔曰：“王者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一物乖方，夕惕猶厲，六合未混，旰食彌憂。朕嗣纂鴻基，思弘經(jīng)略，上符景宿，下葉人謀，命將興師，大拯淪溺?；椰g未周，凱捷相繼，拓地數(shù)千，連城將百?！?sup>太建七年閏九月壬辰，吳明徹大破齊軍于呂梁，“丁未，輿駕幸樂游苑，采甘露，宴群臣”。太建八年四月甲寅，又詔曰：“元戎凱旋，群師振旅，旌功策賞，宜有饗宴。今月十七日，可幸樂游苑，設(shè)絲竹之樂，大會文武?！?sup>
陳代的北伐戰(zhàn)爭使得國內(nèi)“千金日損，府帑未充，民疲征賦”，面對此境，陳宣帝沒有采取“安民保境，寢兵復(fù)約，然后廣募英奇，順時而動”的建議，繼續(xù)強勢北伐。太建十年二月甲子，“北討眾軍敗績于呂梁，司空吳明徹及將卒已下，并為周軍所獲”，以致“陳人通國上下?lián)u心”。此后，陳宣帝“分命眾軍以備周”，實行守勢戰(zhàn)略，周朝則乘勝反擊，太建十一年，在北周的屢屢攻取之下，陳之“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州，并自拔還京師。譙、北徐州又陷。自是淮南之地盡沒于周矣”。太建十四年正月陳宣帝去世時，陳“眾軍并緣江防守”，自此之后，陳朝撤軍江南，采取守勢策略。
陳代北伐失敗后，周人把疆界全線推展到了長江北岸，使得陳代的疆界又回復(fù)到了開國之初的狀態(tài)?！蛾悤ば奂o》曰：“（宣帝）享國十余年，志大意逸，呂梁覆軍，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sup>陳代北伐失敗后，使得士人們殘存的一些自信徹底喪失。陳后主繼位后，“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國要務(wù)，奸黠左道，以裒刻為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是以朝經(jīng)墮廢，禍生鄰國”，陳代被頹喪之氣所籠罩，以致亡國。
三 士族地位的急劇衰退與庶族地位的逐步崛起
門閥士族階層自東漢起歷經(jīng)魏晉不斷強化，形成了比較典型的門閥政治，迅速演變成了門閥士族壟斷仕途的局面，庶族幾乎沒有仕進的機會。然而，自從劉宋之后，門閥士族的政治、經(jīng)濟實力逐漸衰落，庶族階層的權(quán)勢得到一步步加強。陳寅恪先生說：“梁末之亂，為永嘉南渡后的一大結(jié)局?！?sup>侯景之亂“推動了南朝奴隸解放運動和南朝社會階級關(guān)系的變動”，“造成了南朝后期統(tǒng)治集團民族成分與士庶階層數(shù)量比重的變化”。
侯景之亂使得江南士族受到重大打擊，門閥士族力量急劇衰減。《資治通鑒》卷一六二《梁紀》曰：“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shù)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溝壑，不可勝紀?！?sup>侯景之亂前百姓競相豪奢，侯景之亂導(dǎo)致建康城百姓的日常之用枯竭，豪門大族餓死溝壑者不可勝數(shù)?！顿Y治通鑒》卷一六二《梁紀》又曰：“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sup>天災(zāi)人禍使得江南門閥士族的命運產(chǎn)生了巨變。侯景之亂前“朝野歡娛，池臺鐘鼓”，士族“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zhàn)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yīng)世經(jīng)務(wù)”，“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yōu)閑，材增迂誕”，沉湎于歌舞升平、安逸享樂之中。侯景之亂致使寬松優(yōu)裕的生活環(huán)境和較高的社會地位隨之灰飛煙滅，昔日的優(yōu)游榮耀已成為過眼云煙，國危、世亂、民苦的局面對士族階層造成了強烈沖擊?！额伿霞矣?xùn)·涉務(wù)》曰：“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侯景之亂造成了梁末陳初文士命運的巨大變遷。《北齊書·顏之推傳》曰：“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這場變故使得南遷的王、謝二姓及江南的朱、張、顧、陸等高門士族的地位急劇下降，在學術(shù)和文藝上都不再具有重要地位，南朝200余年的士族政治到此結(jié)束。
