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翻譯
今年是“國貨年”,除“美麥”外,有些洋氣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討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籠統(tǒng)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但據(jù)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著“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chuàng)作對于自己人,的確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fā)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后,無可諱言,創(chuàng)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于外國。所以翻譯和創(chuàng)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chuàng)作成為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松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標,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痱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卻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后,毫無功效,于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著創(chuàng)作。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下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為少,就自以為是奇珍。而這風氣竟傳布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輕薄著販來的洋貨。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著“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著并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著翻譯的,例如關(guān)于蕭的毀譽和現(xiàn)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在洋貨里,是早有了明確的解答的。關(guān)于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Karl Wittvogel)在《蕭伯納是丑角》里說過——
“至于說到蕭氏是否有意于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這并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并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著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保▌⒋蠼茏g,《蕭伯納在上?!匪d。)
關(guān)于后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現(xiàn)存的考茨基的母親)的信里,已有極明確的指示,對于現(xiàn)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
“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于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敘述出現(xiàn)實的相互關(guān)系,毀壞了罩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于現(xiàn)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保ㄈ毡旧咸镞M原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