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往事過香港

一

在大陸長大的我，對香港情有獨鐘，緣由最先拷自父輩的經歷。

那些發(fā)生在遠遠近近的，聽來的，經過的情景，此刻就像一幅幅畫都一一浮現出來。

請先隨我回到1938年。這年的夏天，后來做了我母親的18歲的楊小姐，到了香港，逗留了十天，住在銅鑼灣一帶。母親說她那時膽子大，每天一個人出去瞎轉，一點兒也不害怕，乘的是雙層叮當響的電車。從小衣食無憂的母親極富同情心，至今還保留著香港貧富懸殊大的印象，她并沒細講，只是提到“棚戶區(qū)”一詞兒，想必那是破爛和骯臟的代稱。

正值戰(zhàn)亂，母親背井離鄉(xiāng)從天津跑到香港，并非真有閑情逸致。民族危亡旦夕，母親被保送南開大學，但她沒有去上，寫的一首小詩《失去爸爸的孩子》被視為抗日詩上了黑名單，雖然家住租界，但也難逃日本兵的搜查。留學英倫的舅舅寫信給我外婆，認為鑒于他的小妹的性格不宜留在淪陷的天津，讓外婆放她走，去昆明西南聯大。外婆聽從了舅舅的話。就這樣，一艘英國太古輪船公司云南號將母親和幾個少女載出塘沽港，在海上漂流了7天才抵達香港。

然而她不會想到，5個月前，一個姓趙的溫州青年也路過此地，日后會走入她的生活。

寫到這兒，香港往事的畫面里多了一個清秀的戴眼鏡男生的身影，他便是后來做了我父親的趙瑞蕻。1938年2月，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們從即將淪陷的長沙城撤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是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北方名校組成，父親是從山東大學聞訊趕去注冊插班的。師生們曾在南岳山聚集，堅持了80天，直到戰(zhàn)火逼近，再度奉命西遷。父親在回憶文章里這樣描寫：“穿著亂七八糟的衣裳，帶著鋪蓋卷兒和一些書本講義、筆記本。衣襟上仍染著旅途上的塵泥……”“從廣州沙面乘電船渡過珠江上岸”。在嶺南大學里，“用稻草鋪在冰冷的水泥上”，“席地而坐、而臥，仍然堅持著看書學習，或引吭高唱抗日救亡歌曲……”

父親繼續(xù)寫道：“船到香港是清早，天蒙蒙亮，飄著細雨。我在船舷甲板上只見維多利亞港南岸是一片灰溜溜的樓房，有三四層高；每個窗口和陽臺都掛滿了各種破舊的衣物，迎著冷風飄蕩……岸邊盡是一只只木船、駁船、小舢船；那些船上住著一戶戶人家?！?/p>

父親是個書迷，曾在香港走進幾家書店，見到許多外國文學名著原版自然眼饞，“但是我們窮學生哪里買得起？”

和父親一樣，母親離港后，也繞道越南海防，于8月到達昆明。

同樣是抗戰(zhàn)最艱苦的1940年，剛從牛津畢業(yè)的憲益舅舅決意回國了。他的理由再簡單不過：在祖國危難之時不歸，他不會原諒自己。舅舅帶著年輕的英國未婚妻先繞道加拿大，遭遇過日本軍艦的盤查。為了去重慶找我外婆，舅舅他們也不得不轉道香港。此時他幾乎身無分文，只得向在中國銀行工作的親戚借款，還賣掉了許多心愛的藏書。

時過境遷，三位長輩回憶香港的感受都不同。有趣的是，母親顯得輕松，可以說出好多好玩的見聞。而父親卻長期有種屈辱感。他在晚年幾次給學生講課，都會不時提到在外國殖民統(tǒng)治下的壓抑心情。有一次我也去聽課，父親說他見過在香港街上纏著紅頭巾的印度巡捕、騎馬巡邏的英國大兵，和上海的十里洋場一樣。他特別形容恒生銀行門口的兩只石獅子像張開血盆大口，還用手比畫著，惹得在場學生都哄堂大笑。父親比誰都盼望香港回歸，終于在他生命最后的兩年前見到了那莊嚴的一刻。

