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先生創(chuàng)議重刊袁中郎全集，劉大杰先生擔任編訂，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事。公安派在明季是一種新文學運動，反抗當時復古贗古的文學潮流，這是確實無疑的事實，我們只須看后來古文家對于這派如何的深惡痛絕，歷明清兩朝至于民國現(xiàn)在還是咒罵不止，可以知道他們加于正統(tǒng)派文學的打擊是如何的深而且大了。但是他們的文字不但觸怒了文人，而且還得罪了皇帝，三袁文集于是都被列入禁書，一概沒收銷毀了事，結果是想看的固然沒得看，就是咒罵的人也無從得見，只好閉了眼睛學嘴學舌的胡亂說一番而已。我們舉一個例，直介堂叢刻中有《萇楚齋隨筆》，正續(xù)各十卷，廬江劉聲木十枝撰，有己巳五月序，即民國十八年也，《隨筆》卷三第十六則云：

“明末詩文派別至公安竟陵可謂妖妄變幻極矣，亡國之音固宜如此，時當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世多不知其名氏撰述，爰記之于下，以昭后世之炯戒。公安三袁，一庶子宗道，即士瑜，撰《海蠡編》二卷。一吏部郎中中道，撰述無傳。一吏部郎中宏道，獨宏道撰述甚富，撰有《觴政》一卷，《瓶花齋雜錄》一卷，《袁中郎集》四十卷，《明文雋》八卷。竟陵為鐘惺譚友夏，俱天門人?！庇帧独m(xù)筆》卷四第十一則云：

“瑞安陳懷孟沖父（案此處原文如是）撰有《獨見曉齋叢書》，其第一種為《辛白論文》一卷，共九篇，其篇目有云文性文情文才文學文識文德文時等目，只須見其目即知其深中明季山人之習，墜入竟陵公安一派，實為亡國之音?！贝藭髡呤峭┏桥?，其反對公安本不足異，唯高談闊論而伯修之《白蘇齋類集》與小修之《珂雪齋集選》似均未見，又于中郎集外別列《觴政》可知其亦未曾見過此集也。其實珂雪齋雖是難得，白蘇齋與梨云館本中郎集在道光年均有翻刻，而或因被罵太久之故也竟流傳不廣，以致連罵者亦未能看見，真真一大奇事。這回把中郎集印了出來，使得大家可以看看，功德無量。無論意見如何，總之看了再說，即使要罵也有點兒根據(jù)。

中郎是明季的新文學運動的領袖，然而他的著作不見得樣樣都好，篇篇都好，翻過來說，擬古的舊派文人也不見得沒有一篇可取，因為他們到底未必整天整夜的裝調作勢，一不小心也會寫下一小篇即興的文章來，如專門模仿經(jīng)典的楊子云做有《酒箴》，即是一例。中郎的詩，據(jù)我這詩的門外漢看來，只是有消極的價值，即在他的反對七子的假古董處，雖然標舉白樂天蘇東坡，即使不重模仿，與瓣香李杜也只百步之差，且那種五七言的玩意兒在那時候也已經(jīng)做不出什么花樣來了，中郎于此不能大有作為原是當然，他所能做的只是阻止更舊的，保持較新的而已。在散文方面中郎的成績要好得多，我想他的游記最有新意，傳序次之，《瓶史》與《觴政》二篇大約是頂被人罵為山林惡習之作，我卻以為這很有中郎特色，最足以看出他的性情風趣。尺牘雖多妙語，但視蘇黃終有間，比孫仲益自然要強，不知怎的尺牘與題跋后來的人總寫不過蘇黃，只有李卓吾特別點，他信里那種斗爭氣分也是前人所無，后人雖有而外強中干，卻很要不得了。中郎反抗正統(tǒng)的“賦得”文學自是功在人間，我們懷念他的功績，再看看他的著作，成就如何，正如我們讀左拉的小說，看他與自然主義的理論離合如何，可以明了文學運動的理想與現(xiàn)實，可以知人論世，比單憑文學史而議論得失，或不看作品而信口雌黃，總要較為可靠乎。

中郎喜談禪，又談凈土，著有《西方合論》十卷，這一部分我所不大喜歡，東坡之喜談修煉也正是同樣的一種癖。伯修與小修，陶石簣石梁，李卓吾屠長卿，也都談佛教，這大約是明末文壇的普通現(xiàn)象，正統(tǒng)派照例是儒教徒，而非正統(tǒng)派便自然多逃儒歸佛，佛教在那時雖不是新思想，卻總是一個自由天地，容得他們托足，至于是否夠說信仰，那我就不好代為回答了。反對這些新文學潮流的人罵他們妖妄變幻，或者即側重此點，我看《萇楚齋隨筆》中屢次說到明朝之亡由于李屠諸人之信佛教毀倫常，可以參證，不過李屠以及二陶三袁固然與佛有關，竟陵的鐘譚似并不這樣，然則此文所云又是疑問了。正統(tǒng)派罵公安竟陵為亡國之音，我疑心這句話自從甲申以后一直用到如今了罷，因為明朝亡了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究竟明朝亡于何人何事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且更是死無對證，我想暫不討論，但是什么是亡國之音，這件事似乎還可以來探討一下。有人說，亡國之音便是公安竟陵那樣的文章。這樣的干脆決斷，仿佛事情就完了，更無話可說。然而不然。所謂亡國之音這是有出典的，而且還出在經(jīng)書里。查《禮記》，《樂記》第十九云：“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孔穎達疏云：“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亡國之時民心哀思，故樂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焙笥衷疲骸吧ｉg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编嵭⒃疲骸板系赜猩ｉg者，亡國之音于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于濮水，后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痹谕黄校袃蓸诱f法，迥不相同，一說樂音哀思，一說靡靡之樂，令人無所適從。鄭玄雖然也是大儒，所說又有韓非做根據(jù)，但是我們總還不如信托經(jīng)文，采取哀思之說，而桑間濮上應即承上文而言，至于其音是否哀以思，是否與上文不矛盾，則書缺有間，姑且存疑。中郎的文章說是有悲哀愁思的地方原無不可，或者這就可以說亡國之音?！对娊?jīng)·國風》云：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后，逢此百罹。

