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樂人生

是父母的寬容造就了我無羈的童年，使我那些毫無章法的奇想異夢猶如爬山虎般肆意攀緣。多少年來，我寫童話也好，寫小說也好，寫劇本也好，大大小小每件作品里都鮮明地印有我童年的胎記。童年——我文思的故鄉(xiāng)，想象力的發(fā)源地。

我在這個世界上選擇了自己的世界

我站在星空下

感到世界在爬，

出入我的大衣，

如出入一只蟻窩。

——特朗斯特羅姆

對于我，兒童文學如同貝加爾湖，廣闊無垠，水深難料，我則像一葉小舟。自1984年發(fā)表處女作起，小舟在湖中已尋尋覓覓行走了三十二個春秋。

媒體記者做采訪時常問起：你是怎么愛上為兒童寫作的？我一般從三方面回答：一、與我做過十三年初中教師有關系；二、與我女兒的幼年有關系，那時天天晚上給她講故事聽，書上的故事講沒了，就臨時編一個，后來萌發(fā)了寫出來的念頭；三、與我的恩師滕毓旭先生有關系，他垂愛我，攜我到達這片湖。這樣回答是正確的，然而，隨著閱歷增長，又覺得不夠徹底，后來又加上一條：天性是我持久為兒童寫作的內力。

1999年，與恩師滕毓旭先生合影

我這人，皮殼老氣橫秋，內瓤裝滿了孩子氣——簡單、直白、真實、好奇、想入非非……這些兒童的特質并未隨年齡增長而消減，反而愈發(fā)頑固、蔥蘢。1977年冬季，參加“文革”后首次全國高考被大連師范學校錄取，我高興異常，考友卻不屑：讀師范將來當孩子王，有啥出息？我不以為然，欣然前往，在后來當孩子王的日子里干得有滋有味。這是天性使然。日常我也是，說話說簡單直白的，交友交簡單直白的——對于乖滑、善事權貴的人我會敬而遠之；我恐懼復雜的人際關系，唾棄人群中的狗茍蠅營、爾虞我詐；我愿意把每個人都想象得很好，愿意看見一個清澈見底的世界。一般來說，這種天性在人群里不安全，可它卻成全了我——它使我不怕孤獨，與世俗保持適當?shù)木嚯x，看世界的角度與他人不同，去掉虛偽與煩瑣，單純地去關注小孩子的事情。

1991年，在大連第五十二中學做教師時新年晚會上為學生表演口技

1989年，獲沙河口區(qū)優(yōu)秀教師稱號

瑞典兒童文學作家阿斯特麗德·林格倫被授予瑞典文學院金質大獎章時，頒獎的院士在致辭中評價她說：“您在這個世界上選擇了自己的世界，這個世界是屬于兒童的，他們是我們當中的天外來客，而您，似乎有著特殊的能力和令人驚異的方法認識和了解他們?！痹谶@里引用這段話，不是說我有阿斯特麗德·林格倫一樣的能耐，而是說我和她一樣，在這個紛攘的世界上選擇了自己的一隅，并為此陶醉。

童年，我的文學發(fā)源地

我出生在大連，祖籍是山東牟平。祖母為北京人——她當初如何從京城遠嫁膠東我一直模糊，我只清楚我的祖父是個斗大字不識一個的佃農，供我父親念了四年書。20世紀30年代初，十五歲的父親掙脫了土地外出謀生，那時祖父已離世。文弱的父親先去了青島，后來到大連，又將祖母和叔父從老家接過來，我們就成了大連人。那時候日本人剛投降，大連市區(qū)內空閑的日本房滿街都是，人們因怕小鬼子回來，都不敢去住。我父親沒有想那么多，帶全家住進嶺前的一幢帶院子的寬敞的日本房。后來，老百姓膽子大起來，紛紛搬進日本房，等到我們老家一些遠房親戚來大連謀生就再也找不到房子住了。我父母是熱心腸，招呼一撥撥遠房親戚住到我們家。如此，我們家原本寬綽的房間變得擁擠起來，但也很熱鬧，幾家人在一起有說有笑，其樂融融。我父親愛好唱戲，遠房親戚當中有會拉胡琴的、會吹口琴的，工余飯后大伙常一起自娛自樂。那時候我還沒出生，但我相信余留在房間里的那襲綿長的溫馨影響到了日后的我。

小時候我愛畫畫，十歲時遇上“文革”，我著魔似的臨摹各種各樣的毛主席像。有一天，一個親戚嚴肅地對我說：“這個不好隨便畫，畫不像你就是反革命了?！蔽液ε铝?，不再敢畫毛主席，開始畫董存瑞、黃繼光、雷鋒、歐陽海、王杰、蔡永祥，照著報紙畫，照著小人書畫，街道墻報上的英雄像也成為我臨摹的藍本。我對槍情有獨鐘，畫的董存瑞一只手舉炸藥包一只手拿著槍，畫的黃繼光撲暗堡也拿著槍，畫雷鋒、王杰、蔡永祥也都端著槍。在很長的一段日子里，我迷上了畫“電影”——在長長的紙條上畫出一幅幅圖畫，再用筷子做軸將紙條纏作一卷，然后在一個小方木框后面一幅一幅地拉開，讓弟弟妹妹和鄰家小孩觀看。不是默片，我還一邊“放映”一邊配音呢！畫得最成功的一部片子名叫《小鐵錘》，是根據(jù)一篇講抗日的課文改編的，加進好多我自己想象的細節(jié)和道白。我還畫了片頭，畫的是八一電影制片廠片頭的閃光五角星，“放映”時我拿嘴哼哼《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前奏。來看電影的孩子是要買票的，票是我自己畫的；錢也是我畫的，發(fā)給大家，大家拿著我的錢買我的電影票?！半娪霸骸痹谖覀兗液笤豪?，擺上一些小木凳、小馬扎當座位，上面還貼著座號呢。

1958年，全家福（前排右一為作者）

1966年，小學二年級

我還做過簡易幻燈機（在學校看幻燈受到的啟發(fā)）。家里沒有手電筒，我是把一支矮蠟燭粘在鐵皮罐頭盒里做光源，“鏡頭”是用鐵皮做的一個圓筒，對著白墻放映。畫幻燈片是我最用心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拿毛筆蘸著濃墨在玻璃片上畫，畫人，畫槍，畫坦克軍艦，畫飛機大炮。為了取得清晰的放映效果，我把簡易幻燈機搬到床底下。我們家的床大得很，是用木方和木板搭成的，上面鋪著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一張大床可以睡下我們全家人。床很高，底下的空間足以坐下我和弟弟妹妹及鄰家?guī)讉€小孩。床邊帶布圍子，放下布圍子，里面漆黑如夜。用火柴點燃蠟燭，玻璃片上的墨筆畫映到了白墻上，觀眾們騷動起來，都往鏡頭前面擠——因為沒有凸透鏡，畫面放不大，擠到跟前才看得清楚。放映結束，從大床底下爬出來，“放映員”和觀眾的鼻孔都被燭煙熏得黑黑的。有一次燭焰險些把榻榻米點著了。

