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第一章
東方作家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

在東方國家中，印度和日本較早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泰戈爾于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日本則有兩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位是川端康成，于196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另一位是大江健三郎，在20世紀90年代又一次為日本文壇帶來榮譽的光環(huán)。一些小國家雖然也向往諾貝爾文學獎，但畢竟沒有太大的心理負擔。而作為東方大國和東方大民族的中國與阿拉伯在20世紀的漫長等待中，不能不對諾貝爾文學獎這一世界性的大獎視而不見。由于諾貝爾文學獎100年的歷史所形成的巨大聲望和權威，尋求得到這一國際大獎的承認便演變成東方各國文學贏取強國地位的重要標志。而百年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作家的缺席，更是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作家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阿拉伯人雖然在80年代末等到了姍姍來遲的諾貝爾文學獎，但對于一些本來對該獎滿懷期待卻希望落空的作家來講，那濃重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依然揮之不去。

第一節(jié)
阿拉伯作家：從洋人情結到諾貝爾文學獎情結

1988年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阿拉伯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坦言，他那一代的阿拉伯作家沒有追求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們身上沒有諾貝爾文學獎情結，但是他們這一代人有種“洋人情結”。^[1]即認為阿拉伯文學本身沒有多大的成就，起碼比不上歐美作家的成就。馬哈福茲本人雖然認為阿拉伯也有馬哈穆德·阿卡德那樣的大師，但他也更多地把蕭伯納、托馬斯·曼、阿納托爾·法朗士、薩特、加繆等歐美作家當成世界級的大師，以其作為師從、效仿的對象，視其為某種標志。對歐美文學大師的仰視，使包括馬哈福茲在內的許多阿拉伯作家缺乏自信。

“洋人情結”的一個最為突出的表現(xiàn)是跟署名有關。在馬哈福茲的同代人中，有許多阿拉伯作家給自己創(chuàng)作的小說署上一個外國名字。一來容易被相關的刊物采用發(fā)表，二來借洋人之名以壯自己的聲勢，可以擁有更多的讀者。所以，這種“洋人”情況不只是存在于阿拉伯作家身上，還普通存在于讀者和批評家之中。

“洋人情結”在阿拉伯持續(xù)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20世紀中葉才有所改觀?！皬募{賽爾時期開始，這種情結淡化了，因為我們感到一種新的精神給予我們前所未有的自信，于是有了走向世界的渴望。有些作家開始瞄準諾貝爾獎了，他們到國外介紹自己及其作品，請一些機構向諾貝爾獎評委會推薦他們。從此，阿拉伯文學的形象開始引起國外注意。但我認為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對阿拉伯文學的學術研究和數(shù)量有限的一些翻譯，從事翻譯的是些專門機構，如法國的辛巴達出版社，和著名的三大洲書店。雖然這些譯作主要面向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東方語言學習者，而不是文學市場和普通讀者，但是它為吸引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對阿拉伯文學的注意起了很大作用，因為評委會并不要求出版社非常著名，但起碼要求文學作品被譯成歐洲語言，這樣才能得到評委會所信賴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推薦?！?sup>[2]不少阿拉伯作家的確對諾貝爾文學獎抱著非常明顯的意圖。埃及著名作家陶菲格·哈基姆就曾在晚年的時候專門跑了一趟歐洲，為自己做宣傳，在巴黎的時候還抓緊時間創(chuàng)作了一部劇作，就連馬哈福茲都認為哈基姆最后一趟歐洲之行是沖著諾貝爾文學獎而去的。

即便在馬哈福茲獲獎之后，阿拉伯世界仍然熱衷于對諾貝爾文學獎推薦與提名進行炒作。早年亞歷山大大學曾推薦塔哈·侯賽因，埃及前總理毛希丁領導的最高政治委員會推薦陶菲格·哈基姆，這在阿拉伯文壇都已是公開的秘密。而后來尤素?！ひ恋吕硭?、尼扎爾·格巴尼、阿卜杜·拉赫曼·穆尼弗和艾杜尼斯等人的被推薦則更是被炒得沸沸揚揚。

