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李氏朝鮮漢詩的興盛

第一節(jié) 高麗時期的隱逸詩

李氏朝鮮承續(xù)高麗朝而來，李朝漢詩也是承續(xù)高麗詩風而來，所以本章先從高麗朝詩風談起。高麗詩人和朝詩作固然有著多種類型，但是其間隱逸詩風的盛行不衰，卻是極為突出的。隱逸現象在朝鮮古已有之，新羅時代的崔致遠、金可記等都是載諸史冊的隱逸詩人。然而，由于特殊的政治及文化原因，在高麗四百多年間，隱逸詩人的數量遠遠超過了以前，并且出現了帶有團體性質的隱逸詩人群體，這對高麗時期漢文學的發(fā)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高麗時期隱逸詩人概述

高麗早期的隱逸詩人以鄭知常為代表。鄭知常（? ～1135），為人性情豪放，豁達灑脫，他對儒家的繁文縟節(jié)比較反感，崇尚老莊的自然曠達、超塵脫俗，因而為權勢所不容。其思想中遁世避俗、隱逸無為的意識比較強烈，他所追慕的乃是“紅塵萬事不可到，幽人獨得長年閑”（《開圣寺》）的隱逸生活。其詩中多有親近自然，清新雅淡的詩篇，如“地應碧落不多遠，僧與白云相對閑” （《題登高寺》）,“浮云流水客到寺，紅葉蒼臺僧閉門”（《題蘇來寺》）等。

高麗中期，出現了很多帶有隱逸性質的文人團體，如耆英會、后耆會等，其中以“海左七賢”最為著名。他們在一起嘯游山林，飲酒作詩，影響很大?！昂Ｗ笃哔t”是一個效仿中國“竹林七賢”的詩人群體，以李仁老、林椿為首，成員包括吳世才、皇甫抗、咸淳、李湛之、趙通等。七人當中，除了李仁老、趙通仕途通暢外，其余的都是一生沉淪于社會下層。

李仁老（1152～1230），字眉叟，是“海左七賢”的領袖，一生仕途基本平坦，但在武臣執(zhí)政期間，他壯志難酬，且不得不出入于顯宦崔忠憲父子之門，其內心十分痛苦。他羨慕陶淵明、嚴子陵的隱逸生活，并把自己的居處命名為“臥陶軒”。他還模仿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撰寫了《青鶴洞記》，文中的青鶴洞就是古代“遁世者”隱居過的世外桃源之地。 《記》中所附詩歌《游智異山》曰：“頭流山回暮云低，萬壑千巖似會稽。策杖欲尋青鶴洞，隔林空聽白猿啼。樓臺縹緲三山遠，苔蘚微茫四字題。試問仙源何處是，落花流水使人迷?！边@首詩可以說是眉叟渴慕遁世生活的真實寫照。其所賦詩篇往往閑遠疏淡，清新樸素，如：“一棹去時知客興，孤煙起處認山家。閉門高臥無人到，留得銅錢入畫叉”（《雪，用東坡韻》）;“春去花猶在，天晴谷自陰。杜鵑啼白晝，始覺卜居深” （《山居》）;“千古仙游遠，蒼蒼獨有松。但余泉底月，仿佛想形容”（《寒松亭》）。

林椿，生卒年不詳，被李仁老稱為詩友。鄭仲夫作亂時，他全家遭難，僅自己逃脫。后來科場一直不得意，一生窮困潦倒。和李仁老相比，他是真正的流落山林，布衣一生的隱士。其詩中多自然景觀的描寫，且觀察細致入微，體驗深刻，如：“青山影里兩三家，垂柳陰中千萬戶。日暮郊原牛馬歸，春色洲渚鳧鷺浴?！保?《嶺南樓詩》 ）更為重要的是，他的詩中多了對田園生活的描寫，如：“田家椹熟麥將稠，綠樹初聞黃栗留。似識洛陽花下客，殷勤百囀未曾休?！保ā堵匉L》）

