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自序

1975年，我畢業(yè)后留校任教，至今已經(jīng)整整四十五個年頭。1976年8月，我被公派去法國學習。兩年之后的秋季，我回到了解放軍南京第二外國語學校（后更名為解放軍南京外語學院，又更名為解放軍南京國際關(guān)系學院）任教。正是在這一年的年底，黨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我的教學與研究生涯就在這改革開放的春風中，真正開始了。

（一） 開放的精神引導我走向“他者”

在我學術(shù)發(fā)展的道路上，去法國學習是個很重要的階段。我手頭還保存有在法國留學時用法語寫的幾本日記，其中不少記載了我對語言與文化的一些思考。留法期間，我很注意收集有關(guān)法語新語言現(xiàn)象的材料，這對我早期的法語研究起到了直接作用。同時，我也很關(guān)注法國的文學與文化。留學時間雖然不長，但我讀了不少法國經(jīng)典文學作品，還經(jīng)常到巴黎塞納河畔的舊書攤?cè)ヌ詴Ｄ抢飼芏?，品相很好，價格特別便宜。作為國家公派留學生，我們當時在法國的吃住行都是國家按一定標準包的，此外國家每月給我們發(fā)十元錢的零用錢。兩年下來，我用這點零用錢，竟然買了幾十部法國文學名著，像古典主義時期的莫里哀的戲劇作品，啟蒙時代的伏爾泰和盧梭的代表作，還有現(xiàn)實主義的巴爾扎克、浪漫主義的雨果、自然主義的左拉、意識流的普魯斯特等重要作家的小說。雖然我不太喜愛詩歌，但也買了不少本，像雨果的《靜觀集》，蘭波、瓦萊里等偉大詩人的詩集。除了經(jīng)典作品，我對法國當代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文化現(xiàn)象尤其感興趣，像薩特、加繆的小說，尤內(nèi)斯庫、貝克特的戲劇，最新銳的作家如勒克萊齊奧、圖尼埃的作品，我都接觸過，似懂非懂地聽到了存在主義、荒誕派戲劇、新小說這些流派的名字。對法國太陽劇社的活動，我有過特別的關(guān)注，因為我很喜歡，覺得他們的演出離觀眾很近，與觀眾有直接互動，覺得還真是用戲劇為人民服務(wù)，實在了不起。當初的用心、聽過的課、收集過的材料、買過的書、看過的作品，就像埋下的一顆顆種子，遇到好的土地，遇到雨露，尤其是碰上好的季節(jié)，遲早會發(fā)芽的。我就是這么幸運，兩年的學習結(jié)束后回到國內(nèi)，恰逢一個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的開端。

對于撥亂反正的意義，一個剛剛歸國的青年學者不可能有深刻理解，但改革開放這四個字，在我的心里卻產(chǎn)生了不小的共鳴，有著一種樸素但強烈的認同。之所以說強烈的認同，是因為我有過到國外留學的經(jīng)歷，在法國學習到了一些新知識，讀到了很多我感興趣的文學佳作，接觸到了一些新思想，心里有一種強烈的沖動，想把我的所聞所見、我學到的新東西，講給我的同行聽。國家的改革開放，不僅僅是一種新的國家發(fā)展政策，更是一種思想觀念的重要轉(zhuǎn)變，一種走出封閉、走向?qū)掗熓澜绲姆e極行動。鄧小平英明決策，在1975年恢復留學生公派，這也許是一種具有前瞻性、戰(zhàn)略性高度的人才培養(yǎng)舉措吧。他在1975年出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也許就已經(jīng)在心里有了改革開放的藍圖。改革要從開放做起，沒有觀念的轉(zhuǎn)變，改革不可能邁出真正的步伐。而對我而言，開放，就意味著向法國這樣一些國家的長處學習。從法國留學回來后，我自告奮勇地向我所在的教研室的老師們提出，要就新學到的知識給他們做一個學習匯報。這一次匯報的情景至今難忘，我做了認真準備，就法語近年來出現(xiàn)的新語法現(xiàn)象，講了一個多小時。我的老師們聽了之后，給了我充分的肯定，楊振亞老師還笑著對我說，應(yīng)該寫下來。在他的鼓勵下，我真的寫了下來，于是有了自己在1979年給《外語教學與研究》雜志投稿并被錄用的第一次學術(shù)發(fā)表經(jīng)歷。如今回想起來，我學術(shù)人生的第一次以匯報為名的“講座”，還有學術(shù)性小文章的第一次發(fā)表，都與我積極開放的心態(tài)，與我那種希望交流的強烈動機相關(guān)。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們單位組織聽取黨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傳達，后又學習討論的熱烈情狀。改革開放，就要像周恩來總理所說的那樣，“敢于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xiàn)，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有了改革開放的決策，我們不僅可以客觀地評價外國的長處，還要勇于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有了這改革開放的春風，我心底埋下的一顆顆種子漸漸發(fā)芽了。

