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瑪麗的道德審視和諫言：《寓言故事》

瑪麗的代表作有《法國的瑪麗的籟歌》（簡稱《籟歌》）（Lais of Marie de France）、《圣帕特里克的煉獄之故事》（Espurgatoire Seint Partiz）和《圣奧德麗生平傳》（La Vie Seinte Audree）。但值得注意的是，她把中世紀英語版的《伊索寓言》改寫為盎格魯-諾曼語版的《寓言故事》。布萊恩（Virgina Blain）等編寫的《女性主義英語文學指南：從中世紀到當前的女性作家》（The Feminist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Women Writers from Middle Ages to Present）界定了瑪麗在女性研究和英國研究中的地位，而她的兩首寓言詩被收錄在《諾頓英國文學選集：中世紀卷》（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Vol.1A Middle Ages, 2000）中?，旣悂碜苑▏?，身居英格蘭，用盎格魯-諾曼語寫作。目前國外學界對瑪麗的研究不僅停留在英語文學之中，法語界對她的研究也是成果倍出?，F(xiàn)在，瑪麗被看作中世紀英國詩人。她的重要性尤其體現(xiàn)在研究中世紀英國人所講的法語對英格蘭影響方面。^[4]

關于瑪麗寓言故事的創(chuàng)作，學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5]斯皮格爾（Harriet Spiegel）指出，瑪麗詩歌選用的形式是當時的八音部雙行體，在情感表達和語氣展示方面完全不同于《伊索寓言》。它們簡短明快、詼諧機智，充滿諷刺性的寓意和警句，許多名句都出自動物之口，為這些寓言故事增添了智慧。事實上，瑪麗不是簡單地把故事堆放在一起，而是把這些故事中世紀化了，對當時的生活，尤其對封建社會結(jié)構(gòu)和正義問題做出了評價。^[6]萊西（Norris J.Lacy）指出，寓言傳統(tǒng)不是簡單地從伊索跳到菲德拉斯再到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瑪麗在這個傳統(tǒng)的發(fā)展和傳播中代表著一個重要的發(fā)展階段。^[7]吉爾·曼指出，瑪麗是一位自我意識很強的作家，這對動物寓言故事來說是一個新的發(fā)展。故事的空間設置從課堂轉(zhuǎn)向?qū)m廷。^[8]這可以從《寓言故事》的手抄本中窺見一斑。^[9]瑪麗不僅有很強的自我意識，還有很強的性別意識。欣德曼（Sandra Hindman）指出，《寓言故事》的第一則故事是《公雞與珍珠》，瑪麗在表述寓意的時候把目標讀者改為“男性與女性”。這種改編說明她不僅希望讀者注意到她的女性身份，而且對男性和女性讀者都表示歡迎?！对⒀怨适隆返淖詈笠粍t故事是《女性與母雞》。故事中的母雞不斷地尋覓食物，對于女主人提供的食物卻不屑一顧，而手抄本中女性和她的母雞的插圖表明瑪麗主動表露自己的作者身份。^[10]顯然，從第一個故事中的“公雞”過渡到最后一個故事中的“母雞”，這種性別上的轉(zhuǎn)化強化了我們對瑪麗意識的理解，即她的目標讀者既包括男性，又包括女性。^[11]

