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堂子胡同的蔡元培故居

2002年5月1日，位于沙灘的北大紅樓作為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蔡元培的女兒蔡睟盎專程自上海前來北京，向紀念館捐贈了幾件珍貴的文物，其中之一是1916年12月26日由大總統(tǒng)黎元洪簽署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任命狀”。

但是，參觀者有所不知，在紀念館里展出的實際上是一件復制品。而那“任命狀”的原件在仿制完畢后，已被蔡睟盎帶回上海珍藏。

數(shù)月后，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去上海參觀了蔡元培故居，不僅再次看到了這份“任命狀”，還有幸與蔡睟盎晤面。

坐落在上海華山路303弄16號的蔡元培故居，是一棟小巧的洋樓。在我所去過的名人故居當中，它頗有些特殊之處：樓底的半地下房間被辟為展室，蔡睟盎就在樓上居住。展室的工作人員都尊敬地稱蔡睟盎為“蔡老師”。

蔡睟盎因患有脊柱疾病，身材顯得格外矮小，雖已年逾七旬，精神還是很好的。對于像我這樣的不速之客，仍是十分熱情，在十分隨意的氣氛中，講述了許多有關她父親的事情。

蔡元培，字鶴卿，又字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紹興。11歲時，父親去世，他們弟兄三人靠母親變賣家產(chǎn)衣飾節(jié)儉度日而撫養(yǎng)成人。蔡元培自幼好學，1883年便考中秀才，1889年中舉人。1890年22歲時到京城參加會試，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

蔡元培（1908年）

蔡元培殿試狀

關于蔡元培參加科舉考試的經(jīng)過，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那年他本已考中貢士，如果再經(jīng)復試及殿試合格，便可成為進士。但他考試完畢后，把自己的應試文章送某“權威”審閱時，卻被認為是“怪八股”而不得贊賞，他認為自己難以獲中，便失望地離京返鄉(xiāng)了。豈料公布考試結果的時候他竟榜上有名，但已來不及重新趕回北京參加殿試了，如此耽誤了兩年時間，只能于1892年第二次來京進行殿試的“補考”。

如今，在故居樓下的展室里，居然還藏有蔡元培當年參加殿試的試卷。蔡睟盎說，那次考試出的題目有些“怪異”，是關于西藏地區(qū)的政治狀況的。對那些只會死讀“四書五經(jīng)”的文人來說，這樣一道題目實在是“偏”得太厲害了，而蔡元培由于興趣廣泛、飽覽群書、涉獵甚廣，此題正中下懷，因此臨場毫無懼意，洋洋灑灑下筆千言，一舉通過殿試而被錄為進士。辛亥革命后，一位朋友居然從清宮檔案里找到了這份試卷，特地送給他留作紀念。如今這件珍貴的文物就收藏在展室里，可以看到，在那試卷首行，赫然用朱筆批著“第二甲第三十四名”！

蔡元培考中進士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過了兩年，他第三次來京，參加散館考試，升補為翰林院編修，由此在北京一住就是四年。

在這幾年里，他閱讀了許多西方著作的中文譯本，開始對國外的政治、科學有了初步的了解。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清廷與日本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蔡元培甚為激憤，嘆曰：“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惜者也！”因此，他對力主變法維新的康有為等人頗為敬服。但維新運動最終失敗，使他對腐敗的朝廷徹底失去希望，毅然放棄官職返回家鄉(xiāng)，在紹興中西學堂就任“監(jiān)督”（即校長），這是他投身教育事業(yè)的開始。

1902年，他發(fā)起成立中國教育會，后來又創(chuàng)立愛國學社，宣傳“排滿革命”的主張；1904年，他發(fā)起組建反清組織光復會，主編《俄事警聞》《警鐘日報》，提倡民權，宣傳革命；1905年，他參加中國同盟會，并任上海分會會長。

1906年，革命形勢出現(xiàn)低潮，革命隊伍內(nèi)部又出現(xiàn)分裂現(xiàn)象，蔡元培于失望之中返回紹興。就在這一年，清廷計劃派翰林編修出國留學，蔡元培想利用這個機會去海外學習，便再次來到北京。