最先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fā)芽、成長的，是我在法國讀到的那些文學作品。法國有悠久的文學歷史，遠的不說，19世紀的文學對中國讀者具有強大吸引力，像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左拉的代表作等等。20世紀，法國文學氣象萬千，各文學流派呈現(xiàn)出鮮明的特質(zhì)。在1978年前后的一兩年，國內(nèi)幾家比較有前瞻性的出版社開始出版發(fā)行一些外國文學經(jīng)典名著，引起了一股外國文學熱，常有一本書出版，讀者排長隊競相搶購的場面出現(xiàn)。面對當時涌動的外國文學閱讀潮，剛剛從法國回來的我，內(nèi)心有一種莫名的沖動，特別想把自己喜歡的法國當代文學作品翻譯出來，介紹給國人。在紀念《外國語》創(chuàng)刊四十周年的文章里，我曾談到在那個時期，我迷上了翻譯。但在那個時候，不像現(xiàn)在，文學作品，尤其是文學名著，不是誰想譯就可以譯的。那個時期，重印的外國文學經(jīng)典，都是老一輩翻譯家的名譯，比如傅雷翻譯的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的作品，李健吾翻譯的福樓拜的譯本，還有李青崖翻譯的莫泊桑的作品。譯名著，我想也不敢想。我琢磨著，名著沒有資格譯，公認的好書輪不著我去譯，那我能不能自己去選擇法國最新的文學作品，第一時間把它翻譯出來？可是，我人在軍校工作，除了在塞納河畔淘到的幾十本文學名著，因紀律所限，我沒有渠道獲得法國最新出版的文學作品。為此，我想到了南京大學的錢林森老師，他是我在法國留學時認識的，當時他在巴黎東方語言學院教授中文，與許多漢學家有很深的交情。當我和他說起翻譯法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想法時，得到了他的鼓勵，說會幫助我去尋找好作品。我清楚地記得，是在改革開放的第二年，錢林森老師通過法國友人，得到了法國當年獲法蘭西學院大獎的一部長篇小說，書名叫《永別了，瘋媽媽》。看到書，我如獲至寶，真想馬上動筆翻譯，可是錢老師告訴我，要先讀原著，如果覺得有價值，再寫出一個一萬來字的小說詳細梗概，寄給出版社，出版社覺得感興趣的話，就再試譯兩三萬字，出版社全面審查后才能做出接受不接受此書的決定。照著錢老師的要求，我一一都認真地做了，錢老師修改了梗概，又修改了試譯稿。經(jīng)過兩個多月的努力，當我得到出版社的正式答復，同意接受該選題時，感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從1980年夏天選題被接受，到1982年譯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前后經(jīng)歷了兩年時間。近四十萬字的小說《永別了，瘋媽媽》發(fā)表后，受到了讀者的普遍贊譽，《人民日報》 《新華日報》《外國文學研究》 《當代外國文學》等主流媒體與重要的學術(shù)刊物相繼發(fā)表評論文章。更讓我驚喜的是，我還收到了不少讀者給我寫的信，表達他們對作品的喜愛和對譯者的感激，讓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外國文學翻譯的重要性。

