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文學評論》五十年——讀者·作者·主編

錢中文

一

《文學評論》1957年創(chuàng)刊，至今已整整六十個春秋。它創(chuàng)刊后的第二年，我就認識了它。

我有一位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的同班同學于海洋，他畢業(yè)后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的一個部門做翻譯工作，后來轉來轉去轉到了文學研究所的文藝理論組。那時我正在蘇聯(lián)學習，1956年他曾寄給我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憶魯迅》；1958年他寫信給我，說文學研究所正在擴充研究隊伍，需要大量人才，各個研究組都在招兵買馬，問我回國后愿不愿意來文學研究所工作，如果愿意，他可以向文學所領導傳遞消息。我想，我回國后有兩個去向，一是去高校教書，二是進入研究機構，做研究工作，我當然首選研究機構，于是給他回了信。接著他就給我寄來了兩冊厚厚的《文學研究》——創(chuàng)刊號與第2期，扉頁上寫著“中文同志國外閱讀——于海洋，1958年”。這樣我就第一次接觸到了《文學研究》。

一看“編委會”名單，幾十位編委中，我只聽說過戈寶權、何其芳、陳涌、俞平伯、唐弢等人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俄語時，我讀過戈寶權翻譯的《普希金文集》。何其芳的姓名是我中學時代閱讀《大公報》副刊上的一篇短文時知道的，它描寫抗戰(zhàn)時期文人匯集重慶的盛況，他把不少作家的名字湊成了一首詩，其中有兩句至今記得：“芳草何其芳，長歌穆木天”，現(xiàn)在當然還聽了于海洋的介紹，說他是副所長，所長是鄭振鐸。陳涌的名字是得之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藝報》，他有一篇論文《魯迅的思想才能》(大意)，我那時覺得這篇文章題目有點獨特，所以留下了印象。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在新中國初期受到大規(guī)模的批判，所以自然知道了俞先生。至于唐弢，在中學里我讀過他的一本散文《落帆集》，所以也有印象。至于其他絕大部分編委，我都沒有聽說過，后來到了文學研究所，和同事們閑聊起來，才得知他們都是我國中外文學研究界的頂尖人物，由于我的知識有很多局限，所以造成了我的孤陋寡聞，以至到了有眼不識泰山的地步。這樣，我從1958年起，就成了《文學研究》的忠實讀者，直到今天。但是我不僅僅是個讀者，而是我工作一開始就成了它的作者，后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又成了它的主編。

1959年秋回國后，我被分配到文學研究所的蘇聯(lián)東歐組，組長是戈寶權，副組長是葉水夫，準備從事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研究。1958年的《文學研究》，較之1957年的《文學研究》，在氣氛上大有變化，多了不少批判文章，主要批判文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研究方法和右派思想。1959年開始為了使《文學研究》貼近現(xiàn)實，通過1957年年底有關文學研究的方針任務的一場辯論，將原來的《文學研究》改成了《文學評論》(雙月刊)，好使文學研究貼近革命現(xiàn)實的需要，為現(xiàn)實斗爭服務。同時在文學研究的各個方面，加強了大批判的力度。

1959年秋、冬，中蘇兩黨分歧公開化，雙方分歧事關世界革命大事，主要表現(xiàn)在解放第三世界的被壓迫人民，是和平過渡還是革命戰(zhàn)爭，是列寧主義還是修正主義以及人道主義、人性論等一系列問題。對于這些重大問題，文學研究所自然無法置身局外，于是，在1959年末，我這個初來乍到的小青年很快被編入了文學所所領導的批判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小組，我的任務是專讀蘇聯(lián)文學雜志的論文，收集其中的所謂宣傳人道主義、人性論的修正主義觀點，進行寫作批判。