想不到的是，兒時所玩的這些游戲，長大后竟然成為我創(chuàng)作第一部長篇幻想小說《爺爺鐵床下的密室》的重要素材。在這部小說里，我用荒誕的手法寫了一張神秘詭譎的大鐵床，其靈感自然來自我們家的大木床，所謂“密室”也是兒時游戲的產(chǎn)物，小說里發(fā)生的許多毛茸茸的、現(xiàn)場感很強的細節(jié)均來自我童年的經(jīng)歷。蘇童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是延續(xù)童年好奇心的產(chǎn)物……想象力不是憑空而來的，所有的想象力都有其來源?！?982年馬爾克斯獲諾貝爾文學獎，有記者采訪他時問：“你在著手寫《百年孤獨》的時候，請問，什么是你的創(chuàng)作初衷？”馬爾克斯回答：“我要為我童年時代所經(jīng)受的全部體驗尋找一個完美無缺的文學歸宿。”這很有意思，再大的作家都會向自己的童年索取。我去一些場合講課時也常被讀過《爺爺鐵床下的密室》的孩子問起：“你寫的那個大鐵床是怎么想出來的？”我回答他們：“從童年的游戲里找到的?！?/p>

1979年，初為人師

不僅《爺爺鐵床下的密室》如此，我的其他作品，像《裝在橡皮箱里的鎮(zhèn)子》《撿到一座城堡》《狼先生和他的大炮》《跑起來呀，小木床》《爸爸的舊鐵環(huán)》《女孩和空房子里的老鋼琴》等，從靈感到細節(jié)均與我孩提時代的游戲有著千絲萬縷的瓜葛。

前些時候，一個從小和我一起長大的女遠房親戚（現(xiàn)任數(shù)學教師）還對我說：“你小時愛玩，不過玩的東西和別人不太一樣?！痹谶@個女遠房親戚的記憶中，我小時候除了愛放電影、放幻燈片，還喜歡做木匠活。是的，我喜歡做木匠活，那是為了給自己和弟弟造玩具。我們家窮，買不起玩具，只好自力更生了。見到別人家孩子玩買來的玩具步槍，我就照著做，木頭、鐵管、鐵皮、鐵條、拉簧、皮帶都用上了，做出的步槍能射子彈（可惜只能射出一米遠）。母親說，我十歲時就能自己做滑車、冰車，和弟弟夏天玩滑車，冬天玩冰車。見外面興玩什么，我就回家鼓搗什么，反正一天到晚不停地瞎折騰，用母親的話說，沒有閑著的時候。那時候我真像個勤勞又拙笨的小工匠，我家門廳有個小低柜，里面裝有鋸、羊角錘、鉗子、鐵絲、大釘子、小釘子，它們基本上歸我專用，我的左手指經(jīng)常被羊角錘砸出紫豆子。

如今回頭想想，真要感謝我的父親母親。那時候我不著閑地瞎折騰，把家里搞得很亂，更是糟踐了不少好木頭、好釘子，可父母從未責備過我，遇到我往硬木頭上釘釘子釘不進去，母親還會幫我一把；父親更殷勤，他在他們工廠的廢鐵堆里找到四個舊軸承，拿回家給我做滑車用。因此說，是父母的寬容造就了我無羈的童年，使我那些毫無章法的奇想異夢猶如爬山虎般肆意攀緣。多少年來，我寫童話也好，寫小說也好，寫劇本也好，大大小小每件作品里都鮮明地印有我童年的胎記。童年——我文思的故鄉(xiāng)，想象力的發(fā)源地。

十二歲前我是個無憂無慮的小男孩，十二歲之后，歷史這個老頑童和我開了個不好玩的玩笑，將我擲入一塊冷冽的沼澤地里。

1968年，我讀小學四年級，那本該是一生最爛漫的時期，父親卻忽然因莫須有的罪名被關進“牛棚”里，我頓時變成了歷史反革命的“狗崽子”。父親前腳進“牛棚”，專政隊后腳就來我們家抄家，一輛貼滿革命標語的解放牌卡車停在門口，屋內被翻得亂七八糟，街坊鄰居大人小孩都來圍觀。我當時有一種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感覺，深感恐懼，害怕碰見鄰居，更害怕見到同學，自卑得像一只瘸腿老鼠，每天上學總是繞道走那些偏僻的巷子、胡同，甚至翻墻、鉆臭水溝，天天都是磨蹭到最后一個進教室。同學們歡鬧的聲音于我聽來似虎嘯，教室前面的黑板在我眼里也變成一張嘲笑我的大嘴巴。我孤獨得很，自卑得很，至今我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么會突然間變得如此膽怯如此猥獕了呢？那時候我不過是一個四年級的小破孩罷了！

1969年3月29日，我們家被迫下放到莊河北部山區(qū)落戶。記得全家人坐了一夜火車，又在一輛舊解放牌卡車上顛簸了一天，雙腳才落到四面環(huán)山的一塊瘠薄的土地上?？諝饬钊松袂鍤馑?，山色透出微弱的新綠，大山后面響著英那河轟轟的水流聲，我頓時有一種逃離虎口般的超脫感。而實際卻令我大失所望，父親的“歷史問題”依然似沉重的大山壓迫著我嫩幼的心。我所接觸的新伙伴對我的歧視比起在城里時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的耳邊每天每天都鼓噪著辱罵聲，使我防不勝防。

1995年，與日本兒童文學作家馬場志子（前排右）、滕毓旭（后排右）、于穎新（前排左）合影

人都有強烈的自衛(wèi)意識，也都有反擊的巨大潛能，可我面對這一片歧視的目光，只有畏縮、躲閃。我與伙伴之間有隔山般的陌生感，情緒無法流通，壓抑得令人窒息。記得一次放學路上，有個叫“烏眼子”的男孩辱罵我，我做出了人生第一次抗擊，與他撕打起來。他比我高一年級，塊頭也大，結果我的鼻子被打出血，衣扣也被扯落。讓我最難過的是，圍觀的同學有很多，卻無一人上來拉架，他們只當看客，個個幸災樂禍。那天回家，我一路流著淚。

可以想象，我那時候對平等、對親善、對愛與同情是何等渴望！大山應該為河流讓路，讓河流去滋潤龜裂的心靈，使綠色之河與人們心中的愛樹相伴成為永恒，這便構成了我日后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精神內核。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發(fā)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說——《墨槐》《落馬河谷的冬天》《白狗》《遠方的家鄉(xiāng)》《櫻子河的月亮》《野鴿河谷》《月宮里的冰雕》《凍紅了鼻子》等，都蘊含著這一文學主題，都是對平等、對親善、對愛與同情的殷殷呼喚。這些小說顯得苦澀、沉郁，一詞一句都仿若從沼澤里打撈出來，意象濕漉漉的，意境沉甸甸的，就連狗的目光、雞的臉色、草木的搖曳，都帶著對愛與親善的饑渴。這部分作品被評論家歸類為“苦難小說”。

“車培晶的兒童小說創(chuàng)作……自覺地融入了苦難意識，這在兒童文學作品中是并不多見的。讀車培晶的小說，總是能在他編織的自由幻境與美好夢想之中感到一些沉重的東西，有時隱隱約約，宛如水墨寫意；有時又躍然紙上，仿佛夜半歌聲。我想，這就是他作為一個極具責任感的作家精神稟賦的自然流露吧?！保◤垖W昕、吳寧寧《建構兒童夢想的詩學——論車培晶的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它們一如既往地‘注視著即使少兒世界亦無法完全回避的逆境、創(chuàng)傷和苦難，希望通過對逆境的透視、對創(chuàng)傷的療治和對苦難的回味，強化小讀者生命的鈣質和心靈的承受能力……它們始終不放棄手法和語言上的精雕細刻，堅持不懈地營造詩的境界、詩的意味、詩的氛圍、詩的美感，以此增添作品的藝術表現(xiàn)力和審美感染力等等?！保ü篷辍对谔剿髋c揚棄中執(zhí)著前行——再談車培晶的少兒小說》）