而我很少聽舅舅聊起香港。1982年他榮獲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一回來博士袍就送了人。在他看來，什么榮辱都司空見慣了。我去巴黎前，他擔心我旅費不夠，把自己剩下的八千港幣全都塞給了我。

20世紀80年代，父親應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研究中心之邀，曾四次赴港。重返跨越近半個世紀的故地，特別是十年浩劫后的大陸和自由之港的強烈反差，令他慨嘆不已。父親喜歡在家書里細致描述見聞，贊揚之余，又忍不住要對“花花綠綠”的世界心存恐懼，托他帶回一架相機過海關都緊張得不得了。父親第一次從香港歸來，我媽和我們姐弟約好到上海接他，那是趟夜車，月臺的燈光下，激動的父親滿面紅光。第二天我們一起去給巴金祝壽，香港朋友捎來的大紅燭點亮了客廳，電視里陳阿姨（肖珊）生前的笑容讓老壽星久久凝視。

父親的香港之行，也給我家?guī)硪还尚迈r的文學春風。此后，香港的報紙雜志源源不斷地寄來，除了雙親，連我也算上，成了香港各報刊，特別是《香港文學》和《大公報》的熱心筆者。父親的一百余首隨想詩作、母親的長篇散文《堅強的人》至今仍有影響。我寫的小說《洋畫片》（《香港文學》34期），《誰是勝利者》（《星島報》1991年1月10日），還有油畫《橋頭》，曾作為香港中國油畫展的代表作品刊登在大公報上，它們永遠是我創(chuàng)作佳績的記錄。

二

1983年，終于輪到我有了親近香港的機會！

那年我隨單位電影攝制組南下拍動物檢疫片，當時的深圳僅有幾條窄馬路，豎立的廣告牌上繪有藍圖，預示著這座改革前沿城市的未來。拍片之余，曾到沙頭角購物，沙頭角與香港僅一街之遙，我們卻不能逾越半步。多年物質匱乏，見到免稅商品近乎瘋狂，尤其是我，兒時“留洋”過，見到久違了的呢大衣、“布拉吉”，格外興奮。本欲給攝影師丈夫買個變焦鏡頭，不幸被海關人員發(fā)現給嚴厲阻止了。

在文錦渡火車站，我能遠眺到英國的米字旗在香港境內高高飄揚；在筍崗車站，我詫異從那邊來探親的港客們的“奇裝異服”；一節(jié)節(jié)載著豬啊羊啊的貨車從內地開來，經過檢疫站駛往香港。押車的山東師傅大汗淋淋地跳下車找水，他告訴我，帶來的饃都餿了，只好就著水干啃。國界線上，通往香港的公路口岸正嚴格盤查中。忽然，從香港那頭開來的一輛帶篷的黑色警車停了下來，跳下來幾個身著英式警服、荷槍實彈的士兵，我方警員立刻迎上，雙方辦了移交手續(xù)。海關人員說，這是逃港的人被遣返回來，每天不止一批。

可是大批港臺片流通到內地，在當時已不可阻擋。從此《情義無價》《霍元甲》的主題曲和《我的中國心》傳遍大江南北。我家和影視圈有點關聯，我丈夫拍攝的電影《生死拍檔》殺青之前，曾去香港補夜景。這位攝影師素來不修邊幅，一次一人夜間外出，他和當地出租車司機因互誤對方是歹徒而鬧出了笑話，后來此事還登了報呢?，F在想來，八成是港片里渲染的黑社會打劫斗毆的情節(jié)作祟，讓我們這些內地人心里發(fā)毛。

我母親有位娘家叔叔早年在香港影視業(yè)闖蕩，拍過《少林小子》。20世紀80年代，他們夫婦到北京探親，我們第一次見面，他講起白手起家的創(chuàng)業(yè)史，真是不易。我領他參觀了我所在的電影廠，他感嘆內地的設備器材雖好，卻因種種制約造成浪費。