經過了所謂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不斷聆聽首長的反修報告與講話，包括反復閱讀周揚的《文藝戰(zhàn)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等，我的思想很快就被引入極“左”的文藝思想的框架里。這樣，就在1960年初，我和葉水夫先生合作寫了《國際修正主義文藝思想必須徹底批判》一文，經小組討論、修改同意，刊于該年《文學評論》第2期上，葉水夫寫的上半篇三節(jié)是就蘇聯(lián)學術界關于人道主義、人性、戰(zhàn)爭與和平等的問題進行批判，我則對文藝和政治關系、黨性原則以及創(chuàng)作與世界觀方面的所謂修正主義言論進行批判。但是我似乎意猶未盡，又就盧卡奇關于托爾斯泰的創(chuàng)作與世界觀的關系提出問題，經領導同意，于是很快寫就《反對修正主義者對托爾斯泰的歪曲》一文，刊于同年《文學評論》第6期。盧卡奇由于“匈牙利事件”早就被我國定為老牌“修正主義者”，他就托爾斯泰創(chuàng)作與世界觀的關系所進行的論說，其實完全是學術問題，涉及19世紀文學現(xiàn)實主義的特征。我在這篇文章中，還是想遵循何其芳先生的教導，充分說理，所以不少段落努力進行了學術性的辯論。但那時開口修正主義、閉口機會主義，不由分說地把盧卡奇的文藝思想當作政治問題批判，把那種原本想保留一些學術氣氛的初衷，完全被強制闡釋稀釋了。批判者憑借所謂政治道德高地與手中無可辯駁的權力，可以給對方扣上先驗設置的帽子，置對方于無權辯說的地位。就像《文藝戰(zhàn)線上的一場大辯論》那樣，把各個被批判者當成反黨分子、修正主義者，把他們打倒在地，一面踩住他們的脖子，一面說我們在進行辯論呀，但是被踩住脖子的人還能爬起來發(fā)聲辯論嗎！

這樣，我剛走上工作崗位，就受到了“左”傾文藝思想的極大影響。從這時起，運動連連，批判一個接著一個，就所謂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人性論等問題不斷發(fā)起攻擊，我竟在幾種報刊上著文，觸動了一些研究外國文學的老專家。幾年之后，在“文革”中由于“機緣巧合”，我自己成了“非人”，在反思中才體悟到過去被我批判的人性、人道是多么可貴！“文革”后，我伺機向這些老專家們表示了深切的歉意。這是我在“文革”前的一種寫作，我后來把它叫作“白天的寫作”。這個時期我還另有一種寫作，我稱它為“晚上的寫作”，即就文藝理論基本問題所進行的寫作，并就俄羅斯作家果戈理寫了一部知識性的書稿(18年后才出版)，它們都是在晚上寫的，這種寫作對我后來的工作十分有益。

二

改革開放開始后的六七年間，我與《文學評論》的關系更為密切，主要從1978年起到1984年，我在《文學評論》上年年發(fā)表文章，有一年發(fā)表了三篇，我深感《文學評論》在學術上培育了我。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我與《文學評論》編輯之間，并沒有什么特殊關系，不過是投稿者與編輯之間的一般關系，現(xiàn)在看來，這好像有些不可理解了。

從1975年起，《文學評論》已醞釀復刊，但直到1978年才實現(xiàn)了復刊的計劃。1977年末，當時負責《文學評論》工作的鄧紹基先生邀我為《文學評論》第1期復刊號寫篇稿子，我馬上答應下來。那時大家正在清理極“左”文藝思潮的錯誤影響，我就“四人幫”對19世紀俄羅斯的著名文學理論家所作的歪曲與否定，寫了一篇批判文章——《推倒誣蔑，還其光輝》。這篇文章在1978年的《文學評論》復刊號上發(fā)表了出來。它表現(xiàn)了特有的大批判的調門，那時風氣如此。復刊號上發(fā)表的文章，有毛澤東主席就詩歌問題給陳毅的信，有何其芳回憶周恩來總理的遺作。此外有王朝聞、蔡儀、唐弢、柯靈、潔泯、葉水夫、秦牧、趙尋、余冠英、王元化、王水照、賈芝的文章。這些學者，都是文學研究界各個方面的代表人物，《文學評論》復刊號把他們匯集在一起，似有讓文學研究、批評界集體亮相之意。真是“文革”燒了十多年的野火，土地已是處處焦黑，但是離離原上草，春風吹又生，文藝界的諸神復活了?！段膶W評論》讓我忝列其中，這自然使我高興和感到光榮。大約是多年的大批判與“文革”的壓抑了很久的緣故，1978年我一連發(fā)表了五篇論文(其中一篇與同事合寫)，有七萬多字，除《文學評論》上的那篇外，其他三篇發(fā)表于上海的《文藝論叢》，一篇發(fā)表于《南開大學學報》，它們是探討文化、文學遺產與形象思維的，以及清理、批判蘇聯(lián)“無產階級文化派”的歷史教訓的。