有了第一次選題被接受的成功經(jīng)驗，我和錢林森老師繼續(xù)合作，把目光投向當代法國文學的前沿，努力從獲獎作品中去選擇符合中國讀者期待，也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一致的優(yōu)秀作品。就在同一年，我們又得到了一部新的獲獎小說，書名叫《沙漠》，該小說于1980年問世，當年獲得了首屆保爾·莫朗文學獎。當我拿到小說時，一個非常熟悉的名字映入了我的眼簾—勒克萊齊奧，不就是我在法國留學時讀到的那部很怪誕的小說《訴訟筆錄》的作者嗎？說實話，打開小說的那一刻，我真擔心《沙漠》和《訴訟筆錄》一樣，形式怪誕，難以理解?？墒?，隨著一頁頁往下讀，我讀到了一個文字風格完全不同的勒克萊齊奧，小說的故事更是深深吸引著我，小說敘事“跳躍的時空中出現(xiàn)了一個荒涼與繁華、貧乏與豪富兼而有之，對比鮮明、寓意深刻的世界，那怪奇的詞語創(chuàng)造出一幅色彩繽紛、變幻無窮的圖像，處處透溢出一種超凡脫俗的美”（許鈞2002：273）。我覺得，這部小說，無論在形式的探索上，還是在思想的表達上，都有著重要價值，我堅信出版社一定會接受它，也相信它一定會受到中國讀者的喜愛。果然，與我們有過合作經(jīng)歷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很快接受了選題，我也很快投入翻譯之中。勒克萊齊奧的小說有著獨特的個性，給翻譯提出了重重難題。與《永別了，瘋媽媽》相比，勒克萊齊奧小說的翻譯難度明顯增大。在翻譯過程中，我遇到了不少理解層面的問題，也遇到了很多表達層面的問題。前者的困難，促使我們想方設(shè)法，通過出版社與作者勒克萊齊奧取得了聯(lián)系。勒克萊齊奧不僅認真地一一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幫我們解決了難題，還給了我們驚喜，希望通過我們“寄語中國讀者”。勒克萊齊奧的幫助與熱情的寄語，給了我很大鼓勵，也增強了自己想盡可能忠實翻譯原作的決心。然而，理解的問題解決了，在表達層面還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不但要傳達原文的意，還要傳達原文的味。文字的鮮明風格，表達的特殊性，如何再現(xiàn)？就在對這些問題的不斷思考中，我漸漸地將翻譯實踐與翻譯理論思考結(jié)合在了一起，在傅雷、許淵沖等老一輩翻譯家論翻譯的文章的啟發(fā)影響下，我漸漸地走上了翻譯學術(shù)的探索之路。

隨著文學翻譯實踐的不斷豐富，我逐漸清醒地意識到，外國文學的翻譯，其意義不僅僅表現(xiàn)在文學交流的層面，對中國讀者而言，還可以起到開闊視野的作用。我正是在閱讀一部部法國當代優(yōu)秀作品的過程中，感受到了異域的力量，也慢慢懂得了如何去評價一部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價值。多少年后，我應(yīng)邀在北京大學做公開講座，強調(diào)一個外國文學翻譯者和研究者應(yīng)該“用自己的眼光去發(fā)現(xiàn)一流的作家”（許鈞2018：73），我想這種觀點的產(chǎn)生，與我在改革開放之初密切關(guān)注并挑選法國最新的文學作品的經(jīng)歷有著密切聯(lián)系。

堅持用自己的眼光去發(fā)現(xiàn)優(yōu)秀作家，不僅引導我走進一個越來越豐富的文學世界，而且還在思想層面，吸引我自覺地走向他者，走向異域。我慢慢懂得了，這種勇于走出封閉的自我、向他者敞開自身、向他者學習的態(tài)度，如偉大的作家歌德所言，“用異域的明鏡照自身”，體現(xiàn)的就是“開放”的精神。

（二） 以維護文化多樣性為翻譯的使命

堅持開放的精神，關(guān)注法國文學的走向與發(fā)展，有意識地選擇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通過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漸漸形成了自覺的意識，也成了一種自覺的行動。在文學翻譯實踐上，至今我獨立或合作翻譯了近四十部法國文學優(yōu)秀作品，其中大多數(shù)是法國當代文學作品。隨著自己翻譯實踐的不斷豐富，翻譯經(jīng)驗的不斷積累，有越來越多的國內(nèi)出版社主動找我翻譯法國文學經(jīng)典名著和公認優(yōu)秀的當代作品，如得益于國家改革開放而成立的譯林出版社，就主動邀請我參加翻譯20世紀法國最具影響力的作家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后又約我翻譯現(xiàn)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的《邦斯舅舅》，上海譯文出版社約我翻譯巴爾扎克的《貝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無知》等，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多次邀請我參加《巴爾扎克全集》的翻譯工作。更加讓我受到鼓舞的，是我在南京大學讀研究生期間，法國文學研究的權(quán)威柳鳴九先生就給了我充分的信任，邀請我參加他主持的《法國20世紀文學叢書》的翻譯，先后把多部法國龔古爾獎作品的翻譯重任交給我，如波伏瓦的《名士風流》、圖尼埃的《榿木王》、德庫安的《約翰·地獄》。當我得知他已經(jīng)把勒克萊齊奧的《訴訟筆錄》列入?yún)矔?，我主動請纓，希望能翻譯此書。翻譯的路，就是一條不斷加深理解，不斷豐富認識、堅持互動對話的路。

