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曲線”往下降的不幸情況下，國民黨的頑固派反動派老爺們，忍心將中山先生所留給中國最可寶貴的遺產(chǎn)三民主義拋諸九霄云外，而獨津津有味于禍國殃民的“三擦主義”的橫沖直撞。所謂“三擦”，即在前面曾經(jīng)大略談過的軍事摩擦，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無論在“三擦”中的那一“擦”，在頑固派反動派方面都是要用倒退來消滅進步：在軍事摩擦中，他們所要消滅的是進步的軍隊；在人事摩擦中，他們所要消滅的是進步的人才；在文化摩擦中，他們所要消滅的是進步的文化。我是一個文化工作者，進步文化的遭難，于我當然要發(fā)生更直接的沈痛的感覺，是使我陷入苦難的更直接的原因。

首先我們要問什么是進步文化？進步文化和倒退文化有什么區(qū)別？黑暗勢力為什么要殘酷地摧殘進步文化？

我和四五百工作同志所慘淡經(jīng)營艱苦支持的文化機關是全國同胞及海外千萬僑胞所共知的生活書店。我們對于干部教育非常注意，每星期有油印的《店務通訊》一小冊，分發(fā)到布滿全國各重要地點五十余處分店同人公閱，我在每星期的《店務通訊》里都寫有一篇文章，對全體同人指示有關文化的重要問題及工作途徑等等，我記得其中有一篇是專門解釋進步文化的內(nèi)容。進步文化須與中國當前的進步時代的實際需要相配合；中國當前進步時代的實際需要，最扼要地說來是團結，抗戰(zhàn)，和民主，所以擁護團結，抗戰(zhàn)，和民主的文化是進步文化，反對或破壞團結，抗戰(zhàn)，和民主的文化是倒退文化。團結是指全國各黨派各階層都在抗戰(zhàn)建國的共同目標之下，精誠團結起來，不再有內(nèi)戰(zhàn)或摩擦的不幸現(xiàn)象發(fā)生，一切力量對外則集中于爭取抗戰(zhàn)勝利，對內(nèi)則集中于實現(xiàn)民主政治?？箲?zhàn)是民族解放必須經(jīng)過的一個過程，抗戰(zhàn)的發(fā)動是建立在團結基礎之上，是眾所共睹的事實，抗戰(zhàn)力量的加強和抗戰(zhàn)最后勝利的獲得，也必須建立在團結基礎之上。民主政治本來是我們建立真正民國的前提，而在抗戰(zhàn)期間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必須以民主的方式和精神來共同推進國事，才能鞏固團結；也必須以民主政治來發(fā)動民眾力量，革新政治，才能加強民眾動員；鞏固團結，加強民眾力量和動員，才能增強抗戰(zhàn)力量，在事實上做到愈戰(zhàn)愈強，達到抗戰(zhàn)最后勝利的目的，同時也達到建立真正民國的目的。根據(jù)這種基本的認識，本店出版的書報乃至代銷的書報，都須注意是否能夠促進團結，鞏固團結；是否能夠加強抗戰(zhàn)，堅持抗戰(zhàn)；是否能夠推進民主，實現(xiàn)民主。在相反方面，我們絕對不但不制造或煽動摩擦，而且要盡力消除或反對摩擦；我們絕對主張徹底抗戰(zhàn)，反對妥協(xié)投降；我們要求實現(xiàn)真正的民主政治，反對法西斯，反對一黨專政，反對新專制主義，反對掛羊頭賣狗肉的有名無實或徒有形式而缺乏精神的“民主”政治。合于這個標準的便是進步文化，因為他能配合中國當前進步時代的實際需要；違背這個標準的便是倒退文化，因為它把中國往后拉，它使中國人民大眾陷入水深火熱的苦難中。除上述三點外，我還可以加上這樣的幾句話：我們所努力的是為大眾謀福利的文化，而不是為少數(shù)人謀私利的文化，所以在思想或理論上我們積極注重于大眾有利的思想或理論，反對為少數(shù)人保持私利的欺騙或麻醉大眾的思想或理論。

中國的文化事業(yè)，大概說來，有這樣的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與政黨有關系的，一部分是沒有政黨關系的民眾的文化事業(yè)。與政黨有關系的文化事業(yè)，其本質(zhì)是倒退呢？還是進步？這要看他所屬的政黨在實際上所采用或所主張的政策是倒退還是進步。就中國目前說，在野的各抗日黨派對外都主張團結抗戰(zhàn)，反對發(fā)生內(nèi)戰(zhàn)或摩擦，對內(nèi)都主張實行民主，反對一黨專政，（最有趣的是對遠景都主張社會主義，詳見拙著《抗戰(zhàn)以來》一書。）這都能配合中國當時進步時代的實際需要，在政策上可說是進步的，所以他們所主持的文化事業(yè)，都可說是在進步文化范圍以內(nèi)。這里面在主張上當然也還有程度之差，在事業(yè)規(guī)模及力量上也還有大小的區(qū)別，因此在政治逆流之下，雖同受頑固派反動派的壓迫，其尖銳或慘酷的程度也各有程度上的差異。（其間還有暫時失足離開正確立足點的，例如國社黨的張君勱先生在抗戰(zhàn)初年曾經(jīng)有一封公開的信被頑固派反動派所利用，但后來張先生亦自知誤會，在野各抗日黨派們團結如初。）至于與黨派無關系的民辦的文化事業(yè)，如就出版業(yè)說，其間亦略有新舊之分，舊的向來偏重于教科書的出版，在基本知識上雖也占相當重要的地位，但與當前進步時代的實際運動之接觸較少，就這一點說，所含的時代的進步性比較地有限。新的偏重于課余讀物及一班讀物的出版，與當前進步時代的實際運動較有密切的接觸，因此所含的時代的進步性也比較地濃厚。