1978年，所里在布置1979年的工作時，提出要紀念周恩來總理，發(fā)揚他的文藝思想，要理論組拿出文章，領導把這一工作交給了我。因為材料很多，也很熟悉，我很快就寫出《繁榮文藝百花園地的雨露陽光——學習周恩來同志的有關文藝問題的講話》一文，刊載于1979年《文學評論》第2期上。周恩來總理在新中國成立后就文藝問題所做的報告與講話，常常被當作右傾文藝觀點而得不到張揚。但是人們經歷了“文革”的災難之后，再來閱讀周總理有關文化、文藝問題的報告與意見，就覺得它們真正是把握了文藝與文藝工作的特點的，是理解了文藝自身的規(guī)律的真知灼見，是繁榮文藝百花園地的雨露陽光。

那幾年我埋頭寫作，不想思考過去，也沒有時間去思考過去。但是到了1980年代初的幾年，我一面寫作，一面進入了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時期，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文學理論、批評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問題，我選擇了其中對于當時理論與批評最為迫切的一些問題，進行思考與研究，其中一些論文發(fā)表在《文學評論》上。1980年《文學評論》第3期頭條，刊出了我的《論藝術真實和藝術理想》一文。此文的提綱是我在從西郊到建國門(18公里)騎自行車的上班路上醞釀完成的，騎車的時間，我的思維十分活躍，思想也高度集中、緊張，幾次撞了人，下車說幾聲“對不起”、扶起被撞的人就了事，沒有被揪住訛詐過。此文發(fā)表后不久，編輯部轉給我?guī)追庾x者來信，指出有的地方對生活真實說得太死，我很感謝讀者的好意，個別地方確實存在這種缺點。這年年末，新疆大學的一位素不相識的老師寄給我一冊維吾爾文刊物《圖書》，里面刊有我的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的《論藝術真實和藝術理想》的譯文。這自然使我感到欣慰，覺得我的文章還是有幾個讀者的。20年后我再讀這篇文章，對該文的前面幾節(jié)表示認可，但是在最后一節(jié)“新的生活真實，新的藝術理想，新的藝術真實”里，我覺得我并未完全擺脫教條主義，我對生活現(xiàn)實的發(fā)展，了解得太簡單了，對新的藝術真實的論述，有些重設框框的味道了，我只能說我那時的認識就是這么一個水平。發(fā)現(xiàn)了這篇文章最后部分的弱點，很是使我沮喪，后來編輯自己的單卷本與多卷本文集，都沒有把它收進去。1980年夏天，副所長許覺民先生找我，要我就劉夢溪先生發(fā)表在《文學評論》上的《關于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幾點意見》一文，做出回應。我說，劉文我曾看過，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文藝方面的著作不過是斷簡殘篇，不成體系，只是一種意見，我不想和人去辯論問題，弄得不好變成大批判的東西。許先生說，雜志發(fā)了這類文章，一定要有回應，否則過不了關，所以一定要我寫一篇，并說不要批判，但要辯論。到了這種地步，我只好答應下來，寫成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藝理論體系與文藝科學的發(fā)展》一文，用魏理的筆名發(fā)表在當年《文學評論》第5期上。該文就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它的指導意義，以及在建設我國文藝學中的歷史地位提出一些看法，認為“斷簡殘篇”之說失之偏頗。這是一篇應命之作，改革開放之后，我曾努力擺脫這種處境，尋找自我，但仍然未能免俗。

