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引

又是“現實主義”！

看到這樣的論題，或許多少會令人感到膩味。

這也難怪。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現實主義”這個詞是用得太濫了，幾乎成了鑒別一切創(chuàng)作得失成敗的“標尺”：你要評贊一部作品，就得證明它具有“現實主義”的品格；如果有哪一部作品被扣上“反現實主義”這頂帽子，差不多也就等于被判處了藝術生命的死刑。現實主義的疆域被無限地擴大，它作為一種文藝思潮或創(chuàng)作方法的特定內涵也就模糊乃至消失了，現實主義就不成其為現實主義了。這種囊括一切的“無邊的現實主義”不能說明和解決任何文學問題，反而可能成為阻滯文學事業(yè)包括真正的現實主義發(fā)展的障礙?！芭蟆绷说默F實主義，當然免不了令人生厭。一旦現實主義被推到“獨尊”乃至“君臨”一切的地位，文學創(chuàng)作的活力必然被扼制，現實主義也就完全“異化”了、“變質”了。人們厭棄這種虛假的“現實主義”，以至談到它都感到膩味，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當文學沖破文化禁錮而重新獲得正常發(fā)展的生機時，對現實主義傳統的重估與清理，就顯得那樣的迫切。

新時期文學一開始，人們曾經多么強烈地呼喚那久違了的真誠的現實主義！“五四”、魯迅、“問題小說”……大家感到是那樣的親近。那牽動過億萬人民的心的“傷痕文學”、“改革文學”，正是追尋著“五四”現實主義的足跡而走過那一段光輝的歷程的。

可是，才那么幾年過去，而今許多作家、理論家卻又在有意“冷淡”或偏離現實主義了。他們有時也談“五四”，談魯迅……可是角度已經大不相同。他們更希望得到的，已經不止于現實主義，而是一個開放的、多姿多彩的創(chuàng)作天地。

這一切都應看做是正常的。

當人們聽膩了那些虛情假意的空話文學，怎能不渴求以真實的審美的藝術來抒發(fā)與反映那久積胸中的沉郁呢？不是那貼近生活的熱誠的現實主義作品，才最足以給久已枯澀的靈魂帶來人性的撫慰嗎？而隨著開放時代的到來，人們渴求與豐富多彩的世界文學直接對話，并試圖建構一個更能充分表現當代復雜的生活與情思的多元的文壇，那么對昔日現實主義“君臨”天下的局面表示厭惡與否棄，也就無可非議了。對虛假現實主義普遍的膩味，對真誠現實主義普遍的渴求，對發(fā)展或超越現實主義普遍的希望……這種種“普遍”的心理衍化，終將作為“文學歷史現象”，值得往后的文學史家們去研究。

我同樣也曾經“膩味”、“渴求”與“希望超越”過，但更大的興趣卻已經從所體驗過的“普遍”的文學心理引發(fā)到對歷史的沉思上來了：我在思考新文學現實主義近乎戲劇性的歷史命運。

既然大家感到“膩味”的其實是那種一度被“弄丑”了的、“君臨”一切的“現實主義”，那么新文學現實主義本來的面目又是什么樣呢？“五四”以來，西方各式文學思潮涌入中國，都發(fā)生過影響，為什么現實主義能占據主流，并左右了近七十年來的整個新文學發(fā)展的基本走向呢？新文學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有什么歷史的聯系？現實主義本身也有榮衰升落、曲折回環(huán)、到底如何把握其發(fā)展的態(tài)勢與輪廓呢？如何將它置于同時態(tài)世界文學背景下去比較考察，它有哪些特點比較顯明呢？也許該把現實主義看做一道不斷綜合創(chuàng)新的“流”，那么從不同時期的不同流變得失中，是否可以感悟出某些規(guī)律，總結出某些歷史經驗？如果更細致一些，則還可以深入研究：現實主義所面對的某些基本問題，如真實性、典型、歷史感、文體、敘述模式、文藝與生活關系、文藝與政治關系，等等，都各自擁有怎樣的“解釋的歷史”呢？怎樣看待現實主義在今日所面臨的現代主義的沖擊呢？現實主義是否真如某些人所說的已經“過時”或出現“危機”？……當我開始接觸史料，追蹤歷史，思索這一大堆問題時，感到對新文學現實主義流變歷史進行客觀的整體的把握，確實比對它盲目地評贊或輕率地否定，都要繁難得多，甚至遠不如從概念推理尋繹現實主義來得容易。

現實主義課題的重要性，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新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所鑄定了的。當今無論持什么樣的文學觀點，追隨哪一“派”、哪一種“理論”，都很難繞開現實主義不談，都必須對現實主義傳統“表態(tài)”。如果對新文學現實主義歷史缺少完整的認識，就不可能扎穩(wěn)當今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根基?？床坏浆F實主義是不斷地綜合和創(chuàng)新，把傳統作為當代的“信條”，甚至由此而留戀昔日“現實主義”“獨尊”的虛榮，那固然是愚蠢的，行不通的；而以虛無主義偏激的情緒對待新文學現實主義傳統，向構想中的虛妄的歷史挑戰(zhàn)，到頭來也如同堂吉訶德那樣，只能收獲虛妄。西方現代主義的先鋒們反傳統其實是反對纏縛現時步履的傳統“信條”，他們中間的優(yōu)秀作家從不把傳統本身當做一只破鞋，他們對歷史傳統的認識大都有相當的“根基”。如果離開歷史所提供給自己這一代人的現實條件，對傳統沒有深刻全面的認識，卻又籠統地“反傳統”，那么能得到什么呢？也許只能在流沙上暫時壘起一座新奇的文學之塔。

我寫作此書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對新文學現實主義傳統有一個比較系統全面的了解，看能否給現實主義這一老舊而又新鮮的話題，增添一點歷史感。

這也許很難。對新文學現實主義清醒的科學的歷史性總結，恐怕還需要再拉開一段歷史距離。只有當歷史的灰塵紛紛落定，人們無須把過剩的感情召喚到歷史研究的疆場中去的時候，歷史的本來面貌才能完全清晰地顯現出來。因此，我必須充分考慮到現在著手研究新文學現實主義流變史的難度。我大概還是只能先做一些清理地基的工作。

在這本書中，我將以“史述”為主，從繁復的文學歷史現象中選借一些最突出的“點”（主要是一些代表性的文論、文學爭辯、創(chuàng)作風氣等），去把握“文學革命”后三十多年間（1917—1949）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文學思潮發(fā)生、發(fā)展與流變的軌跡，考察它與其他思潮流派的關系，它所以成為新文學主流的原因，它對整個新文學所起的推進或制約作用，以及它在世界文學發(fā)展背景下所表現出來的某些特色。

本書分四章，一至三章大致依現代文學（1917—1949）三個十年^〔1〕的順序，對現實主義的發(fā)生、發(fā)展與流變作史的概觀，第四章從總體上探討其得失與特色。

注　釋

〔1〕　通稱“新文學三個十年”，第一個十年是1917年初至1927年底；第二個十年是1928年初至1937年7月；而1937年7月至1949年10月，實際上有12年，也習慣稱為第三個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