高麗末期，可稱為是隱逸的高峰。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以“隱”自號的詩人，雖然不能說以隱為號的人就是真正的隱士，但至少從他們的取號上可以看出個人的志趣，即這個時期是有相當多的人是把隱逸當做自己人生的理想的。所謂“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對一些有著隱逸思想卻又并未歸隱山林的人，我們依然可以稱之為“隱逸之士”。其中有文集流傳的詩人有：牧隱（李穡）、冶隱（吉再）、圃隱（鄭夢周）、野隱（田祿生）、松隱（樸翊）、陶隱（李崇仁）、農隱（崔瀣）、遁村（李集）；無文集流傳但是有名可考的詩人有：晚隱（洪載）、休隱（李錫周）、桐隱（李在弘）、成隱（金大潤）、樵隱（李仁復）、桃隱（樸文彬）、筑隱（宋文貴）、耕隱（田祖生）、耒隱（田貴生）、郊隱（鄭以吾）、漁隱（廉東亭、閔霽）、澤隱（曹溪然公）、麗隱亭（李思之）、醇隱（申德鄰）、碧隱（柳玽）；真名不可考的有海隱①、東隱②、隱庵③等。至于元天錫、鄭樞、卓光茂等人，雖不以“隱”自號，但也是當時知名的隱士。此外，當時所謂“七十二賢”者，大都是遁世之人。 《杜門洞七十二賢錄》題注中這樣寫道：“麗末，忠臣立節(jié)死義者多，其余則杜門屏跡于當世?；虿皇俗跃刚?，通稱杜門洞七十二人?！雹芷渲斜惆ㄠ崏糁?、李存吾、鄭樞、吉再、元天錫、李穡、李行等。在短暫的一個時期內，竟然出現這么多的隱逸之士，確實是蔚為大觀，在整個東亞漢文學史上也屬罕見。

其中，主要的詩人有：

牧隱李穡（1328～1396），是麗末文學大家。他十四歲成均試及第，后隨其父李榖赴元朝，就學太學。高麗恭愍王二年應試元朝科舉，中第二甲第二名，不久被任命為翰林文學承侍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貒院笕胃啕愓?。但他晚年，曾遭流配，流放于清州、衿州、驪州等地，漸生潛游山林之心。他說：“今則明良遭逢，都俞吁咈，魚川泳而鳥云飛也。流示之爵祿而鹽其利，是以，于焉者皆山林之秀也，而吾老矣，猶之可也。” “近世崔拙翁自號曰農隱，星山李侍中自號曰樵隱，潭陽田政堂自號曰野隱，予則隱于牧，今又得侍中族子子安氏焉，蓋陶乎隱者也?！保ā短针[齋記》）⑤

圃隱鄭夢周（1337～1392），十四歲中進士，二十四歲文科及第。曾奉旨出使日本、遼東、南京，恭讓王三年出任宰相。他“擢狀元而擅文苑之英華，續(xù)道緒于濂洛之源，引諸生于詩書之囿”（《圃隱齋記》）⑥，但他面對走向末路的高麗王朝，也只能扼腕長嘆。他說：“折柳樊圃，則因晨夜之限，通乎天道之有常。十月筑圃，則因寒暑之運，而知民事之有序。民事治于下，天道順于上，學問之極功，

① 金九容《惕若齋學吟集》中有《絕句六首寄呈海隱先生》一詩，見《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六輯。

② 李集《遁村雜詠》中有《訪東隱不遇》一詩，見《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三輯。

③ 成石磷《獨谷集》中有《隱庵歸金剛山，戲書數語為別》一詩，見《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六輯。

④ 《騎牛集》卷二，見《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七輯。

⑤ 見《牧隱槁》,《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三輯。

⑥ 同上。圣人之能事畢矣。吾舍此何適哉?！薄坝谑?，以圃隱名其齋。”（《圃隱齋記》）①

松隱樸翊（1332～1398），是麗末理學大家。吉再評他說：“扶植綱常，特立千載。猗歟德容，理學之宗。高尚之士，桐江之類；清靜之節(jié)，潯陽之士。” （ 《畫像贊》）②但由于不滿現實，所以松隱一直潛心山林，過著一種逍遙自適的生活?！奥勔娤忍焓?，榮名辱世間。莫言心內思，不似早還山”（《贈鄭圃隱》），這是他的心態(tài)；而“天地光陰朝暎日，江湖消息夕尋盟。傍人莫問興亡事，游水游山足一生”（《詠懷》），則是他生活的寫照。其隱逸詩篇大多蕭散沖淡，如他描述自己隱居生活的詩篇《贈圃隱》這樣寫道：“來放松溪隱士家，夕陽門掩落花多。樽前問我悠閑意，簾外青山半面斜?！?/p>

陶隱李崇仁（1347～1392），少有文名，牧隱李穡在《陶隱齋記》中說：“子安氏年十六以辭賦中科，辭氣老成?！?（注：子安氏，即李崇仁）高麗王廷選拔赴京師應試士子，李崇仁為首選。他仕途坎坷，屢遭貶謫。晚年以鄭夢周余黨之罪被流放，后遭殺害。