1998年，被評為大連電視臺先進工作者

1993年初夏，在滕毓旭老師的鼓勵與慫恿下，我咬咬牙拿出幾個月的工資，自費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說集——《神秘的獵人》，書中收錄了二十三篇小說，有二十篇是這一時期帶有“苦難”色彩的作品。

十年之賭

1996年是我人生光鮮的一年，我的小說集《神秘的獵人》獲得第三屆全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獎（此獎為中國兒童文學最高獎項，與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齊名，由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辦，每三年評選一次）。

說實話，我對這個獎的到來感到突兀，毫無思想準備?！渡衩氐墨C人》是自費出版的，薄薄的一本，二百零五頁，裝幀簡陋，很像一只丑小鴨，我壓根就沒想拿它去評獎，是遼寧兒童文學學會會長趙郁秀和大連兒童文學學會會長滕毓旭一次次敦促我參評。趙郁秀老師甚至都跟我急眼了，她在電話里說：“你這個小同志，怎么拉你你往后緊緊呢，能不能評上你先報上，也費不了你啥?！蔽腋杏X自己像鴨子被攆上架，離報評截止日期剩下一兩天了，我才不情愿地把十五本參評書寄走。因此，當?shù)弥@獎我相當蒙圈，覺得是一個夢。

我對自己就是這么不自信，不自信有謙虛的因素，而更多的是底氣不足。等到誠惶誠恐地去北京參加頒獎大會，又參加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舉辦的一次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研討會，結識了幾位評委和評論家，并得到上海的兒童文學編輯家、評論家周曉老先生“你小說寫得不錯”的評論，我的一顆不安的心這才得到稍許慰藉。

《神秘的獵人》榮獲全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獎獲獎證書

同一年，我的短篇小說《紙燈籠》獲得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已改名為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紙燈籠》發(fā)表在上海宋慶齡基金會主辦的《兒童時代》雜志上，是編輯部直接拿去參評的，人家也沒和我打招呼，等到獲獎證書和獎金寄來時我才知道。剛剛接到獲全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獎的消息，突然又來了一個獎，真是令我大喜過望，激動得夜不成眠。1996年給我的感覺，就像處于一片黑暗的東方天空，旭日突然噴薄而出，霞光萬道。

1996年7月，獲第三屆全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獎時，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遼寧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王充閭（左二）來大連祝賀。右二為遼寧兒童文學學會會長趙郁秀，左一為大連兒童文學學會會長滕毓旭，右一為少年大世界雜志社社長王凱

獲獎給我?guī)砹酥T多好處。首先，我對自己有了信心。其次，居住條件得到改善——上級為我調了一套三室房子。爬了十多年的格子，終于有了自己的一間大書房，興奮得我手腳都不知往哪兒放才好。再者，一些報社、雜志社、出版社紛紛向我約稿，這一家，那一家。約稿，一準要發(fā)表、出版的。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編輯張曉楠盯住了我，向我約書稿，不等我動筆就寄來了合同讓我簽；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的一個老資歷編輯湯繼湘趁我在北京參加研討會，到旅館里堵著跟我約稿；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也來邀我參加他們的長篇動物小說書系創(chuàng)作；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來大連辦筆會，約我寫長篇；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邀請我去參加他們在貢嘎山下舉辦的長篇小說筆會……我告別了無名小卒的慘淡日子，再不用盲目地四處投稿了，再收不到浪費我的郵費、讓我感覺羞恥的一封封退稿信了。

然而，這一路走來并非一帆風順。

我習慣把1984年發(fā)表處女作《眼鏡國》作為從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開端，簡歷上一直這么寫著，而實際上，我早在1979年就進入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色。那時我剛從大連師范學校畢業(yè)，學的是美術專業(yè)，在大連市五十二中任美術教師，教書之余，一邊作畫一邊悄悄學習寫作，不敢張揚，因為文學底子太薄。那時正值全民文學熱，經(jīng)常有知名作家來連講座，每一次我都去聽，聽得熱血沸騰。為了提高語言水平，我還去大連工人大學半脫產(chǎn)班學習中文，取得一紙大專文憑。從1979年到1984年，我用了五年時間才有了處女作《眼鏡國》的問世，而從1984年發(fā)表處女作到1996年獲得全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獎，又用了整整▲▲▲二年好艱苦！特別是前六年，看不見一點兒曙光。那時候妻子忙于哺育襁褓中的女兒，每★★★二年時間。

1994年，游泰山。左一為少年大世界雜志社原社長王紹東，左二為滕毓旭

十二年好艱苦！特別是前六年，看不見一點兒曙光。那時候妻子忙于哺育襁褓中的女兒，每天下班回家我要干很多家務，等妻子哄女兒入睡后，我才進入自己的世界，這時已夜深人靜。我一般用功到零點過后，趕上哪天來情緒了剎不住車，會一直寫到東方破曉，洗把臉再迎接新的一天。家里住的是學校操場邊上的油氈紙簡易房，低矮逼仄，我抽煙，只能在四平方米大的廚房里寫作，這小廚房放不開桌子，我坐個小木凳伏在煤爐旁的水泥臺上寫。

點燈熬油寫的東西寄出去后，幾乎百分之百被退回來。每天來的郵件都放在學校傳達室里，剛開始同事們都不明白那是退稿信，后來就明白了。每次我都是鼓著好大的勇氣到傳達室取信，然后拿到無人處拆開看，看著千篇一律缺少溫度的退稿函，心里拔拔涼。那幾年退稿信太多了，連五歲的女兒都能辨出來。有個星期天，女兒在操場上和小朋友玩，傳達室爺爺讓她把一封信帶給我，她一邊快活地往家跑一邊快活地喊：“爸爸，退稿信！退稿信！”我急忙止住她：“寶貝，小點兒聲。”

天天點燈熬油，也不見成果，人熬得瘦成一把骨頭。妻子心疼了，反對我繼續(xù)搞下去，說：“我不圖你當作家，只要你健康，咱好好過日子?！睘榇藘扇唆[起婚后的第一次別扭。

我深愛著我的妻子，不想讓她不愉快。幾天后妻子帶女兒去煙臺娘家，我在家里將所有的稿子和退稿信統(tǒng)統(tǒng)填到爐子里燒了，把寫作用的蘸水鋼筆折斷，墨水瓶也扔到了屋頂上，然后給妻子寫了四頁稿紙的檢討信，告訴她，從此我與文學一刀兩斷，不再去觸它一下。但等到把信投到郵局郵筒回家后我哭了，把頭埋在被子里哭出了聲音，我從未這么哭過，汩汩淚水里有委屈有沮喪，有告別文學的手足分身般的痛，更有對愛妻的虧欠——為了文學夢，我忽略了她的感受，把本應陪伴她的時光都用在了爬格子上。

