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在光與萬物背后”
——馬蒂亞斯·波利蒂基的“新可讀主義”

馬蒂亞斯·波利蒂基是德國文壇上一個獨特的聲音。他1955年出生于卡爾斯魯厄，在慕尼黑郊區(qū)度過了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大學在慕尼黑和維也納學習文學、哲學和戲劇，很快在學術界嶄露頭角，1987年以論文《所有價值的顛覆？尼采評論中的德語文學》（Umwertung aller Werte? Deutsche Literatur im Urteil Nietzsches）在慕尼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并在慕尼黑大學德文系獲得了助理教授的職位。任教三個學期后，他認為自己無法同時兼顧寫作和學術，辭去了穩(wěn)定的大學教職，追尋少年時的夢想，成為一名自由作家。1987年，他發(fā)表第一部小說《突圍：或曰彩虹的剖析》（Aus F?lle/Zerlegung des Regenbogens. Ein Entwicklungs-roman），這是一部成長發(fā)展小說，一種德意志傳統(tǒng)的文學體裁，從中世紀的《帕齊法爾》、巴洛克的《癡兒西木傳》，到歌德的《威廉麥斯特》、黑塞的《荒原狼》，這些文學名著都是德語文學史上重要的成長發(fā)展小說。波利蒂基的創(chuàng)作既在傳統(tǒng)中，又反傳統(tǒng)而行，因其鮮明的先鋒派姿態(tài)，他被認為是阿諾·施密特和詹姆斯·喬伊斯的傳人；他的成名作《婆娘小說》（Weiberroman，1997年）同樣具有實驗性，被評論界封為德國“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作。波利蒂基很快厭棄了離開內容、單純追求形式新奇的寫作方式，提出了德語文學“新可讀主義”（die neue Lesbarkeit）的主張。他認為文學實驗的先鋒派往往“除了語言一無所有，結不出果實”；好的文學作品應該“以生命去講述，渴望被人理解”，因為“寫作不僅是一種使命，也是一種職業(yè)，是一種有幾百年歷史的服務工作，作為服務者的作家，應該盡可能出色地完成他的工作，從而使他的顧客——也就是讀者——感到滿意和愉快”⁽¹⁾。波利蒂基 “新可讀主義”的矛頭直指德國文學注重哲學思辨、輕視敘事技巧的傳統(tǒng)，認為晦澀玄奧、曲高和寡的文學風格并非必然是某種內在思辨性的體現(xiàn)，而往往是作家出于個人英雄主義，企圖以文字標新立異，不尊重讀者感受的結果，是一種瀆職。

波利蒂基從“后現(xiàn)代主義”到“新可讀主義”的轉型，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了他這一代作家在戰(zhàn)后德國反思戰(zhàn)爭罪責的話語中“突圍”，尋找個人風格的努力。學院派出身的波利蒂基，對自身的寫作定位不是感性的、隨意的，而是有著明確文學史意識的，他在《婆娘小說》發(fā)表后，多次在媒體采訪中提出“78一代”作家的概念，以區(qū)別于年長一輩的“68一代”作家，即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一代人對歷史的執(zhí)念。例如，君特·格拉斯、齊格弗里德·倫茨、馬丁·瓦爾澤等，這代人親歷了二十世紀的重要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后重建、68學生運動等，作品多以宏大歷史敘事和反思德意志民族戰(zhàn)爭罪責為題材?；钴S在當代德語文壇的另一個作家群體就是成長于前東德的作家，年長者如克里斯塔·沃爾夫，年青一代如英果·舒爾策、杜爾思·格律拜恩等，前東德作家在兩德統(tǒng)一之后經歷的巨大落差，也催生出一批優(yōu)秀的“轉折文學”。波利蒂基這一代出生在戰(zhàn)后西德的作家，成長時期正好趕上德國經濟起飛，較之父輩，他們的生活優(yōu)渥、平靜，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國際視野，卻沒有戰(zhàn)爭帶來的切膚之痛，而這歷史的重負對于作家往往是寶貴財富。近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語作家君特·格拉斯、赫塔·米勒、彼得·漢德克的際遇就是例證：君特·格拉斯作為年輕士兵親歷“二戰(zhàn)”；赫塔·米勒羅馬尼亞的德裔，在東歐劇變前“叛逃”到西德；彼得·漢德克的家族在波黑戰(zhàn)爭中失去了親人。他們肩負國家、民族和家族的集體傷痛，胸中都有歷史的塊壘，需要通過文字來消解。似乎缺乏痛感記憶的“78一代”德語作家，如何從物質的豐富和經歷的貧乏中“突圍”，獲得讀者的認可和市場的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