冶隱吉再（1353～1419），面對衰世，無意進取。十六歲即有《述志》詩：“臨溪茅屋獨閑居，月白風清興有余。外客不來山鳥語，移床竹塢臥看書”。后來，他毅然放棄高麗成均館博士之職，潛心從事教育工作。李朝建國，以太常博士職招其來京，他也拒不就任。在《山家序》中，他描述了自己愜然自得的隱逸生活：“俗客不止，塵事未聽，伴我者山僧也，識我者江鳥也。忘名利之榮勞，任太守之存亡。慵則晝眠，樂則吟哦。但見日月之往來，川流之不息。有朋訪我，則掃塵榻一代之；庸流扣門，則有下床而接之。”吉再作為高麗朝高潔瀟灑的隱士，得到了后人由衷的欽佩。 “千載釣臺風，再使激東韓”（《過先生門》），這是退溪李滉對他的贊美。李荇也說：“巢父洗耳臥，堯德如天大。武王一戎衣，伯夷歌采薇。世固有如此，昔聞今世稀。卓哉吉門下，皎皎尚余輝。”（《過金烏山》）

二、高麗時期隱逸現象探源

在高麗時期，出現這樣大規(guī)模的隱士群體，可以說既與思想文化背景相關，

① 見《牧隱槁》,《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三輯。

② 見《冶隱集》,《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七輯。也離不開朝政的現實動因。

首先，儒佛道思想的兼容是高麗隱逸思潮產生的內在原因。儒學，大約于公元四世紀傳入朝鮮。儒家思想雖然強調積極入世的精神，但孔子也說過“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這樣的話，這就為歷代的儒士們設計了一個退隱的門徑。當然，在儒家，個人的出仕或隱居，并不取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以天下是否有道、時局清明與否來決定的。

道學傳入朝鮮時間晚于儒佛，在統(tǒng)一新羅和高麗時代，道教漸趨活躍。道教，特別是道家學說對士人們隱逸思想的產生影響更大。馮友蘭先生說道家學說實源于隱士思想，并認為莊子哲學更是集隱士思想之大成。¹這一看法便說明道家與隱逸之間存在著深層的內在聯系?！半[逸”對于道家思想的愛好者來說，，是一種合乎自然的選擇。對于天地、宇宙、自然之道的追求、體認和探索，往往是選擇隱逸的一個重要動因。

實際上，甚至不用等到天下無道，道家的思想就可能直接引發(fā)對隱逸的追求。佛學，本來就是出世的哲學。從三國時期傳入朝鮮以后，就逐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在高麗時期成為國教。那時候在上層有影響的佛教宗派主要是天臺宗和禪宗，而禪宗的傳播在社會下層則更為廣泛。道家哲學中委命隨時、知足保全的思想以及禪宗“直指本心”、“明心見性”、“平常心是道”的人間化轉向，都為那些尋求精神庇護的士人們找到了一條比處于山林更好的出路，那就是白居易、蘇東坡所踐行的“中隱”。由此也不難理解，白居易和蘇東坡成為了高麗時期詩人們心中的偶像，白詩和蘇詩大為流行。

儒釋道思想在高麗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包容的。正如元天錫在《三教一理》詩中所說：“三教宗風本不差，較非爭是亂如鮭。一般是性俱無礙，何釋何儒何道耶。”因此，在高麗時期的詩人們既可以是儒者，同時也可以兼信佛道。比如陶隱李崇仁，他“本之以濂洛性理之說，經史子集百氏之書，靡不貫穿。所造既深，所見益高，卓然立乎正大之域。至于浮屠老莊之言，亦莫不研究其是否。敷為文辭，高古雅潔?！?sup>2因此，儒士們既接受了儒家積極用世的精神，也接受了道家、佛家出世離俗，順性自然的思想。

另外，雖然佛教被定為了國教，但儒家“君權神授，天命難為” 、“禮義忠孝，立身之本”的精神依然是高麗時期的主導思想，統(tǒng)治階級還是較多依靠儒家思想維護和加強其統(tǒng)治。特別是十三世紀，安坰從燕京帶回《朱子全書》，理學開始在高麗逐漸得到興盛。李齊賢、李穡、鄭夢周都是理學大家，且廣收門徒，鄭夢周更被稱為“高麗理學之祖”。吉再就是他們的學生，他十八歲“就樸賁讀論孟等書。覲父于京師，游牧隱圃隱陽村諸先生之門，始聞性理之論”。³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當社會政治環(huán)境殘酷異常，詩人們對現實難以忍受而又無法反抗的時候，他們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就會標榜自然，寄情山水；另一方面，儒家的用世精神又使他們不能完全隱逸，依然對現實有著強烈的不滿。