中國政黨最大的要推執(zhí)政的國民黨。國民黨承受中山先生最可寶貴的遺產(chǎn)三民主義。中山先生雖曾在序文中勖勉國人繼續(xù)研究，但其中實含有豐富的進步性，國民黨中號稱中山先生的信徒們，如能發(fā)揮光大遺教的進步性，采用進步的政策，使國民黨不但領導全國抗戰(zhàn)，而且領導全國實施加強抗戰(zhàn)加速抗戰(zhàn)勝利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等方面的進步政策，那在進步文化上必能發(fā)生堅強領導的實效，是不成問題的。但是現(xiàn)在如何？CC派所把持包辦的教育之“特務化”，摧殘青年，壓迫思想，極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能事，已成為眾所周知的深可痛心的公開的事實。至于出版物，發(fā)揮光大三民主義的良著固遍覓不見，即有二三定期刊吧，“潑婦罵街”外無內(nèi)容，而且罵的內(nèi)容，千篇一律，好像天天聽潑婦罵人“殺千刀”，貧乏之至，無味已極，這種“文化”，我再無以名之，名之曰“殺千刀文化”！令人看了幾句即不再看下去，因為已經(jīng)知道下面罵的是怎樣的一套！千語萬語，歸結不外兩件“大事”：破壞團結，反對民主！這樣的出版物，就是廣刊分送，也引不起讀者注意，要在進步文化方面發(fā)生堅強領導的實效，更無從說起。我在上面已經(jīng)提及，根據(jù)中山先生寶貴遺教三民主義所含的豐富的進步性，原可在進步文化上建立堅強的領導，現(xiàn)在頑固派反動派卻無視三民主義所含的進步性而盡力于“三擦主義”，閉目掩耳，樂此不疲，使中山先生所手創(chuàng)的具有過去光榮歷史的黨所原有的進步文化領導地位陷入倒退文化的深淵，實在是一件深可痛惜的事情。

倒退文化和進步文化競爭，結果必然是要著著失敗，頑固派反動派不自反省其失敗之所由來，而徒懷恨于進步文化的突飛猛進，以為他們之所以著著失敗，是進步文化做了他們的障礙，于是發(fā)生一種幻想，以為只須用全力消滅進步文化，便可達到他們“唯我獨尊”的目的，從此可以高枕而臥，從心所欲了。

由于這種幻想所生的結果，便是壓迫進步文化摧殘進步文化，于是才有進步文化遭難的不幸現(xiàn)象。

進步文化所包含的因素，我在上節(jié)已經(jīng)談過。進步文化是有時代性的，我們在今日中國所提到的進步文化，當然要連系到中國當前進步時代的實際需要。我和數(shù)百工作同志所共同努力的文化事業(yè)，以生活書店為中心，只是全國進步文化中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逆流中，整個進步文化遭受壓迫的情況下，這一部分所遭到的苦難尤為殘酷，此中也有其獨特的原因。

在野各抗日黨派對于文化事業(yè)都各有其相當?shù)慕?jīng)營，而其中的中共在其中心所在地的延安及其抗敵衛(wèi)國的敵后根據(jù)地，固有其大規(guī)模的文化事業(yè)，即在戰(zhàn)時首都，亦有其日報雜志的刊行，及書店的設立。除中共外，其他在野抗日政黨所辦的文化事業(yè)，規(guī)模都較小，如青年黨在成都有一種日報的刊行，此外有《國論》的刊行，國社黨有《再生》周刊的刊行，以前僅在香港有《國家社會報》為其機關報；第三黨原有一種定期刊名《民族解放行動》，似時有時輟。職教派有《國訊旬刊》。村治派的梁漱溟先生到香港為民主政團同盟創(chuàng)辦《光明報》時才有一定的言論機關，經(jīng)常發(fā)表他的政見。（日本占領香港后，當然停辦。）就上述各黨派而論，中共所主持的文化事業(yè)，顯然有較大的規(guī)模與廣大的力量，故在大后方文化摩擦尖銳的時候，所受的壓迫也很厲害，但以中共在堅強的組織上及進步的政治力量與進步的武裝力量上都可使頑固派反動派不得不有所顧忌。這一部分進步文化事業(yè)在后方所遭受的壓迫尚有其限度，理由便在此。其他黨派所辦的文化事業(yè)因規(guī)模較小，摩擦的機會雖亦常有，（例如成都的青年黨機關報就常與當?shù)氐狞h部及檢查機關有激烈的斗爭。）其發(fā)展或擴大亦常有其限度。故同為進步文化范圍內(nèi)的事業(yè)，頑固派反動派的壓迫或摧殘，卻每與對方事業(yè)的規(guī)模及力量成正比例，而像中共在政治上及武裝上有其進步的實力以作其進步文化的保障，那在在野各抗日黨派中卻算是例外。