1981年與1982年，我在《文學評論》發(fā)表了《論文藝作品中感情與思想的關系》與《論人性共同形態(tài)描寫及其評價問題》。前一篇文章主要是針對“文革”與之前文藝作品中聲嘶力竭地宣傳思想的現(xiàn)象而說的，是針對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間里，文藝批評中反對文藝創(chuàng)作表現(xiàn)思想、要遠離思想的傾向而說的。后一篇文章是討論人性問題，這是1979年開始哲學界、文學界不斷討論、批判的問題。描寫人性本來就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本性，優(yōu)秀的古代文學表現(xiàn)了古人的人性美的多樣性、它的高尚與生動以及人性的丑陋方面。極“左”文學思潮把封建時期、資本主義時期創(chuàng)作出來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中的人性、人道思想，統(tǒng)統(tǒng)貶為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思想，稍一觸及便誣稱這是宣傳抽象的資產階級人性論，用“資產階級”帽子壓人。其實正是這種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不見人性的共同之處及其復雜、多樣而生動的表現(xiàn)，把人性規(guī)定成一個抽象的模板，扼殺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生機，卻還說別人把人性抽象化了。我寫這篇文章，一是想積極參與人性問題的討論，偏重于文學創(chuàng)作與理論，二是反思自己、批判自己：過去只知跟著亂跑，在這一問題上是多么幼稚與無知。在這篇文章中，我首次提出了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觀點。這三篇文章的論題，都是當時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理論、批評中的熱門話題，我盡量使理論與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結合，舉了大量文學作品來闡明理論問題，寫得還算有一定深度，后來被選入了陳荒煤先生總主編的《中國新文藝大系(1976～1982)理論一集》。據(jù)說改革開放后幾年出版的雜志不多，《文學評論》每期發(fā)行量竟達近20萬份，反映了讀者閱讀求知的渴望。

1983年之前的幾年，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與文學思想快速進入我國，并且對現(xiàn)實主義文學與文學思想進行激烈的批判。我對介紹過來的多種現(xiàn)代主義文學作品的多樣形式，抱有驚奇的感覺，但對它所張揚的理論，特別是攻擊、否定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觀點與現(xiàn)實主義必為現(xiàn)代主義文學所替代的主張，很是不以為然，于是我比較了這兩種文學的詩學及其創(chuàng)作原則，于1983年初寫成了《當前文藝理論中的現(xiàn)代主義思潮》長文，然后不斷進行修改，直到初冬才交給《文學評論》。這年9月，《文學評論》召開關于“當代文藝思潮”的座談會。我應邀出席，后將發(fā)言寫成短文《現(xiàn)實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不能合流》，再以魏理為筆名，刊于《文學評論》第6期上。文章雖短，但是我不是信口開河，是以大量研究為基礎的。1983年末，當時還在《文學評論》工作的鄧紹基先生跑來找我，說要我去他那里一下。他說我的文章馬上就用，發(fā)在明年(1984年)《文學評論》第1期，但是現(xiàn)在正在搞“清污”運動，需要我配合一下，對現(xiàn)在相當流行的現(xiàn)代派文藝思想進行批判，要我把我的稿子改成批判性的文章。我說，1978年寫了幾篇批判“四人幫”文藝思想的文章之后，批判文章我早就不寫了，現(xiàn)代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文藝思想的關系我已留心多年，閱讀了不少資料，現(xiàn)在寫成的這篇稿子，與“清污”沒有關系。要我改成批判性的文稿，那這篇稿子就報廢了，可不要把我的稿子湊到“清污”中去。后來幾經商量，鄧先生說稿子一定要用，但要我必須在開頭舉出有錯誤觀點的作者與文章，說明現(xiàn)代主義思想流行的情況，否則《文學評論》不好向上交代云云。又和1980年的情況一樣，到此地步，我不好推托，加添一個開頭，但稿子本身不動。于是我在稿子開頭部分，添加了孫紹振先生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與徐敬亞的《崛起的群詩》等文章的觀點。后來稿子如期發(fā)表了出來，1985年還獲得1978～1984年《文學評論》中青年優(yōu)秀論文一等獎。但我對那篇文章強加上去的那個開頭，始終耿耿于懷，覺得被“清污”利用了一下，而“清污運動”實際上只搞了28天。但是，真是不打不相識，1986年我認識了孫紹振先生，先是做了道歉，然后我們在學術上談得很是投機，幾十年來，我們不斷互贈新著。孫先生思維敏捷，才思過人，論著多有新見，保持著理論創(chuàng)作的旺盛精力，直到今天。對于徐敬亞先生，也是早想表示歉意的，但真是隔行如隔山，竟是無緣見面。

在1984年的《文學評論》第4期、第6期上，我分別發(fā)表了《評波斯彼洛夫的〈文學原理〉》與《文藝理論的發(fā)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兩文，提出審美反映與重申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論點。