然而，拋棄文學后我變得萎靡不振，感覺世界模糊、靈魂飄零，像一條主人不要了的狗。真要感謝我的妻子，她從煙臺回來后見我這副樣子就心疼地說：“你愛寫就寫吧，我不攔你了，只是要注意身體?！蔽腋屑さ赝恢趺淳蛯λf了這么一番話：“給我十年時間，就十年，如果再一事無成我就永遠放棄文學?！边@等于下了一次賭注，時間是1986年，這一年我三十歲。三十歲的我跟光陰賭上了，不，是跟自己賭上了！

1985年，女兒兩歲半時全家合影

真的叫“賭”，因為你看不清楚前方的路究竟有多長，那條路隱匿在濃云迷霧里呢，你無從知曉它的真實面目，預計不到它的盡頭會是一條清清的河，還是一大片不毛之地，迷疑、惶恐，卻又癡情、神往，很復雜的一種心理。其實，寫作也是一項技術活，它和學攝影、學開飛機開遠洋輪船、學電腦編程、學車工、學廚師沒什么兩樣。只不過，在所有的技術工種當中，寫作是花費成本最高、風險也最高的一個，它需要相對漫長時間的磨礪，既耗心力，又耗體力，一旦搞不成，十幾年、幾十年的工夫就瞎子點燈——白費蠟了。這真需要一種鉚釘般的定力才能支撐得住。

這十年，作為一個業(yè)余作者，我把時間經(jīng)營得滴水不漏，白天上班，夜間寫作，公休日節(jié)假日都搭在寫作上。每年春節(jié)全家一起去給父母拜年，之后妻子和女兒留下，我返回家寫作。母親總埋怨我說：“忙成這樣，過年也不歇口氣?！蔽蚁矚g邊寫作邊閱讀，像走夜路的盲人聽著蟲鳴一小步一小步摸索著前行。那時候，我閱讀針對性很強，也很功利，相對于“博覽群書”，我更傾向于精讀、細讀，合乎自己口味的名著我會翻來覆去地讀，不厭其煩地讀，細細咀嚼揣摩內中“秘訣”。舉個例子，像海明威的《老人與?！?，卡夫卡的《城堡》《變形記》《鄉(xiāng)村醫(yī)生》《村子里的誘惑》，賴特森的《我是跑馬場老板》等小說，我讀過不下百遍，竭力讓書中的情緒、光色、氣息深入地浸泡我，腌制我，熏烤我，把我做成一塊鹵肉。

這十年，我正從而立走向不惑，工作走馬燈似的變化。開始是又教學又兼任年級組長，負責區(qū)工會油印小報編撰工作，后又擔任學校政教處主任；1992年調到區(qū)教育局任辦公室副主任和秘書；不久又調至大連團市委剛掛牌的雜志社，協(xié)助滕毓旭老師創(chuàng)辦《少年大世界》雜志；1994年又調到成立不久的大連教育電視臺，當起扛攝像機的電視記者。工作頻頻變更，且都是新職業(yè)，都面臨從頭學習的問題，特別是當電視臺記者，工作強度相當大，起早貪黑是家常便飯。

然而，工作再忙，時間再緊張，我始終不忘自己的文學夢，始終不忘自己是個下了賭注的人。常常是白天工作了一天筋疲力盡，回到家先與妻子一起做飯、吃飯，然后先睡上一小覺，再爬起來寫作。后來找到了一個更見效果的辦法：正常時間入睡，凌晨兩點鐘起床寫作。這個時間特別適合寫幻想類的作品——凌晨，世間萬籟俱寂，空空蕩蕩，伏案疾書的我會有一種主宰萬物的感覺，思想無拘，天馬行空，直到東方呈魚肚白色，人們從夢中醒來，四下里的聲音漸漸多而雜亂起來。而這時我心里常常會發(fā)生一些錯亂，以為太陽的升起、人們夢醒后的活動都是我幻想中的情景。那種感覺美極了，就是給我一個王位我也不換。

任電視臺記者時在遼寧師范大學采訪

春游活動中與電視臺同事做游戲，左一為隋日忠，左二為姜麗敏

如今回頭看看，我大部分生命力相對持久的童話，如《大鼻孔叔叔》《村里有個喇叭匠》《老狼提托》《毛驢的村莊》《盲女孩》《布兜將軍》《裝在橡皮箱里的鎮(zhèn)子》《狼先生和他的大炮》《吃皮鞋的老轎車》等，都是利用凌晨時間完成的，這些作品問世二十余年，至今仍受小讀者喜愛，有的成為我寫作的高峰，我似乎再也無法超越了。

另外，這十年里我有幸結識了滕毓旭老師，他是我文學成長道路上的一位貴人。我把習作送給他看，他提出意見后我再做修改，然后他再寫信向一些雜志社的編輯朋友力薦。最初的一些習作就是這樣發(fā)表出去的，這使我隱約看到了混沌的前方透出的一絲光亮。記得有段日子，我迷上了畫漫畫。那時姜末也畫，他在春柳小學教美術，我在五十二中教美術，兩所學校距離很近，我們常在一起討論漫畫，參加漫畫展，在報紙上發(fā)表漫畫，我把精力都用在了這上面。滕毓旭老師知道后跟我談了一次話，他認為搞兒童文學比搞漫畫更有前途，他讓我專心致志寫作。我記住了他的話。

1989年暑假，經(jīng)滕毓旭老師推薦，我參加了寫作生涯中的第一次筆會，是遼寧《新少年》雜志社舉辦的，地點在興城菊花島。

筆會上，我發(fā)現(xiàn)每個與會作者發(fā)表的作品都比我多，有人在十幾歲時就開始發(fā)表作品了，還有人獲得過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另外，大家來前都帶著寫好的作品，參加筆會只是想讓編輯看稿、提意見，只有我空手而來。我感到了壓力，很著急，生怕人家嫌棄，暗暗鉚足勁，不分晝夜地趕寫自己的小說。白天，大家出去玩，我關在客房里寫小說；吃飯喝酒，別人敢喝高，我不敢，喝高了就寫不了小說了；深夜怕影響同室文友睡覺，我就跑到賓館走廊樓梯口的燈下寫，半夜三更，像個夜鬼，蚊子直往身上聚。

十天的筆會轉眼工夫結束了，我沒能完成任務——寫了一篇小說，但屬于半成品，編輯們提了許多意見，稿子需要大修改?；丶液?，我馬不停蹄地修改，一共改了七稿，謄寫了七遍，最終覺得滿意了才寄出去，這時候距筆會結束已經(jīng)一個多月了。

這篇題為《墨槐》的短篇小說講的是一個友愛的故事，被《新少年》雜志1990年第一期作為頭題隆重推出，并配有大幅插畫。很快，《墨槐》就被國內權威刊物《兒童文學選刊》選載。不久，在滕毓旭老師的力薦下，《墨槐》又由日本兒童文學作家西村彼呂子翻譯，刊登在日本兒童文學雜志上。

1989年，第一次參加筆會。右一為作者

1992年，參加《兒童文學》和《新少年》兩刊聯(lián)合舉辦的創(chuàng)作筆會。三排右一為作者

可以說，《墨槐》是我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中一個小小的里程碑，它使我悟到了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門道，在創(chuàng)作上獲得了一次重要收獲?！昂梦恼率歉某鰜淼摹?，對這句箴言我感觸頗深。修改也是創(chuàng)作，在反復改動打磨的過程中，我對兒童小說逐漸有了明晰的認識。就像隔著無數(shù)層面紗，修改一次等于揭開一層面紗，一層一層地揭，一遍一遍地琢磨，這個過程非常受用，以至于成為我后來創(chuàng)作的一種習慣。