現(xiàn)在要談到我和生活書店同人所支持的那部分進步文化事業(yè)。關于生活書店的組織和管理，以及生活書店全體工作同志精神之所在，我在拙著《事業(yè)管理與職業(yè)修養(yǎng)》一書中論述頗詳，可供參考，我在這里所要特別指出的，就是生活就組織上說，它是四五百工作同志在十六年長時期中（假定以《生活》周刊創(chuàng)辦于一九二五年為始，至被摧殘到一九四○年為一段落，）血汗乃至血淚的結晶品，一步一步由極小規(guī)模而擴充起來，將所有收入盡用于事業(yè)的擴充與改進，而不是由任何政黨或政團出資創(chuàng)辦的；就這一點說，我可以毅然決然地說，生活書店是沒有黨派關系的民辦的文化事業(yè)。（除內(nèi)部的四五百工作同志外，圍繞著生活書店熱心支持本店文化事業(yè)的無數(shù)的進步作家，以及海內(nèi)外熱烈贊助本店文化事業(yè)的無數(shù)的讀者，對于本店的構成，當然也盡了很大的力量，是本店內(nèi)部工作同志所永遠銘感與永遠引為無限光榮的。）但是就精神上說，由于我是忠誠堅貞的愛國者，由于最大多數(shù)的工作同志都是熱烈誠摯的愛國青年，（在長期的過程及最大多數(shù)的集體力量中即有一二例外或差一點的，亦不起任何作用，）這個文化機關在救國會成立以前，就和民族解放的偉大運動在實際上連在一起，自從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發(fā)生及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成立以后，生活書店所出版的定期刊，尤其是《大眾生活》，在事實上成為全國救亡運動最主要的機關刊物。其他書籍雜志，足供救亡運動參考者亦甚被社會重視。至于團結，抗戰(zhàn)，民主，在救國會所提出的政綱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亦成為進步文化的內(nèi)容，生活書店即為進步文化機關，對于救國會政綱的熱誠擁護與努力倡導，固為意中事：因此有人認生活書店是救國會派的文化機關。關于這一點，就救國的主張而論，我們用不著否認，而且我們數(shù)百同志所共同努力的這個文化機關，能在救亡運動中有所貢獻，正是我們深深覺得無上光榮的事情。

生活書店雖非救國會所出資創(chuàng)辦的，也不是在組織上直接隸屬于救國會的，但對于救國主張在原則上或精神上卻與救國會共鳴，具體說來，就是對于團結，抗戰(zhàn)，民主，的積極倡導與擁護是和救國會一致的，是和救國會同樣堅決的；這都是事實，我只是很坦白地把事實提它一提。事實勝雄辯，這樣明顯的事實，本來用不著再提，但是一則因為談到文化事業(yè)機關與黨派有無關系的一般情形，有交代明白的必要；再則因為國民黨的頑固派反動派不能以堂堂正正之旗，光明磊落地在文化事業(yè)上與人作工作的競賽，往往利用黨派斗爭的藉口，周納陷害，掩人耳目，而在實際上只是壓迫進步文化事業(yè)，摧殘進步文化事業(yè)而已！如今把事實指出，愈使魑魅魍魎無所遁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了?。P于生活書店的組織及其構成歷史，和它的進步性也有關系，以后還要談到。）

我和數(shù)百工作同志所艱苦支持的這一部分的進步文化事業(yè)——中國整個進步文化事業(yè)的一部分——雖是與黨派沒有關系的民辦的文化事業(yè)，因為他的事業(yè)在本質(zhì)上是進步文化事業(yè)，已足招頑固派的嫉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甘心。更加火上添油的是他的事業(yè)突飛猛進，力量宏偉，（至少在他們看來，雖則我們還覺得欿然不自足，）除中共外，其他在野的抗日黨派所主持的文化事業(yè)，在規(guī)模及力量上都比較地小，于是在頑固派反動派看來，這支堅強偉大的進步文化生力軍是他們的莫大障礙物。同時因為它除在救國主張上和救國會派共鳴外，在實際上也并不是任何黨派的機關，而只是與黨派沒有關系的民辦的文化事業(yè)，更說不到有什么實際的政治力量和進步的武裝力量做保障，使頑固派反動派的鼠膽不得不于橫行之余稍稍有所顧忌，所以除了法律保障和民眾同情之外，頑固派反動派可以違法蹂躪，任所欲為。法律在他們手里，正如中央圖書雜志審查會總務主任朱某所公然言稱：“我要怎么樣就怎么樣！”法律保障無從說起，民眾組織早在官化之列，真正的民眾同情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短時期內(nèi)，在表面上，是無法急速加以拯救的。這便是在政治逆流中，整個進步文化遭受壓迫的情況下，這一部分進步文化所遭到的苦難尤為慘酷的獨特的原因。