1984～1985年，我寫成了《最具體的和最主觀的是最豐富的——論審美反映的創(chuàng)造性本質》一文，有三萬余字。這是我醞釀最久、寫得最為用力的一篇文章，是表現(xiàn)了我獨立的學術個性的文章，也是我告別過去的文章。1986年初的一個星期六上午，我把這篇稿子送到了《文學評論》編輯部，誰知星期一上午，一位編輯就把稿子退還給了我，表示不擬刊用，也沒有多余的話。我接過稿子，大為納悶，心想，改革開放以來，除了1980年代初《讀書》雜志把我一篇書評刪成一條書訊外，還沒有一家雜志用這種方式給我退稿的。我猜想，退稿不外乎幾個意思。一，我的稿子中對文學所的領導就反映論所發(fā)表的意見有所批評，認為他把反映論再次庸俗化了；我支持主體性說，以為此說極為重要，切中創(chuàng)作肯綮，但一些地方把主體的自由絕對化與抽象化了。二，我1984年發(fā)表的那篇比較了現(xiàn)實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詩學，并對現(xiàn)代主義理論有所批評的文章，可能不合一些編輯人員的開放的編輯觀點，所以進行了剎車。三，可能我在《文學評論》上發(fā)的文章太多，要讓我休息一下。在這種情況下，我趕快把退稿寄給上海的《文藝理論研究》，所幸《文藝理論研究》很快就發(fā)表了出來。這使我大有東方不亮西方亮的奇妙感覺，這樣我與《文學評論》一下就變得生分了。1985年到1994年的10年，我只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了一篇書評、一篇訪問蘇聯(lián)文藝界的訪談、一篇《世紀之爭及其更新之途——20世紀中外文化交流中我國文藝觀念的流變》(1993年第3期)、一篇《〈青天在上〉與高曉聲文體》(1989年第4期)。在當代作家中，高曉聲是與我相互來往、有著深情厚誼的唯一的一位作家。我喜愛他的作品的語言、文體、幽默與民族文化特色。他看到我的那篇文章后，對我的說法深為贊同，甚為高興，認為談到了他的創(chuàng)作的主要痛處。以后好些年，直到他1999年逝世，我們經常就生活、文藝問題通信，他給我書信有21封之多。1990年代初，江蘇作協(xié)準備為高曉聲的創(chuàng)作組織討論會，高曉聲邀我去南京主持這次會議。我趕緊回信，說還是由江蘇作協(xié)主持討論會為好，名正言順，避免同行之間產生誤解與隔閡。然而這一時期正在大力反右，學術界相當沉悶。由于高曉聲的小說涉及“反右”題材，而“反右”題材被規(guī)定為禁區(qū)，于是討論會被另一種反右壓了下來，竟胎死腹中，讓他十分遺憾。

這一時期表現(xiàn)了我自己較為系統(tǒng)的理論觀點的多篇論文，都是在其他雜志上發(fā)表的。

三

1989年初冬以后，副所長馬良春先生主政文學研究所，1990年初，他找我談話，要我去《文學評論》任副主編，協(xié)助他工作。我因剛動過大手術后不久，身體虛弱，何敢擔此重任，所以沒有答應。但看到馬良春先生工作繁多，身體也不好，我只好提議一位研究古代文論、美學的侯敏澤先生去《文學評論》工作，他當時正在文學理論研究室。據(jù)說，上面領導部門也在關心《文學評論》，也向有關部門推薦了侯敏澤，隨后，侯敏澤先生就去了《文學評論》。

1995年，我在《文學評論》第5期上發(fā)表了《文學藝術價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次年就被譯成英文刊于美國紐約圣約翰大學出版的《多元比較理論，定義與現(xiàn)實》文集。奇怪的是美國人用了別人的文章，居然可以不告訴作者一聲，要不是那時在蘇州大學工作的丁爾蘇教授給我通報，我也不會得此信息的，他還將這篇文章的英譯本復印給了我。后來圍繞這篇文章，我進一步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學論。