與此同時，出身低微的地方豪族勢力在戰(zhàn)爭中逐步崛起，成為統(tǒng)御陳代的主體力量。《陳書》卷三十五末史臣曰：“梁末之災(zāi)沴，群兇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塢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強，恣陵侮而為大?！?sup>他們或“率兵入援建鄴，因而坐擁大兵”，或“勢力強迫，取代其位”。據(jù)朱大渭先生統(tǒng)計，梁末陳初，通過侯景之亂進入統(tǒng)治階層的庶族當權(quán)者，少數(shù)民族豪紳有十五人，漢族出身的庶族地主有十一人，漢族出身的平民八人，共計三十四人，而高門世族地主出身者僅十二人。到此，士庶地位發(fā)生了根本性轉(zhuǎn)變。陳寅恪先生認為：“梁陳之交，是南朝政治史上的一個大變化的時代，楚子集團的時期結(jié)束了，士族的歷史結(jié)束了，原來默默無聞的南方蠻族中的土豪洞主，紛紛登上了政治舞臺。陳朝便是依恃南方土著的豪族建立的。此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會的大變動?！?sup>庶族們多聚斂文士以附庸風雅，他們以文會友，互相交流、唱和，對于陳代文學發(fā)展具有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曹道衡先生認為：“這些人物的出現(xiàn)不但標志著學術(shù)和文藝逐漸脫離了高門士族獨占的局面，而且作家籍貫及作品描寫的景色也有所擴大。”
第二節(jié) 梁代文學對陳代文學的影響
馬積高先生認為：“一個王朝開始建立和鞏固的一段時間內(nèi)，其文風多沿襲前朝，這可以說是我國封建社會文學發(fā)展中帶規(guī)律性的現(xiàn)象?！?sup>梁陳時代相近，在文學主張、創(chuàng)作觀念和藝術(shù)風格等方面形成了諸多一致性的一面，顯現(xiàn)出陳代文學對梁代文學的積極繼承。
一 由梁入陳文士是陳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力量
由梁入陳的眾多文士構(gòu)成了陳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強大陣容，為陳代文學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和必要的前提條件?！蛾悤と辶謧鳌吩唬骸案咦鎰?chuàng)業(yè)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既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yè)蓋寡。今之采綴，蓋亦梁之遺儒云?！?sup>由梁入陳的文士在梁陳政治文化生活中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以《陳書·儒林傳》為例，共載有十五人，除沈德威、賀德基外，沈文阿、沈洙、戚袞、鄭灼、張崖、陸詡、全緩、張譏、顧越、沈不害、王元規(guī)、龔孟舒、陸慶等均載有其仕梁、仕陳的記錄。以《陳書·文學傳》為例，共載有十七人，其中杜之偉、顏晃、江德藻、庾持、許亨、岑之敬、何之元、徐伯陽、張正見、陰鏗等十人皆出仕梁朝，而陸琰（540）、陸瑜（541）、陸玠（539）、陸?。?42）、蔡凝（543）、阮卓（531）、褚玠（529）等則在梁代已是成人或近是成人。因此，從文士的仕歷情況來看，《儒林傳》、《文學傳》中所載文士在梁代時已有比較成熟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或相對穩(wěn)定的創(chuàng)作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蕭綱、蕭繹文學群體的許多成員亦由梁入陳，并成為陳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力量。其可考者有以下幾人：
江總，曾出仕梁、陳、隋三代，“歷任清顯，備位朝列”，在梁時“遷太子洗馬，又出為臨安令，還為中軍宣城王府限內(nèi)錄事參軍，轉(zhuǎn)太子中舍人”。后主之世，常伴其左右，謂為狎客，是陳代宮體詩的重要代表人物。