瑪麗的《寓言故事》共包含103則故事，外加40行前言和22行后記。在英法學界，它被翻譯為現(xiàn)代英語和現(xiàn)代法語同時出版。^[12]研究《寓言故事》有必要說明瑪麗作為英格蘭詩人在寓言文學傳統(tǒng)中保持的創(chuàng)作獨特性，以便讀者更好地理解。瑪麗在《寓言故事》的前言和后記中提到“翻譯”（translata/treire）。當代學者據(jù)此推斷認為瑪麗不過是典型的譯者而已，即她把中世紀英語版的《伊索寓言》翻譯為盎格魯-諾曼語。^[13]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在當時的文化語境和文學發(fā)展模式之下，中世紀人對“翻譯”的定義和當代的定義不同。當代學者用“原創(chuàng)性”的概念來界定瑪麗的文學作品，但斯皮格爾指出，后羅馬時期，把“原創(chuàng)性”這一標準用在寓言作家的身上并不妥當，因為他們的作品是在改編和改變現(xiàn)有故事的基礎上形成的。拉封丹被看作是現(xiàn)代寓言故事之父，自稱從古代遺留下來的故事中翻譯和選擇了一些故事。^[14]事實上，中世紀作家并不關心翻譯中的文本忠實問題，原創(chuàng)的作品或原作只是作為其他人改寫、說明、續(xù)寫和擴寫的模板。這種做法致使中世紀作家對古典材料進行了不合時宜或落伍的處理，審視地方史、地理或文學傳統(tǒng)，文化上出現(xiàn)了不合時宜的表述，或者在社會意識形態(tài)方面有出入。^[15]布呂克內(nèi)（Charles Brukner）指出，瑪麗忽略了那些影響故事推進的細節(jié)，這就是她沒有考慮拉丁傳統(tǒng)的原因。這說明瑪麗的寓言故事遠遠不是對早期寓言獻媚般的模仿。^[16]從敘述技巧方面來看，她的寓言故事非常有原創(chuàng)性，作為真正的詩人，她依照直覺進行寫作，敘述和寓言故事整體布局以滿足結(jié)構(gòu)需要為要，這是拉丁語版的寓言故事所不具備的模式。她知道調(diào)整敘述順序，添加細節(jié)，以適應中世紀讀者的心理需要，有些故事純粹是她的個人原創(chuàng)，在尊重寓言傳統(tǒng)的基礎上，她還再現(xiàn)自己所領略的政治世界和社會空間。^[17]瑪麗在繼承西方寓言故事傳統(tǒng)的基礎上，在改編和重寫的過程中添加了女性詩人對社會不公平現(xiàn)象的批判和傾向性表述。^[18]對比《伊索寓言》本身，我們發(fā)現(xiàn)，瑪麗確實進行了一定的創(chuàng)造性改編。因此，對于她的研究實際上是對她的創(chuàng)造性作品的研究，無需考慮是否是在研究拉丁傳統(tǒng)的寓言故事?，旣愒凇对⒀怨适隆返摹昂笥洝敝袑懙溃?/p>

出于對威廉伯爵的愛戴，^[19]

他是這個王國最勇敢之人

我從英語譯（treire）為法語，

創(chuàng)作了這卷書。

這本書叫《伊索》（Ysopet）：

他翻譯并請人把它

從希臘文譯為拉丁版。

阿爾弗雷德大帝^[20]喜愛它，

把它譯為（古）英語，

我能力所及用法語

把它寫成押韻詩（rimee）。（第9-19行）^[21]

在這里，瑪麗顯然是通過類比的方式把她自己和伊索對等起來。雖然她在不斷地強調(diào)她作為翻譯者和作者的身份，但這符合當時的文學背景，即詩人的創(chuàng)作基于前人的成果進行個性化再創(chuàng)造。需要注意的是，瑪麗的《寓言故事》在中世紀的接受程度可以從現(xiàn)存的手抄本數(shù)量看出。《寓言故事》有23本手抄本，其中4本配有插圖。手抄本中的插圖形式重新聚焦并形成女性版的“翻譯研究”（translatio studii）概念：伊索也許起初是寓言故事的作者，但瑪麗以一個完全成熟的作家而非翻譯者的形象出現(xiàn)?！对⒀怨适隆肥殖局械男蜗罂隙伺园娴摹胺g研究”，或作為女性寫作的自我意識，或讀者是兩種性別的觀念。在它的文本和配圖詩學中，我們不僅看到的是女性化的翻譯研究，而且是基督教化的翻譯研究。^[22]布呂克內(nèi)指出，瑪麗的翻譯不僅是語言層面上的，即從動物到人、從人到動物的傳遞，而且她的翻譯藝術挖掘出了人性和動物性是在什么時候、如何部分地達成一致。^[23]