然而，由于經(jīng)費欠缺，且大部分翰林不愿去歐美留學，朝廷便改派留學日本。蔡元培不想去日本，便在譯學館暫時擔任教授，講授國文及西洋史。這譯學館歸屬于京師大學堂，而創(chuàng)辦于1898年的京師大學堂，就是北京大學的前身。因此，后來蔡元培自己曾說，“這是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也就是說，從那時開始，蔡元培便與北京大學結下了不解的情緣。但是，這段初始“情緣”的時間不太長。1907年6月，擔任駐德國公使的孫寶琦答應每月資助三十兩銀子供蔡元培做學費，商務印書館也同他簽約每月支付一百元編輯費。這樣，蔡元培終于實現(xiàn)了出國留學的愿望，隨孫寶琦一同前往德國。在那里，他一邊學習，一邊為人兼做家庭教師，每月可得一百馬克的報酬。

京師大學堂舊址一角

如今許多留學生把靠勤工儉學出國稱為“洋插隊”“打洋工”，卻不知早在一百多年前41歲的蔡元培已經(jīng)身體力行地做出了半工半讀的榜樣！

從1890年至1907年，蔡元培曾四次來北京。在這17年里，他的思想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先是從“一心只讀圣賢書”的舉人經(jīng)“寒窗苦讀”的奮斗終于進入高居人上的士大夫階層，接著又從一位堂堂的清末“翰林”徹底轉(zhuǎn)變成一位激進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家！

蔡元培第五次來北京則是四年多以后的事了。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當年12月，蔡元培回國，在南京臨時政府擔任教育總長。第二年2月，他以“臨時大總統(tǒng)”特派“迎袁專使”的身份再次來到北京。

民國初年的形勢十分復雜，清廷倒臺后，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由于自身的弱點，難以控制局勢，中國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各派力量明爭暗斗，形勢極其混亂。1912年2月，孫中山不得不向袁世凱妥協(xié)，以清帝退位、袁世凱承認共和制度為前提，宣布辭去臨時大總統(tǒng)職務，推薦袁世凱繼任。但為了防止袁世凱顛覆民國，必須設法使他離開北京。因此，孫中山又提出了三個具體條件：新總統(tǒng)必須遵守臨時政府所頒布的一切法律章程；臨時政府的地點必須設在已經(jīng)為各省代表所議定的南京；新總統(tǒng)必須到南京受任。

袁世凱是何等人，只要能獲取政權，什么條件都能答應。于是，迎接“袁大總統(tǒng)”到南京上任的光榮使命就落到了蔡元培頭上。

2月27日，蔡元培率領專使團抵達北京，受到十分盛大的歡迎：火車站內(nèi)專門搭起彩棚，全城懸掛五色旗，沿途無數(shù)民眾夾道歡呼……更為隆重的是，京城居然敞開了原先只供皇帝出入的正陽門迎接專使團的到來！蔡元培此時還算頭腦清醒，繞道從東門進城，下榻東城煤渣胡同的原貴胄法政學堂。

2月29日，也就是迎袁專使團到達北京的第三天，袁世凱指使親信曹錕發(fā)動兵變。當晚7時，曹錕的部隊突然“造反”，劫掠居民，焚燒房屋，東城一帶火勢沖天，連專使團也被亂兵搶劫，文件行李損失殆盡。蔡元培等專使團成員從后院倉皇逃跑，躲到一個美國人的住宅里藏了一夜，第二天趕緊轉(zhuǎn)移到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這時又聽到消息，北京附近的天津、保定等地也發(fā)生了類似事件。一時人心惶惶，形勢難辨，外國使團趕緊調(diào)兵進京護衛(wèi)，氣氛空前緊張。與此同時，輿論大噪，都說袁世凱即將南下是引起兵變的主要原因，反對遷都的呼聲空前高漲。

其實這些事端都是袁世凱刻意所為，目的就是為了拒守老巢北京，使孫中山“遷都南下”的要求徹底無法實現(xiàn)。天性善良、一向易于輕信他人的蔡元培面臨如此動亂，完全沒了主意。他生怕由此引起國際事端，以致影響國家統(tǒng)一的大局，趕緊召集專使團開會，議決兩條：第一，“消滅袁君南行之要求”；第二，“確定臨時政府之地點為北京”。蔡元培當即致電孫中山。事已至此，孫中山也沒有辦法，只得同意妥協(xié)。

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蔡元培代表孫中山致辭：“……希望我大總統(tǒng)為我中華民國造成鞏固之共和政體，為全國四萬萬同胞造無量之幸福焉！”

