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　語

從早期新詩的“自由散漫”，到20年代中期的“格律化”運動和象征詩派的出現(xiàn)，新詩第一個十年的歷史，似乎包含了特定的展開邏輯：先是“詩體的大解放”帶來了充分的可能，既而是從形式層面建立一種美學規(guī)范，其后是來自異域的“象征”詩風，又從語言質地、表達方式、意象組織等方面，更新了內在的感性。因而，在一些批評家眼里，在所謂“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征詩派”之間，應該存在某種“演進”的線索。這樣一來，從寫實到抒情、再到象征，從詩體解放到“詩形”的建構，再到“詩質”的經營，新詩不斷的“進步”軌跡也清晰可見。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區(qū)分了“三派”，但并未突出其間的邏輯關聯(lián)。對于這種“按而不斷”的作法，有一位朋友不以為然，“他說這三派一派比一派強，是在進步著的，《導言》里該指出來”。⁽⁸⁵⁾這位朋友似乎比朱自清更具文學史意識，他的說法的確吻合于歷史的實際，也傳達出對新詩“演進”動力的理解。然而，當這樣的論斷固化為文學史的結論，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常識”，卻可能帶來某種封閉性，妨礙對歷史復雜性、多樣性的認識。換言之，“自由”、“格律”、“象征”三派的區(qū)分，或許只是一種文學史的抽象，更多的錯雜、纏繞與變異，并不能完全由此說明。當一種目的論的敘述取得了支配地位，新詩內部交織的多重張力是否會被隨之消解，對于新詩可能性的思考是否也會受到限制，這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實際上，對于新詩的歷史線索，朱自清并非沒有自己的看法。1941年，他在《抗戰(zhàn)與詩》中，也曾有過一個經典的概括：“抗戰(zhàn)以前新詩的發(fā)展可以說是從散文化逐漸走向純詩化的路?！弊杂稍娕傻纳⑽某煞趾芏啵皬母衤稍娨院?，詩以抒情為主，回到了它的老家。從象征詩以后，詩只是抒情，純粹的抒情，可以說鉆進了它的老家”。表面上看，這段文字是對他以往論斷的一種引申，在“自由”、“格律”、“象征”三派之間，他也明確地建立起了一種“線索”。然而，朱自清并不只是陳說這一“線索”，在他的話里同時包含了歷史的檢討：“詩鉆進了老家，訪問的就少了。”⁽⁸⁶⁾當散文化的新詩變成了“純詩”，這是一種“進步”嗎？抑或是一種“封閉”？或許在朱自清看來，在“散文化”的時代語境中，新詩的前途，不是回到所謂的“老家”，而是能夠敞開自身，獲得處理歷史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自由、格律、象征三派的“交替”，不能僅僅看做是一種“進步”，它同時也可看做是新詩內在活力與張力釋放的過程。他當年進行了劃分、但“按而不斷”的做法，比起簡單地凸顯“進步”、強調“演化”，更能體現(xiàn)一種審慎而開放的文學史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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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自清就稱：“這場‘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于民七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是在方法上，卻給予很大的影響。”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第1頁，《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朱自清編選，上海：良友圖書出版印刷公司，1935年版。

(2) 胡適：《藏暉室記》11卷34，第790頁，上海：亞東圖書館，1939年版。

(3) 胡適：《逼上梁山》，《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胡適編選，第9頁，上海：良友圖書出版印刷公司1935年版。

(4)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第22頁。

(5) 胡適：《〈嘗試集〉再版自序》，《胡適文存》卷一，第284頁，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

(6) 胡適：《談新詩》，《星期評論》1919年10月10日“雙十紀念號”。

(7) 王光明：《現(xiàn)代漢詩的百年演變》，第97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第15—16頁。

(9) 對于這個問題，美國學者奚密在《詩的新向度：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轉化》中有深入的分析，此文為《從邊緣出發(fā)：現(xiàn)代漢詩的另類傳統(tǒng)》（奚密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的第二章，引文見該書第65頁。