講到生活書店發(fā)展的迅速，蓬勃的氣象，我不是在這里寫生活書店歷史，無意作有系統(tǒng)的詳細的敘述；我在這里只是要說明生活書店發(fā)展的迅速和氣象的蓬勃如何引起深刻的注意。如果他的規(guī)模小，力量小，所遭的苦難也許不致于這樣慘酷。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zhàn)發(fā)生以前，生活書店總店在上海，分店僅廣州及漢口兩處。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以后為適應抗戰(zhàn)期間全國同胞對于抗戰(zhàn)文化的迫切，本店特派高級干部數(shù)十人分往內(nèi)地各重要地點創(chuàng)設分店，由于負責干部的艱苦奮斗，業(yè)務更一日千里，異常發(fā)達，不到一年，全國分店已達五十余處。一九三八年總店已移至漢口，負責主持營業(yè)的同事，為著使全國讀者便于就近購買所需書報起見，特將散處全國各地的五十余處分店在一張地圖上用圓點注明，以此圖形在報頭刊登半版廣告，陸續(xù)在各報登出。不料有一天將這樣的廣告底稿送至國民黨的機關報《掃蕩報》接洽登載的時候，竟被無故拒絕！我們的那位同事深覺詫異，再三向該報廣告部探詢原因，據(jù)說是“上面”預先這樣囑咐的，后來又問他們，何以有這樣的囑咐，據(jù)說這個廣告有著政治作用！一個公開的合法的出版機關在報上登載分店地址的廣告，有什么“政治作用”之可言？如果大家都承認當前的政治大目標應該是：堅持團結抗戰(zhàn)，實現(xiàn)民主政治，那么這種進步文化機關愈發(fā)達，于政治目標的加速達到，正有百利而無一害，為什么要拒絕它登載分店地址的廣告呢？這種奇異現(xiàn)象的解釋其實也很簡單，就在：那個時候，這個進步文化機關發(fā)展的迅速和氣象的蓬勃，已經(jīng)嚇倒了國民黨中的某些頑固分子反動分子！不過那個時候的政治“曲線”還未迅速往下降，頑固派反動派還不敢十分放縱，只想盡力壓抑你的發(fā)展，未敢即下決心請你完全關門大吉罷了。

但是適應進步時代的進步文化的向前發(fā)展是不可能壓抑的，生活書店的事業(yè)仍然向前發(fā)展；最顯著的象征是任何一個分店都擠滿著熱心讀者，自朝至暮，川流不息，清晨趕著開門，晚間難于關門，各地讀者熱烈的情緒是十分使人感奮的。

白健生先生（崇禧）的秘書某君有一次告訴我，說他有一天陪白先生在桂林乘汽車經(jīng)過生活書店桂林分店的門口，人山人海，擁擠不堪，白先生以為是什么戲院的門口，無數(shù)觀眾，在那里擁擠著爭先恐后地購買戲票！那位秘書聽了不禁笑了起來，說那是生活書店的門口，擁擠著的人們是要買書報，不是要買什么戲票。白先生聽了為之欣然，說這足見抗戰(zhàn)期間民眾文化的突飛猛進，真是可喜的好現(xiàn)象！白先生當時脫口而出的這幾句話可以說是完全出于愛國的至誠。但是白先生沒有料到生活書店以后所遭到頑固派反動派的那樣殘酷的摧殘。這種“可喜的好現(xiàn)象”時常接觸到他們的眼簾，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進步文化的突飛猛進，雖有利于國家民族，雖有利于人民大眾，但卻是頑固派反動派的莫大的障礙物。他們是津津有味于軍事摩擦，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但是受過進步文化的熏陶的人卻不肯閉著眼睛，黑著良心讓他們牽著鼻子走。所以我們在進步文化遭受壓迫的時候，曾經(jīng)聽到頑固派反動派宣稱進步文化的“罪狀”，這樣說道：許多青年一經(jīng)看過新書報（指進步的書報）之后，頭腦就堅強得像石頭一樣，他們的言論（指頑固派反動派自己的言論，即他們所辦的“殺千刀文化”）無論如何再打不進去！因此他們對著進步文化的偉大力量發(fā)抖，于是忍心害理，加以摧殘?！　∪缟鲜鲱B固派反動派所宣稱的進步文化的“罪狀”而果為事實，我們不禁為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慶幸！為什么呢？進步文化的當前主要目標是鞏固團結抗戰(zhàn)，促進民主政治，如今經(jīng)過進步文化的努力，在中國青年中產(chǎn)生了整千整萬的團結抗戰(zhàn)的堅持者，產(chǎn)生了整千整萬的民主政治的擁護者，使“殺千刀文化”竟無所施其技，這不是為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奠定了堅強不能動搖的基礎嗎？在這里有一點須鄭重聲明的是：這是中國整個進步文化所努力收獲的成果，而不是僅在中國整個進步文化中占著一部分的生活書店的文化事業(yè)所獨能居功。但是頑固派反動派看到生活書店發(fā)展的迅速和氣象的蓬勃，卻把整千整萬的“堅強如石的進步頭腦”歸咎于生活書店，竟認為要鏟除進步文化，發(fā)展他們自己的“殺千刀文化”，非從摧殘生活書店下手不可！