隨著翻譯之路的延伸，我對翻譯也有了越來越多的思考。在翻譯理論探索中，我覺得自己多年來始終堅持一條基本的原則，那就是理論與實踐相結(jié)合。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是思想的解放。改革開放之后不久發(fā)起的那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給了我深刻的啟示。我漸漸認識到了，理論探索，不能忽視實踐，更不能與實踐脫節(jié)。翻譯理論研究，要重視中國數(shù)千年翻譯的歷史，也要關(guān)注當下越來越豐富的翻譯實踐。實際上，我走上翻譯研究之路，把翻譯研究確定為自己最重要的學術(shù)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自己在翻譯實踐中遇到了很多問題，需要去尋求答案，老一輩學者的影響與指導固然重要，但很多問題難以找到現(xiàn)成的答案，必須去探索。比如在翻譯《追憶似水年華》的過程中，我就遇到了許多層面的問題。正是針對翻譯實踐中提出的問題，我進行思考、探索與研究，結(jié)合自己對《追憶似水年華》的理解、闡釋，寫出了系列的研究論文，如《句子與翻譯—評〈追憶似水年華〉漢譯長句的處理》《形象與翻譯—評〈追憶似水年華〉漢譯隱喻的處理》《風格與翻譯—評〈追憶似水年華〉漢譯風格的處理》。我還用法語撰寫了《論普魯斯特隱喻的再現(xiàn)》一文，發(fā)表在《國際譯聯(lián)通訊》1992年第4期。此外，用法文撰寫的《論文學翻譯的審美層次》一文，我提交給了1993年在英國召開的第十三屆國際翻譯家聯(lián)盟代表大會，并得到了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資助，該文發(fā)表于倫敦尚佩龍出版社于1993年8月出版的《國際譯聯(lián)第十三屆代表大會暨國際翻譯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堅持關(guān)注實踐問題，在理論上有針對性地加以探討，使我有了越來越多的收獲。我的《文學翻譯批評研究》與《文字·文學·文化—〈紅與黑〉漢譯研究》這兩部翻譯批評著作，在研究方法的突破上，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國際上產(chǎn)生了影響，如翻譯研究的重要學術(shù)刊物BABEL雜志就先后兩次刊載學術(shù)論文，就《紅與黑》漢譯討論的意義與價值、翻譯批評的路徑等給予了積極評價。法國翻譯理論家烏斯蒂諾夫在《翻譯》一書中，“將目光投向了中國，以《紅與黑》漢譯討論的批評實踐與探索為例，說明翻譯理論之于翻譯評價與批評問題的重要性，該節(jié)多次引用了我和袁筱一在META發(fā)表的論文”（許鈞2017：8）。