1992年暑期，我應邀參加上?！渡倌晡乃嚒冯s志社在浙江舟山群島舉辦的創(chuàng)作筆會，同年秋季又參加了《兒童文學》《新少年》兩家雜志社在旅順口舉辦的創(chuàng)作筆會。這兩次筆會稱得上兒童文學界的高級筆會，大腕云集，我有機會結識了閆振國、秦文君、周銳、張之路、李松濤、高洪波等一批國內知名兒童文學作家、詩人，聆聽他們的創(chuàng)作真經(jīng)，受益匪淺，勝讀十年書。這之后，我的創(chuàng)作熱情高漲，大有一發(fā)不可收之勢。然而，我很理智，會克制，會像玉雕家一樣用心對待每一篇稿子，寫東西從不一稿成，總要修改幾次，并像魯迅先生那樣，把寫好的東西放在抽屜里沉淀些日子，再拿出來進行推敲、潤色，有時會推翻重新寫，所以，寫得比較慢。

從1990年到1995年六年時間里，我在北京《兒童文學》、上?！渡倌晡乃嚒?、遼寧《文學少年》、江蘇《少年文藝》、上?！锻拡蟆返葍和膶W報刊上，僅僅發(fā)表了十五個短篇，平均一年才發(fā)表兩三篇，這個數(shù)量確實少得可憐，但篇篇算得上有質量，其中多篇上頭題，或被《兒童文學選刊》選載，或被收入各種文集。其中《白狗》《月宮里的冰雕》《大年初一》《狗房子》《紙燈籠》被譯介到日本；《櫻子河的月亮》《狗房子》《紙燈籠》被《兒童文學選刊》選載；《野鴿河谷》獲海峽兩岸兒童文學征文佳作獎；《紙燈籠》獲陳伯吹兒童文學獎。1996年，我獲得全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獎。

在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舉辦的筆會上與同行曹文軒（中）、楊鵬（右一）在貢嘎冰川留影

我從迷霧中摸索著一步步走出來，看見了清清的河流、湛藍的天空、熟人的笑靨，夢想花開。走到這一步我剛好用了十年時間，也就是說，我跟自己打賭打贏了。這里要感謝我的妻子，在這十年中，為了支持我寫作，她幾乎承擔了全部家務，就連給窗戶刷油漆之類的活她也大包大攬，為了我，為這個家，她付出得太多太多了，我永遠虧欠于她。

1997年，在福建少兒出版社舉辦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筆會上與梅子涵（后排中）等作家合影

變臉

獲獎帶來的喜悅迅速被焦慮淹沒。下一步該怎樣走？當然不可照原路走，創(chuàng)作需要變化，否則就成工匠了。那么，如何改變自己，賦予作品新面孔？我苦苦思索。

1996年夏末，鄧剛先生為我的獲獎小說集《神秘的獵人》寫了一篇評論，刊登在《大連晚報》上，鄧剛乃小說高手、大家，眼力獨到又不虛與委蛇，他在文中結結實實給了我一悶棍，批評我的小說敘述方式沉重、陳舊，“累了自己又累別人，何苦？”（他的原話）。這一棍子把我打疼了、打蒙了，飯吃不香，覺睡不好。不過，鄧剛很睿智，在打了我一棍子之后又溫暖了我一下——他對《神秘的獵人》里的一篇題為《葉紅葉落》的小說給予高度贊賞：“荒謬隱在真切的細節(jié)后面，痛苦埋在幽默話語的深處，我相當欣賞車培晶這種輕靈寫法的作品?！?/p>

1996年，遼寧“小虎隊”成員出席中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研討會，中間為“小虎隊”之母趙郁秀

無獨有偶，也是那一年，江蘇省社科院的研究員金燕玉女士在《光明日報》發(fā)表的《回到大地——全國獲獎兒童文學作品述評》一文中，也單單點到了我的《葉紅葉落》，她這樣寫道：“作品……以文化與無文化的倒置關系作為幽默的基礎，不但讀來好笑，而且極其深刻地揭示了‘文革’時代無文化的本質。對人物的刻畫絲毫也不夸張丑化，不動聲色地將一位好農民放進當老師的尷尬情境中去，這種藝術處理方法深得幽默的奧妙，極為成功?！?/p>

兩位老師的見解不謀而合，這使我如醍醐灌頂，心頭為之一亮，我似乎知道該如何走下一段路了。

我既寫小說，也寫童話，自稱小說和童話為自己的左翼與右翼。那年，整整一年吧，我暫時收攏了小說這只翅膀，專心創(chuàng)作童話，試圖以童話這種相對自由的文本來尋求敘述上的突破。要幽默、荒誕、輕靈、讀著不累，我心里一直裝著這幾個字。這一年，我讓自己完全沉浸在幻想世界里，一邊寫作一邊閱讀，小口小口地咀嚼名著，著意疏通詼諧與荒誕這兩條神經(jīng)。我找到了感覺，找到了一種和從前不一樣的表達方式，敘述從沉濕中擺脫，攜著幻想與意趣飛往豐饒的林園。這一年我寫了長長短短十二篇童話，發(fā)表在各地刊物上，《睡呼嚕收藏家》《魔轎車》《老好郵差》《盲女孩》《瘦狼和胖狼》《我和我的蜘蛛絲》《能收聽到別人秘密的收音機》等，單看題目就給人以快感，它們大多以人為主角，即常人體童話。這些童話被兒童文學評論家馬力教授稱之為“童話小說”。我是第一次聽說這個概念，評論家讓我發(fā)現(xiàn)了另一個自己。

“車培晶原是一個年輕的兒童小說作家……現(xiàn)在當他用慣于寫小說的手開始寫童話的時候，必然要在童話這一新領域進行新探索。然而各種藝術形式之間總是既有區(qū)別，又相聯(lián)系?！囆g越接近它的界限，就會漸次消失它的一些本質，而獲得界限那邊的東西的本質，代替界限，卻出現(xiàn)了一片融合雙方的區(qū)域?！▌e林斯基語）……（車培晶的童話）采用了某些小說的表現(xiàn)手段，形成了童話與小說互融的趨勢。讀車培晶童話首先的感覺是耐讀，雖然童話中的那些童話形象都是現(xiàn)實生活中所未曾有的，但經(jīng)過作家筆墨丹青的點染，都能‘以一個活人全部的明確性栩栩如生地出現(xiàn)在你的面前’，體現(xiàn)了小說刻畫人物性格所特具的生動表現(xiàn)力。這就使車培晶的童話更具有跨越小說與童話‘雙方的區(qū)域’的特點。因此，車培晶童話更準確地說應該叫‘童話小說’。一個作家創(chuàng)作風格的初步形成和體裁上的獨創(chuàng)性特征的形成同樣是他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達于較高層次的標志?！保R力《尋找支點》）

1997年，我結集出版的第一部童話集《魔轎車》（收入“棒槌鳥兒童文學叢書”），獲得了中宣部全國第六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作品入選獎。之后，我轉入了長篇創(chuàng)作。

