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易卜生最后所作的《我們死人再生時》（《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戲里面有一段話，很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學的根本方法。這本戲的主人翁是一個美術(shù)家，費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為《復(fù)活日》。這位美術(shù)家自己說他這副雕像的歷史道：

我那時年紀還輕，不懂得世事。我以為這《復(fù)活日》應(yīng)該是一個極精致，極美的少女像，不帶著一毫人世的經(jīng)驗，平空地醒來，自然光明莊嚴，沒有什么過惡可除?！俏液髞砟菐啄?，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這《復(fù)活日》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是很復(fù)雜的，……我眼里所見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來，我不能不把這些現(xiàn)狀包括進去。我只好把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寬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從那地的裂縫里，鉆出來無數(shù)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這都是我在世間親自見過的男男女女。（二幕）

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理想派文學。那無數(shù)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早年和晚年的著作雖不能全說是寫實主義，但我們看他極盛時期的著作，盡可以說，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說道：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實事。（《尺牘》第一五九號）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xiàn)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圣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xiàn)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xiàn)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并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一八八〇年，他對一個朋友說：

我無論作什么詩，編什么戲，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凈。因為我們對于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系的。（《尺牘》第一四八號）

因為我們對于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說老實話。

二

我們且看易卜生寫近世的社會，說的是一些什么樣的老實話。第一，先說家庭。

易卜生所寫的家庭，是極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種大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賴性，奴隸性；三是假道德，裝腔做勢；四是懦怯沒有膽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樂，要安逸，還要體面，所以他要娶一個妻子。正如娜拉戲中的郝爾茂，他覺得同他妻子有愛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寶貝”，“小鳥兒”，“小松鼠兒”，“我的最親愛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給他妻子一點錢去買糖吃，買粉搽，買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標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個奴隸。他丈夫喜歡什么，他也該喜歡什么，他自己是不許有什么選擇的。他的責任在于使丈夫歡喜。他自己不用有思想，他丈夫會替他思想。他自己不過是他丈夫的玩意兒，很像叫化子的猴子專替他變把戲引人開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丈夫要妻子守節(jié)，妻子卻不能要丈夫守節(jié)，正如《群鬼》（Ghosts）戲里的阿爾文夫人受不過丈夫的氣，跑到一個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個牧師，很教訓了他一頓，說他不守婦道。但是阿爾文夫人的丈夫?qū)Ｔ谕饷嫱祴D人，甚至淫亂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師朋友也覺得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為奇！妻子對丈夫，什么都可以犧牲，丈夫?qū)ζ拮?，是不犯著犧牲什么的?！赌壤窇騼?nèi)的娜拉因為要救他丈夫的生命，所以冒他父親的名字，簽了借據(jù)去借錢。后來事體鬧穿了，他丈夫不但不肯替娜拉分擔冒名的干系，還要痛罵他帶累他自己的名譽。后來和平了結(jié)了，沒有危險了，他丈夫又裝出大度的樣子，說不追究他的錯處了。他得意揚揚的說道：“一個男人赦了他妻子的過犯是很暢快的事！”（《娜拉》三幕）

這種極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為人都要顧面子，不得不裝腔做勢，做假道德遮著面孔。第二，因為大多數(shù)的人都是沒有膽子的懦夫。因為要顧面子，故不肯鬧翻；因為沒有膽子，故不敢鬧翻。那《娜拉》戲里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戲的戲臺，他自己是臺上的猴子。他有膽子，又不肯再裝假面子，所以告別了掌班的，跳下了戲臺，去干他自己的生活。那《群鬼》戲里的阿爾文夫人沒有娜拉的膽子，又要顧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師朋友一勸，就勸回頭了，還是回家去盡他的“天職”，守他的“婦道”。他丈夫仍舊做那種淫蕩的行為。阿爾文夫人只好犧牲自己的人格，盡力把他羈縻在家。后來生下一個兒子，他母親恐怕他在家學了他父親的壞榜樣，所以到了七歲便把他送到巴黎去。他一面要哄他丈夫在家，一面要在外邊替他丈夫修名譽，一面要騙他兒子說他父親是怎樣一個正人君子。這種情形，過了十九個足年，他丈夫才死。死后，他妻子還要替他裝面子，花了許多錢，造了一所孤兒院，作他亡夫的遺愛。孤兒院造成了，他把兒子喚回來參預(yù)孤兒院落成的慶典。誰知他兒子從胎里就得了他父親的花柳病的遺毒，變成一種腦腐癥，到家沒幾天，那孤兒院也被火燒了，他兒子的遺傳病發(fā)作，腦子壞了，就成了瘋?cè)肆?。這是沒有膽子，又要顧面子的結(jié)局。這就是腐敗家庭的下場！