其次，從時代背景上看，高麗時期政治的動亂、朝政的黑暗給那些意欲濟世的士人們以極大的挫折感。先是發(fā)生了李資謙之亂和妙清之亂，接著便是武人跋扈。高麗中期，又是鄭仲夫發(fā)難，大批文人慘遭屠戮，幾被殺盡，從而開辟了武人專政的時代。這對文人們不僅是肉體上的摧殘，更是思想上的一個巨大打擊。

此后百余年，文人們只得遠離政壇。于是，他們走向山林，靠隱居打發(fā)時間。當時，許多文人政客組織了帶有隱逸性質的群體性組織。如神宗時，崔讜、崔詵兄弟和另外七名高位重臣組織耆老會；同時，致仕的前尚書庾資諒也組織了耆老會；東庵老人組成后耆會；中庵居士大提學蔡洪銘網羅永嘉君權公等國相八人，組成耆英會；還有以李仁老、林椿為首的“海左七賢”。他們大都放浪于山水之間，極力遠離塵世，嘯傲山林，詩酒為生，掀起了高麗隱逸的第一個高峰。如林椿在《答同前書》中所言：“昔辛謚有言，不嬰于禍亂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自與志會爾。以此知賢者之處乎廟堂也無異于山林間矣，斯乃窮理盡性之妙?！?sup>4

高麗末期，政治腐敗，國運衰落，內有農民起義，外有契丹、蒙古的相繼入侵，可謂是內憂外患。與此同時，李成桂也正在虎視眈眈，謀篡王位。是年四月，辛褕派兵入侵明朝。李成桂渡過鴨綠江后發(fā)覺行軍困難、糧餉不濟、士氣低落，于是回師松京，廢黜辛褕，流放崔瑩。之后李成桂立辛褕之子辛昌為王，又廢，改立高麗宗室王瑤（恭讓王）。此時，李成桂已經有心對高麗取而代之。為了剪除忠于王氏的勢力，李成桂第五子李芳遠還派刺客，在京城善竹橋刺殺了有極高聲望、不肯歸依李家勢力的大學者鄭夢周，并借機刺殺了許多其他反對派。京城內一片腥風血雨的恐怖景象，最終李成桂篡位成功。改朝換代期間這一段殘酷的朝政現實與大批士人的隱逸行為密切相關。

從這兒可以發(fā)現高麗隱逸詩人的兩個特點：一是一直脫離不了憂患的背景，很少有真正超凡脫俗，性淡如水的真正隱士；二是明確標榜自己的隱逸情懷，即出現了眾多以“隱”為號的詩人。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這么多詩人向世人宣布自己的“隱逸之志”，實際上正是向當權者的一種不合作的示威。從中也可窺見朝鮮漢詩人耿直倔強之精神。

綜上所述，高麗時期的隱士實際上是“名隱而實不隱”，他們時刻以儒家的精神激勵自己，正如李穡所言：“三韓儒雅，古稱多士，高風絕響，代不乏人，鮮有以隱自號者。出而仕其志也，是以羞稱之耶；隱而居其常也，是以不自表耶?！彼运焼柪畛缛剩骸白影彩献咳挥峦畷r，而以隱自名可乎？” （ 《陶隱齋記》 ）他對鄭圃隱也說“圣人之志，未嘗忘天下?！?“圣人雖自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委吏乘田，皆在官者也。在其官，則盡其職。盡其職者，非獨圣人為然，凡為君子者之所共由也。沮溺耦耕之對不公矣。夫子責之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則圣人之志在天下，可謂至矣?！边M而他評價鄭夢周的號“圃隱”時說：“井田之法，二畝半在田，圃之所由始也。但未知其時亦有隱乎無也。巢許隱矣，食不可一日無也，其為農圃也可知矣。今達可隱于圃，而立于朝，以斯道自任，抗顏為學者師。非其真隱也，明矣。將與牧者陶者而伯仲乎？”（《圃隱齋記》）權近為《澤隱詩集》作序時，這樣來闡述他對“澤隱”的理解：“吾聞浮屠氏潛身山野，不求聞達，而其功必欲利物濟生，普洽人天。其以隱自號者，蓋欲自處于卑下之地，推利于無邊也歟。”⁵他的解釋顯然還是把澤隱的“隱”當做“不隱”來看待的。