(10) 胡適：《〈嘗試集〉自序》，第42頁，《嘗試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年版。

(11) 朱自清在《新詩》一文（《一般》2卷2期）中曾言，在當時報刊上大約總有新詩，“以資點綴，大有飯店里的‘應時小吃’之概”。

(12) 周作人的《畫家》一詩，勾繪出幾種鮮明的生活圖景。此詩在收入《新詩年選》時，愚庵（康白情）所做評語為：“這首詩可算首標準的好詩，其藝術在具體的描寫。”北社編：《新詩年選》，第86頁，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版

(13) 梁實秋：《新詩的格調及其他》，1931年1月《詩刊》創(chuàng)刊號。

(14) 梁實秋：《新詩的格調及其他》，1931年1月《詩刊》創(chuàng)刊號。

(15) 這個說法出自穆木天的《譚詩》，《創(chuàng)造月刊》1卷1期，1926年3月。

(16) 胡適：《〈嘗試集〉自序》，第25頁，《嘗試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年版。

(17) 周作人：《〈揚鞭集〉序》，1926年6月《語絲》82期。

(18) 廢名在《〈小河〉及其他》一講中說道：“較為早些日子做新詩的人如果不是受了《嘗試集》的影響就是受了周作人先生的啟發(fā)。”他還認為，“如果不是隨著有周作人先生的新詩做一個先鋒”，新詩革命也會如晚清的詩界革命一樣，“革不了舊詩的命了”。廢名：《論新詩及其他》，第71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9) 梁實秋：《〈草兒〉評論》，第1頁，《冬夜草兒評論》，聞一多、梁實秋著，清華文學社，1922年版。

(20) 參見梁實秋《〈草兒〉評論》。

(21) 俞平伯在其發(fā)表的第一篇詩論中就稱：“但詩歌一種，確是發(fā)抒美感的文學，雖力主寫實，亦必求其遣詞命篇之完密優(yōu)美。”俞平伯：《白話詩的三大條件》，《新青年》6卷3號，1919年3月。

(22) 胡適在《俞平伯的〈冬夜〉》（1922年10月1日《讀書雜志》第2期）一文中，就指出俞平伯詩歌“深入深出”的毛病。但在朱自清在《〈冬夜〉序》（《冬夜》，俞平伯著，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中，則為俞詩的艱深進行了辯護。

(23) 郭沫若：《創(chuàng)造十年》，《學生時代》，第3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24) 郁達夫：《女神之生日》，《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8月2日。

(25) 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創(chuàng)造周報》第4號，1923年6月。

(26) 胡適：《〈蕙的風〉序》，《胡適文存二集》卷四，第298頁，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

(27) 周作人在1921年有感于新詩壇的荒蕪，呼吁老詩人們不要以為大功告成，便即可隱退。周作人：《新詩》，1921年6月9日《晨報副刊》。

(28) 中夏：《新詩人的棒喝》，《中國青年》7期，1923年12月1日。

(29) 周作人：《新詩》，《晨報·副刊》，1921年6月9日。

(30) 馮至后來40年代在回憶朱自清時，也稱當時《雪朝》“里面的詩有一個共同的趨勢：散文化，樸實，好象有很重的人道主義的色彩……假如《雪朝》里的詩能夠在當時成為一種風氣，發(fā)展下去，中國的新詩也許會省卻許多迂途”。馮至：《憶朱自清先生》，《馮至全集》4卷，張?zhí)窬帲?34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1) 徐玉諾是文研會詩人中最受推崇的一個，在《雪朝》8人中，選入徐玉諾詩歌最多（48首），遠遠多于他人（周作人27首，鄭振鐸34首，朱自清、葉圣陶、俞平伯、郭紹虞、劉延陵都不足20首），《將來的花園》也是文研會叢書中的第一部個人詩集。

(32) 參見葉圣陶：《玉諾的詩》，《文學旬刊》39期，1922年6月1日。

(33) 梁宗岱：《論詩》，《詩刊》，1931年4月。

(34) 周作人：《介紹小詩集〈湖畔〉》，《晨報·副刊》，1922年5月18日。

(35) 胡夢華：《讀了〈蕙的風〉以后》，《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10月24日。