在政治“曲線”正往下降的情況下，在國民黨舉行的五中全會里面，我們就聽說有人竟公開宣稱：“生活書店的書籍，雖在鄉(xiāng)村僻壤，隨處可見，可謂無孔不入，其勢力實在可怕，而本黨的文化事業(yè)卻等于零，不能和他競爭，所以非根本消滅它不可！”（傳聞的大意如此，是參加該會的友人某君告訴我的。）頑固派反動派不自己想想所采用的文化政策是國人共棄的“殺千刀文化”，不自己想想自從國父中山先生去世以后，除已成著名漢奸的周佛海所著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一本書，究竟出版了幾本甚至一本發(fā)揮總理遺教的巨著，而但切齒痛恨于他人所辦的進步文化事業(yè)發(fā)展的迅速，以為是自己所以不能發(fā)展的原因，中山先生在天有靈，真不免要痛哭流涕長太息罷！

但是他們的“邏輯”無論如何不合理，而他們在政治不民主情況下是有權有勢的人，所以我和數(shù)百同志所辛勤努力的這部分的進步文化事業(yè)終于因為在他們看來“其勢力實在可怕”，而不免慘遭他們的毒手。我們這部分進步文化事業(yè)正在慘遭他們毒手的過程中，我在十分沈痛悲憤之中，要想拯救他的生命，也曾經(jīng)奔走訪問在國民黨中腦子比較清醒的朋友，解釋我們事業(yè)的光明正大的立場與所遭受的摧殘的不合理。其中有一位是從前的報界前輩，他很坦白地告訴我說：“××兄，老實對你說，他們認為你們的文化事業(yè)的廣大發(fā)展，是他們的文化事業(yè)的障礙！”這位前輩的話，證實了上述五中全會中的傳說。其中還有一位是我從前的老同學而現(xiàn)在成為CC派特務的主持人，他很直率地告訴我說：“以這樣一個偉大力量的文化機關放在一個非本黨黨員的手里，黨總是不能放心的！”他們盡管一位是報界前輩，一位是我的老同學，但是我為著擁護真理起見，不得不很抱歉地說明：立在國家民族利益的立場不問文化事業(yè)的內(nèi)容是否有利國家民族，而只是驚其“廣大發(fā)展”，只是因為他的主持人不是本黨黨員，而即橫加摧殘，這里所謂“他們”，無疑地是指頑固派反動派，這里所謂“黨”無疑地不是指承襲中山先生革命傳統(tǒng)的整個的國民黨，也只是指頑固派反動派的卑鄙心理而已！

這些談話都足以證明：在整個進步文化遭受壓迫的情況之下，生活書店同人所努力的這部分的進步文化事業(yè)所以遭受到尤其殘酷的摧殘，是因為它的發(fā)展迅速，氣象蓬勃，力量宏大，深入民間，尤其受到頑固派反動派的嫉視。這顯然不是什么黨派斗爭問題——他們所放的煙幕彈——而是進步文化與黑暗勢力的斗爭。

頑固派反動派對于進步文化的壓迫，利用審查機關作威作福，原來是一條捷徑。關于重慶圖書雜志審查會的種種無理取鬧，我在拙著《抗戰(zhàn)以來》一書中曾經(jīng)舉出不少的事實，在這里不再贅述。但雖將“黨派團結”改為“黨派統(tǒng)一”，（他們最怕最恨的是“團結”，但是把“黨派團結”一改而為“黨派統(tǒng)一”，在他們認為暗合“消滅異黨”的宗旨，得意之至！至于原著者的原意何在，在他們是“管他娘”！）將“婦女解放”改為“婦女復興”，（他們認為“解放”是中共專用的名詞，至于“婦女復興”如何可通，在他們是不加思索的。）鬧了不少笑話，但是無論如何，總不敢公然提出破壞團結反對民主的主張強行加入或改換進步作家的文章里面去，于是另想妙法利用憲兵或“特老”的檢查作違法的破壞。例如我所主編的《全民抗戰(zhàn)》周刊，有一位文藝家在成都車站上閱看，就被憲兵干涉，說是不可以看。這位文藝家提出抗議，說后面明明印有重慶圖書審查會審查通過證的字樣，為什么不可以看，他說盡管審查通過，仍不可以看！這位文藝家很氣憤，一到重慶，就把這件事實告訴我們。還有一件奇怪的事件。有某先生對算學深有研究，對這門科學的興趣非常濃厚。他由重慶赴桂林，帶有一本生活書店出版的《珠算速記法》，途中特老檢查時問他為什么要看這本書，這位先生是一位忠厚長者，誠誠懇懇告訴這位特老，說他對研究算學特有興趣。特老怒目對他斥道：“不管你對研究算學有多少興趣，生活書店出版的書是不可以看的?！鄙顣晔窃谡缘暮戏ǖ某霭鏅C關，這本書是經(jīng)過政府審查機關通過的，你一看書名，就知道內(nèi)容不會含有任何政治性，（即含有政治性的書經(jīng)過審查通過，亦應得到合法保障，）但是頑固派反動派對于進步文化機關的違法摧殘其合法的事業(yè)，其喪心病狂，可謂已達極點。