1996年，侯敏澤先生患了重病，難以主持《文學評論》的工作。張炯所長找我談了幾次，要我去主持《文學評論》，擔任主編。我說我不愿去那里，編輯部的工作一般比較復雜些。最后一次所長說這是院部意見，你去后，就主要文章把把關就行了。這樣，我覺得不太好辦了，而且有我的個人打算。新到的領導一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房子好像等著他似的，馬上有大房子住，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已待了30多年，也沒少干活，住房總是有一種局促感，也從來沒有人認真地來問過我，我的住房還沒有落實呢，所以就去了《文學評論》。當然，這不是主要原因。

剛到《文學評論》不幾天，就發(fā)生了一場小小的風波?！段膶W評論》自1990年代起，發(fā)表過一些好文章，但由于幾年內受到“左”傾思潮的影響，問題是存在的。不少人嫌它“左”了，出現(xiàn)了“三多”：版面老話套話多了，帽子多了，說教的東西多了；還有“三少”：發(fā)表的文章生氣少了，讀者少了，影響少了。有人說一本《文學評論》在手，覺得很是沉悶。但有一些人說它“右”了，直至有的權威徑直寫信給主編，責問主編為何發(fā)表某某人的文章，等等，侯敏澤覺得十分難辦。他的編輯意圖不易在那里貫徹，在那里比較孤立，有時見到我要訴說好長時間。我有時對他做主發(fā)表在《文學評論》上的一些毫無新意的直至放在頭條的應景文章與大批判式的氣勢洶洶的文章，委婉地提過批評意見，我直白地說，這些東西是沒有人看的。

侯敏澤先生因病辭去《文學評論》工作不久，《中華讀書報》發(fā)表了一條消息，說《文學評論》改組，主編被改換下去了，說由我接手后，《文學評論》將會改變舊容，一展新顏(大意)，這條消息自然說得過頭了。侯敏澤先生見到后，極為不滿，馬上告到所長那里，提出抗議，要求說明原委。后來所長寫了一篇短文說明這次更動《文學評論》主編，實屬工作的正常安排，主要由于原主編有病在身，難以繼續(xù)工作，換了新的主編，談不上什么改組、撤換，更不要猜測與過度解釋，這才算平息了這場小小的風波。

我去《文學評論》后，主要抓文學理論部分?！段膶W評論》是面向全國的，整個雜志要有導向，體現(xiàn)在各個欄目中。何其芳先生在世的時候，特別提出，文學理論板塊與當代文學板塊，最能體現(xiàn)出雜志的導向性，尤其是文學理論這一塊，要起導向作用。這樣，雜志根據(jù)文學研究的實際需要，需要提出新的理論問題，組織討論理論問題，一個問題可以討論一個時期，甚至幾年。如果一個專業(yè)的雜志沒有問題感，缺乏導向，有什么刊登什么，這就無異于一本論文集，就平淡無奇了。同時每期《文學評論》，都應發(fā)表兩三篇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文章，各個欄目要起碼保證有一篇高質量的文章——提出有真知灼見的新問題的文章，這樣才能引起讀者的興趣，推動學術的進步。

1990年代初，新時期文學理論新形態(tài)的建設，究竟包括哪些方面，我根據(jù)我所理解的文學研究態(tài)勢的發(fā)展與需要，參與策劃了不少理論問題的討論，如原有的“20世紀文學回顧”繼續(xù)下去，同時與大家提出了當前文學理論中的新問題，如“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當前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理論中的重大問題，文學與人文精神，西方文論思潮對當代中國文藝創(chuàng)作的影響，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傳統(tǒng)的定位與選擇，共和國文學50年，當前文學創(chuàng)作思潮研究，什么是20世紀文學經典，全球化趨勢中的文學與人，文化詩學，學術論壇，海外學人園地，學人專欄，配合香港回歸探討香港文學的專輯，1990～1996年的《文學評論》優(yōu)秀論文評獎活動，等等?；仡櫫恕段膶W評論》40年來的經驗與教訓，作為學術刊物，強調思想解放、實事求是，堅持科學性與創(chuàng)新性的統(tǒng)一。像“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并不是將古代文論現(xiàn)代化一下，而是吸取其中的有用成分，使之參與當代文論的建設，對這一問題討論了好幾年，還吸引了老學者如季羨林先生參與討論。