2001年度奈保爾獲獎前后，阿拉伯的許多報紙雜志都刊載了有關黎巴嫩詩人阿多尼斯獲得提名的傳聞，傳說在瑞典文學院評獎委員會的投票中，阿多尼斯的得票居于第二而與當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很多阿拉伯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有一位阿拉伯詩人得諾貝爾文學獎，有的甚至認為應該是由另一位詩人代替馬哈福茲獲獎，因為“詩歌歷來就是阿拉伯人的文獻”，只有詩歌更能代表阿拉伯文學和文化的水平，它比包括小說在內的其他文學形式更加悠久，也更有成就。馬哈福茲對攻擊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各種觀點予以駁斥，但他唯一承認反對的觀點中的“比較客觀而且值得提出的，是認為應該由一個阿拉伯詩人來獲諾貝爾文學獎?！?sup>[1]因而，人們對艾杜尼斯這樣卓有成就的阿拉伯詩人寄予厚望，也就不難理解了。在馬哈福茲之后，阿拉伯人對于諾貝爾文學獎的情結并未因為他的獲獎而得到完全的解脫，相反地，他們所表現(xiàn)出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在某些方面表現(xiàn)得更加突出。

阿拉伯人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在馬哈福茲獲獎之后在阿拉伯各國，在埃及社會各個階層、各個領域都表現(xiàn)得相當明顯。當馬哈福茲獲獎的消息傳出以后，阿拉伯各國和各種文化機構都向馬哈福茲表示祝賀，就連當時和埃及關系不睦的國家如敘利亞也是如此。敘利亞還派出電臺、電視臺人員去采訪馬哈福茲。據(jù)說阿薩德總統(tǒng)親自審看了敘利亞電視臺采訪馬哈福茲的節(jié)目，并下令馬上播放。當時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派出代表團親赴馬哈福茲家中傳達其領導人的恭賀與喜悅。阿拉伯各國作家和讀者給馬哈福茲寄來的賀信更是多得不可勝數(shù)。其中有不少是巴勒斯坦被占領土的阿拉伯人和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據(jù)馬哈福茲本人透露，還有一些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青年作家專程到馬哈福茲經常去的山魯佐德咖啡館，去和他見面，談論各種事情。

阿拉伯文化界也因為馬哈福茲的獲獎而重新激起了對阿拉伯文學和文化自豪感，許多人開始重新審視阿拉伯的傳統(tǒng)文化與民族遺產。在有關馬哈福茲獲獎與阿拉伯傳統(tǒng)文化的討論中，埃及作家、評論家拉賈·尼高什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說納吉布·馬哈福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第一個獲得該獎的阿拉伯作家，那么這一獎掖實際上是對阿拉伯文化的獎勵，因為它生養(yǎng)了第一流的世界性作家。從這個意義上講，阿拉伯人已在世界上第一次根深蒂固地實現(xiàn)了文化的勝利。這種勝利的實現(xiàn)不是靠金錢的力量，也不是靠武器的力量，而是智力和精神的力量，靠的是他們在文化領域所擁有的深度。阿拉伯文化在其繁榮的時代曾是第一流的世界性文化。隨后的黑暗時代，我們隱匿了很長時間，遭受大大小小的戰(zhàn)爭之苦。如今新的曙光照耀阿拉伯民族，在許多埋伏守候著的黑色獠牙中推出一個代表純粹天才的兒子，獲得了世界的承認?！?sup>[3]拉賈·尼高什把一個深厚、龐大的文化體系的成敗優(yōu)劣同一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聯(lián)系起來，可見阿拉伯人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有多深。

瑞典文學院把諾貝爾獎授予一位阿拉伯作家，光是這樣一件文化事件就改變了西方人、改變了整個世界對阿拉伯文化的看法嗎？就改變了阿拉伯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地位嗎？瑞典文學院肯定了一位阿拉伯作家就等于肯定了整個阿拉伯文化嗎？實際上，瑞典文學院把該獎授予馬哈福茲，除了要擴大諾貝爾文學獎的世界性影響，消除東方國家對諾貝爾文學獎公正性的懷疑與批判，就像在世紀末把該獎授予一位已取得法國籍的中國作家一樣，其目的在于提高諾貝爾文學獎本身的地位，另一方面，我們仍然無法排除諾貝爾文學獎在授予東方國家/第三世界時出于政治上考慮，這一點在馬哈福茲和高行健身上都是一樣的。