但是這在頑固派反動派仍未能滿足?！度窨箲?zhàn)》周刊在?？郧?，每期數(shù)萬份，憲兵雖多，不可能跟隨每個讀者作違法的恫嚇。生活書店所出版的書籍更是汗牛充棟，不可勝數(shù)，即就算學一門而論，特老雖狠亦不可能跟隨每一位算學研究者而加以無理的干涉。于是頑固派反動派又另想妙法，忍心害理，用更殘酷的手段，決定封店捕人，先將生活書店的各處分店盡行鏟除凈盡，企圖由此完全毀滅這一部分他們所認為“其勢力可怕”，望著發(fā)抖的進步文化事業(yè)。

違法的卑鄙的毒計既定之后，一九三九年四月先從西安生活書店分店“開刀”，不但將店封閉，經(jīng)理及職員逮捕，而且將所有生財用具搬移一空，形同劫掠。（后來看見赫然安置在他們新開的該地中國文化服務社分社中應用，可謂妙不可言，自居強盜，抑謙謙君子自居小偷，則未見聲明，不得而知！）自一九三九年四月起至年底，不到幾個月，由西安而天水，而南鄭，而宜昌，而萬縣，而沅陵，而吉安，而臨川，而南城，而贛州，而金華，而麗水，而立煌，而福州，而南平，而曲江，而梅縣，而蘭州，而衡陽，而貴陽，而桂林，而成都，而昆明等等五十余處的生活書店分店負責人都遭受同樣的苦難。負經(jīng)理責任的高級干部被無辜逮捕的達四十余人之多。我們四五百同事和無數(shù)進步作家及熱心讀者在十六七年的長時期中所培植的進步文化基礎，由于頑固派反動派的嫉視，嗾使各地黨部憑藉暴力（原來應該以法保障人民的警察或軍事機關），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違法摧殘，任意蹂躪，這不僅是一個進步文化機關的不幸，也是中國政治史上文化史上最污穢的一頁！生活書店雖是由內(nèi)部工作同志公推一人在政府經(jīng)濟部注冊的商業(yè)機關，而內(nèi)部的組織在實際上是采用合作社的原則，內(nèi)部的管理是采用民主集中的原則，全體工作同志是受著他們自己所選舉出來的理事會的集體的領導，我是全體工作同志所選舉出來的理事會主席，我對于這部分進步文化事業(yè)的總的責任是應該忠誠擔負起來的，所以我現(xiàn)在盡管在流離顛沛，病體危殆，九死一生之中，我只須一息尚存，必須秉筆直書，將頑固派反動派違法摧殘進步文化的殘酷而卑鄙的手段呈訴于海內(nèi)外公正同胞之前，并把他們的罪狀宣告于天下后世。我并希望國民黨中腦子比較清楚對于中山先生遺教真正忠實的人士趕快反省，采用進步的政策，不要縱任頑固派反動派橫行無忌，喪失國民黨所應有的光明前途。

當我們接到西安分店被封經(jīng)理被捕的消息的時候，我們還以為這也許只是偶然發(fā)生的地方事件，并沒有想到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已有人決定一網(wǎng)打盡的毒辣計劃。我便往國民黨中央黨部去訪問宣傳部長葉楚傖先生，承他出來晤談，副部長潘公展先生也參加談話。我說西安的事情既為該處省黨部所發(fā)動，中央黨部應有所知，究竟為著什么原因而有這樣嚴重的處分，他們推說不知道，要等他們?nèi)ル娫儐枴?