1995年的深秋，北京大學的劉烜教授告訴我說，季老想見一見我，了解一下文藝理論界的情況，并想為《文學評論》寫稿。后來見面一直拖到年底，那時我開始在《文學評論》上班。聽到老先生要為《文學評論》寫稿，自然歡迎。對于積學深厚的老學者來說，即使是他們思想的邊邊角角，片言只語，也是吉光片羽，我們自當珍惜。后來我收到季老寄來的一篇稿子《門外中外文論絮語》，由于有一個注釋的問題，編輯部讓我與他聯(lián)系，請他核對一遍，我去了信，向季老請教。他的文章《門外中外文論絮語》稍后發(fā)表在《文學評論》1996年第6期上。下面即季老給我的來信：

中文兄：

拙文引《世說新語》，系根據(jù)《四部叢刊》本?，F(xiàn)在又根據(jù)張永言主編之《〈世說新語〉辭典》稍加核對。現(xiàn)將核對稿寄上，排印時即按此稿。

祝

近安

季羨林　1996年11月18日

季老對后學如此謙虛，使我極為感動。

約半年后，季老又給我來信：

中文兄：

久未晤面，遙想近況定當佳勝，為頌為祝。

我又忽然心血來潮，發(fā)了一通怪論。我自己一方面感到，所言把握不大；但在另一方面，又覺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這樣的怪論，只有半瓶醋才敢發(fā)。你于此是內行里手，請法眼鑒定：是否還有點“合理的內核”？當一個反面教員，還是可以的吧。

即祝

夏安

季羨林　1997年5月4日

1997年5月16日，我和劉烜老師再次訪問季老，談了他1996年那篇文章刊出后的反應，有的認同，有的提出“商榷”“批評”。然后問起他的“怪論”，歡迎寫出來，交我們發(fā)表。我笑著對季老說，不管您意見怎樣，也算是參加古代文論的討論了，為我們雜志增光添彩。稍后，他寄給我一篇稿子《美學的根本轉型》，刊載于《文學評論》1997年第5期上。季老的兩文引起了文論界與美學界的廣泛注意。有關和季老的交往，我在《季羨林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有所記述，可見拙作《桐蔭夢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關于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的討論，分歧很大，以致現(xiàn)在反對的一方還有人說，“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換”或是轉化，是個誤導當代文學理論建設的錯誤口號。不過，贊成“現(xiàn)代轉換”的學者已經做出了不少成績，出版了不少著作，不贊成的學者一般仍然停留在古代文論歸古代文論的思想中。對古代文論進行其自身的研究完全必要，但如何使古代文論思想融入當代文論，或者以當代融入古代，爭論當然需要。同時研究出一套新的范式，主要還是拿出實際的東西來。

此外我還參與策劃了《文學評論》發(fā)起的一些其他活動，其中之一，是與南京大學中文系合作，實現(xiàn)了《文學評論叢刊》的復刊等。1997年10月，我主持了《文學評論》創(chuàng)刊四十周年紀念會。

1999年各所班子又要換屆，我本來是個“征夫”，所以申請下崗，以實現(xiàn)五六十年代《文學評論》所長、主編一體制。但是我要求離開《文學評論》的這個方案未獲院里同意，卻仍要我干一屆。在這種情況下，我也只好硬著頭皮繼續(xù)干下去，一直到2004年又一次換屆才讓我下來。這樣，我在《文學評論》當了八年主編。從《文學評論》下來后，我向所里領導要求是否可以給我配個助手。這時領導關懷地對我說，這事無先例可循。我自然知趣，轉身就走，從此不再提及此事！此事確有難處，我也完全理解。

我在《文學評論》工作八年里，對《文學評論》的形象大體有所改善，《文學評論》的質量有所提升，應景文章雖然也有，但這絕對不取決于我們。我遇到不少文論界的朋友，都說這一時期的《文學評論》面貌大有改善，不少文章很有看頭，而且表現(xiàn)了全局的觀念，又表達了明顯的向上的導向，不斷提出一些迫切的文學問題，主持一些學術研討會，引導大家對話與討論。這一時期《文學評論》“好看”，其實也與當時的學術氛圍有關。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學術氣氛似乎相對寬松，需要討論研究的問題多而復雜，更主要的是大家寫的稿子質量也提高了。在發(fā)稿中，各組組長都很負責，交上來的入選文稿反復不大。我在1993年主編“文藝理論建設叢書”時，提出“主導、多樣、鑒別、創(chuàng)新”的主導思想，力圖把它也應用于主編《文學評論》的編輯工作中去。