《寓言故事》中的動物并不具備她的代表作《籟歌》中動物身上的超自然色彩。表面上看，他們被寓言化、工具化和人格化了，用來展示道德倫理觀和瑪麗的社會批判意識，但深層次地看，她賦予動物和人一樣的道德身份?！冻抢锢鲜蠛袜l(xiāng)下老鼠》（De la suriz de vile e de la suriz de bois）、《農(nóng)夫和蛇》（Del vilein e de la serpent）、《狐貍和狼》（Del gupil e del lu）、《兔子和青蛙》（Des lievres e des reines）等眾多膾炙人口的故事都囊括其中。她的寓言故事不僅關注動物群體，也表現(xiàn)出對人性深刻的理解與反思，尤其是對12世紀的英國社會和人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旣惒粌H僅是在用動物來探索人性，而且再現(xiàn)動物世界的倫理，消解了人與動物之間的物種差異，其書寫是生態(tài)系統(tǒng)之間各個物種疆界的打通過程。哈里斯（Julian Harris）指出，瑪麗的寓言故事結(jié)尾的寓意是她自己的想象。雖然有些寓意明白直接，有些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體制，有些說明她懷著不安的心情理解并熱愛著自己的同胞。^[24]如果說在《籟歌》中權力關系在家庭關系中是以男性控制女性來再現(xiàn)，在《寓言故事》中，這種權力關系主要是在當權派和弱者之間出現(xiàn)。^[25]這種權力關系不僅發(fā)生在人類世界，也發(fā)生在動物世界，甚至人與動物之間的互動關系之中。瑪麗的寓言不斷地警告人們變化帶來的危險，因為中世紀人不把流動性看作是獲得機會和可能性的運動，而是看作脫離習以為常的已知的社會關系和等級制度的做法。^[26]

《寓言故事》的103則故事共涉及各類動物大約有55種之多。統(tǒng)計顯示，作為故事主角、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動物分別是狼（18次），獅子（12次），狐貍（11次），狗（9次），鷹（7次），老鼠、綿羊和獵鷹（分別為5次）。故事角色涉及上帝、人、女神、四足動物、鳥、昆蟲等。從故事展開涉及的動物類型和角色來看，她所寫的有關動物的故事^[27]可以大致分為七大類：第一類故事全部發(fā)生在四足動物之間，約有40個故事；第二類故事發(fā)生在人與四足動物之間，這樣的故事有17個；第三類故事發(fā)生在人與人之間，這樣的故事有13個；第四類故事發(fā)生在鳥類之間，這種故事有7個；第五類故事發(fā)生在四足動物與鳥之間，有5個故事；第六類故事發(fā)生在女神與四足動物之間，這種故事有4個；第七類故事發(fā)生在昆蟲之間或自然景物和四足動物之間，這樣的故事分別有3個。

從故事涉及的角色可以看出，瑪麗把人類和動物平等地置放在一個文本空間之中，在角色分工上進行平等處理。他們身上都承載了瑪麗企圖表達的道德寓意和文化含義。從深層次上看，瑪麗顯然是在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探尋社會倫理關系，打破人與動物之間的物種界限，以宇宙整體觀來看待所有生物，把社會價值賦予在不同的生命主體之上。這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綿羊，或是螞蟻。對她而言，他們都具備道德身份?，旣愱P注動物，關注生態(tài)系統(tǒng)社區(qū)、動物群體和自然物種等，在他們之中形成了脫離主觀價值的統(tǒng)一性和客觀價值。這正是環(huán)境倫理學一直呼吁的價值觀。德里達曾經(jīng)提出一個問題：“動物能承受痛苦嗎？”他指出，沒有人能夠否認人類目擊了有些動物的痛苦、恐懼。^[28]動物具有知覺，這恐怕是像瑪麗這樣的寓言家能夠讓動物張口講述故事，或者動物作為推動故事發(fā)展的角色的起點。

在《寓言故事》的第一類故事中，故事的角色都是四足動物。確切地說，這些動物之間的關系展示的是生態(tài)圈中“捕食者-獵物”的角色，在生物鏈中分別處于主動位置和被動位置。從故事的標題中可以看出，瑪麗顯然受到西方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影響，涉及的每一種動物幾乎都有其對立面，是“主角（protagonist）”-“反派角色（antagonist）”之間的對立。即使是幾種動物同時出現(xiàn)，但最終還是一方代表正義和善，一方代表邪惡和不公。這種對不同動物的界定說明人們對文學動物和真實動物的看法不同。哈都（Jawaharlal Handoo）指出，民歌中的動物想象恰恰和現(xiàn)實生活中的動物相反。在現(xiàn)實世界中，體型小/弱的動物被認為是愚笨的，是失敗的象征，體型大/強壯的動物是智慧的象征，意味著成功。但是，在民歌中，體型小/弱的動物意味著智慧，是成功的象征，體型大/強壯的動物沒有智慧，是失敗的象征。^[29]動物故事沒有神話故事的神秘氣氛，這些動物和鳥類是按照不同的等級和類別安排的，只有在人類現(xiàn)實世界中才會有，這就是典型的象征主義。^[30]在《寓言故事》中，從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幾種動物中顯現(xiàn)的對立角色或搭檔中可以看出這種敘事中出現(xiàn)的“伙伴/搭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