徐陵，普通二年（521）“晉安王為平西將軍、寧蠻校尉，父摛為王咨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及蕭綱居?xùn)|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入陳后，頗受重視，“自有陳創(chuàng)業(yè)，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制，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
王元規(guī)，《陳書·王元規(guī)傳》曰：“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jīng)》、《論語》、《喪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時名儒咸稱賞之。起家湘東王國左常侍，轉(zhuǎn)員外散騎侍郎。簡文之在東宮，引為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yōu)禮……后主在東宮，引為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yōu)厚?！?sup>
徐伯陽，為梁東宮學士，陳太建初，“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之友，后有蔡凝、劉助、陳暄、孔范亦預(yù)焉。皆一時之士也。游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于世”。太建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學，詔新安王于辟雍發(fā)《論語》題，仍命伯陽為《辟雍頌》，甚見佳賞”。
周弘正，“晉安王為丹陽尹，引為主簿”，因善玄言而被稱譽為“梁末為玄宗之冠”和“一代之國師”，太建五年，“敕侍東宮講《論語》、《孝經(jīng)》。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于是降情屈禮，橫經(jīng)請益，有師資之敬焉”。
張正見，“幼好學，有清才”，13歲得梁東宮太子蕭綱賞識，“每自升座說經(jīng)，正見嘗預(yù)講筵，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座咸屬目焉”。入陳后，創(chuàng)作了大量宮體詩，是陳代宮體詩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陰鏗，《陳書·陰鏗傳》曰：“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釋褐梁湘東王法曹參軍。”梁亡后入陳。
沈文阿，“少習父業(yè)，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并通經(jīng)術(shù)，而文阿頗傳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為義疏。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為梁臨川王國侍郎，累遷兼國子助教、《五經(jīng)》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引為學士，深相禮遇”。梁亡后入陳。
沈洙，“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強記，《五經(jīng)》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解巾梁湘東王國左常侍，轉(zhuǎn)中軍宣城王限內(nèi)參軍，板仁威臨賀王記室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梁亡后入陳。
沈眾，“好學，頗有文詞”，“除鎮(zhèn)南湘東王記室參軍”。梁亡后入陳。
江德藻，“好學，善屬文”，“遷安西湘東王府外兵參軍”。梁亡后入陳。
周弘直，“解褐梁太學博士，稍遷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梁亡后入陳。
