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死在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九日。那天晚上我從上海到北平,很想見他一面,不料我剛下火車就聽見說任公先生已死了八個鐘頭了。次日,任公先生的遺體在廣慧寺大斂,我和丁在君先生,任叔永先生,陳寅恪先生,周寄梅先生,去送他入斂。任公先生的許多老朋友,如貴州蹇季常先生等,都是兩眼噙著熱淚。在君和我也都掉淚了。
二月初,在任公先生的追悼會上,大家都注意到丁在君的一副挽聯(lián):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在地為河獄,在天為日星?!?
這副挽聯(lián)最可以寫出在君對于任公先生的崇敬,也最可以表示任公先生和在君的友誼。
梁先生死后,許多朋友都盼望丁在君擔任寫任公傳記的事。在君自己也有決心寫一部新式的《梁啟超傳記》。為了搜集這部大傳記的資料,在君替梁氏家屬計劃向任公先生的朋友征求任公一生的書札。這個征求遺札的計劃的大旨是請任公的朋友把他的書札真跡借給梁家鈔副本,或照相片送給梁家。
當時征求到的任公先生遺札,加上他的家信,總計大概有近一萬封之多。這樣的大成功是由于幾個原因:第一,任公先生早歲就享大名,他的信札多被朋友保存,是很自然的。第二,他的文筆可愛,他的字也很可愛,他的信札都是紙精,墨好,字跡秀逸,值得收藏的。第三,當時國中沒有經(jīng)過大亂,名人的墨跡容易保存。
這近萬封的信札,就是這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最重要的一批原料。此外,這部年譜還充分采用了許多同時人的記錄,如《南海先生自編年譜》,如任公的兄弟仲策(啟動)的《曼殊室戊辰筆記》等等。這些記錄在當時只有稿本,到現(xiàn)在往往還沒有印本流傳,都是不易得的材料。(戊辰是民國十七年,梁仲策先生這部《戊辰筆記》作于任公先生死之前一年,是一部很可靠的傳記材料。可惜這部稿本后來已失落了。我舉仲策此書為例,要人知道在君編的這部年譜里保存了不少現(xiàn)在已很難得或已不可得的資料。)
在君開始聚集任公先生的傳記材料的時候,他是一個很忙的人,不能用全力來寫任公先生的傳記。民國十八年到十九年之間,在君領導了一個大規(guī)模的“西南地質調查隊”,直到十九年夏天才從西南回到北平。民國二十年他做了北京大學的地質系研究教授,從二十年秋季開學起,到二十三年六月,他在北大教了三年書。從二十三年六月起,他接任中央研究院的總干事。二十四年十二月他在湖南衡陽得病,二十五年一月五日,他死在長沙。
梁任公先生的年譜是在君先生在北京大學做教授的時期開始編纂的。在君自己是主編人,他請了一位青年學者趙豐田先生做他的助手,幫助他整理編寫他在那幾年里搜集的資料。因為材料實在很多,又因為在君自己實在太忙,所以這部年譜有些地方還可以看出這是一部草稿,沒有經(jīng)過最后的整理寫定。例如頁五二引《李宣龔與丁在君書》,本文說是《李宜龔氏給編者的一封信》。這是很清楚的在君自稱“編者”。但頁十二引梁思成《致在君先生書》,本文說是《梁思成先生給丁在君文江先生的一封信》,頁十六也說是《梁思成致丁在君先生書》。這兩處都不稱“編者”了。
在君死后,他的朋友翁詠霓把這部沒有經(jīng)過最后整理修改的初稿本油印了幾十部,分送給任公先生的家屬和朋友,請他們仔細審查一遍,附加評注,然后寄回——寄回給誰作綜合的整理修改,我現(xiàn)在已記不清楚了。我當年也收到一部油印本,后來好像是寄還給梁家了。事隔多年,我仿佛記得是由梁令嫻女士,思成,思永兩先生,思莊女士各位匯齊收到的油印本上簽注的意見,然后由他們決定請一位老輩朋友擔任修改這部初稿的巨大工作。丁月波先生(文淵)在此書的《前言》里曾提及林宰平先生“正在整理這部著作”。很可能的,林宰平先生就是梁家姊妹弟兄委托修改此稿的人。