給兒童看的長篇一般都在十幾萬字，并不長，但這對于我也是新課題，是一條陌生的路，我像一名短跑運動員踏上了長跑的起點。那年，我接下兩部長篇小說約稿，一部是福建少兒社的，一部是湖南少兒社的，均被收入?yún)矔w行動，必須按期交稿，一個人晚了就會拖累整體。那個炎熱的夏天，下班后我回到家就伏案寫作，天熱，光著膀子寫；寫到半夜困了，拿涼水擦擦身子接著干；星期天也足不出戶。記得那年有一個領導的兒子結婚，還有一個女記者結婚，我跟他們相處都非常好，那個女記者還算是我的徒弟呢，我提前把份子錢送上，實話告訴他們我手頭有約稿，無暇參加婚禮，也不怕人家生氣。現(xiàn)在想想，我真夠“歹毒”了。沒辦法，時間對我太珍貴了。

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及遼寧省兒童文學評獎獎牌

2007年，在云南農家院里

從夏天寫到深秋，兩部長篇如期交稿。第一部長篇《你好，棕熊》寫人與自然的故事，第二部長篇《響尾姥鯊》是純動物小說，兩部小說題材迥異，敘述手法也迥異，較以前的小說有著明顯的變化，或突出荒誕元素，或突顯神秘感。接下來又寫了兩部長篇童話——《裝在橡皮箱里的鎮(zhèn)子》（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和《撿到一座城堡》（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這兩部童話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敘述形式。不重復自己，追求變化，是我給自己定的長篇寫作原則。

1997年至2000年我連著創(chuàng)作了四部長篇，是對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次集中試水，其中有得有失?！俄懳怖氧彙肺冶容^滿意，它獲得了第十屆中國圖書獎，當然我滿意的不是獲獎，而是這部小說寫得扎實，多年之后，我還能從小說里感受到當年飛濺的思想火花。而曾一度令我懷有高期望值的《裝在橡皮箱里的鎮(zhèn)子》反響卻一般。這部長篇是由一個短篇擴展而成的，短篇有六千字，在《兒童文學》雜志上作為頭題發(fā)表，編輯還加了評論，反響非常好，這才促使我寫出十萬字的長篇?？偨Y它的失敗，原因有兩個：其一，創(chuàng)作前缺少深入思考，素材積累不充分；其二，創(chuàng)作時間不足，基本上是被出版社攆著寫的，沒有打磨和沉淀的工夫。假如用一兩年業(yè)余時間寫，一定不會是現(xiàn)在這副模樣。本來是一粒飽滿的童話種子，由于怠慢了它，只長出一株瘦弱的苗，直到現(xiàn)在，每每想起它我心里還隱隱作痛。也想重新寫，但幾次都因找不回遺失的靈感而擱淺。

寫長篇不同于寫短篇，長篇需要持久穩(wěn)定的創(chuàng)作情緒，這對我來說是個極為焦慮的事情。單位工作累，做電視新聞，整天絞盡腦汁地想新聞的事，寫作時間總是零零碎碎，這對長篇創(chuàng)作是一種破壞。那時候我為缺少寫作時間深深苦惱，為此滕毓旭老師還出主意，讓我給大連市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委員會打報告申請創(chuàng)作假。報告寫好了，我又給撕了，擔心徒勞一場，還是安分點兒吧。

1998年6月，我所供職的大連教育電視臺并入大連電視臺，情形有點兒像一支小股隊伍被大部隊收編，人人都有危機感。我先是做了兩年新聞欄目制片人，后來全臺搞改革，我去了臺里與日本合資的一家動畫公司。這是我主動找領導要求去的，同事們都認為我太不明智，因為按臺里當年的政策，去公司的人員不保留事業(yè)編制，這等于說我拿鐵飯碗換了一只泥飯碗。而我決定了。

我做如此決定為的是遠離擁擠與嘈雜，尋找一份寧靜，以便圓我的兒童文學夢。那年我四十四歲，這個年齡做電視節(jié)目有點兒夕陽西下的味道了，而對文學創(chuàng)作卻正如上午九點鐘的太陽。我必須抓住這段好時光。領導才不管你搞不搞文學創(chuàng)作，那是你的私事，你要靠自己想轍，靠自己拯救自己。其實，做電視節(jié)目對文學創(chuàng)作也有益處，有機會接觸社會的方方面面，獲取素材，點亮靈感，可那份工作不夠安靜，更不夠單純，易于生成浮躁心理，這有悖于我的天性。動畫公司的氛圍恰好契合了我的要求。動畫嘛，本身就是一種單純的東西，我本人又是學畫出身，對動畫好奇、有感覺，當然，也想從動畫中汲取養(yǎng)分滋補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故此才斷然舍棄鐵飯碗?！傲舻们嗌皆?，不怕沒柴燒”，我相信這句從小就記住的諺語。

在動畫公司，同樣是白天工作夜間寫作，但工作比較有規(guī)律，很快我就適應了，心境得以平和。工作中，我有機會接觸到大量日本動漫作品，日本動漫的細膩、節(jié)制、邏輯嚴謹?shù)葍?yōu)點，對我寫作啟迪極大。

2000年冬季，我開始創(chuàng)作《爺爺鐵床下的密室》。這是一部用魔幻、荒誕手法表現(xiàn)戰(zhàn)爭題材的長篇兒童小說，以此手法寫現(xiàn)代戰(zhàn)爭在國內似乎尚無先例，沒有可臨摹的成品，全憑自己探索創(chuàng)造。我寫得得心應手。我撩開童年記憶的帷幕，讓自己踏到那個沒有燈光的舞臺中央，亦歌亦舞，甚是暢快。2001年，《爺爺鐵床下的密室》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成為“小布老虎叢書”中很叫座的一本書，迄今它已經(jīng)再版十一次，發(fā)行二十余萬冊，盡管歲月流逝，它在今天的圖書市場上仍然活躍。

2008年，當選為北京奧運會火炬手

2014年10月末，為創(chuàng)作抗日小說《沉默的森林》只身到小興安嶺體驗生活

與中學班主任、語文老師韓秀珍在一起

參觀茅盾紀念館

在動畫公司期間，我還創(chuàng)作了長篇幻想小說《我的同桌是女妖》（兩卷本）和長篇童話《狼先生和他的大炮》。這兩本書在讀者中反響也都不錯，前者發(fā)行三十余萬冊，后者發(fā)行十五萬冊（包括注音版）?！独窍壬退拇笈凇帆@得遼寧省首屆未成年人優(yōu)秀文藝作品獎文學類二等獎，《我的同桌是女妖》被評為2003年“大連文藝界十部有影響的作品”之一。

應該說，上述幾部作品都受到日本動漫一些積極因素的影響，動漫使我的創(chuàng)作視野有所開闊，為我的文思布上明快的光調。所以，至今我還為當年的大膽抉擇得意，假設當年不去動畫公司，我想我怕是不會有那么好的創(chuàng)作心境，也得不到機會近距離接觸異國動漫。

當然，也留下了遺憾。本打算拍一部叫《唐尼日記》的動畫片，整體創(chuàng)意出來了，劇本也寫出十集，但由于公司注銷等原因而夭折。不過，后來《唐尼日記》成為我創(chuàng)作以烏克蘭為背景的荒誕小說《小丈夫傳說》的酵母。