在1988年，馬哈福茲獲諾貝爾獎的年頭，正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各國的伊斯蘭主義運動蓬勃展開的時候。我們知道，伊斯蘭主義運動是強烈反對西方的。現(xiàn)代伊斯蘭主義者不僅反對西方的殖民主義侵略、壓迫與控制，而且在文化觀上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蝕。“現(xiàn)代伊斯蘭主義認為，西方殖民主義者把他們的文化拿到被他們征服的國家去傳播，是企圖利用它為他們的侵略行徑辯護，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消滅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文化意識和民族文化特性，破壞其宗教信仰，培養(yǎng)一批為他們的殖民統(tǒng)治服務的具有西方文化觀的精英。因此，現(xiàn)代伊斯蘭主義感到，西方文化在殖民地的傳播，其破壞性之大，后果之嚴重，無論如何不能低估，它是關系到殖民地人民的前途、國家的存亡、民族的存亡和伊斯蘭教的存亡這樣一些生死攸關的大問題?！?sup>[2]

伊斯蘭主義的理論家哈?！ぐ嗉{在描述西方文化使伊斯蘭教及其信仰受到嚴重威脅的程度時說道：“歐洲人力圖以他們的帶有腐朽現(xiàn)象和致命細菌的物質生活的大浪淹沒所有伊斯蘭國家，他們的這種社會侵略計劃訂得非常周密，并以政治陰謀和軍事力量相配合，完全達到了他們的既定目標。他們引誘穆斯林中的大人物上當，再通過他們取得經濟干涉權，用西方的資本、銀行和公司把伊斯蘭國家壓垮，從而能夠隨意轉動這些國家經濟工作的車輪，獨占巨額的利潤和大量的財富，并使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制度染上西方的色彩。西方把裸體女郎、酒、戲劇、舞廳、娛樂廳、報紙、小說、幻想、玩世不恭和淫蕩不羈都輸送到埃及來，縱容過去不曾允許的犯罪行為，美化充滿罪惡和淫穢的喧囂的現(xiàn)世；這還不夠，他們辦學堂、設科學文化研究機構，以教育埃及人如何貶低自己的價值，如何蔑視自己的宗教和祖國，如何放棄自己的傳統(tǒng)和信仰，而去崇拜西方的一切，相信唯有西方的東西才是生活的最高理想。學校招收的盡是上層社會的子弟，他們都將成為偉人、統(tǒng)治者、伊斯蘭民族和人民的事情都得由他們來操持。西方這種有組織的社會侵略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深入人心，受到喜愛，因此它比政治侵略和軍事侵略要危險許多倍?，F(xiàn)在這股西化浪潮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廣度和深度擴展，以至于現(xiàn)在我們很難讓一個穆斯林理解，伊斯蘭是一種規(guī)范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完美社會制度。因此，我們可以說，西方文化在伊斯蘭的土地上，在一場以穆斯林的心靈、靈魂和理智為戰(zhàn)場的殘酷的社會戰(zhàn)爭中，戰(zhàn)勝了伊斯蘭文化。然而就像政治侵略喚醒了民族感情一樣，文化侵略促使了伊斯蘭思想的復蘇，各地要求回歸伊斯蘭，了解伊斯蘭教義，實行伊斯蘭制度的呼聲日高?！?sup>[4]