油印本好像是題作《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這個題名可能是翁詠霓改題的,也可能是在君的本意。在君最初的意思是要寫一部現(xiàn)代式的《梁啟超傳記》,年譜不過是傳記的“長編”而已;不過是傳記的原料依照年月的先后編排著,準備為寫傳記之用。
油印本的底本就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藏的這部初稿本。這部初稿本原藏地質調查所,后來歸史語所收藏。
丁月波先生在他的《前言》里,曾稱此本為“曬藍本”,那是不很正確的。這部《初稿》本是一部毛筆清鈔本。但其中引用的信件,或任公先生的詩文,或他種文件,都是剪粘的曬藍本。當初編纂的計劃必定是把準備引用的傳記資料,如信札及他種文件,一概都用曬藍復寫,以便剪下來分粘在各個稿本里。最早的草稿本的引文必定也是曬藍剪粘的。后來這部清鈔本的引文也就照樣用曬藍的資料剪粘了。
月波又說,“其中經(jīng)(在君)二哥修改的筆跡,都歷歷可考。”我細看全部《初稿》清鈔本,上面只有涂抹的筆跡,沒有修改的文字,實在無法可以指定那毛筆的鉤抹是在君的筆跡。大概這部初稿清鈔本的底本必是在君先生和趙豐田先生的草稿本,上面必定有在君親自修改的筆跡。據(jù)我的記憶,那部草稿本是送還給任公先生的家屬了。
這部《長編初稿》的主編人是丁文江,編纂助理人是趙豐田。全部書有一致的編纂體例。除了最早幾年之外,每年先有一段本年的大事綱領,然后依照各事的先后,分節(jié)敘述。凡引用文件,各注明原件的來源。因為文件是曬藍剪粘的,故偶有模糊不能辨認的字。又因為原料實在太多,趙君句讀標點也不免偶有小錯誤。
但這部《長編初稿》是大致完成了的一部大書。其中最后的一小部分可能是在君死后才趕完成的。(這是我的追憶,我不能斷定那一部分是在君死后才完成的。最后一年記任公先生之死,以及身后情形,都很潦草,顯然不像是在君看過的。)這部《長編初稿》保存了許多沒有經(jīng)過最后刪削的原料,所以任公先生的兒女們在當時都感覺,這一大批原料應該再經(jīng)一遍刪削,方才可以付印流傳。
但我們在二十多年后,不能不承認,正因為這是一部沒有經(jīng)過刪削的《長編初稿》,所以是最可寶貴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
世界書局的楊家駱先生受了丁文淵先生身前的委托,費了大力量把這部清鈔本重鈔了一部,用鈔本排印流傳,這件大工作費了兩年的時間,這是梁任公先生的朋友們和丁在君先生的朋友們都應該誠心感謝的!任公先生的兒女們在當時也許有種種的顧慮,不愿意把這部沒有經(jīng)過最后修改的原料長編印行出來。但在梁任公死后二十九年,丁在君死后二十二年,還沒有一部根據(jù)這部《長編初稿》寫出來的《梁任公年譜定本》,或《梁任公傳記》,——我們不應該再等候了。我們感謝楊家駱先生把這一大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排印出來。我們相信這部大書的出版可以鼓勵我們的史學者和傳記學者去重新研究任公先生,去重新研究任公和他的朋友們所代表的那個曾經(jīng)震蕩中國知識分子至幾十年之久的大運動。我們盼望,這部原料《長編》出版之后不久,就可以有新的、好的《梁啟超傳記》著作出來。
我們最感覺悲哀的是為這部稿本的流傳曾出了大力的丁月波先生竟不能親自看見這部大書的出版了!
一九五八,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