隱，而又不隱，有時會帶來思想上的矛盾。吉再在《山家序》中說：“夫幼兒學之，壯而行之，古之道也。是以古今之人，莫不有學焉。若夫高蹈遠引，潔身亂倫，豈君子之所欲哉。然世既有人，則有如顏子陋巷自樂者焉，時有不合，則有如太公隱處海濱者焉。然則其釣其耕，詎敢譏哉？”這段話看似在為隱逸辯解，然而究竟如何協調好“隱”與“不隱”，卻實在是難以操作。同樣，林椿在詩中，一面說“因思卜小隱，將買田一頃”（《崔文胤將卜居湍州》）、“小隱林泉送幾年，道心聊學葆丘緣”（《次韻贈李上人覺天》）、“隱幾靜觀齊物論，閉門方著絕交書”（《喜閔元拔見訪》）；一面又說：“力排莊周逐諸子，笑罵只合黃筐籝。濟時及物為吾志，肯于云臥甘芝耕？” （《次韻李相國見贈長句二首》） “而我心不羈，矯翼望寥廓?！?（ 《九月五日與友人游龍興寺海云房，確師求詩，分韻得閣字》）詩人內在的矛盾顯露無遺。隱，還是不隱，對處于高麗亂世的詩人們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難以抉擇的兩難問題。

三、高麗隱逸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

“思無邪一句，千載素王功”⁶，儒家詩學思想依然是高麗隱逸詩人創(chuàng)作和評價詩歌的主要標準，但其實詩作內容非常豐富，在藝術創(chuàng)新上也有所突破。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寫出了一批關注現實的詩篇。

如前所述，高麗時期的隱逸詩人不能做到完全超然世外，他們雖然隱逸山林，卻依然關注現實，并且奮筆直書，寫出了很多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的詩篇。如麗末隱士元天錫，“見高麗政衰，遯跡于稚岳山中”⁷，但卻并不能做到超然世外，正如樸東亮在《詩史序》中所說：“牧隱、圃隱其終為文天祥、陸秀夫之徒，而茹芝餐菊亦豈公之所欲自托者哉？”⁸所以元天錫“隱著詩與文，文則史也，可以繼紫陽筆……李退溪曰：耘谷詩，史也。詩以史則傳于后無疑”。⁹元天錫正是以這樣的方式來解決他“隱而不隱”的矛盾。也正因此，許多隱逸詩人都寫出了很多現實感極為強烈的詩篇。

一部分是反映愛民思想的。如農隱崔瀣在《三月二十三日雨》詩中，以“萬民落饑坎” 、“道路多餓殍”反映出了當時農村凋敝的景象。牧隱李穡的《蠶婦》對勞動婦女表現出了深切的關懷。元天錫的《過楊口邑》寫出了權貴豪門巧取豪奪、大量兼并土地、導致大批農民逃亡的慘狀，其詩云：“破屋鳥相呼，民逃吏亦無。每年加弊瘼，何日得歡娛。田屬權豪宅，門連暴虐徒。孑遺殊可惜，辛苦竟何辜？”郊隱鄭以吾《次茂豐縣壁上韻》中反映的同樣是掠奪農民土地造成的極不合理的現象：“立錐地盡入侯家，只有溪山屬縣多。童稚不知軍國事，穿云互答采樵歌。”鄭樞的《污吏》則揭示了農村由于橫征暴斂導致十室九空的慘狀：“城中鳥飛啼，城下污吏集。府牒暮夜下，豈辭行路濕。窮民相歌哭，子夜誅求急。舊時千丁縣，今朝十室邑。君閽虎豹守，此言無由入。白駒在空谷，何以得維系?！边€有一部分是反映忠君愛國思想的，如李穡的《高歌》:“獨吟又高歌，心中血如何？皇天與后地，至死矢靡他。外患似冰雪，消之將奈何。春風方將至，白日如飛梭。哀哀君子心，有淚雙滂沱?！北憩F了詩人因為國家遭遇到外患而憂心忡忡。鄭樞《聞倭寇破江華郡，達旦不寐，作蛙夜鳴以敘懷》描述了倭寇進犯時的無奈：“腐儒空有淚，無力能經營”，衷心希望“安得有手斡天運，坐使群龍洗甲兵”，愛國之情溢于言表。圃隱鄭夢周的《奉使日本》和《旅寓》是高麗愛國詩篇中的杰作。元天錫的《挽崔將軍瑩》以“赫然功業(yè)終歸朽，確爾忠誠死不灰”，對其忠君愛國思想作了激情歌頌。