這樣，我們只得等待他們?nèi)ル妴柮髟?，再商辦法。當時葉先生卻接下去談到關于生活書店的整個問題。他說生活書店事業(yè)發(fā)達，但總有一部分不肯公開，所以黨對他不放心。我問他有什么部分不肯公開，他說不出。他既不知道有什么部分不肯公開，何以武斷說“總有一部分不肯公開”，可見他的話毫無事實根據(jù)。我告訴他說：生活書店光明磊落，沒有任何部分不可以公開，沒有任何部分不肯公開的。生活書店的人可以公開，經(jīng)濟可以公開，他有何疑問盡管提出，必能給他以充分的答復。生活書店的出版物都是公開的，沒有秘密的，而且依照政府的法令，經(jīng)過審查機關的審查，更有什么不公開之可言？就是根據(jù)政府法令，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可免送審查，但我們的倉庫也是可以公開的。審查會或黨部如要察看，也可以隨時派人往各倉庫察看。這樣說來，生活書店還有什么一部分不肯公開？

聽了我這一番說明之后，葉潘兩位先生都沒有話說。過了幾天，我再去聽回音，知道西安省黨部的回電已到，羅列四個罪狀：（一）售賣禁書；（二）為某方作通訊機關；（三）店內(nèi)同人有小組織，顯有政治訓練性質(zhì)；（四）店內(nèi)出版物誹謗陜西當局。其實這四個罪狀一個都不能成立。請先談禁書。

（一）國民黨領導下的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原來要各書業(yè)將所有已出版的書籍送審查通過后才準售賣。這種辦法無異強迫各書業(yè)立刻都關門大吉，引起全體書業(yè)的抗議，才酌予變通，規(guī)定凡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書可無須審查，在此時以后出版的書必須將稿件送審查。全體書業(yè)都照此辦法，生活書店當然也沒有例外。依此規(guī)定，一九三九年四月出版的書，都是先將書稿送審查，得到審查證后，才付排印，生活書店也同樣辦理，原無禁書的問題發(fā)生。即屬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書，如果審查會根據(jù)政府所公布的審查標準，發(fā)現(xiàn)有須禁止發(fā)行的理由，將禁書書名及出版處所通知書業(yè)同業(yè)公會，再由書業(yè)同業(yè)公會通知各同業(yè)，以便遵守，事屬兩便；檢查的時候亦應由統(tǒng)一的審查機關根據(jù)審查會的統(tǒng)一的標準及審查的結果，加以檢查，也可以免去不少不必要的糾紛。但事實卻不是如此。同屬于同一國民政府和同一國民黨領導下的各地圖書雜志審查會，中央審查會通過的，各地方審查會可以加以否認，即可認為不能通過而視為禁書；各地方審查會彼此之間也可以隨意否認，隨意即指為禁書！例如昆明通過的，桂林通不過；桂林通過的，中央通不過；中央通過的，桂林也可能通不過！生活書店出有一本書叫《新生代》，在桂林審查會通過后，印了五千冊，費了許多工夫運到重慶，卻被中央審查會否認，作為禁書全部沒收。你問他們同是根據(jù)中央所公布的審查標準條例，為什么有這樣矛盾，使書業(yè)于遵照法令送審之后還要受到這樣毫無理由的損失，他們無辭以答，但是他們隨意說是禁書就算是禁書，置交涉于不理。至于檢查書報的機關，更是五花八門，各自為政，有圖書審查會，有公安局，有憲兵團，有臨時駐扎的部隊，有黨部，各機關有各自的“標準”，于是可以隨意指任何書報為禁書。試舉一個尤其奇特的例子，生活書店出有一本蔣委員長的《抗戰(zhàn)到底》，是搜集蔣委員長許多領導抗戰(zhàn)的演講詞，而且都是公開在各報上陸續(xù)發(fā)表過的，不但經(jīng)過內(nèi)政部審查通過準許注冊，而且還經(jīng)過中央審查會審查通過，但是戰(zhàn)時首都的公安局卻隨意指為禁書，捆載而去！我向有關各機關交涉，都承蒙他們置之不理。內(nèi)政部審查圖書，也是根據(jù)三民主義等等原則，但是審查會也隨意否認，指為禁書，其他檢查機關也可以任意加以“禁書”罪名，這都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這本《抗戰(zhàn)到底》卻經(jīng)過兩重的審查通過（內(nèi)政部及審查會），仍然完全失去法律保障，我們多方探詢之后，才知道因為該書附錄里載有中共響應蔣委員長的宣言，這宣言原是在各報上公開登載過的（報上文件也經(jīng)過新聞檢查處的檢查），原來頑固反動分子也各有其程度的差異，中央政府又未公布過“頑固反動標準條例”，所以盡管是依法審查通過的圖書，只要頑固反動分子的特殊青睞，便隨時隨地可以失去依法的保障！

