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

從文藝復興以來，各種古代文化，各種不同民族，各種不同的思想感情大接觸之下，造成了近代人的極度復雜的頭腦與心情；加上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的急劇變化（如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的工業(yè)革命，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交替等等），人的精神狀態(tài)愈加充滿了矛盾。這個矛盾中最尖銳的部分仍然是基督教思想與個人主義的自由獨立與自我擴張的對立。凡是非基督徒的矛盾，僅僅反映經(jīng)濟方面的苦悶，其程度絕沒有那么強烈。―在藝術(shù)上表現(xiàn)這種矛盾特別顯著的，恐怕要算貝多芬了。以貝多芬與歌德作比較研究，大概更可證實我的假定。貝多芬樂曲中兩個主題的對立，決不僅僅從技術(shù)要求出發(fā)，而主要是反映他內(nèi)心的雙重性。否則，一切sonata form〔奏鳴曲式〕都以兩個對立的：no-tifs〔主題〕為基礎(chǔ)，為何獨獨在貝多芬的作品中，兩個不同的主題會從頭至尾斗爭得那么厲害，那么兇猛呢？他的兩個主題，一個往往代表意志，代表力，或者說代表一種自我擴張的個人主義（絕對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俗的個人主義或侵犯別人的自我擴張，想你不致誤會）；另外一個往往代表獷野的暴力，或者說是命運，或者說是神，都無不可。雖則貝多芬本人決不同意把命運與神混為一談，但客觀分析起來，兩者實在是一個東西。斗爭的結(jié)果總是意志得勝，人得勝。但勝利并不持久，所以每寫一個曲子就得重新掙扎一次，斗爭一次。到晚年的四重奏中，斗爭仍然不斷發(fā)生，可是結(jié)論不是誰勝誰敗，而是個人的隱忍與舍棄；這個境界在作者說來，可以美其名曰飯依，曰覺悟，曰解脫，其實是放棄斗爭，放棄掙扎，以換取精神上的和平寧靜，即所謂幸福，所謂極樂。掙扎了一輩子以后再放棄掙扎，當然比一開場就奴顏脾膝的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說“自我”的確已經(jīng)大大地擴張了；同時卻又證明“自我”不能無限制地擴張下去，而且最后承認“自我”仍然是渺小的，斗爭的結(jié)果還是一場空，真正得到的只是一個覺悟，覺悟斗爭之無益，不如與命運，與神，言歸于好，求妥協(xié)。當然我把貝多芬的斗爭說得簡單化了一些，但大致并不錯。此處不能做專題研究，有的地方只能籠統(tǒng)說說。―你以前信中屢次說到貝多芬最后的解脫仍是不徹底的，是否就是我以上說的那個意思呢？―我相信，要不是基督教思想統(tǒng)治了一千三四百年（從高盧人信奉基督教算起）的西方民族，現(xiàn)代歐洲人的精神狀態(tài)決不會復雜到這步田地，即使復雜，也將是另外一種性質(zhì)。比如我們中華民族，盡管近半世紀以來也因為與西方文化接觸之后而心情變得一天天復雜，盡管對人生的無常從古至今感慨傷嘆，但我們的內(nèi)心矛盾，決不能與宗教信仰與現(xiàn)代精神自我擴張的矛盾相擴張比。我們心目中的生死感慨，從無仰慕天堂的極其煩躁的期待與追求，也從無對永墮地獄的恐怖憂慮；所以我們的哀傷只是出于生物的本能，而不是由發(fā)熱的頭腦造出許多極樂與極可怖的幻象來一方面誘惑自己一方面威嚇自己。同一苦悶，程度強弱之大有差別，健康與病態(tài)的分別，大概就取決于這個因素。