其二，創(chuàng)作了一批表現隱逸情懷的詩篇。

一般而言，隱逸詩的旨趣在表達詩人厭倦浮囂的世俗生活、向往素樸自然的山林生活，從而反映出詩人內心對自由適性的追求，高麗時期的隱逸詩當然也不例外。這一時期的隱逸詩，主要是通過描寫山水田園，體現自己的超然物外，灑脫人生的志趣。詩人們更進一步的親近了大自然和鄉(xiāng)村生活，借山水園林的清幽、恬適、溫馨來反襯世俗官場的污濁、險惡和冷酷，從而表明他們的歸隱之意。

高麗朝隱逸詩有以下幾個特點值得注意：

首先是喜歡借用中國傳統(tǒng)詩歌的意象，來表現自己的隱逸情懷。在中國表現隱逸之情的山水田園詩歌中，用得較多的便是“漁夫”以及由此而派生出來釣翁、釣臺、嚴子陵和沙鷗、白鷺等意象。在中國文化中，漁父，是一個超然世外的隱者的形象，詩人們賦予漁父意象以參破人生、超脫曠達、恬淡自適的文化內涵，使其定格為隱逸的象征。同樣，高麗詩人們也借用了這樣的意象來表現自己的隱逸之情。比如：

臨風小笛歸秋浦，帶雨寒蓑向晚汀。

應笑世人多好事，幾回將我畫為屏。

（林椿《漁父》）

漁翁歸去一竹竿，鶴汀鳧渚知幾曲。

（林椿《題湛之家王可訓家春景山水圖》）

君不見嚴陵尚傲劉文叔，七里灘頭一竹竿。

（李仁老《續(xù)行路難》）

共約春游不點頭，一竿還釣碧江流。

（金九容《送李存吾正言》）

病客唯知守一區(qū)，世間榮辱等云浮。

晚來江海風波惡，何處深灣系釣舟。

（李集《寄圃隱》）

千載斯文久寂寥，一生行止樂漁樵。

（金九容《醉題》）

忘機故友今安在，白發(fā)竿頭白鳥閑。

（樸翊《解官還鄉(xiāng)》）

境幽多老木，山密掛斜暉。

何日尋高隱，相攜過釣磯。

（李穡《寄李同年》）

江頭箬柳系漁舟，日暮滄波滾滾流。

（金九容《呈漁隱先生東亭相公》）

玩世肯為中散鍛，韜光正似子陵漁。

（成石磷，見《冶隱集》）

同樣，沙鷗也經常被高麗詩人用來表達脫俗出塵的瀟灑、自潔和清高。比如：

清嘯長歌即勝游，瓦盆濁酒家家有。

機心消盡狹沙鷗，從此江頭日典裘。

（李崇仁《西江即事》）

照我天有月，伴我有沙鷗。

濟川固所愿，敢學宣尼桴。

（李穡《有感》）

海上歸來鬢三毛，沙鷗身世共飄飄。

（鄭夢周《訪密陽兩樸先生》）

總的來看，高麗朝時代的漢詩人用得比較多的意象還有陶淵明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菊花、酒、琴、《歸去來辭》等意象。這些意象都因陶淵明而成了質量高潔、超凡脫俗的代名詞。所以，高麗時期的隱逸詩人寫了大量的以陶淵明及其相關物品為吟詠對象的“詠陶詩”。如：

百年鐘鼎一鴻毛，早賦歸來我愛陶。

（元天錫《讀陶元亮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適所求，琴書之樂實消憂。

（元天錫《節(jié)歸去來辭》）

林靜鳥聲盡，因思陶靖節(jié)。

潭空天影閑，籬下見南山。

（李崇仁《謝人惠石榴》）

淵明獨愛菊，寄興最清幽。

白酒秋初熟，黃花手自浮。

（成石磷《種松竹菊三絕》）

鮮鮮霜菊慰幽懷，一日東籬繞幾回。

既與老夫俱隱逸，天寒古寺亦能開。

（李集《道美寺晚菊》）

陶然是真隱，何必賦歸歟。

（李穡《幽居》）

牧隱李穡寫過多首與陶淵明有關的詩篇，如《淵明》《歸來篇》《讀歸去來辭》等。他還曾寫過多首《詠菊》詩，另有《種菊三首》，每首第一句是“種菊添我清”,“種菊添我幽”,“種菊添我逸”，足見其對于陶淵明人品的崇拜及風度的向往。