蕭綱、蕭繹積極接納文士，時常與他們宴集賦詩。《梁書·簡文帝紀》曰：“（蕭綱）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恒討論篇籍，繼以文章?！?sup>據(jù)《梁書·劉緩傳》載，蕭繹在“西府盛集文學”。以蕭綱、蕭繹為中心的文學群體唱和賦詩，影響了一代文壇風尚，由梁入陳的徐陵、江總、陰鏗、張正見等均是他們集團中的重要成員。徐陵是梁代宮體詩作的開創(chuàng)者，也是蕭綱文學集團的重要成員，徐摛、徐陵父子與庾肩吾、庾信父子“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并綺艷，故世號為‘徐庾體’焉”。其早期詩作多為“奉和”、“應(yīng)令”、“侍宴”、“詠物”之作，如《詠美人》、《詠美人自看畫應(yīng)令》、《詠主人少姬應(yīng)教》詠及女子頭髻飾物、面部妝抹和全身時裝，詩作艷麗纏綿，脂粉氣十足。江總在梁時“遷太子洗馬，又出為臨安令，還為中軍宣城王府限內(nèi)錄事參軍，轉(zhuǎn)太子中舍人”，是蕭綱文學群體的重要成員。曹道衡先生認為，侯景之亂前他的詩文可以說受梁中葉以后蕭綱、蕭繹等人的影響較深，他的創(chuàng)作辭藻華美，著意于學習蕭綱、蕭繹及“徐庾體”的文風。陰鏗是蕭繹文學集團的成員，曾“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詩作“風格流麗”。如《和〈登百花亭懷荊楚〉》是和湘東王蕭繹《登江州百花亭懷荊楚》所作，“陽臺可憶處，唯有暮將朝”是替蕭繹表現(xiàn)思念李桃兒的情思的，“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飄”等句善于構(gòu)建華美綺艷的外飾之美。張正見在梁時亦曾陪侍在簡文帝身邊，《陳書·張正見傳》曰：“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
《隋書·經(jīng)籍志》集部敘曰：“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nèi)。后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sup>由梁入陳文士曾一度主導(dǎo)著陳代文學發(fā)展的基本面貌，對陳代文學具有重要影響，特別是在梁代“摛艷藻之辭”的文學創(chuàng)作風尚的影響下，他們極力追求形式的華美，以繁富細巧的筆致描寫女子的形態(tài)神貌乃至生活環(huán)境中所使用的器物等。以上諸人如江總、徐陵、王元規(guī)、徐伯陽、周弘正等此后又進入了陳叔寶文學群體之中，成為其宮體詩創(chuàng)作的主要成員，一旦有宮體詩生成的文化環(huán)境，他們就會樂此不疲地追求綺艷文風。
二 梁代文學在創(chuàng)作觀念上對陳代文學的影響
隋代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說：“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wù)吟詠。遂復(fù)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李諤指出了齊梁文學中片面追求形式華美，忽視思想內(nèi)容的傾向?！端鍟の膶W傳序》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sup>蕭綱被立為太子后，以其為代表的新變派占據(jù)了梁代文壇，他大膽提出了立德修身與文學創(chuàng)作相分離的觀點，其《誡當陽公大心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他強調(diào)文學的特點，使得文章與立身割裂，認為生活中應(yīng)克制的“性情”可以在文章中得到放縱，這種主張使得其文學群體敢于大膽描寫情欲和女性之美。蕭綱之作“辭藻艷發(fā)，博綜群言”，其《答渝侯和詩書》推崇華艷詩風，提倡抒寫女性姿色，贊嘆那三首和詩“性情卓絕，新致英奇”。其《勸醫(yī)論》“麗辭方吐，逸韻乃生”，《庶子王規(guī)墓志銘》“文雅與綺縠相宣，逸氣并云霞俱遠”，《臨安公主集序》“文同積玉，韻比風飛”等要求文章應(yīng)辭藻華美，韻趣高遠?！读簳ぞ吹奂o》評曰：“太宗聰睿過人，神彩秀發(fā)，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詩鏡總論》亦曰：“簡文詩多滯色膩情，讀之如半醉憨情，懨懨欲倦。”蕭綱最有創(chuàng)作特色的是描寫婦女動作和體態(tài)的詩，據(jù)羅宗強先生統(tǒng)計，蕭綱294首詩中描寫婦女或男女情懷的詩有112首之多。如《詠內(nèi)人晝眠》、《戲贈麗人》、《和人愛妾換馬》等或表達女性體態(tài)之美或表現(xiàn)女子細膩婉致的內(nèi)心世界，多有輕艷綺靡之風。