(36) 沈從文：《論汪靜之的〈蕙的風〉》，《文藝月報》1卷4號，1930年12月。

(37) 朱自清說：“我們現(xiàn)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與淚底文學”，在承認這一“先務之急”的前提下，他還認為并非“只此一家”，從而為“靜之以愛與美為中心的詩，向現(xiàn)在的文壇稍稍辯解了”。朱自清：《〈蕙的風〉序》，第2—3頁，《蕙的風》，汪靜之著，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版。劉延陵說得更直接：“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學是太不人生的，而最近三四年來則有趨于‘太人生的’之傾向”，對于靜之的“贊美自然歌詠愛情”，批評者、讀者也不應持太多偏見。劉延陵：《〈蕙的風〉序》，第1頁，《蕙的風》。

(38) 賀圣謨：《論湖畔詩社》，第123頁，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9) 潘漠華的個人遭遇非常不幸，相關情況見馮雪峰：《秋夜懷若迦》，王訓昭編：《湖畔詩社評論資料選》，第217—220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40)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第5頁。

(41) 朱自清：《詩與哲理》，《新詩雜話》，第24頁，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

(42) 周作人：《論小詩》，《民國日報·覺悟》，1922年6月29日。

(43) 周作人：《日本的小詩》，連載于1923年4月3—5日《晨報副刊》。

(44) 冰心：《繁星·自序》，《繁星》，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

(45) 梁實秋在《〈繁星〉與〈春水〉》（1923年7月29日《創(chuàng)造周報》第12號）中對冰心詩中“表現(xiàn)力強而想象力弱”、“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等問題，提出了批評。

(46) 1922年6月5日，宗白華在《時事新報·學燈》發(fā)表《流云（讀冰心女士〈繁星〉詩）》，在詩前寫道：“讀冰心女士《繁星》詩，撥動了久已沉默的心弦，成小詩數(shù)首，聊寄共鳴?！?/p>

(47)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第4頁。

(48) 朱自清：《短詩與長詩》，《詩》1卷4期，1922年4月。

(49)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詩話》，《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第28頁。

(50) 朱湘給羅皚風的書信，羅念生編《朱湘書信集》，第16頁，人生與文學社叢書，1936年版。

(51) 郭沫若雖自言，詩要“寫”不要“做”，但據(jù)友人回憶，他在修改詩稿時，“總要一面改，一面念，一再推敲，力求字句妥帖，音節(jié)和諧”。鄭伯奇：《憶創(chuàng)造社》，饒鴻兢等編：《創(chuàng)造社資料》，第849、850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2) 沈從文：《我們怎樣去讀新詩》，1930年10月《現(xiàn)代學生》創(chuàng)刊號。

(53) 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號。

(54) 《歌謠》周刊發(fā)刊詞中就稱：“這種工作不僅是在表彰現(xiàn)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當來的民族的詩發(fā)展?！薄陡柚{》第1號，1922年12月17日。

(55) 可參見陳泳超《再論“學術的”與“文藝的”——朱自清與歌謠研究》中的論述，《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軌轍》，第144—15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56) 對此俞平伯曾有細致的分析：“有根本反對的，有半反對的，也有不反對詩的改造而罵我們個人的?！比N態(tài)度對應于三類讀者：一類包括一班“遺老”“遺少”和“國粹派”；一類是有外國文學知識背景的“中外合璧的古董家”；一類“不攻擊新詩，是攻擊做新詩的人”。俞平伯：《社會上對于新詩的各種心理觀》，《新潮》2卷1號，1919年10月。

(57) 即使對初期白話詩頗多辯護的蘇雪林，也不得不稱：白話詩初起，“排斥舊辭藻，不遺余力。又因胡適說過，真正好詩在乎白描，于是連‘渲染’的工夫多不敢講究了?！娂懊牢闹环N。安慰心靈的功用以外，官能的刺激，特別視覺，聽覺的刺激，更不可少”。蘇雪林：《徐志摩的詩》，沈暉編：《蘇雪林文集》2卷，第130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58) 周作人：《〈農家的草紫〉序》，《農家的草紫》，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版。