希望畢竟只是希望，把希望寄托在獨夫民賊的袁世凱身上，四萬萬同胞如何能夠“幸?！蹦?！當然，我們不能把新生的共和國政府夭折的責任算在蔡元培一個人頭上，畢竟當時袁世凱的真面目還沒有完全暴露，就連孫中山也不免被蒙騙。善良、真誠、書呆子氣十足的蔡元培雖然明知上了一個大當，但也無可奈何，只能抱著對袁世凱的最后一絲幻想返回南京。

“大總統(tǒng)”既然在北京，政府當然也得在北京，有關的政府部門自然也必須在北京。袁世凱與新任命的國務院總理唐紹儀繼續(xù)邀請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蔡元培起初未予應允，但幾辭幾邀之下，忠厚的蔡元培卻不過情面，還是答應了。于是，他于一個多月后的4月26日率教育部北上，再進北京。

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期間，提出修改學制、男女同校、廢除讀經(jīng)等改革措施，模仿西方資本主義教育制度，試圖建立中國資產(chǎn)階級教育體制。他還大膽起用在學術上各有所長的知名人士，如魯迅、許壽裳、王云五等。同時，大力精簡機構，推行“廉政建設”，教育部從總長本人到所有部員，每月僅發(fā)津貼幾十元，整個教育部每月的開支不過千元。

然而，他的這個“總長”并沒有當多長時間。1912年6月，國務院總理唐紹儀因無法與袁世凱合作，斷然辭職。蔡元培不顧袁世凱的虛情挽留，也堅決提出辭職，離京南下。這一次，他是徹底不想做什么“官”了。聽說有一個出國留學的空缺，便向教育部提出留學的申請。可是，堂堂前教育總長怎么能被當成一個普通的留學生對待呢？為了滿足他的要求，教育部雖然決定把留學生的費用由他使用，但名義上并不能把這個46歲的中年人叫做“留學生”。蔡元培不管名義如何，對于出國學習是十分認真的。當年9月，他偕妻子及一雙兒女再赴德國，仍然進萊比錫大學聽課，后來又去法國。如此一去，居然又是整整四年。

在這幾年中，國內(nèi)仍然發(fā)生了許多變故。1916年，袁世凱病死，黎元洪當了總統(tǒng)，許多社會名人推薦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11月回國時，他的朋友對于此事執(zhí)兩種不同意見。蔡元培曾說：“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shù)的說，既然知道它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算失敗了，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后說，進北京?！辈淘嘤掠谀媪鞫系木髲娦愿裼纱丝梢娨话摺Ｓ谑?，他于12月22日第七次來到北京。12月26日，任命令公布。1917年1月4日，正式到校就職。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之委任狀

蔡元培初任北大校長時在原京師大學堂校舍中的辦公室

蔡元培在北大時

前面已經(jīng)說到，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而京師大學堂源自強學會。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fā)起的強學會，是為鼓吹變法維新、介紹西方民主與科學而成立的組織，后來因受到頑固派的反對而被封閉。不久，清廷將強學會加以改造，成立官書局。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同意設立京師大學堂，官書局即并入其中。戊戌政變后，京師大學堂停辦，至1902年才得恢復。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改為“國立北京大學”?？梢?，北京大學的演變過程是始終和中國社會的政治大背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

蔡元培用過的打字機

然而，北京大學原先的名聲并不好。京師大學堂初辦的時候，學生都是在京任職的官員，差不多每個學生都有聽差，老師講課時，要由聽差通知：“請老爺上課了！”所以這個號稱全國最高學府的京師大學堂被人戲稱為“官僚養(yǎng)成所”。民國初期改為北京大學后，學生受科舉制度的影響，仍把大學看成是“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因此校內(nèi)管理混亂，沒有多少學術氣氛；學生思想渙散，據(jù)說當時去“八大胡同”逛妓院的，多有北大的教員和學生，以致在京城頗有“名氣”。如此校風能否扭轉(zhuǎn)，對蔡元培無疑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蔡元培手跡