2003年，我又回到了臺里，開始了少兒節(jié)目編導的生涯，用別人的話說，“回到了孩子中間”。每周都要下校園采訪，錄制兒童游戲類節(jié)目，錄制校園課本劇等，我整天被小學生們的熱鬧磁場所包圍，身體沾滿了孩子的磁粒，連呼吸里都是。這固然好，但我發(fā)現(xiàn)自己的心變得沸揚起來，有一年時間我?guī)缀鯖]寫出像樣的作品來。是什么原因呢？慢慢我才想明白，那是由于我完全嵌在兒童磁場里，腦袋一時間還沒回過神。不著急，這需要一個梳理、內化的過程。

2004年，我捧到了向往久矣的“金蘋果”獎杯，站在了聚光燈下。這是一份榮譽，更是一份責任，一種純屬個人行為的寫作被人為地放大了。是年，又逢中央發(fā)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這給兒童文學帶來了一股春風，我的創(chuàng)作題材與體裁也隨之變得寬泛。

2007年，在成都與小演員們在一起。左二為宮秀華老師，左五為作家楊紅櫻

2005年，大連市青少年宮想搞一部兒童舞臺劇，邀請我寫劇本，我沒猶豫，因為我正想在這方面試水——在電視臺工作，你總得要干點兒與舞臺或影像沾邊的事情，否則你就成了一個餡少的包子了。我用一個月的工余時間寫出五幕兒童科幻話劇，叫《Happy教室》，請遼寧人民藝術劇院的高軍任導演，全市公演后反響不錯。重要的是，在整個排練過程中我始終跟班，暗自跟演員出身的高導學到很多表演方面的東西，這讓我后來創(chuàng)作兒童電視劇多了一種思維。

2006年我開始“觸電”，集中一年的工余時間，一邊寫校園長篇小說《同桌哆來咪》，一邊寫該小說的電視劇本。三卷本小說《同桌哆來咪》完稿后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在少兒頻道總監(jiān)周華、李文興的鼎力支持下，在左東、鐘惠田、劉志強、鐘永強、曹英明、萬福臻等同事和好朋友的無私相助下，我們拍了兩集《同桌哆來咪》電視劇樣片。樣片拿到學校里讓小學生觀看、提意見，又經(jīng)過臺編委會開論證會，聽取高滿堂、孫建業(yè)等劇作家的意見后，我著手創(chuàng)作全部劇本，2007年12月完成了六十集劇本（后改名為《快樂的同桌》）的創(chuàng)作。2008年1月下旬，該劇由大連電視臺與中央電視臺聯(lián)手拍攝。

當時動靜弄得特別大，媒體紛紛來采訪，連中央電視臺的記者也來了，但作品成片后與我的預期有太大差距，演員表演弱，鏡頭表現(xiàn)也弱，處處顯弱、粗糙——這是一個編劇無法扭轉的局面，以至于使我心里蒙上了陰影，一度出現(xiàn)抑郁。這部劇我傾注了太多太多心血，從到校園體驗生活、搜集創(chuàng)作素材，到寫劇本、做樣片，根據(jù)孩子們的反饋一次次修改、調整劇本，前前后后花費了我兩年多時間。盡管《快樂的同桌》在大連電視臺和中央電視臺數(shù)次播出，由我作詞、撈仔作曲的主題歌《我愛上學》在孩子們中間唱響；盡管后來這部劇獲得了第二十七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兒童劇三等獎和遼寧省“五個一工程”獎，并入選“大連文藝界十部有影響的作品”，但蒙在我心頭的那塊陰影還是難以驅凈。

榮獲的獎杯和獎牌

1996年至2009年十三年間，我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了幾次變臉，包括敘述的變換、從文學到舞臺藝術再到影像藝術的轉換，幾次變化，幾番嘗試，成敗得失、苦辣酸甜皆有之，成功是收獲，失敗亦是收獲，抑郁也算一種收獲了——彌補了之前不曾有過的體驗?。】傊?，創(chuàng)作中所經(jīng)歷的一切我都視為財富。

回到根須

從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三十多年，行進的步履一直匆促，一邊是工作，一邊是創(chuàng)作，就像被兩個相反的力使勁拉著，你被抻得像牛皮筋一樣長，不得松弛。直到2010年，少兒頻道總監(jiān)俞小川先生為我爭取到一個編劇崗位，我這根疲憊的牛皮筋才有了稍作松馳的機會。

這一年，我與大連外國語學院的于立極、遼寧省作協(xié)的薛濤應省委宣傳部之邀創(chuàng)作了十八集兒童電視劇《笑一個看看》（由于一些奇怪的原因，這部劇一直沒開機）。之后的幾年里，我創(chuàng)作了校園輕喜劇《插班生》（二十七集）、童話短劇《水果三寶》（二百余集），在大連電視臺少兒頻道播出。寫劇之余，我靜下心盤點自己。從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三十多年來，發(fā)表、出版過的也曾經(jīng)讓自己沾沾自喜過的作品多達五百萬字，出版童書三十余部，數(shù)量不算少了，但時至今日，還有多少存活于世？我是說有幾篇小說和童話、幾本書還能讓人記著？答案是：所剩無幾。絕大多數(shù)都是短命的，有的文字印刷出來一兩年便奄奄一息，有的更是曇花一現(xiàn)。

2010年，在紹興參觀魯迅故居。右為大連市曲藝家協(xié)會主席刁成國

不盤點不知道，一盤點冒了一身冷汗。我開始反思自己，將自己推入黑暗。

2014年，遼寧省作家協(xié)會組織獲全國獎的兒童文學作家進京“展示”，我因妻子病重而缺席，只送去一篇幾百字的“創(chuàng)作談”，里面有這樣一段話：“近幾年我的寫作步入黑暗，在黑暗里掙扎，漸漸變得平靜、克制，像一只繭殼里的蛹……一個寫作者，其筆下的文字就相當于自己的生命，你得想著自己的文字的存活期、存活率，不能拿寫了多少本書、一時期的發(fā)行量做炫耀資本，應當看重你的文字生命力有多強，它們能存活多少年。你這邊碼字，那邊一個個都死光光了，你不成了行尸走肉了嗎？哪個作家都不敢妄求自己的作品百歲千年，但我們不可以置之不顧。人還活著，而文字已經(jīng)死了，是莫大的悲哀?。　?/p>

2013年，為遼寧文學院首屆兒童文學研習班學員講課

我的文學路一開始走得還算正確，20世紀90年代中期從沉濕到輕靈的轉變也算正確。但近些年，具體說是從涉獵電視劇開始，我的寫作變得沒有難度了，與傳統(tǒng)文學疏遠了，與自己的內心疏遠了，追求皮毛，浮光掠影，被“淺閱讀”俘虜。文學創(chuàng)作貴在表現(xiàn)個體獨特的體驗，這是他人無可替代的，然而，我的心靈在時代的狂瀾中變得越來越不獨特了，我的文字如同我的肌膚一樣，正在老化，失去彈性，變得松弛無力。

我索性停下筆，靜下心來閱讀。有關心我的領導、文友問我，這段時間怎么沒看見你出書？我回答說，我在休漁。是的，我進入了“休漁期”。閱讀吧，這是最好的休養(yǎng)生息方式。我捧起馬爾克斯的《枯枝敗葉》和《苦妓回憶錄》、布爾加科夫的《白衛(wèi)軍》、特朗斯特羅姆的詩、阿萊赫姆的《從集市上來》、科塔薩爾的《動物寓言集》、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汪曾祺短篇小說、石舒清短篇小說，以及一批我喜歡的新生代作家和80后新銳作家的作品，仍然像從前那樣細讀慢品，咂吮營養(yǎng)，消化吸收，在一部部優(yōu)秀作品的照耀下，我看清楚了自己的病弱處、腐朽處。