湘東王蕭繹追同蕭綱的新變理論，其《金樓子·立言》曰：“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sup>他注重文學的外在形式之美，表現(xiàn)出追求“綺”、“艷”的獨特審美趣味。其詩歌如《和林下作妓應(yīng)令》、《寒閨》、《代舊姬有怨》、《夕出通波閣下觀妓》等皆抒寫女子情愁，詩風“婉麗多情”。因此，強調(diào)求新、求異，追求華艷綺麗的新變詩風在蕭綱、蕭繹的文學群體創(chuàng)作中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梁代后期的文學就是按照以蕭綱、蕭繹為代表的理論指導(dǎo)和創(chuàng)作實踐中逐步發(fā)展成長的。
陳代文學承繼梁代文學而來，在創(chuàng)作觀念上頗受梁代文學的影響。首先，陳代君主和梁代一樣重視、提倡文學，身體力行、積極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這是促進文風興盛的重要動因。特別是陳叔寶時期，他們聚在一起“或玩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雁，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fā)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并留情致”。這些賞樂、宴飲、賦詩、觀景等活動促使他們感蕩情致，抒發(fā)情思?！蛾悤ず笾骷o》評陳后主曰：“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偽之風?！?sup>其次，從文士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亦可看出陳代在創(chuàng)作觀念上對梁代的繼承。如《陳書》評江總曰：“好學，能屬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傷于浮艷，故為后主所愛幸。多有側(cè)篇，好事者相傳諷玩，于今不絕。”評姚察曰：“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尤好研核古今，諟正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所撰寺塔及眾僧文章，特為綺密?！?sup>評傅縡曰：“為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焉，甚為后主所重?！?sup>
三 梁代文學在創(chuàng)作風格、創(chuàng)作方法上對陳代文學的影響
首先，由梁入陳文士的許多詩文風格與梁代一脈相承。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認為：“陳初詩人如徐陵、陰鏗的創(chuàng)作生涯始于梁代，其詩風也和梁代某些詩人相近。如徐陵之作，與蕭綱、蕭繹同屬一派?！?sup>徐陵是“徐庾體”的代表人物之一，《北史·庾信傳》曰：“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書記。東海徐摛為右衛(wèi)率。摛子陵及信并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并綺艷，故世號為‘徐庾體’焉。”其入陳后創(chuàng)作的《雜曲》詞藻華美，描寫精工細致，其詩曰：
傾城得意已無儔，洞房連閣未消愁。宮中本造鴛鴦殿，為誰新起鳳凰樓？綠黛紅顏兩相發(fā)，千嬌百念情無歇。舞衫回袖勝春風，歌扇當窗似秋月。碧玉宮妓自翩妍，絳樹新聲自可憐。張星舊在天河上，從來張姓本連天。二八年時不憂度，傍邊得寵誰應(yīng)妒。立春歷日自當新，正月春幡底須故。流蘇錦帳掛香囊，織成羅幌隱燈光。只應(yīng)私將琥珀枕，暝暝來上珊瑚床。
詩作運用了正面和側(cè)面描寫相結(jié)合的手法刻畫了一位傾國傾城、美艷驚人的女子?！熬G黛紅顏兩相發(fā)，千嬌百念情無歇”句極言張貴妃千嬌妖艷的容貌，“舞衫回袖勝春風，歌扇當窗似秋月。碧玉宮妓自翩妍，絳樹新聲最可憐”句描寫其歌舞升平和淫奢享樂，作者最后通過流蘇錦帳、香囊羅幌、琥珀枕、珊瑚床等床飾的描繪進一步點出了其新艷淫奢之致。詩作在語言的綺麗、新艷上與蕭綱《倡婦怨情十二韻》的風格相同，顯現(xiàn)出對梁代詩風的積極繼承。