現(xiàn)代伊斯蘭主義的反西方立場讓西方感到恐慌。一方面，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遭到過阿拉伯人的頑強抵抗，兩種文明之間的交鋒早就已經發(fā)生過，阿拉伯人對歐洲安達盧西亞（今西班牙）長達800年的統(tǒng)治，讓歐洲人至今心有余悸；另一方面，現(xiàn)實社會中存在大量來自阿拉伯國家的移民及其對阿拉伯一伊斯蘭文化的固守，以及中東地區(qū)人口的迅速膨脹使歐洲產生了一種隱憂，更令歐洲人感到恐懼的是一些奉行現(xiàn)代伊斯蘭主義主張的極端暴力組織對來到阿拉伯國家旅行的西方人的襲擊。如1992年現(xiàn)代伊斯蘭主義的埃及極端組織伊斯蘭集團在埃及的艾斯特槍擊一輛外國游客汽車，導致英國人一死兩傷^[3]；1994年2月23日，伊斯蘭集團在開羅至阿斯旺的旅客列車上安置炸彈，炸傷6名西方游客和5名埃及人^[4]；1996年4月18日，伊斯蘭集團在開羅襲擊歐羅巴旅館的希臘游客，打死18人，打傷21人^[5]……當然這些事件是在馬哈福茲獲獎之后發(fā)生的，但它們和馬哈福茲獲獎也不無關系。與我們的話題更加密切的是在馬哈福茲獲獎之前暴力恐怖活動就已經開始，而且這些暴力活動直接威脅到阿拉伯一些國家的世俗政權。西方不愿看到阿拉伯世俗政權的倒臺和伊斯蘭政權的上臺，因此，他們不僅在政治上支持阿拉伯的世俗政權，譴責一些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的行動，同時也在思想上支持阿拉伯的世俗主義，授予阿拉伯世界世俗主義思想代表人物馬哈福茲諾貝爾文學獎的深意即在于此。

馬哈福茲的不少作品實際上宣揚的是世俗主義的思想。特別是他那被查禁的小說《我們街區(qū)的孩子們》^[6]中的老祖宗杰巴勒被一些西方評論家和阿拉伯評論家認為是對真主/上帝的象征，而象征著科學的后世子孫阿拉法特不慎用炸彈炸死了老祖宗被認為是宣告了真主的死亡，類似于尼采所提出的“上帝死了”的口號。盡管瑞典文學院在授予馬哈福茲諾貝爾獎的時候主要肯定了他的代表作《宮間街》《甘露街》《思宮街》三部曲，但也提到了《我們街區(qū)的孩子們》，從而引起阿拉伯世界一些宗教人士的抗議，特別是一些深受現(xiàn)代伊斯蘭主義思想影響的評論家對馬哈福茲的這部作品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指出他對伊斯蘭教和先知的褻瀆。

一些宗教情緒高漲的評論家詳細地分析了小說的各種細節(jié)，從中找出馬哈福茲瀆神的證據(jù)。他們認為第一代子孫伊德里斯（Idris）是魔鬼易卜利斯^[7]（Iblis）的諧音，而艾德海姆（Adham）則是亞當（Adam）^[8]的代名詞。小說開頭部分寫到老祖宗杰巴拉維選擇艾德海姆代替伊德里斯，被認為說的是上帝（真主）選擇亞當取代魔鬼一事，因為在《古蘭經》中提到“我必定在大地上設置一個代理人”^[9]。而伊德里斯的抗辯之詞“我和我的兄弟是良家婦女所生，而這個人只不過是黑女仆的兒子”，被拿來比附《古蘭經》中魔鬼所說的話：“我比他高貴；你用火造我，用泥造他”^[10]。杰巴拉維說艾德海姆了解佃戶的情況，知道他們中大部分人名字，還能寫會算。這一情節(jié)則被拿來與《古蘭經》中所說的“他將萬物的名稱，都教授阿丹，然后以萬物昭示眾天神”^[11]進行比較。評論家還指出，艾德海姆后來在妻子吳梅妹（Umaymah）的慫恿下去偷看老祖宗的遺囑而被雙雙逐出大房子，暗喻亞當夏娃因偷吃禁果被趕出伊甸園。吳梅妹這一名字也被拿來分析，認為它是阿拉伯語里母親（Umm）一詞的指小名詞，暗指吳梅妹為人類的第一位母親（夏娃）。