1917年在世界歷史上也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就在這一年，俄國爆發(fā)了十月革命。接著，馬列主義學說也逐漸進入了中國。國內(nèi)思想界的活躍，為蔡元培提供了較好的社會基礎。他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后，首先要改變的是學生的觀念，在進校后的第一次演說中就明確提出：“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倍岣邔W生的素質(zhì)，必須要有學識出眾、熱心教育事業(yè)的教員，因此蔡元培誠邀一大批進步人士進校任教，同時根據(j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則，聘請或留用各有所長的專家學者。此外，他還實行“教授治?！保膭铋_展學術研究，提出“學為基本，術為枝干”的主張。由于蔡元培的大力革新，一掃舊日積弊，使北大的面貌煥然一新，“學風丕振，聲譽日隆”，在客觀上成為推動新文化運動發(fā)展的基地。1918年，在沙灘建成了新校舍紅樓，使學校的規(guī)模有很大發(fā)展。而一年以后，這紅樓竟成為五四運動的發(fā)源地。

北大紅樓

對于學生參加政治活動，蔡元培起初是很不贊成的，他認為：“學生在學校里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币虼?，1918年北京學生為抗議政府親日賣國而游行請愿，北大學生也積極參加，蔡元培竭力阻止，甚至竟因此而“引咎辭職”，后因多方挽留方才作罷。但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個愛國者，在內(nèi)心里對于學生們的行動還是同情的。因此，到了第二年，巴黎和會做出嚴重損害中國利益的決議而北京政府居然準備接受的時候，舉國上下一致反對，蔡元培對學生的愛國行動不再阻止，而轉(zhuǎn)為堅決支持了。

談到五四運動，自然就要提到蔡元培在北京的那處故居了。

蔡元培在北京居住的時間并不太長，主要是1917年至1923年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那段時間。其間他曾多次出國，而且在北京住過的地方也有多處。后來將他在東堂子胡同的住處定為其故居，有十分特殊的意義，那就是因為它與五四運動有直接的聯(lián)系。

蔡元培故居在東城區(qū)東堂子胡同，原門牌為33號，為東、西各三進宅院，后分成現(xiàn)在的75、77號兩個院子，蔡元培住過的地方在75號。他在這里居住的時候，將五間倒座房作為客廳；第二進院子有北房三間，前有走廊，左右各帶一間耳房，另有東西廂房各三間，南房四間；第三進有北房五間，帶走廊。

1919年，為反對《巴黎和約》而擬議發(fā)起的抗議運動，原定為5月7日舉行。但5月2日國務總理錢能訓向正在巴黎參加和談的中國代表團拍發(fā)密電，命令代表在和約上簽字。國務院電報處一名職員是總統(tǒng)府外交委員會事務長林長民的同鄉(xiāng)，連夜偷偷向林報告了消息，林長民當即向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匯報。本來，外交委員會已經(jīng)于當天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拒簽和約，并將發(fā)給中國使團的電報稿呈報總統(tǒng)徐世昌，由徐交給國務院拍發(fā)，不料竟發(fā)生如此變故。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慮。5月3日凌晨，他專程前往位于東堂子胡同的蔡元培家中，告知消息。

東堂子胡同

蔡元培聽后大為震驚。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指望政府堅持立場已經(jīng)完全沒有可能了，此時，他只有把挽救國家命運的希望寄托在愛國學生身上。當天上午，蔡元培召集羅家倫、傅斯年等部分學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況，并立即召開全校教職員會議討論形勢。同時又以北京歐美同學會總干事的身份，與副總干事王寵惠、葉景莘聯(lián)名致電中國使團首席代表陸征祥，勸其不要簽字。與此同時，各校學生代表也召開了緊急會議，一致認為必須馬上采取行動。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學召開全體學生大會，決定第二天舉行游行示威。對于這次大會，蔡元培不僅沒有“阻止”，還特地召集學生代表談話，予以鼓勵，并再三囑咐，在行動的時候一定要嚴守秩序，以免為政府干涉造成口實。

5月3日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為調(diào)動各方力量以促成第二天的行動而竭盡全力，東堂子胡同他的家中人流如梭，通宵未得安寧。

5月4日下午，數(shù)千學生在天安門前舉行示威大會，并與不斷加入的市民、工人、商人組成浩浩蕩蕩的隊伍上街游行。蔡元培坐守家中，接到政府方面要求他召回學生的電話，他回答道：“學生愛國運動，我不忍制止?！睂τ谧屗⒓辞巴逃可塘可坪筠k法的要求也不予理會。示威隊伍沖破軍警阻攔，行至賣國賊曹汝霖的住地趙家樓，火燒曹宅。趕來彈壓的大隊軍警逮捕了32名學生，其中有北大的2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