又如江總，在梁時遷太子洗馬，又出為臨安令，還為中軍宣城王府限內(nèi)錄事參軍，轉(zhuǎn)太子中舍人，是蕭綱文學群體的重要成員。據(jù)《陳書》本傳，年少有名，甚得梁武帝及“高才碩學”之士王筠、劉之遴等“雅相推重”。曾預(yù)同梁武帝《述懷詩》，“帝深降嗟賞”。其詩文如《答王筠早朝守建陽門開詩》、《辭行李賦》曾著意于學習蕭綱、蕭繹及“徐庾體”的文風。入陳后“崇長淫縱”，通過艷麗辭藻的描摹來滿足其文學群體游宴歡娛之需，詩作“麗藻時聞，語多新穎”，這些詩作所呈現(xiàn)出的纖靡艷冶、細事婉孌的創(chuàng)作旨趣、審美趨向與梁代文風具有一脈相承的特點。《詩鏡總論》曰：“江總自梁入陳，其詩猶有梁人余氣。至陳之末，纖靡極矣。”纖靡是指詩風的纖巧柔弱，主要體現(xiàn)在詩句用詞和情感的抒發(fā)上。如江總《梅花落》其一極力形容美女的盛裝巧飾，“妖姬墜馬髻，未插江南珰。轉(zhuǎn)袖花紛落，春衣共有芳”句描繪了一位轉(zhuǎn)袖搖動、春風拂衣、嬌羞柔媚、妖艷動人的女子的動態(tài)之美?！堕L相思》“紅羅斗帳里，綠綺清弦絕”，“暗開脂粉弄花枝，紅樓千愁色，玉箸兩行垂”句描繪出了相思時“愁思三秋結(jié)”，“望望何由知”的苦悶情態(tài)，“聲調(diào)流暢圓美，情韻委婉纏綿，然而詞語失之輕艷”。此外《長安道》“日暮延平客，風花拂舞衣”，《病婦行》“羞開翡翠帷，懶對蒲萄酒”，《七夕》“此時機杼息，獨向紅妝羞”，《東飛伯勞歌》“年時二八新紅臉，宜笑宜歌羞更斂”，《姬人怨》“寒燈作花羞夜短，霜雁多情恒結(jié)伴”等充斥著“風花”、“紅妝”、“香氣”、“脂粉”等香艷氣息的字詞和“羞”、“懶”、“轉(zhuǎn)”、“拂”等纖細的情態(tài)描摹，使得詩作越發(fā)細密精巧、綺靡纖弱。
再如陰鏗，曾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與宮體詩代表人物蕭繹關(guān)系頗為密切，是其文學群體中的重要成員。明胡應(yīng)麟《詩藪》曰：“陰惟解作麗語，當時以并仲言，后世以方太白，亦太過。”胡應(yīng)麟所謂的陰鏗“作麗語”指的是陰鏗詩作用語的華艷而言，這顯然受蕭繹等人宮體詩風的影響。陰鏗入陳后所作《侯司空宅詠妓》、《和侯司空登樓望鄉(xiāng)》、《新成安樂宮》等也多綺語。如《新成安樂宮》曰：
新宮實壯哉！云里望樓臺。迢遞翔鹍仰，連翩賀燕來。重檐寒霧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梁花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
詩作前八句寫安樂宮的雄偉壯麗，詳盡描繪了安樂宮雕刻裝飾之美，以及宮中的歌舞之盛，辭采富麗，語言流暢。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評此詩曰“鮮麗”。
其次，在創(chuàng)作方式上，陳代文學延續(xù)梁代傳統(tǒng)，喜好游宴賦詩、集體唱和。據(jù)《陳書·世祖紀》，天嘉元年秋七月詔曰：“新安太守陸山才有啟，薦梁前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前尚書中兵郎王暹，并世胄清華，羽儀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稱，并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sup>只要“文史足用”便可“擢以不次”，于是文士們紛紛投靠于陳代帝王或權(quán)貴門下，形成了以文帝、宣帝、陳叔寶以及侯安都、陳伯固、孫玚等顯貴為中心的文學群體。
《北史·庾信傳》曰：“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shù)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惜而不遣?！?sup>永定二年（558）十二月，陳武帝下詔曰：“梁時舊仕，亂離播越，始還朝廷，多未銓序?！?sup>于是隨材擢用者五十余人。這兩批文士很快就融入到了以帝王權(quán)貴為中心的文會活動之中。宣帝北伐成功后“大會文武”，侯安都等權(quán)貴數(shù)招聚文武之士游宴賦詩，后主舉行的文會更是不勝枚舉，他們聚合文士以附庸風雅，唱和盛況空前。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曰：“陳代開國之初，承梁季之亂，文學漸衰。然世祖以來，漸崇文學。后主在東宮，汲引文士，如恐不及。及踐帝位，尤尚文章，故后妃宗室，莫不競為文詞。又開國功臣如侯安都、孫玚、徐敬成，均接納文士。而李爽之流，以文會友，極一時之選。故文學復(fù)昌，迄于亡國?！?sup>