第二代人杰巴勒則被看成是摩西的化身。他們首先從字義上分析“杰巴勒”一詞：它的意思是“山”，而摩西便是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的啟示的，說明兩者之間是有聯(lián)系的。有關杰巴勒的描寫在這些讀者和評論家看來也與摩西的故事有不少吻合之處。如杰巴勒住在耍蛇人巴爾基忒家里，幫助耍蛇人的兩個女兒沙菲卡與賽伊達汲水，并且與沙菲卡結婚成家，這頗似摩西與牧羊父女的故事；杰巴勒帶著妻子悄悄回到街區(qū)后對大家講述自己在黑暗的沙漠中聽到老祖宗杰巴拉維的聲音，則可對應摩西接受上帝啟示一事；杰巴勒施展從岳父那里學到的魔法，消除了惡頭人放進哈姆丹家族各居所的毒蛇，則有著摩西用手杖與法老斗法的影子；哈姆丹家族在杰巴勒的帶領下挖掘深坑，誘得惡頭人落進陷阱，然后水淹土埋之，頗似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法老追兵被淹而以色列人奇跡般地安全渡海的神跡。

第三代人里法阿在這些讀者看來是耶穌的象征。在里法阿的身上有不少耶穌的影子。如里法阿雖是木匠沙菲儀和妻子阿卜黛的兒子，卻長得與傳說中的老祖宗的相貌最為相似（基督教徒相信耶穌乃上帝之子）；他主張非暴力，向說書人的妻子學魔法為窮苦人治病，驅除他們身上的邪魔穢氣；他不受妓女雅斯敏的誘惑，但為解救她舍棄與頭人的女兒定親的機會而與她結婚（耶穌與妓女的故事）；他還收留了四個改邪歸正的人跟隨他走四方，治病救人（耶穌的十二門徒）；最后雅斯敏背叛他，向惡頭人告發(fā)里法阿及其追隨者的出行計劃，導致里法阿被抓并被處死（猶大背叛耶穌，致使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等等。

有些評論家把小說的人物形象與宗教人物對應起來之后，就把小說的各種虛構情節(jié)全都看成是宗教人物的言行。如他們把里法阿、高西姆看成是耶穌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象征，那么在讀到里法阿與妓女雅斯敏結婚后不能生育時，就認為這是對耶穌性無能的嘲諷；而在讀到高西姆在新婚之夜喝酒、吸食大麻的情節(jié)時，他們認為這是對先知穆罕默德的褻瀆。

盡管那些現(xiàn)代伊斯蘭主義者對馬哈福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給予猛烈的抨擊，但這并沒有影響全埃及從上到下的欣喜之情。當馬哈福茲獲獎以后，埃及總理西德基博士親自去作家府上道賀，埃及總統(tǒng)穆巴拉克則親自為馬哈福舉辦了一個招待會，授予他尼羅河勛章。埃及的知識分子，包括作家、思想家、醫(yī)生、工程師、農藝師和大學教授等各個領域的專業(yè)組織都為馬哈福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舉辦慶祝會，法官俱樂部甚至還授予馬哈福茲名譽成員的稱號。普通的老百姓也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奮，當他走在街上時，認出他的人會攔住他，和他熱情擁抱，以樸素的語言表達他們的愛意和崇敬之情。馬哈福茲曾透露街上遇到的出租車司機將崇敬之情化為實際的行動來表達：“最奇特的是出租車司機對我的態(tài)度，他們爭相要我上車，絕不收費，若是非要付費，他們就拿休妻來發(fā)誓堅決不收。”^[12]按照馬哈福茲自己的說法，他的獲獎帶來的是“全民的歡樂”。