以上還是指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后出版的書報而言，至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書報，依政府法令是可以無須送審的，那檢查機關更可以隨意指為禁書。經(jīng)過依法送審的書報，得到審查通過證，仍然不一定能夠得到依法的保障，遵照法令無須送審的書報（指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那不能得到依法的保障，檢查機關可以隨時隨地任意誣陷，更不待言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西安黨部以售賣禁書為罪狀而封店捕人，我們認為是莫須有的罪狀。我們請中宣部電令西安黨部指明所謂禁書是什么書，應即查明列舉呈報，結果是石沉大海，并無下文，所以我們斷定這一點是誣陷無疑的。而且即退一萬步說，果然售賣了禁書，出版法亦有明定的辦法，先須警告，警告無效，才加以罰款，亦不應遽而封店，捕人，甚至劫掠一空，現(xiàn)在西安黨辦的中國文化服務社分社的櫥窗玻柜，赫然就是以前西安生活書店分店所有的原物，這又是根據(jù)什么法律，那一條法律的呢？

（二）我們店內(nèi)出版物是專備本店同人看的，就是以前提過的《店務通訊》，我們細查歷期《店訊》，才知道所謂“誹謗陜西當局”者，僅僅是《店訊》中簡單提及有些書經(jīng)過中央審查會通過而陜西黨部卻隨意指為禁書為不當，指示該地同事應本此意向陜西有關當局說明或交涉而已。我們這種合法合理的在業(yè)務上對于本店同事的指示，何以能構成所謂“誹謗陜西當局”的罪狀！這種“罪狀”之為莫須有，略有常識的人都能加以正確的判斷。因為中央政府既為整個抗戰(zhàn)中國的中央政府，而不是僅在重慶一個地方的政府，它所公布的審查標準條例，其內(nèi)容是否適當是另一問題，既經(jīng)公布，成為法令，也可同樣通用于陜西，顯然是一種常識；一個商業(yè)機關的總店對于分店同事指出這種理由，作為該地向有關當局說明或提出交涉，俾得解決困難，顯然也是一種常識。

（三）講到為某方作通訊機關，據(jù)中宣部負責人的解釋，所謂“某方”者，是指與西安同在陜西的延安而言。延安在西安有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即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在戰(zhàn)時首都重慶也有），辦事處當然可以處理關于通訊的事務，根本就用不著別的機關越俎代庖。

不過談到此事，我要順便說明：為讀者服務，是生活書店最寶貴的幾種傳統(tǒng)精神之一，是生活書店所以在十六七年中能由很小規(guī)模的周刊社（最初由我在內(nèi)，正式職員只有二個半人?。┩伙w猛進，蓬蓬勃勃，發(fā)展到分店布滿全國各重要地點達五十余處，全體同事達四五百人之多，最主要的基本原因之一，簡單稱為“服務精神！”我們把它視為生活書店最可寶貴的八種傳統(tǒng)精神之一。（一曰堅定，二曰虛心，三曰公正，四曰負責，五曰刻苦，六曰耐勞，七曰服務精神，八曰同志愛——指工作同志——以后當陸續(xù)說明，以介紹于國人。）

現(xiàn)在先談服務精神。《生活》周刊常說它自視是讀者的一個好朋友，這不是一句空話，必須在實踐上幫助讀者解決種種困難，凡是在自己力量內(nèi)所能勉力辦到的事情，必須盡忠竭誠為讀者辦到。生活的發(fā)源地是在交通上乃至精神食糧上，物質(zhì)供應上占全國而且同時也占全世界最重要地點之一，生活最初就憑藉著這些優(yōu)點為海內(nèi)外無數(shù)的讀者服務。因此我們在規(guī)模還很小的時候，和海內(nèi)外的讀者信札往返就很繁多。我每天必須抽出一部分時間來閱看各處讀者來的數(shù)百封的來信，有的提出這個問題來商量，有的提出那個問題要調(diào)查；有的托買這件東西，有的托買那件東西；形形式式，極五花八門之觀。我們對每一封信都用赤誠來處理，只須在力量上能做得更周到更滿意一點，必要做到那樣的地步而后肯休，而后肯甘心。這種“服務精神”成為集體的產(chǎn)物或遺產(chǎn)，而身體力行于不自知。我們往往忙得夜以繼日，汗流浹背，為某一讀者辦成一件事，手軟腳酸，筋疲力盡，不但不以為苦，且以能為讀者有所盡力，在實際上做到“好朋友”，視為至樂。有時很瑣屑的事情，例如南洋群島有讀者來信囑托我們配購幾尺什么顏色的什么布，有同事即在馬路上做巡閱使，奔走竟日，達到目的，欣然回來，其神氣就好像哥侖布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似的，和我談起始末，簡直手舞足蹈。布掛號寄出去，來信說顏色淡了一些，或深了一些，于是馬路巡閱使再出發(fā)，重新做起，做到既不淡了一些又不深了一些，只須能使購者心滿意足，馬路巡閱使因此餓了一頓，或兩條腿酸了一夜，在他只覺得是責無旁貸，仍然談笑言歡若無其事。

所以我曾說一句笑話，說在我們這個機關，不管從小弟弟到老大哥，每個人的這一顆心都是滾熱，在我們這里面找不出一個半個冷血動物。

由于這種疲而不倦勞而不厭的傻子似的“服務精神”——生活最可寶貴的傳統(tǒng)精神之一，生活的讀者也就把他視為最可靠的最親愛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