《陳書·文學·徐伯陽傳》：“太建初，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之友，后有蔡凝、劉助、陳暄、孔范亦預(yù)焉。皆一時之士也。游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于世。”周弘讓《與徐陵書薦方圓》：“但愿沐浴堯風，遨游舜日，安服飽食，以送于余齒?！币藻塾螉逝d作為自己的生活追求。雖然他們游宴賦詩的文集今已不存，但文會之盛為文學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作風格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
再次，陳代文章深受齊梁駢儷化文風影響。在“文筆說”和“永明聲律論”的影響下，齊梁時期的文章開始分辨清濁四聲，向雕琢字句的方向發(fā)展。陳代文章受此風尚影響，各種散文、論說文、章表、書牘等在整體風貌上更趨駢儷，而呈現(xiàn)出異常華麗典雅的風格。孫德謙《六朝麗指》曰：“凡君上誥敕、人臣奏章，以及軍國檄移，與友朋往還書疏，無不襲用斯體……亦一時風尚，有以致此?！?sup>陳代駢文之風還影響到了歷史和哲學著作，如傅縡《明道論》、何之元《梁典總論》等均用駢體，這些駢文辭麗韻諧，遣詞以纖巧為尚，儼然是因襲齊梁之遺風。到梁陳之際的徐陵，其駢文創(chuàng)作達到了“此種文體的極高境界”，“成為駢體文上難以企及的千古宗師”。他如沈炯、陳叔寶、江總等文章皆屬對工巧、韻律和諧。
第三節(jié) 陳代文學在發(fā)展變化中的新特征
陳代文學既有自身所取得的獨特成就，亦有不足之處，既有對梁代文學的繼承，同時亦在創(chuàng)作成就、藝術(shù)技巧上顯現(xiàn)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特征。
一 在創(chuàng)作成就上的新特征
首先，陳初以悲為主的創(chuàng)作風尚改變了梁代綺靡的文風。陳初士人還籠罩在侯景之亂和江陵之陷的強烈沖擊中，這場變亂使得梁朝以建康和江陵為中心的士人生活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使得“朝野歡娛”，“吟嘯談謔，諷詠辭賦”的文士們關(guān)注社會現(xiàn)實，他們“痛哉憫梁祚”，以痛楚而沉郁的筆調(diào)抒寫了梁末陳初的悲郁氣氛與時代精神，抒寫侯景之亂后的凄愴之感、悲壯之情和深沉的鄉(xiāng)關(guān)之思，表達了以悲為主的文學追求，一洗侯景亂前的艷冶綺靡之風，為南朝文學加入了一股悲涼渾厚之氣。侯景之亂后，徐陵、沈炯的政治性文書雖為代言，但在接撰言辭時卻能鮮明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見解，在情感性和藝術(shù)性上都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就。它不僅一改綺靡之風，而且氣魄恢宏，充滿陽剛之氣，起到鼓舞士氣、壯大軍威的效用，具有強烈的感召力和鼓舞性。這些文書內(nèi)容豐沛、緝裁巧密，體現(xiàn)了文士們求新、求變的鮮明藝術(shù)追求。錢志熙先生認為：“陳代前期之詩家，多為由齊入梁之秀士，其受君主王侯之禮接雖不如梁代，但同時統(tǒng)治者對詩歌創(chuàng)作風氣的干預(yù)也大為減少，所以此期詩家，于藝術(shù)之追求更趨內(nèi)在。其中的一些詩家，也表現(xiàn)出在野派獨立自主的創(chuàng)作性格來，統(tǒng)治者與群體對詩歌的規(guī)范力，實為削弱?！?sup>
其次，陳代文會活動促使“賦得”詩、邊塞樂府詩創(chuàng)作取得新成就。在他們的群體唱和下，“賦得”詩以賦詠古人詩句、以詠史為主，形成了比較固定的“賦得”體的詩題形式，這些詩作工于寫景、情景交融，具有鮮明的藝術(shù)特色，對唐宋科舉“始專以古句命題”的試帖詩具有重要影響。邊塞樂府詩創(chuàng)作主要集中在《折楊柳》、《關(guān)山月》、《紫騮馬》、《雨雪》等漢橫吹曲上，這些詩作往往按題取義，圍繞“楊柳”、“月”、“馬”、“雨雪”等意象鋪寫刻畫，形成了物象描繪與家國之思的情感抒發(fā)相結(jié)合的創(chuàng)作范式，為隋唐以后邊塞詩的創(chuàng)作奠定了基本主題和風格。