又過了差不多10年，直到1994年，我才有幸應同福畫廊吳艷梅女士之邀，飛到深圳，跨越羅湖，聞到了維多利亞海灣的潮濕氣息！在大會堂舉辦的《現實與縹緲》畫展里，我是唯一的大陸油畫家。臨行前父親千囑咐萬叮嚀，還為我準備了一份長長的前輩朋友名單。那次赴港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飛機，與失散多年的少年朋友陶金公子陶令昌重逢，是此行又一收獲。陶家曾在歷次運動中遭遇不測，無奈下，令昌只身跑到香港謀生，他曾在李翰祥導演的《火燒圓明園》等影片里配過音。幸虧我父親先在香港找到他，讓我們恢復了通信。

畫展開幕那天，令昌為我拍了全程錄像。從海上輪渡靠岸，到進展廳“環(huán)掃”我的20幅油畫，直到賓客散去，幾件作品成交，夕陽沉入海底，璀璨的燈火映亮了這座不夜城。

那次香港行，因為要守展和會友，我放棄了旅行團安排的許多觀景活動，只坐了一次纜車，落地后還去看了海豚表演。母親當年也坐過纜車，她說她當時嚇得不敢睜眼，她問我：“你睜眼了嗎？”我說：“當然，要不怎么能看到郁郁蔥蔥的山巒？”

初到香港沒丟一分錢，也沒去搭乘叮叮當的電車。我出門多半是坐令昌的摩托車，他告訴我在香港開車不好停車，騎摩托車就方便得多。他載著我穿過長長的隧道，疾駛在來回九龍的高速路上。一天我們挨了罰款，當警察向我們行禮的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掏出了北京身份證，當然毫無意義。說實在我那時不大習慣警察這么禮貌，大陸對開車年齡尚未開禁，我還不會開車。我在香港看到七旬老先生還能自如地駕車，畫廊吳老板把車從大廈樓頂的停車場開進開出，我覺得奇妙極了！

臨走前我逛了女人街，在母親和姐姐的囑托下買了胸針、手袋、洋娃娃等小商品。我還收到令昌和朋友們送的很多禮物，帶回的大小行李有七件。家人對我首次赴港很重視，那年母親已七旬開外，還和兒媳親自到機場去接我。

香港回歸那年，北京女畫家和香港女畫家一起在北京舉辦了聯展，由我撰稿，題目是“我們第一個做成了京港女畫家展”。兩年后我報了名去香港聯展，不料小年夜的凌晨，傳來父親病逝的噩耗，傷痛蓋過了香港。

三

時光跨過了新世紀，2003年我因赴印度觀光在香港轉機，終于有了再到香港的機會。動身前，我撥通了令昌的電話。再次通話時，我已經從恒生銀行換了港幣，回到香港機場了。我不顧旅伴的勸阻執(zhí)意留在香港，事后才懂那是一場多么冒險的經歷！

其實在印度返程航線上，我已看見外國旅客戴口罩，但當時只是感到莫名其妙。住在重災區(qū)的令昌兄對眾人的恐懼卻不以為然，他俏皮地說，我戴口罩，怎么教普通話？也怪，久違了的香港，地鐵里、街市上依然熙熙攘攘。只是隔幾步就有賣口罩的攤位，價格不一。令昌給我買了一只，我戴著港式口罩隨他去吃粵味小吃。

第二次來香港，九年一別，卻不敢多停留。報攤上層層疊疊，頭版上一律用大字號，極為醒目地刊出有關“非典”災情的驚人消息，足以證明此地疫情的嚴峻。我把自己一人關在小旅館里，連按電梯號鍵都避免用手指，只住了一夜，便逃離了。那年直達火車已開通，我回到北京，以為回到安全的港灣，不久便知好景不長。我仍惦記著香港，不讓自己錯過任何有關信息。一天，我在電視里看到香港一位護士為搶救病人獻出生命的報道，香港居民每人手持心儀卡排隊吊唁的場面，令我落淚。4月1日，張國榮別世，我的心又一次為香港牽動。

2007年深秋，我隨慶香港回歸10周年中國老藝術家畫展，第三次來到了香港。從北京微寒的初冬，抵達夏末般的海灣，參展畫家在金燦燦的紫荊花旁和海岸線上拍照留影，強烈的陽光，我睜不開眼，任海風吹散發(fā)辮，那一刻，我心曠神怡！