特別有意思的是，與阿拉伯文化界人士認為馬哈福茲獲獎是阿拉伯文化的勝利這種想法頗為相似的，是馬哈福茲認同埃及群眾及對獲獎給埃及文化帶來的積極意義。他說：“有些淳樸的百姓認為，外國人長期對我們實行殖民統(tǒng)治，控制了我們的資源，這次獲獎是我們戰(zhàn)勝了他們。我獲獎的時機，正是埃及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面臨諸多的問題的困難時候。當時，阿拉伯各國對埃及的抵制仍未解除，^[13]雖然穆巴拉克總統(tǒng)在處理危機時表現(xiàn)明智，我們同一些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得到恢復，但是抵制埃及的氣氛依然存在，阿拉伯國家聯(lián)盟及其附屬機構仍然設在埃及以外。在體育方面，由于在漢城奧運會上埃及運動隊空手而歸，我們都垂頭喪氣。在文學方面，出現(xiàn)了一些懷疑埃及領先地位的聲音，還有人認為阿拉伯文化中心應由開羅轉到別的阿拉伯國家首都。這些說法都讓我十分痛心。所以，諾貝爾獎可以恢復對埃及在阿拉伯世界文化上居領先地位的信心?！?sup>[14]雖然馬哈福茲本人在獲獎以后一再否認自己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但我們從他的這些話中也可以看到，他實際上還是非?？粗剡@一給他帶來世界性盛譽的西方大獎。

既然馬哈福茲這樣的作家都帶有或多或少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其他的有一定實力的作家就更不用說了。尤其是在認識到東方作家的作品是否被翻譯成西方文字和能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一定的關系以后，一些阿拉伯作家便開始將自己的作品如何翻譯成英語和其他西方文字作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一種追求，從而加劇了“為翻譯而寫作”的現(xiàn)象。這種“為翻譯而寫作”的心態(tài)，說白了還是沖著諾貝爾文學獎去的。在馬哈福茲獲獎之后，阿拉伯世界開始重視將阿拉伯文作品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歐洲文字，這實際上是阿拉伯人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的一種延續(xù)。特別是他們還希望起碼有一位阿拉伯詩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此來重建他們對阿拉伯民族文化的自信。

第二節(jié)
中國作家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

1840年，當英國用堅船利炮轟開閉關鎖國的“天朝”，中國這個神秘的東方古國從政治到經濟，從軍事到外交，都不得不直接面對西方。有識之士接受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念，從“洋務運動”“百日維新”到“辛亥革命”，為救亡圖存而努力發(fā)起一系列的運動，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啟蒙。這種思想啟蒙在20世紀初興起，至新文化運動蔚成大觀。高舉民主與科學巨纛的啟蒙運動最終找到了新文學這一最富影響力的載體。一大批文學、文化巨星便在“五四”時期的文壇上冉冉升起。此時離中國被動地打開國門已經七八十年了。在1840—1917年這段被定義為近代的文學史上，統(tǒng)治文壇的主要還是文言文文學。其中雖有“官場小說”和黃遵憲的“詩界革命”兩朵浪花，亦不乏康有為、梁啟超這樣的思想巨匠，但文學就其整體而言還是滯后于時代需要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塑造了中國新文學，而新文學也極大地促進了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發(fā)端迄今有八十多年，其間各式各樣的作家、文學流派和文學作品層出不窮，文學思潮波起云涌，誕生出魯迅、老舍、巴金、沈從文、曹禺、郭沫若、茅盾、金庸等一大批的文學大師。文學曾幾何時占據(jù)了文化思想的核心位置，文學作品一度成了平民百姓主要的精神食糧。無論從作家作品的數(shù)量，還是從文學在社會生活中所占地位、所起作用來看，中國都稱得上是一個超級文學大國。隨著經濟的逐步強大，這個東方古國開始在崛起，竭力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與這種渴求相適應，中國文學也在尋求擁有一個強國的地位?！扒笾畯浨?，得之愈難；得之愈難，求之彌切。”——諾貝爾文學獎幾十年來已經成為中國作家心頭永遠的痛，成為籠罩在中國文學頭上揮之不去的巨大魔影。

中國人傳統(tǒng)的中庸思想、好大喜功心態(tài)促使中國作家背負著十三億人民的期望，期待中國文學能夠沖出亞洲，走向世界。這種期望與國人對于男足的期望有異曲同工之處。如果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則必然猶如中國文學贏得了奧運會或是世界杯冠軍一樣，能在文壇內外引起了極大震動，滿足許多人脆弱的虛榮心、自尊心或自信心。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首屆開始頒發(fā)，中國人起初似乎并無人予以關注。但這一獎項一年年地頒下去，巨額獎金與國際性影響等因素漸漸造就了這一獎項不可動搖的巨大權威。1927年，當瑞典人擬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托人探詢魯迅意見時，魯迅鄭重回答道：