再次，陳叔寶文學群體的文學創(chuàng)作提升了“群相切磋”的詩藝技巧。陳叔寶為太子和繼皇位后，賓禮諸公，昵近群小，以他為中心形成了龐大的文學群體。陳叔寶文學群體更為注重群體性游宴活動，他所倡導(dǎo)的集體賦韻詩使得其文學群體在“群相切磋”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提高了藝術(shù)技巧，客觀上促使他們在注重修辭和講究形式上下功夫，滿足了其文化和娛樂需求。其文學群體多采取模擬樂府古題的創(chuàng)作方式，把南朝樂府的曲調(diào)與宮體詩創(chuàng)作相結(jié)合，對宮體詩實施了進一步的新變，在美感形式、表現(xiàn)技巧等方面汲取了“齊梁體”以來的聲律和藝術(shù)成果，詩體更加精練，語言更為平易明快，描摹越發(fā)細密精巧。其文學群體的文風受宮體詩風的影響而呈現(xiàn)出浮華側(cè)艷之風和細膩婉約之致，受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集體性、歡娛性的影響，其文風亦展現(xiàn)出滑稽娛情等特征。
最后，“后三國”格局促進南北文化的交融。陳代立國后所形成的陳、齊、周“后三國”格局使得相互間的聘問往來更加頻繁，南北聘問成了溝通彼此的重要渠道，文化成了他們斗爭的有力武器，成為得到對方禮遇和尊重的重要媒介。南北聘問在才辯問對、評點詩文、書籍往還、異域風情的傳播等方面有力地促進了南北之間的文化交流。與此同時，南方清綺之文逐漸為北人所崇尚，而北方貞剛之氣也漸為南方士人所接受，他們?yōu)槟媳蔽膶W的大融合、大統(tǒng)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二 在藝術(shù)技巧上的新特征
可以肯定的是，陳代文學在發(fā)展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文學成就，同時在藝術(shù)技巧上也呈現(xiàn)出了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陳代文學中的戰(zhàn)亂詩、邊塞詩、山水詩等思想充沛、意境優(yōu)美，具有較高的藝術(shù)成就，沖破了宮體詩的樊籬，把詩歌引向了宮廷之外。特別是陳代的政治性文書雖軌模齊梁文風，存在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形式而輕內(nèi)容的現(xiàn)象，但其抒發(fā)的羈旅愁思、家國之悲改變了齊梁綺靡的文風，同時其駢賦技巧的日臻成熟也值得充分肯定。以上所舉這些詩文都具有一定的思想和藝術(shù)價值，從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等方面對齊梁文風進行了反撥，在創(chuàng)作成就、藝術(shù)技巧上具有新特征。
其次，陳代文學群體的文會活動為五、七言詩創(chuàng)作提供了良好條件。在五言八句體式上呈現(xiàn)出共性特征，五言詩之平仄、粘對、對偶等律化特征更趨成熟，基本符合五言律詩的聲律標準。五、七言詩上承永明聲律論和齊梁以來詩歌聲律的追求而顯現(xiàn)出更為精工的格律特征，推動了齊梁新體詩向唐人近代詩的轉(zhuǎn)化。
再次，陳代史傳文文字簡潔，散體單行，文風質(zhì)實，具有很強的敘事與寫人能力，這與當時流行的駢麗化文風迥異。他們所倡導(dǎo)的散體化寫作于陳隋之際已啟古文之風，為這一時期的文壇注入了較多新鮮氣息，在古文運動的理論倡導(dǎo)和創(chuàng)作實踐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與意義。
最后，徐陵、沈炯、陳叔寶、江總等的文章駢對精工，四六句增多，創(chuàng)作出了對偶精工、用事繁富、音律諧美、詞藻華麗的駢文典范，同時也顯現(xiàn)出他們在寫景、抒情、議論方面的表達能力。
總之，陳代文學在新的文體、新的表現(xiàn)方式等方面體現(xiàn)出了一些新特征和新主張，雖然這些文學創(chuàng)作和主張的力量并不強大，但它對陳代文學的沖擊是巨大的，它使得波瀾不驚的陳代文學顯現(xiàn)出了相應(yīng)的生機和活力，對陳代文學的健康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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