這趟香港之行我仍不能四處觀光，諸事安排，日程很緊。為節(jié)約時間，我全靠打車，沿著海灣行，自然車價不菲。頭一回坐香港出租車，感到挺新鮮，駕駛位屬英制設在右側，香港司機又不像北京司機好侃山，開車時，不是緘默，便是用手機耳塞一個勁兒通話聽從調度指揮。反正我聽不懂，正好一面觀景一面偷偷察言觀色。一次，我忍不住為鄰座的男人匆匆勾了一張畫像。

再說，在香港打車不那么簡單，先要找到上車指定地點，懂得排隊規(guī)矩。我多半是由賓館的服務生送去，哪怕需要他陪走一段路。出租車隊整齊地候在路邊，讓你不得不乖乖地先來后到。當車開到跟前，那帶路的服務生便會立刻幫我打開車門讓我入座，他再關上門，恭敬地站在車外等車啟動。后來我發(fā)現在香港不僅服務生是這樣，連我去拜訪的當地先生和朋友也都恪守此禮節(jié)。

彬彬有禮在香港居民身上已成習慣，我想這是百年修煉出來的。我新近認識的許月白夫婦，就是很典型的紳士家庭。初識這位瘦弱文雅的女藝術家，她系一身淺色衣裙，氣質不凡，猶如夢中畫，亦幻亦真。那天她請我和我的同學吃飯，在座的還有馬來西亞著名畫家楊淅麟、源子玲夫婦全家。餐廳高級，菜肴豐盛。席間，許月白的丈夫廖先生領我們去參觀藝術藏品。墻上大大小小的油畫，包括樓梯口、轉彎處和壁爐上方的畫幾乎都來自大陸。燈影里，各色人種在飲酒談天，俯瞰窗外滿城燈影閃爍，車流如舞動的彩龍。

廖先生明顯受過英式教育和嚴格的家教，和善謙恭，對太太的藝術事業(yè)很支持，以太太為談話中心，自己始終低調，堪稱模范丈夫。畫展開幕那天，他不僅禮貌地一幅一幅觀看我們的畫，還主動幫我們分別和自己的作品拍照。不過他們夫婦來得很遲，是否有意避開冗長的內地式的儀式，我不得而知。臨別時，許月白表示想到北京開畫展。一年后，她的愿望實現了。

在香港我還應約拜訪了明報出版社總編輯潘耀明先生。他干練明達，助手們客氣謙恭，難怪《明報》揚名海外，經久不衰。百忙中他盡地主之誼，請我在粵餐館吃飯，還送我一本剛出版的《楊憲益?zhèn)鳌?，這是他最關心的內地老人。

當日下午，德娟師的女兒畢宛嬰約我喝下午茶。德娟師和畢克官先生剛從北京來，一起聚的還有宛嬰的女友。我和她第一次見面，前幾年她因喜歡我寫的書，由宛嬰代我將書送過給她。她帶給我一本簡·奧斯丁的紀念小冊，談起歐洲喜形于色。宛嬰她們現在都有中文師資，看來回歸后的香港更需要中文師資。難怪再見到令昌，他已經是負責編寫教材的教研室主任了。他說在香港沒有退休一說，似乎是要干到生命最后。負責我們團隊的香港導游阿真在說笑中，也不時透露此意。他們是對終生辛苦的無奈，還是一種干到老的得意和自信，我看皆有之。

《城市文藝》的主編梅子先生親自送雜志到我下榻的酒店，是此行令我最感動的事，他那獨當一面、事必躬親的作風令人肅敬。離港時，他還打電話來約我寫稿，在他的一再鼓勵下，我才能寫下長文，開啟了埋藏已久的對香港的全部情愫。

我還想告訴讀者，我們幾個女畫家忙中偷閑，還在香港看了晚場的足版電影《色戒》。讓我的思緒又回到雙親的抗戰(zhàn)歲月……

銀幕內外，時代更迭，遐想無限……

寫畢于2009年北京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