走理論與實踐相結(jié)合之路，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事業(yè)不斷發(fā)展的重要保證。以我粗淺的理解，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jié)合，才有可能在中國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才有可能產(chǎn)生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四十年來的翻譯實踐與翻譯理論探索，讓我越來越自覺地在翻譯理論研究中，從翻譯實際出發(fā)，結(jié)合翻譯的歷史與現(xiàn)實問題，對涉及翻譯本質(zhì)、翻譯價值、翻譯倫理等具有根本性的問題進行思考與探索。在我的翻譯學術(shù)之路上，除了在上文中所提及的涉及翻譯方法、翻譯批評的研究之外，我越來越關(guān)注翻譯的使命問題。何為譯？為何譯？譯何為？這三個問題密切相連。翻譯到底有何為？在全球化語境中應(yīng)該擔當怎樣的使命？要回答翻譯的使命這個重要問題，必須對翻譯是什么、翻譯具有怎樣的價值做出回答。2000年前后，我對翻譯活動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思考，在努力撰寫《翻譯論》一書。《翻譯論》一書分為翻譯本質(zhì)論、翻譯過程論、翻譯意義論、翻譯因素論、翻譯矛盾論、翻譯主體論、翻譯價值與批評論等七章，是自己對翻譯進行的一次具有嘗試性的整體思考、系統(tǒng)梳理與學術(shù)闡發(fā)。該書寫作過程中，恰逢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紀念，南京大學迎來了多位重要嘉賓，曾擔任過聯(lián)合國秘書長的布托·加利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南京大學三天訪問期間，我們有過很多的接觸和交流，他特別愿意傾聽他人，如我對他在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儀式上的演講主題，提出過自己的看法，他欣然接受，題目定為“語言多元與文化的多樣性”。加利的演講對我思考翻譯的使命問題有重要啟示。我特別認同他的觀點：“語言的多樣化是促進一種真正的和平文化的途徑，給多語以應(yīng)有的位置，就應(yīng)該鼓勵人們?nèi)W習這些語言。能說多種語言，就賦予了自己向他人和世界敞開的多種途徑，就有利于思想交流，就為文化間的對話打開了通道?！保永?002：10）他的這次演講，我擔任了口譯。結(jié)束演講后，我結(jié)合自己對翻譯的認識，就翻譯與文化多樣性的關(guān)系與他進行了深入探討，當他得知我在撰寫《翻譯論》一書時，主動提出要為我的著作寫一句話，這句話是用阿拉伯語與法語寫的，充分地體現(xiàn)了他堅持的語言多元的原則。我將他的題詞譯為漢語：“翻譯有助于發(fā)展文化多樣性，而文化多樣性則有助于加強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設(shè)?！奔永倪@一句話，對我而言具有特別的意義：既有對翻譯的深刻理解，也有對翻譯的正確定位。后來，我對翻譯與文化多樣性的關(guān)系逐漸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于2004年底撰寫了《文化多樣性與翻譯的使命》一文，在該文中明確提出，翻譯應(yīng)該承擔維護文化多樣性的歷史使命，而“維護文化多樣性，建設(shè)世界和平文化，需要翻譯活動所體現(xiàn)的開放與交流的文化心態(tài)。人類的社會始終處于不斷發(fā)展的狀態(tài)之中，而人類社會越發(fā)展，越體現(xiàn)出一種開放與交流的精神。人類社會想要走出封閉的天地，首先必須與外界進行接觸，以建立起交流的關(guān)系，向著相互理解、共同發(fā)展的目標前進。不同民族語言文化之間的交流，是一種需要。任何一個民族想發(fā)展，必須走出封閉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輝煌、多么偉大，都不可避免地要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在不斷碰撞中，甚至沖突中，漸漸相互理解，相互交融。而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翻譯始終起著重要的作用。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一部翻譯史，就是一部生動的人類社會的交流與發(fā)展史”（許鈞2005：13-14）。

（三） 促進中外文明互學互鑒，中外文化交流共生

從自覺地走向“他者”，向他者敞開自身，到明確翻譯的使命，把翻譯之用提高到促進跨文化交流、維護文化多樣性、建設(shè)世界和平文化的高度來認識，我對翻譯的理解不斷加深。正是基于對翻譯的這一理解，我認識到翻譯事業(yè)需要有更多的人來參與。作為高校教師，自己的翻譯與研究固然重要，但人才的培養(yǎng)是第一位的。多年來，我一直努力地將自己的翻譯思考與探索成果用到翻譯教學與人才培養(yǎng)中去。

在實踐的層面，我積極引導并鼓勵我的同事與學生參與翻譯實踐，參與到地區(qū)或國家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動中去。南京大學的法語語言文學學科有著深厚的傳統(tǒng)，是國內(nèi)最早設(shè)立的法語博士點，在翻譯方面做出過卓越成就。改革開放以來，更是有一批青年翻譯家得以快速成長?；仡欁哌^的路，我驚喜地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國內(nèi)翻譯界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不小影響的法國文學翻譯家，尤其是青年翻譯家中，有不少位翻譯的第一部作品，都是我主動推薦的，如我的師弟張新木翻譯的法國當代作家薩巴蒂埃的《大街》，又如我的學生袁筱一、李焰明翻譯的勒克萊齊奧的《戰(zhàn)爭》，袁莉翻譯的加繆的《第一個人》，黃葒參與翻譯的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劉云虹翻譯的喬治·桑的《娜儂》，宋學智翻譯的杜拉斯的《副領(lǐng)事》，高方翻譯的勒克萊齊奧的《奧尼恰》，等等。他們都已經(jīng)成長為優(yōu)秀的翻譯家，多位擔任了省級翻譯協(xié)會的負責人，還有多位獲得了各類文學翻譯獎。仔細算過來，我給我的同事和學生推薦過或直接約請翻譯過的法國社科與文學作品，不下一百部。我之所以樂此不疲，如此積極、持續(xù)地引導或鼓勵身邊的人重視翻譯、參與翻譯，是因為我堅信，在中外文化的交流與發(fā)展中，一如季羨林先生所言，“翻譯之為用大矣哉！”