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中國”兩個字罷，那么，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yōu)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15]

從魯迅的這番話中可以看出，到20世紀20年代時像魯迅這樣有代表性的中國作家對諾貝爾文學獎推崇之一斑。如果說魯迅認為中國尚無可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這一看法是對20世紀頭二三十年中國文壇較為冷靜而理智的評價的話，那么，似乎可以認為，20世紀初期的中國作家并不太在乎中國文學要如何走向世界獲取國際性認同，這一時期的作家更多關注的是國計民生，關注國內的事情以及文學藝術本身。這或許是那一時期文學自在自為、名家名作迭出、繁榮發(fā)展的一大原因吧。

在20世紀上半葉只有1940年賽珍珠推薦過林語堂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林語堂對中國人的描述與刻畫，如《吾國吾民》《中國人的精神》等書，曾被西方人認為是了解中國的重要著作而備受推崇。

1949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文學與西方世界的交流基本中斷，中西文學的交互作用和影響不復存在，中國作家基本淡忘了文學世界性和文學要獲西方大獎的渴求，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國內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關注正在發(fā)生的現(xiàn)實問題。文學的藝術性問題相對被削弱。其間除了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鄉(xiāng)巨變》等曾獲得過斯大林文學獎外，還有些作品被譯介到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作品被譯介到西方及獲國際性獎項幾乎是一片空白。

“文化大革命”期間，老舍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一事，至今仍是一個不解之謎，一直有一種傳言，說是老舍在1966年已被擬定為頒獎對象，但在諾貝爾獎評委會即將正式宣布將該年度大獎授予他的時候，他卻已投湖自盡。后來該獎不得不臨時授予另一位作家。傳言虛實難辨，前些年有很多人特別是作家傾向于相信它是真的，各種媒體一度也加入到這種熱烈的探討中去。這些，也正印證了世紀之交一段時間里中國人特別是中國作家相當嚴重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

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拉美作家獲得諾貝爾獎，拉美文學大爆炸極大地刺激中國作家?！盎厥姿麄兩砗笥汕越德柫⒌囊蛔Π挝《氲奈膶W大山，他們感到了心力不足而自慚，而面對諾貝爾文學獎等帶來的世界性挑戰(zhàn)，他們又升起一種神圣的民族責任感”，“在這一時期，中和西，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之間的碰撞、融匯是最深層的，同時又十分表層化。有些作家急于‘走向世界’，急于去拿到世界上的文學大獎，于是走上‘惡性西化’之途”。^[16]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受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影響的“尋根文學”勃興而起。隨著中國電影在國際上頻獲巨獎，一方面刺激中國作家調整自己的創(chuàng)作路子、取向，另一方面也為一些作家、作品走向世界打開了一條通道，使一些年輕作家的作品很快地就被譯介到西方，并贏得了很高的知名度。這期間有一個插曲是沈從文幾乎就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85年馬悅然被選為瑞典文學院院士，這位據(jù)說精通中文的漢學家早在他的青年時代就喜歡沈從文，這時他開始著手翻譯沈從文的作品。1987年，他翻譯的瑞典文版《邊城》正式出版，緊接著，《沈從文作品集》又出版，這成了瑞典文學界的一大盛事。沈從文也立即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并名列前茅。到了1988年，據(jù)說，瑞典文學院已初步決定授予他本年度的文學獎。怎料到他卻在這一年的五月十日去世。聽到沈從文去世的消息，馬悅然很著急，立即打電話詢問中國駐瑞典使館，而使館竟稱：“我們不認識沈從文這個人。”^[17]

