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書》之文辭，是絕大創(chuàng)作，當無異論。雖方望溪姚姬傳輩，以所謂桐城義法解之，但識碔砆，竟忘和璧，不免大煞風景，然而子長文辭究不能為此種陋說所掩。今不談文學，但談史學，子長之為奇才，有三端焉：一、整齊殊國紀年。此雖有《春秋》為之前驅(qū)，然彼仍是一國之史，若列國所記，則各于其黨，“欲一觀諸要難”（《十二諸侯表》中語）。年代學Chronology乃近代史學之大貢獻，古代列國并立，紀年全不統(tǒng)一，子長獨感其難，以為十二諸侯六國各表，此史學之絕大創(chuàng)作也。我國人習于紀年精詳之史，不感覺此功之大，若一察希臘年代學未經(jīng)近代人整理以前之狀態(tài)，或目下印度史之年代問題，然后知是表之作，實史學思想之大成熟也。二、作為八書。八書今亡三篇，張晏已明言之，此外恐尚有亡佚者，即可信諸篇亦若未經(jīng)殺青之功。然著史及于人事之外，至于文化之中禮、樂、兵、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各為一書，斯真睹史學之全、人文之大體矣。且所記皆涉漢政（天官除外），并非承襲前人，亦非誦稱《書》《傳》，若班氏所為者，其在歐洲，至十九世紀始有如此規(guī)模之史學家也。凡上兩事，皆使吾人感覺子長創(chuàng)作力之大，及其對于史學觀念之真（重年代學括文化史），希臘羅馬史家斷然不到如此境界。皆緣子長并非守文之儒、章句之家，游蹤遍九域，且是入世之人，又其職業(yè)在天官，故明習歷譜，洞徹人文。子長不下帷而成瑋著，孟堅但誦書而流迂拘，材之高下固有別矣。三、“疑疑亦信”。能言夏禮，杞不足征，能言殷禮，宋不足征，文獻不足，闕文尚焉，若能多見闕疑，慎言其余，斯為達也。子長于古代事每并舉異說，不雅馴者不取，有不同者并存之，其在老子傳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或疑其胸無倫類，其實不知宜為不知，后人據(jù)不充之材料，作逾分之斷定，豈所論于史學乎？子長蓋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