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一 來信

魯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中國康繆尼斯脫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后到處暴動，想在農民基礎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十萬勇敢有為的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xiàn)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眾失掉革命的領袖，并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現(xiàn)在Reds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脫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為，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目，發(fā)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lián)合戰(zhàn)線”。藏匿了自己的旗幟，模糊了民眾的認識，使民眾認為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眾送交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太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為，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現(xiàn)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史太林黨的這“新政策”。這是無足怪的。莫斯科的傳統(tǒng)威信，中國Reds的流血史跡與現(xiàn)存力量——還有比這更值得利用的東西嗎？可是史太林黨的“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環(huán)境中，為我們的主張作不懈的斗爭。大革命失敗后我們即反對史太林派的盲動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爭”的道路。我們認為大革命既然失敗了，一切只有再從頭做起。我們不斷地團結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論，接受失敗的教訓，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這反革命的艱苦時期，為下次革命打下堅固的基礎。幾年來的各種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反對史太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與官僚黨制，現(xiàn)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為此，我們現(xiàn)在受到各投機分子與黨官僚們的嫉視。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余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斗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F(xiàn)在送上近期刊物數(shù)份，敬乞收閱。如蒙賜復，請留存×處，三日之內當來領取。順頌健康！

（陳××六月三日。）

二 回信

陳先生：

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斗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史太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lián)合一致抗日”的主張為出賣革命。

這很使我“糊涂”起來了，因為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么？現(xiàn)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為那時怕連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卻因了現(xiàn)在蘇聯(lián)的成功。事實勝于雄辯，竟不料現(xiàn)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面的諷刺的。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么？這決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著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xiàn)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于這樣下流，因為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于中國人現(xiàn)在為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最后，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寄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為我的某幾個“戰(zhàn)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xiàn)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要請你原諒，因為三日之期已過，你未必會再到那里去取，這信就公開作答了。即頌

大安。

（魯迅。六月九日。）

（這信由先生口授，O. V. 筆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