中華民族從古以來不追求自我擴張，從來不把人看作高于一切，在哲學文藝方面的表現(xiàn)都反映出人在自然界中與萬物占著一個比例較為恰當?shù)牡匚?，而非絕對統(tǒng)治萬物，奴役萬物的主宰。因此我們的苦悶，基本上比西方人為少為??；因為苦悶的強弱原是隨欲望與野心的大小而轉(zhuǎn)移的。農(nóng)業(yè)社會的人比工業(yè)社會的人享受差得多，因此欲望也小得多。況中國古代素來以不滯于物，不為物役為最主要的人生哲學。并非我們沒有守財奴，但比起莫里哀與巴爾扎克筆下的守財奴與野心家來，就小巫見大巫了。中國民族多數(shù)是性情中正和平、淡泊、樸實，比西方人容易滿足。―另一方面，佛教影響雖然很大，但天堂地獄之說只是佛教中的小乘（凈土宗）的說法，專為知識較低的大眾而設(shè)的。真正的佛教教理并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獄，而是從理智上求覺悟，求超度；覺悟是悟人世的虛幻，超度是超脫痛苦與煩惱。盡管是出世思想，卻不予人以熱烈追求幸福的鼓動，或急于逃避地獄的恐怖，主要是勸導人求智慧。佛教的智慧正好與基督教的信仰成為鮮明的對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地醒悟，信仰反易使人人于偏執(zhí)與熱狂之途。―我們的民族本來提倡智慧。（中國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我們只看見古人提到徹悟，從未以信仰堅定為人生樂事。你認為亨特爾比巴赫為高，你說前者是智慧的結(jié)晶，后者是信仰的結(jié)晶：這個思想根源也反映出我們的民族性。）故知識分子受到佛教影響并無惡果。即使南北朝時代佛教在中國極盛，愚夫愚婦的迷信亦未嘗在吾國文化史上遺留什么毒素，知識分子亦從未陷于虛無主義（即使有過一個短時期，但在歷史上并無大害）。―相反，在兩漢以儒家為唯一正統(tǒng)，罷斥百家，思想人于停滯狀態(tài)之后，佛教思想的輸人倒是給我們精神上的一種刺激，令人從麻痹中覺醒過來，從狹隘的一家一派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紀元二三世紀的思想情況之下這是一個可喜的現(xiàn)象。―對中國知識分子拘束最大的倒是僵死的禮教。從南宋的理學（程子朱子）起一直到清朝末年，養(yǎng)成了規(guī)行矩步，整天反省，唯恐背禮越矩的遷腐頭腦，也養(yǎng)成了口是心非的假道學、偽君子。其次是明清兩代的科舉制度，不僅束縛性靈，也使一部分有心胸有能力的人徘徊于功名利祿與真正修心養(yǎng)性，致知格物的矛盾中（反映于《儒林外史》中）。―然而這一類的矛盾也決不像近代西方人的矛盾那么有害身心。我們的社會進步遲緩，資本主義制度發(fā)展若斷若續(xù)，封建時代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始終存在，封建時代的道德觀、人生觀、宇宙觀以及一切上層建筑，到近百年中還有很大勢力，使我們的精神狀態(tài)，思想情形不致如資本主義高度發(fā)展的國家的人那樣混亂、復雜、病態(tài)；我們比起歐美人來一方面是落后，一方面也單純，就是說更健全一些。―從民族特性、傳統(tǒng)思想以及經(jīng)濟制度等等各個方面看，我們和西方人比較之下都有這個雙重性。―“五四”以來，情形急轉(zhuǎn)直下，西方文化的輸人使我們的頭腦受到極大的騷動，正如“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侵人促成我們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的崩潰一樣。我們開始感染到近代西方人的煩惱，幸而時期不久，并且宗教影響在我們思想上并無重大作用。西方宗教只影響到買辦階級以及一部分比較落后地區(qū)的農(nóng)民，而且，故雖有現(xiàn)代式的苦悶，并不太尖銳。我們還是也并不深刻有我們老一套的東方思想與東方哲學，作為批判西方文化的尺度。當然以上所說特別是限于解放以前為止的時期。解放以后情形大不相同，暇時再談。但即是解放以前我們一代人的思想情況，你也承受下來了，感染得相當深了。我想你對西方藝術(shù)、西方思想、西方社會的反應和批評，骨子里都有我們一代（比你早一代）的思想根源，再加上解放以后新社會給你的理想，使你對西歐的舊社會更有另外一種看法，另外一種感覺。―倘能從我這一大段歷史分析不管如何片面來分析你目前的思想感情，也許如何不正確能大大減少你內(nèi)心苦悶的尖銳程度，使你的矛盾不致影響你身心的健康與平衡，你說是不是？

人沒有苦悶，沒有矛盾，就不會進步。有矛盾才會逼你解決矛盾，解決一次矛盾即往前邁進一步。到晚年矛盾減少，即是生命將要告終的表現(xiàn)。沒有矛盾的一片恬靜只是一個崇高的理想，真正實現(xiàn)的話并不是一個好現(xiàn)象。―憑了修養(yǎng)的功夫所能達到的和平恬靜只是極短暫的，比如浪潮的尖峰，一剎那就要過去的?；蛘呃硐氲钠胶吞耢o乃是微波蕩漾，有矛盾而不太尖銳，而且隨時能解決的那種精神修養(yǎng)，可決非一亂死水：一亂死水有什么可羨呢？我覺得倘若苦悶而不致陷人悲觀厭世，有矛盾而能解決（至少在理論上認識上得到一個總結(jié)），那么苦悶與矛盾并不可怕。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悶而導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變做游戲人生的態(tài)度。從另一角度看，最傷人的（對己對人，對小我與集體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on〔激情〕出發(fā)的苦悶與矛盾，例如熱衷名利而得不到名利的人，懷著野心而明明不能實現(xiàn)的人，經(jīng)常忌妒別人、仇恨別人的人，那一類苦悶便是于己于人都有大害的。凡是從自卑感自溺狂等等來的苦悶對社會都是不利的，對自己也是致命傷。反之，倘是憂時憂國，不是為小我打算而是為了社會福利、人類前途而感到的苦悶，因為出發(fā)點是正義，是理想，是熱愛，所以即有矛盾，對己對人都無害處，倒反能逼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貢獻來。但此種苦悶也須用智慧來解決，至少在苦悶的時間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訓，才不至于轉(zhuǎn)到悲觀絕望，用灰色眼鏡看事物，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情繼續(xù)在人生中奮斗―而唯有如此，自己的小我苦悶才能轉(zhuǎn)化為一種活潑潑的力量而不僅僅成為憤世嫉俗的消極因素；因為憤世嫉俗并不能解決矛盾，也就不能使自己往前邁進一步。由此得出一個結(jié)論，我們不怕經(jīng)?？鄲?，經(jīng)常矛盾，但必須不讓這苦悶與矛盾妨礙我們愉快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