高麗隱逸詩的第二個特點是喜歡通過寫佛僧與佛寺來體現詩人的隱逸之情。高麗朝是佛教盛行的時代，一般的文人都喜愛接觸佛教。比如，牧隱、圃隱都篤信佛教，從他們?yōu)樯怂鶎懙谋姸啾懮暇涂梢钥吹贸?。其他如元天錫“多與山人釋子所嘗往來酬唱”（樸東亮《詩史序》）;“陶隱先生獨愛僧，天臺長老好師朋”（李集《寄天臺圓長老》）；牧隱李穡“詩雖本經史，法度森嚴，而亦復縱橫出入于孟莊佛老之書，以致稗官小說，博采不遺?！?（徐居正《牧隱詩精選序》，見《牧隱稿》）

文人與釋門交游往往只在求得精神上的超脫，而非全身心地求彼岸的皈依，其親近僧人、喜游佛寺，經常是傾心于釋門勝地清靜適意的生活情趣。寺院清幽之地，與紛擾喧囂的世俗相比，確實為清靜圣地。而僧人居于山林，屏絕俗務，在行為上又無異于隱士。因此佛教對山林的選擇與中國傳統(tǒng)的隱逸形式的契合吸引禮佛慕禪的人群奔趨山林。同樣，在詩人們描寫與佛教相關的詩篇時，也經常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己追求隱逸的情懷。如：

萬壑千巖獨杖藜，問禪時得到曹溪。

洞中地寂煙霞古，塵外心虛物我齊。

況有高人迎倒屐，更驚佳論妙揮犀。

直饒名利終歸去，依約青山共卜棲。

（林椿《游法住寺，贈存古上人》）

山寺歸來興轉幽，鐘聲碧樹白云秋。

誰知趺坐高吟處，卻勝僧窗得自由。

（李穡《七月十五日》）

寧越胡為記憶頻，山深是處可安身。

他時乞得魚符去，會向松丫訪上人。

（鄭夢周《寄僧》）

其三，促進了高麗后期“清新淡雅”詩風的形成。

與后來的李王朝相比，高麗時代漢詩文創(chuàng)作的整體風格可以說是“詞麗氣富而體格生疏”。¹⁰然而，下面一些詩壇現象也值得注意：一是高麗時期刊行了《柳河東集》；二是白居易文章傳入高麗；¹¹三是蘇東坡成為高麗士人爭相學習的對象。柳宗元的詩歌風格是簡潔淡美；白居易的詩歌，特別是閑適詩的風格則是質樸自然；宋代詩學自梅堯臣、歐陽修等人反對西昆體、元白體之后，漸漸形成了一種新的詩學趣味，即梅堯臣的“平淡”、“含蓄”和蘇東坡的“外枯中膏” 、“枯?！?。仿學這種詩學審美傳統(tǒng)，就使高麗詩風逐漸由“詞麗氣富”向著“詞清氣爽”轉變。

此時，隱逸詩群創(chuàng)作的大量山水田園詩以及表現佛道內容的詩篇，則更進一步把高麗漢詩的風格引向清新沖淡、雅潔脫俗的境地。這樣，自高麗中葉以后，詩壇逐漸興起了追求清淡風格的審美趨向。下面這些詩論便透露出這一消息：