在理論研究方面，我也不斷地影響身邊的人，鼓勵他們對翻譯進行深入的思考與積極的探索，同時，我對翻譯的思考也在不斷持續(xù)與深入。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新時代，翻譯與翻譯研究如何回應(yīng)國家的發(fā)展戰(zhàn)略。我覺得，新時代的許多重要理論命題和國家戰(zhàn)略需求都與翻譯密切相關(guān)，如文化自信與話語體系建設(shè)問題，在不久前《群眾》雜志記者對我的一次訪談中，我明確提出“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堅持文化自信”。在訪談中，我談到，中國的發(fā)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強調(diào)“自覺”與“自信”，尤其是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自信，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涉及根本，更基礎(chǔ)、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這種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呈現(xiàn)的是一種互動且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中華民族歷來有一種開放的、包容的胸懷，善于向別人學習、取他人之長，從而讓自己強大起來?？疾熘腥A文明的發(fā)展歷程，我們可以深切地體會到這種學習與借鑒的重要性。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我們的心態(tài)更加開放、包容，越來越具有世界意識和人類情懷，越來越主動地走向世界，走向他者，在與他者的接觸、交流、借鑒中豐富自身。這種開放的心態(tài)，學習的態(tài)度，就其根本而言，就是一種自信的表現(xiàn)。具體到翻譯工作，我認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要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找回數(shù)千年的優(yōu)秀文化，這是文化自信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文化交流要雙向發(fā)展，從以前只是向國外學習，到如今在向別人學習的同時，也主動展示自己，為他者提供參照，提供新思想新文化之源，這就需要通過翻譯，把具有中國特色的鮮活思想與優(yōu)秀文化介紹給全世界。近幾年來，就翻譯理論探索而言，結(jié)合中外文化交流的新變化，我認識到，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zhàn)略實施過程中，中國文學外譯被賦予了新的社會和文化意義，具有重要的文化建構(gòu)力量。為此，我盡自己的所能，努力推動中國文學的外譯與傳播，如我應(yīng)中國作家協(xié)會邀請，參加了首屆國際漢學家翻譯大會，還向中國作家協(xié)會積極推薦外國著名翻譯家參會，與法國學者和出版社聯(lián)系，把中國當代的一些優(yōu)秀作品往外推介，如畢飛宇的《青衣》 《玉米》、黃蓓佳的《我要做個好孩子》等。與此同時，我和我的同事密切關(guān)注中華典籍與中國文學的外譯，對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在外國的譯介與接受展開系統(tǒng)的梳理、考察與研究，還從理論創(chuàng)新的角度，對中國文學外譯進行批評性的探索。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我們也做了許多切實的推動工作。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我曾以自己與勒克萊齊奧的交流為例，談到了如何通過翻譯之“姻緣”，真正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經(jīng)歷，如經(jīng)過我的努力，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與莫言分別在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西安以及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與浙江大學進行了四次公開對話，勒克萊齊奧還與畢飛宇、余華等重要作家進行過多次交流。在我看來，組織“這樣一些活動不僅可以使勒克萊齊奧對中國有所了解，可以讓文學家之間有所交流，更可以讓他甚至讓我本人對中國古代文化、中國文學的骨脈、中國人的靈魂和追求有所了解。一個學者如果能在翻譯的背后去做這些工作，在過程中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研究，對文化有所促進，這就是我們對社會的貢獻，對維護文化多樣性所做出的貢獻”（許鈞2018：76）。

2018年暑假，中國翻譯協(xié)會與全國翻譯碩士專業(yè)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在北京共同舉辦了翻譯師資培訓，我在翻譯理論研討班上就新時代的翻譯精神與使命，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認識：在新時代，我們應(yīng)該進一步加深對翻譯的理解，要將我們的翻譯、翻譯研究與翻譯人才的培養(yǎng)與中外文明的互學互鑒、中外文化的交流共生、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gòu)建緊密結(jié)合起來，讓翻譯在新時代起到更為廣泛、深刻與積極的作用。

回顧四十多年自己的翻譯實踐與翻譯理論探索之路，我深刻地體會到，改革開放之路對于我而言，具有特別的意義。我堅信，開放的精神，就是翻譯的精神。翻譯之路，是一條弘揚優(yōu)秀文化，豐富世界文明，促進中外交流，拓展精神疆域，驅(qū)動思想創(chuàng)新之路。任重道遠，我將在翻譯與翻譯研究之路上繼續(xù)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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