尚寐無吪！”

這種感情在明季的人心里大抵是很普通罷。有些閑適的表示實際上也是一種憤懣，即尚寐無吪的意思。外國的隱逸多是宗教的，在大漠或深山里積極的修他的勝業(yè)，中國的隱逸卻是政治的，他們在山林或在城市一樣的消極的度世。長沮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便說出本意來。不過這種情形我想還應用《樂記》里別一句話來包括才對，即是“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追f達解亡國為將欲滅亡之國，這也不對，亡國便干脆是亡了的國，明末那些文學或可稱之曰亂世之音，顧亭林傅青主陳老蓮等人才是亡國之音，如吳梅村臨終的詞亦是好例。閑話休提，說亂世也好，說亡國也好，反正這都是說明某種現(xiàn)象的原因，《樂記》云，“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其情之所以動，則或由世亂政乖，或由國亡民困，故其聲亦或怨怒或哀思，并不是無緣無故的會忽發(fā)或怨怒或哀思之音，更不是有人忽發(fā)怨怒之音而不亂之世就亂，或忽發(fā)哀思之音而不亡之國會亡也。中郎的文章如其是怨以怒的，那便是亂世之音，因為他那時的明朝正是亂世，如其是哀以思的，那就可以算是亡國之音，因為明末正是亡國之際，“時當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所可說的如此而已，有什么可以“昭后世之炯戒”的地方呢？使后世無復亂世，則自無復亂世之音，使后世無復亡國，則自無復亡國之音，正如有飯吃飽便不面黃肌瘦，而不生楊梅瘡也就不會鼻子爛落也。然而正統(tǒng)派多以為國亡由于亡國之音，一個人之沒有飯吃也正由于他的先面黃肌瘦，或生楊梅瘡乃由于他的先沒有鼻子。嗚呼，熟讀經(jīng)典者乃不通《禮記》之文，一奇也。中郎死將三百年，事隔兩朝，民國的文人乃尚欲聲討其亡國之罪，二奇也。關于此等問題不佞殆只得今天天氣哈哈哈矣。

說到這里，或者有人要問，足下莫非是公安派或竟陵派乎？莫非寫亡國之音者乎？這個疑問也問得當然，但是我慚愧不能給他一個肯定的答語。第一，我不是非宗教者，但實是一個無宗教者。我的新舊教育都不完全，我所有的除國文和三四種外國文的粗淺知識以外，只有一點兒生物的知識，其程度只是丘淺治郎的《生物學講話》，一點兒歷史的知識，其程度只是《綱鑒易知錄》而已，此外則從藹理斯得來的一絲的性的心理，從茀來則得來的一毫的社會人類學，這些雞零狗碎的東西別無用處，卻盡夠妨礙我做某一家的忠實的信徒。對于一切東西，凡是我所能懂的，無論何種主義理想信仰以至迷信，我都想也大抵能領取其若干部分，但難以全部接受，因為總有其一部分與我的私見相左。公安派也是如此，明季的亂世有許多情形與現(xiàn)代相似，這很使我們對于明季人有親近之感，公安派反抗正統(tǒng)派的復古運動，自然更引起我們的同感，但關系也至此為止，三百年間遲遲的思想變遷也就不會使我們再去企圖復興舊廟的香火了。我佩服公安派在明末的新文學運動上的見識與魄力，想搜集湮沒的三袁著作來看看，我與公安派的情分便是如此。第二，我不是文學家，沒有創(chuàng)作，也說不上什么音不音。假如要說，無論說話寫字都算是音，不單是創(chuàng)作，原來《樂記》的所謂音也是指音樂，那么，我也無從抵賴。是的，我有時也說話也寫字，更進一步說，即不說話不寫字亦未始不可說是音，沉默本來也是一種態(tài)度，是或怨怒或哀思的表示。中國現(xiàn)在尚未亡國，但總是亂世罷，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如不歸依天國，心不旁鶩，或應會試作“賦得文治日光華”詩，手不停揮，便不免要思前想后，一言一動無不露出消極不祥之氣味來，何則，時非治世，在理固不能有好音，此查照經(jīng)傳可得而斷言者也。國家之治亂興亡自當責有攸歸，茲不具論，若音之為亂世或亡國，則固由亂世或亡國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動的發(fā)音者應無庸議。今之人之不能不面黃肌瘦者真是時也命也，不佞豈能獨免哉，不佞非公安派而不能逃亡國之音之謚者亦是時也命也。吾于是深有感于東北四省之同胞，四省之人民豈愿亡國哉，亦并何嘗豫為亡國之音，然而一旦竟亡，亦是時也命也。我說時與命者言此與人民之意志無關，與文學之音亦無關也，音之不祥由于亡國，而亡國則由于別事，至少決不由于音之祥不祥耳。人茍少少深思，正當互相嘆惋，何必多嘵嘵也。

閑話說得太多了，而實于中郎無甚關系，似乎可以止住了。重刊中郎集鄙意以為最好用小修所編訂本，而以別本校其異同，增加附錄，似比另行編輯為適宜。標點古書是大難事，錯誤殆亦難免。此在重刊本體例上似有可商者，附識于此，以示得隴望蜀或求全責備之意云爾。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識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