八九十年代，巴金、王蒙、北島、莫言、李敖等作家都曾獲得過諾貝爾獎提名，有些作家對獲提名淡然處之，但各種媒體卻不肯錯失良機，不惜大力加以炒作，于冷新聞中炒出熱新聞；有的作家則對被提名沾沾自喜，進而自吹自擂，揚言似乎中國若有作家獲此大獎，第一人當非他莫屬。譬如李敖1999年獲得提名后的“表演”即是證明。他利用中國普通讀者對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及評頒程序的生疏，大肆自我炒作，使人誤以為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似乎就將落到李敖的頭上了。這種炒作，無論是媒體的還是作家自我的，都與九十年代文化市場化、商品化戰(zhàn)略緊密相關。李敖自我炒作的第一大成果便是帶動了其長篇小說《北京法源寺》的暢銷，并且使這座小小的廟宇一夜之間“佛光重觀”，揚名天下。

對于諾貝爾文學獎的夢寐相求，導致了中國少數(shù)作家心態(tài)上的變異。當馬悅然訪華時，有些作家便簇擁前后，刻意迎合，向他推介自己的作品，并將馬悅然有關中國文學的講話“神化”，把他的批評奉為創(chuàng)作的圭臬，唯“馬”首是瞻。有些作家在寫作時刻意與瑞典人、瑞典“傳教士”之類扯上邊，格外留心馬悅然先生有關的評論，對來自瑞典文學院或與諾貝爾文學獎有關的消息特別予以關注。為數(shù)不少的作家還不斷地追逐每年度獲獎作家，這些作家獲獎后其作品立即被譯成中文并在中國暢銷，便是一大例證。于是出現(xiàn)了不少模仿?？思{、馬爾克斯的作品。而每當一些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來華訪問，必會受到中國人特別是作家們特別的關注。這種種現(xiàn)象的背后，深藏著的是中國作家牢固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揮之不去的想要讓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受到西方認同的深刻焦慮。

1999年，劉再復在《北京文學》雜志發(fā)表長文《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在國內文壇引起了巨大反響，引發(fā)了人們對于諾貝爾文學獎評獎標準等問題的思考和爭議。1895年，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立下最后遺囑，以自己遺產的絕大部分——3200萬瑞典克朗作為基金，“將基金所產生的利息每年獎給在前一年中為人類作出杰出貢獻的人”，其中，“一份獎給在文學界創(chuàng)作界創(chuàng)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而“對于獲獎候選人的國籍”則“不予任何考慮”。^[18]應該說，諾貝爾在設立獎項時對于評獎標準的規(guī)定相當含糊，可操作性極弱。后來奉命執(zhí)行評選頒發(fā)文學獎的瑞典文學院對于如何評選出“創(chuàng)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難以確定。在最初的一二十年里，評委們在評選過程中往往顯得謹慎有余而大膽不足，致使一大批應該得獎的優(yōu)秀作家受到了不應有的忽略，比如托爾斯泰、左拉、易卜生、卡夫卡、喬伊斯等。在隨后的幾十年中，評獎標準做了部分調整。大致可以歸結為三條^[19]：（1）授給文學上的先驅者、銳意創(chuàng)新者；（2）授給雖不太出名、但確有成就的優(yōu)秀作家，通過授獎給他（她）而使其成名；（3）授給名氣很大，同時頗有成就的大作家。同時也兼顧獲獎者的國別和地區(qū)的分布和語言的使用。正像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委員謝爾·埃斯普馬克教授所說的，“諾貝爾文學獎并非衡量一個作家優(yōu)劣的唯一標準，”只是由于其設立歷史最長，而且國際影響最大，因而備受全世界的關注，人們對其評獎標準的批評便接踵而至，多如牛毛。十多年前，當馬悅然宣稱“中國作家至今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好的西文譯本”，當時不少中國作家憤然質問，究竟是在評翻譯獎還是評文學獎？殊不知，任何評獎都難免偏頗，難免有失公正和公平。這一西方文學大獎，評委中至今只有一人能直接閱讀中文作品，它對中國文學的疏忽或關注不足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他們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家作品帶有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偏激，亦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對于諾貝爾文學獎評獎我們本不必太在意，對于來自西方的聲音我們也可以不去聽，不予理睬。但由于諾貝爾文學獎的巨大權威以及巨額獎金的誘惑，中國作家仍按捺不住對它的熱切期待和執(zhí)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