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學觀念之演進與復古

本書上卷所講重在文學批評之分途發(fā)展期，所以先一述文學觀念之演進與復古的情形。關(guān)于這些，我曾有一文——《文學觀念與其含義之變遷》，載諸《東方雜志》第二十五卷第一號?，F(xiàn)在，將此文大意，擇要而簡言之如左：

在文學觀念演進期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周秦為一期，兩漢為一期，魏晉南北朝又為一期。

周秦時期所謂“文學”，兼有文章、博學二義：文即是學，學不離文，這實是最廣義的文學觀念，也即是最初期的文學觀念。

至為兩漢，始進一步把“文”與“學”分別而言了，把“文學”與“文章”分別而言了?！脝巫謩t“文”與“學”不同，用連語則“文章”又與“文學”不同。故漢時所謂“文學”雖仍含有學術(shù)的意義，但所謂“文”或“文章”，便專指詞章而言，頗與近人所稱“文學”之意義相近了。漢時有“文學”、“文章”之分，實是文學觀念進程中承前啟后的一個重要關(guān)鍵。

迨至魏晉南北朝，于是較兩漢更進一步，別“文學”于其他學術(shù)之外，于是“文學”一名之含義，始與近人所用者相同。而且，即于同樣美而動人的文章中間，更有“文”、“筆”之分：“筆”重在知，“文”重在情；“筆”重在應用，“文”重在美感：始與近人所云純文學雜文學之分，其意義亦相似。

文學觀念經(jīng)了以上兩漢與魏晉南北朝兩個時期的演進，于是漸歸于明晰?？墒?，不幾時復為逆流的進行，于是又經(jīng)過隋唐與北宋兩個時期，一再復古，而文學觀念又與周秦時代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以在復古期中也是經(jīng)過兩個階段的演進。

其在隋唐五代之時，因不滿意于創(chuàng)作界之淫靡浮濫，于是對于六朝文學根本上起了懷疑。其對于六朝文學之懷疑本是不錯，不過惜其不甚了解文學之本質(zhì)，轉(zhuǎn)以形成復古的傾向而已。蓋由文學的外形以認識文學之面目，其事易；由文學的內(nèi)質(zhì)以辨別文學之本質(zhì)，其事難。前一期重在外形方面，遞演遞進，所以成為文學觀念之演進期；這一期重在內(nèi)質(zhì)方面，于是覺得漫無標準，遂不得不以古昔圣賢之著作與思想為標準了。以古昔圣賢之著作與思想為標準，此所以愈變愈古而成文學觀念的復古期了。不過同樣的復古潮流中，而唐宋又各有其分界。唐人論文以古昔圣賢的著作為標準；宋人論文，以古昔圣賢的思想為標準。以著作為標準，所以雖主明道，而終偏于文；——所謂“上規(guī)姚姒渾渾亡涯”云云，正可看出唐人學文的態(tài)度。所以唐人說文以貫道，而不說文以載道。曰貫道，則是因文以見道，而道必借文而始顯。文與道顯有輕重的區(qū)分，而文與道終究看作是兩個物事。所以雖亦重道而仍有意于文。這猶是文學觀念復古期中第一期的現(xiàn)象。

至于北宋，則變本加厲，主張文以載道，主張為道而作文，則便是以古昔圣賢的思想為標準了。曰“貫”，曰“載”，雖只是一個字的分別，而其意義實不盡相同。貫道是道必借文而顯，載道是文須因道而成，輕重之間區(qū)別顯然。李漢序《韓昌黎集》云“文者貫道之器也”，此唐人之說；周敦頤《通書》云“文所以載道也”，此宋人之說。所以文學觀到了北宋，始把文學作為道學的附庸。

由于文以貫道的文學觀，于是造成了一輩古文家的文。古文家之論文，雖口口聲聲離不開一個“道”字，但在實際上只是把道字作幌子，作招牌；至其所重視者還是在修詞的工夫。這不僅唐代古文家是如此，即宋代的古文家亦未嘗不如此；即此后由唐宋八家一脈相承的古文家亦未嘗不是如此。

由于文以載道的文學觀，于是造成了一輩道學家的文。在道學家之論文，便偏于重道而只以文作為工具，——所謂載道之具而已。古文家之論文，其誤在以筆為文；以筆為文，則六朝“文”、“筆”之分淆矣。道學家之論文，其誤在以學為文；以學為文，則兩漢“文學”、“文章”之分，“學”與“文”之分亦混矣。在前一再演進而歸于明畫者，至是復一再復古而歸于混淆。于是傳統(tǒng)的文學觀于以形成，而且亦始有其權(quán)威。

今綜括上文列為表式說明之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