在每次的結稿會議上，參與會議的各組組長都是嚴格把關的，對于提出入選的稿件，都有具體的、明白的說明。一次我發(fā)現(xiàn)對一篇稿件的作者說明含混，會后要來稿子看了看，覺得確實水平不夠，于是向編輯說明原因，表示歉意，撤下了這篇稿子。至于我個人會常常收到一些稿子，有的是認識的人，有的是不熟悉的，一般我會立刻把這些稿件轉給編輯初審，由他們選擇。但是我也曾有過失誤，一次我提上去的一篇有關巴赫金的論稿，覺得勉強可以，但黎湘萍先生看后認為沒有把問題說透，比較一般，于是拉了下來。我覺得他表達的意見很有道理，所以同意趕快用預備文稿替換，我是十分感謝黎湘萍先生的，否則我就會留下遺憾了。

編輯雜志，需要對中外古今文學有大局意識，要敏感地把握文學的各個分支學科前沿問題，要廣泛地了解各個研究領域中老中青學者的研究特色，并善于發(fā)現(xiàn)新的學術思想與新人，并給以切實的扶持，當然重要的是這里需要有學術的公正。

1996年后我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的文章有《會當凌絕頂——回眸20世紀文學理論》(1996年第1期)、《文學理論現(xiàn)代性問題》(1999年第2期)、《文學理論：在新世紀的晨曦中》(1999年第6期)、《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2001年第3期)、《〈文學評論〉——文學研究所的學術窗口》(2003年第1期)、《文學理論反思與“前蘇聯(lián)體系”問題》(2005年第1期)、《論文學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邏輯起點及其歷史生成》(2007年第1期)、《三十年間》(2009年第4期)，這些論文都是針對那時文學理論中新出現(xiàn)的問題而作，帶有一定的現(xiàn)實性與理論性。2009年第2期“學人研究”欄刊有李世濤先生的《錢中文先生文學理論研究述評》一文，大概算是對我學術研究工作的一個小結。

2010年后，我因身體健康情況急劇下降，寫作不多。

我以讀者、作者、主編的身份與《文學評論》前前后后保持了五十年的來往。我感謝它對我的扶持，同時我也為它付出了不少心力。

《文學評論》在學術界具有相當高的權威性，這不僅僅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同時六十年間各個時期都有一批優(yōu)秀的編輯，以自己豐富的專業(yè)知識，維護了《文學評論》的高度學術性，在推動我國的文學研究事業(yè)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我到《文學評論》后，盡量與同事們建立良好的關系，尊重他們的意見，他們不少是老編輯，經驗豐富，熟悉業(yè)務，與外界聯(lián)系多，因此與蔡葵、胡明、王保生、黎湘萍、董之林、邢少濤、李超、范智紅、郭虹、吳子林、王秀臣等同行關系很好，不少問題常向他們討教。

我在這里特別要提到幾位同事，其中如蔡葵先生與王信先生，他們以自己的高度責任感、豐富的文學知識與經驗一生守護著《文學評論》，起到了中堅的作用，獲得同行與學界的高度評價。又如陳駿濤先生和胡明先生，他們將編輯工作與學術研究兩肩挑，對各階段的文學現(xiàn)象具有敏銳的觀察力，深刻地把握問題，回應現(xiàn)實，而且個人著述豐富。特別在與胡明先生共事的時期，我對他的深厚的學養(yǎng)、把握全局的魄力十分佩服，所以與他共事，感到放心、踏實。其他各個時期的領導如何其芳與毛星，是《文學評論》的創(chuàng)辦人，后來的領導與編輯人員如陳荒煤、許覺民、鄧紹基、侯敏澤、張曉翠、彭韻倩、曹天成、賀興安、朱建新、張朝范、趙友蘭、王興志、楊世偉、盧濟恩、符淑媛、王則文、解馭珍、張國星、安興本、厲煥嫻(不知有無遺漏)等，我與其中大部分人未曾一起同事過，但他們在幾十年里，一代接一代，都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在紀念《文學評論》六十周年創(chuàng)刊之際，應該對他們做出的貢獻給以表彰，他們是《文學評論》的有功之人！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