我不再寫長篇，不再接出版社的約稿，不再受熱鬧和利益誘惑，懲罰式地將自己推到過去，從短篇寫起。短篇是長篇之母，文學之根須。這年我五十四歲，一介老夫，重操舊業(yè)，開始短篇寫作。我很振奮，雄心勃勃。然而，寫著寫著我發(fā)現(xiàn)，要想寫出一篇有突破、令自己滿意的短篇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其情形好比讓一個從未生育的老婦人分娩，我寫得艱難、疼痛、孤獨，甚至絕望。一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說從構思到成稿，再經(jīng)幾次修改打磨，斷斷續(xù)續(xù)要花費一兩個月時間，有的會半途夭折，有的幾易其稿都不滿意，索性就凍結在文件夾里，真叫是舉步維艱啊，有時氣得抓狂，呼天不應，叫地不靈。

2007年，與評論家王曉峰（中）、作家高滿堂（右）在廣西，三人為大連師范學校1977級校友

然而，天地終將呼應你，眷顧你，讓你有所收獲，因為你付出了，孜孜不倦，拼了老命。

2010年，我重操舊業(yè)后的第一部短篇小說《班主任糗事記》在遼寧《文學少年》作為頭題發(fā)表，并被《兒童文學選刊》選載。同年還創(chuàng)作了短篇小說《飛機效應》，被北京《讀友》作為頭題發(fā)表，配有評論，并被《兒童文學選刊》頭題選載，刊有另一位評論家的評論。這一年還寫了短篇童話《拜托，不要來那么多》，發(fā)表于北京《兒童文學》雜志《領軍佳作》欄目，刊有本人創(chuàng)作談，次年也被《兒童文學選刊》頭題選載，并刊有另一位評論家的評論。

2011年，我又創(chuàng)作了五個短篇：短篇小說《小丈夫傳說》作為頭題發(fā)表在北京《兒童文學》雜志《文學佳作》欄目，配有本人創(chuàng)作談和評論家的評論，該小說被《青年文摘》選載；短篇小說《保衛(wèi)馬閩》在北京《讀友》雜志作為頭題發(fā)表，配有評論，并被《兒童文學選刊》作為頭題選載，配有評論家的評論；短篇童話《有心眼兒的桃》發(fā)表于上?！渡倌晡乃嚒罚欢唐挕对鹿饫锏男禄橥谩钒l(fā)表于北京《讀友》雜志；短篇童話《一架木梯子的一輩子》發(fā)表于江蘇《少年文藝》。也湊巧，這年11月和12月我有四篇作品見諸刊物，遼寧作家協(xié)會創(chuàng)研部曉寧在《遼寧作家通訊》上撰文道：“從車培晶愈發(fā)流暢而練達的敘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他富于理性和智性的思考，即以兒童能夠接受的方式或頌揚或諷喻或鼓舞，積極地拓展兒童對社會人生的認識，提升兒童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感?！缎≌煞騻髡f》以詼諧調侃的筆調講述了一個烏克蘭侏儒‘小丈夫’傳奇而短暫一生的故事?！≌煞颉硖幧畹淖畹讓樱瑓s是一個勤勞勇敢、樂觀開朗的單身漢，他為了心目中的姑娘卡季波娃寫下了感人的《抽屜里的愛》，最終在戰(zhàn)場上以犧牲完成了悲壯而偉大的生命價值的實現(xiàn)。小說的感人力量在于通過一個人傳奇的人生濃縮了無比豐富的內涵，即對人性的充分尊重，對人格的平等自由、對美好生活的積極追求和對個人自我犧牲精神的推崇等，這些觀念一一在兒童文學中潛移默化地滲透著。幾篇童話則各有側重點，有揭露人性陰暗面，諷刺機關算盡卻被聰明誤的；有歌頌忠于職守、鐵骨錚錚的脊梁精神的；有頌揚雖然以血為代價但最終完成人生中的壯舉、挽回做人尊嚴的。幾篇童話從不同的角度對‘人生’這部書進行了解讀?！保〞詫帯?011年11—12月遼寧兒童文學述評》）。

1988年，在煙臺岳母家（后排左二為作者妻子）

2006年，在西藏采風

另外，短篇小說《小丈夫傳說》獲得了由《兒童文學》雜志主辦的首屆兒童文學金近獎；短篇小說《保衛(wèi)馬閩》入選中國作家協(xié)會選編的《2011中國年度兒童文學》（漓江出版社出版）；短篇童話《月光下的新婚兔》被收入《2011年全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精選集》（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2002年，在大連第六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上與海內外同行合影

2010年，武嶺采風

2012年，我創(chuàng)作了兩個短篇：童話《西瓜越獄》發(fā)表于江蘇《少年文藝》，被《兒童文學選刊》選載；小說《向日葵一樣的曹日紅》發(fā)表于《文藝報》，被《青年文摘》選載。2013年，我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夜街》發(fā)表于《文藝報》，被收入《2012年中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作品集》（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2014年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表妹開花》，作為頭題發(fā)表于北京《東方少年》雜志《佳作》欄目，并被收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選編的《中國兒童文學年度佳作2014》（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年中我一共發(fā)表了十二個短篇，共計六萬余字，其中六篇上期刊頭題，五篇上《兒童文學選刊》，兩篇上《青年文摘》，四篇入選年度優(yōu)秀作品文集。這是一個不小的收獲。盡管寫得艱難，但還是有快感，快感在于找到了自己的病弱之處，向自己發(fā)起挑戰(zhàn)，去除了體內的污垢與贅瘤，看到了大師們指引的高度，心向下沉，筆力朝上揚。2011年，《兒童文學選刊》一位叫梁燕的責任編輯給我來信說：“車老師，越來越多地關注您的短篇創(chuàng)作，這樣的時代里，這樣的堅守和對自我的突破，真美好。感動?！蔽也⒉徽J識這位責編，感覺她一定很年輕，因為老編輯我基本都熟悉，所以，我把這封信看作“朝陽”為“夕陽”的喝彩、鼓勁。確實，我十分受鼓舞，我回信對梁燕說：“不是時代問題，是人——作者——出了問題，大家都盯上了寬門，有誰愿意走窄門呢？”

時下的情形確實如此，各出版社都在忙著搶原創(chuàng)長篇、出原創(chuàng)長篇，作者們都踴躍響應，寫長篇有市場，一搞就搞出個系列什么的，幾本幾本地出，收入高著呢，誰還肯屈身于短篇寫作？又寂寞，又孤獨，又煎熬。我真該為自己喝一聲彩了：很好，繼續(xù)，安安靜靜做好自己的根須培植工作，要對得起你的讀者，對得起你的文學初衷，加油啊！

2015年，和小讀者在一起

寫到這里，又想起了我的愛妻，此時，她人已在天國。她是我文學成長道路上的親密伴侶和重要見證人，這篇文章也是獻給她的，她能看見，她在天上微笑……

2015年，出席中宣部、中國作協(xié)舉辦的全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出版座談會。右二為詩人王立春，左二為文學評論家馬力，左一為青年作家李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