(59) 梁實秋：《談聞一多》，第9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

(60) 孫黨伯、袁謇正主編：《聞一多全集·書信》，第157頁、80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1) 聞一多：《〈冬夜〉評論》，第12—13頁，《冬夜草兒評論》，聞一多、梁實秋著，清華文學社，1922年版。

(62) 梁實秋：《新詩的格調及其他》，1931年1月《詩刊》創(chuàng)刊號。

(63) 余冠英檢討前人的分期，“不過我想如以《晨報》附刊的《詩鐫》的出版（民國十五年四月）做一個關鍵將這十幾年的新詩史分為前后兩期，則段落最為顯明，因為前期的新詩大都受胡適之的影響，后期則受《詩鐫》的影響”?！缎略姷那昂髢善凇罚段膶W月刊》2卷3期，1932年2月。

(64) 徐志摩：《詩刊弁言》，《晨報·詩鐫》第1號，1926年4月1日。

(65) 聞一多：《詩的格律》，《晨報·詩鐫》第7號，1926年5月13日。

(66) 《詩鐫》1926年6月10日終刊時，徐志摩在《詩刊放假》中就指出：詩的原則“并不在外形上制定某式不是詩某式才是詩，誰要是拘拘的在行數(shù)字句間求字句的整齊，我說他是錯了”。

(67) 鄧以蟄：《詩與歷史》，《晨報·詩鐫》第2號，1926年4月8日。

(68) 朱湘：《劉夢葦與新詩形式運動》，《文學周報》第7卷，1929年1月

(69) 同上。

(70) 沈從文：《論朱湘的詩》，《文藝月刊》2卷1期，1931年1月30日。

(71) 徐志摩曾言：“我的筆本來是最不受羈勒的一匹野馬，看到了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彼牡诙驹娂遏淅浯涞囊灰埂吩徒o聞一多看，聞的回復是：“這比‘志摩的詩’確乎是進步了——一個絕大的進步?！薄丁疵突⒓敌颉罚?—9頁，《猛虎集》，徐志摩著，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版。

(72) 陳夢家：《〈新月詩選〉序言》，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版。

(73) 朱湘：《評徐君〈志摩的詩〉》，《小說月報》17卷1號，1926年1月。

(74) 西瀅：《閑話》，《現(xiàn)代評論》3卷72期，1926年4月24日。

(75) 卞之琳：《〈徐志摩選集〉序》，《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

(76)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第8頁。

(77) 穆木天在《無聊人的無聊話》（1926年5月19日《A·11》）中曾批評李金發(fā)的詩“讀不懂”。

(78) 這是周作人在給李金發(fā)的復信中對其詩的評價，參見李金發(fā)《文藝生活的回憶》，《飄零隨筆》，臺北：僑聯(lián)出版社，1964年版。

(79)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第8頁。

(80) 穆木天：《譚詩》，《創(chuàng)造月刊》1卷1期，1926年3月。

(81) 對上述兩詩的解說，見王獨清《再譚詩》，《創(chuàng)造月刊》1卷1期，1926年3月。

(82) 梁實秋：《新詩的格調及其他》，1931年1月《詩刊》創(chuàng)刊號。

(83)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第8頁。

(84) 沈從文在《我們怎樣去讀新詩》中討論新詩“第二時期”狀況時，曾將徐志摩、聞一多等與于賡虞、李金發(fā)等分為兩段：“第一段幾個作者，在作品中所顯示的情緒的健康，與技巧的完美，第二段幾個作者是完全缺少的。而那種詩人的憂郁氣分，頹廢氣息，卻也正是于賡虞李金發(fā)等揉和在詩中有巧妙處置而又各不相同的特點！”

(85) 朱自清：《新詩的進步》，《新詩雜話》，第7頁，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

(86) 朱自清：《抗戰(zhàn)與詩》，《新詩雜話》，第37—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