（鄭知常）語韻清華，句格豪邁，讀之使煩襟昏眼，灑然醒悟，但雄渾巨作乏耳。

（李仁老）飄逸出塵

——（崔滋《補閑集》,）¹²

（林椿）一支丹桂雖芬芳，百首清詩合有聲。英魂如今和處在，兒童尤解識君名。

——（李奎報《讀林椿詩》）

金貞肅公良鏡，凡使字必欲清新，故每出一篇，動驚時俗?！鸷擦挚思海瑢僭~清曠，言多益富?！愌a闕華，清雄華靡，變態(tài)百出。此皆一時宗匠也。

——（崔滋《補閑集》）¹³

陳正言（注：即陳華）詠柳云：“鳳城西畔萬條金，勾引春酬酢瞑陰。無限風光吹不斷，惹煙和雨到秋深?！鼻逯铝骼?。

——（李齊賢《櫟翁稗說》）¹⁴

（陳華）其為詩情華雄邁，變態(tài)溢媚。巨構長篇，蘊籍贍暢。漫味短韻，豐神警絕。

——（李英裕評李華，見《梅湖遺稿》）

雪谷（注：鄭誧）之詩清而不苦，麗而不淫，辭氣雅遠，不肯道俗下一字。就其得意……置之唐姚薛諸公間不愧也。

——（李穡《雪谷詩稿序》）

陶隱（注：即李崇仁）詩語，既灑落而無一點塵。

——（李穡《書陶隱詩稿后》）

及庵閔先生（注：即閔思平）詩，造語平淡，而用意精深?！?/p>

——（李穡《題惕若齋學吟后》）

及讀及庵之詩，蓋信先生詩似淡而非淺，似麗而非靡。措意良遠，愈讀愈有味，其亦超然妙悟之流歟？

——（李穡《及庵詩集序》）

公（注：指鄭樞）以忠厚篤實之資、精神博洽之學早峙詞垣，學問大振，……氣雅而詞贍，清高而嘹亮。

——（權近《集序》）

吾東方牧隱先生，質粹而氣清，學博而理明，所存妙契于至精，所養(yǎng)能配于至大，故其發(fā)而措諸文辭者，優(yōu)游而有余，渾厚而無呀?！?/p>

——（權近《牧隱先生文集序》）

蓋野隱深得琴中旨趣，詩語清越秀吉。

——（《夢軒筆談》，見李集《遁村雜詠》）

君詩淡如水，微風生淪漪。公余佳山水，有句皆清奇。

——（李穡《寄雞林田判官》）

其四，促進了國語詩歌的創(chuàng)作。

要讓朝鮮國語進入詩歌，特別是進入文人的視野，就需要一個讓兩者結合的契機。高麗中晚期，這樣的契機終于來臨。國家不幸詩家幸，那些被社會政治勢力排擠在權力階層之外，生命朝不保夕的漢詩人，隱遁山林，寄情山水，終于有了接觸平時他們根本看不上眼的鄉(xiāng)土歌謠的機會，并且也可以放下架子去親自參與創(chuàng)作了。通過與朝鮮民間文學的接觸和參與民歌，他們又進一步發(fā)現本民族的民歌詞調便于吟誦，利口利心，更方便于抒發(fā)愁悶壓抑的心情，于是朝鮮國語詩歌的創(chuàng)作在漢詩人的加入之后開始興盛起來。

在朝鮮，國語詩歌中的“景幾體歌”誕生于十三世紀，“時調”誕生于十四世紀，都是在高麗中葉以后。這絕不是偶然的現象，它與朝鮮政治、社會、文化的發(fā)展有關，也與當時的隱逸風氣有關。景幾體歌，作于武臣當權時期。當時不少文人因為政治的迫害而不得不遠離朝政，寄興山水，處于一種被邊緣的狀態(tài)，這為他們利用平時看不上眼的“國語”來創(chuàng)作一些下里巴人的作品鋪平了道路。相應的，他們在“景幾體歌”中所表現的也大多是人生消極的情緒。

朝鮮時調真正形成在高麗末葉。¹⁵時調本身是一種很適合自由抒發(fā)情感的形式。李滉說：“凡有感于性情緒，每發(fā)于詩。然今之詩異于古之詩，可詠而不可歌也。如欲歌之，必綴以俚俗之語，蓋因俗音節(jié)所不得不然也?！?sup>16顯然已經認識到國語進入漢詩創(chuàng)作領域的必然性。麗末文人，失落于政治，寄興于山林，隱逸成風。時調由于切合了這個時期文人的生活情調和精神需要，經過他們的創(chuàng)造與發(fā)揮，終于大放異彩。麗末很多隱逸詩人都創(chuàng)作了時調作品，如鄭夢周、李穡、元天錫、吉再等，他們把隱逸詩創(chuàng)作的一些意象、主題、手法也靈活運用進了時調，從而為李朝時調的成熟和興盛奠定了基礎。

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權近《陶隱先生文集序》，見《陽村集》,《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七輯。

3 梅軒權《遺像贊》，見《冶隱集》,《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七輯。

4 林椿《西河集》,《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一輯。

5 權近《書澤隱詩卷后序》，見《陽村集》,《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七輯。

6 李穡《讀詩》，見《牧隱槁》,《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三輯。

7 鄭莊《耘谷先生文集序》，見《耘谷行錄》,《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六輯。

8 見《耘谷行錄》,《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第六輯。

9 同上。

10 見徐居正《四佳集》，轉引自金臺俊《朝鮮漢文學史》第4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11 據《新唐書·白居易傳》載：”白居易于文章精切……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p>

12 轉引自金臺俊《朝鮮漢文學史》第4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13 轉引自趙潤濟《韓國文學史》11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14 轉引自《韋旭升文集》第三卷第192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

15 參見趙潤濟《韓國文學史》11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16 轉引自《韋旭升文集》第一卷173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