三

其次，且看易卜生的社會的三種大勢力。那三種大勢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　法律的效能在于除暴去惡，禁民為非。但是法律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于法律是無有偏私的，犯了什么法，就該得什么罪。壞處也在于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條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樣的罪名卻有幾等幾樣的居心，有幾等幾樣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卻有幾等幾樣的知識程度。法律只說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節(jié)，該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識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赌壤窇蚶镉袃杉懊炞值氖拢阂患且粋€律師做的，一件是一個不懂法律的婦人做的。那律師犯這罪全由于自私自利，那婦人犯這罪全因為他要救他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全不問這些區(qū)別。請看這兩個“罪人”討論這個問題。

（律師）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老實對你說，我犯的那樁使我一生聲名掃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你！難道你居然也敢冒險去救你妻子的命嗎？

（律師）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如此說來，這種法律是笨極了。

（律師）不問他笨不笨，你總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我不相信。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他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命嗎？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總該有這種法律承認這些事的。你是一個律師，你難道不知道有這樣的法律嗎？柯先生，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律師了。（《娜拉》一幕）

最可憐的是世上真沒有這種入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　易卜生眼里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種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變成毫無生氣的儀節(jié)信條，只配口頭念得爛熟，卻不配使人奮發(fā)鼓舞了。《娜拉》戲里說：

（郝爾茂）你難道沒有宗教嗎？

（娜　拉）我不很懂得究竟宗教是什么東西。我只知道我進教是那位牧師告訴我的一些話。他對我說宗教是這個，是那個，是這樣，是那樣。（三幕）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問他信什么教，他就把他的牧師或是他的先生告訴他的話背給你聽。他會背耶穌的祈禱文，他會念阿彌陀佛，他會背一部《圣諭廣訓》。這就是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為人而作的，正如耶穌說的，“禮拜是為人造的，不是人為禮拜造的。”不料后世的宗教處處與人類的天性相反，處處反乎人情。如《群鬼》戲中的牧師，逼得阿爾文夫人回家去受那蕩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極不堪的慘痛。那牧師說，宗教不許人求快樂；求快樂便是受了惡魔的魔力了。他說，宗教不許做妻子的批評他丈夫的行為。他說，宗教教人無論如何總要守婦道，總須盡責任。那牧師口口聲聲所說是“是”的，阿爾文夫人心中總覺得都是“不是”的。后來阿爾文夫人仔細去研究那牧師的宗教，忽然大悟。原來那些教條都是假的，都是“機器造的！”（《群鬼》二幕）

但是這種機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這樣興旺呢？原來現(xiàn)在的宗教雖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卻極有物質(zhì)上的用場。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發(fā)財?shù)靡獾?。那“群鬼”戲里的木匠，本是一個極下流的酒鬼，賣妻賣女都肯干的。但是他見了那位道學的牧師，立刻就裝出宗教家的樣子，說宗教家的話，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禱，把這位蠢牧師哄得滴溜溜的轉(zhuǎn)（二幕）。那《羅斯馬莊》（Rosmersholm）戲里面的主人翁羅斯馬本是一個牧師，后來他的思想改變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時想加入本地的自由黨，不料黨中的領(lǐng)袖卻不許羅斯馬宣告他脫離教會的事。為什么呢？因為他們黨里很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羅斯馬的名譽來號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見宗教的興旺，并不是因為宗教真有興旺的價值，不過是因為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處罷了。

第三，道德　法律，宗教既沒有裁制社會的本領(lǐng)，我們且看“道德”可有這種本事。據(jù)易卜生看來，社會上所謂“道德”不過是許多陳腐的舊習慣。合于社會習慣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會習慣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們中國的老輩人看見少年男女實行自由結(jié)婚，便說是“不道德”。為什么呢？因為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會習慣。但是這班老輩人自己討許多小老婆，卻以為是很平常的事，沒有什么不道德。為什么呢？因為習慣如此。又如中國人死了父母，發(fā)出訃書，人人都說“泣血稽顙”，“苫塊昏迷”。其實他們何嘗泣血？又何嘗“寢苫枕塊”？這種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為羞恥。為什么呢？因為社會的習慣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覺得道德了。

這種不道德的道德，在社會上，造出一種詐偽不自然的偽君子。面子上都是仁義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盜女娼。易卜生最恨這種人。他有一本戲，叫做《社會的棟梁》（Pillars of Society）。戲中的主人名叫褒匿，是一個極壞的偽君子；他犯了一樁奸情，卻讓他兄弟受這惡名，還要誣賴他兄弟偷了錢跑脫了。不但如此，他還雇了一只爛脫底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他兄弟和一船的人都沉死在海底，可以滅口。

這樣一個大奸，面子上卻做得十分道德，社會上都尊敬他，稱他做“全市第一個公民”，“公民的模范”，“社會的棟梁”！他謀害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幾千人，排起隊來，打著旗，奏著軍樂，上他的門來表示社會的敬意，高聲喊道，“褒匿萬歲！社會的棟梁褒匿萬歲！”

這就是道德！

四

其次，我們且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社會里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有時有一兩個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guī)矩的束縛，于是東沖西突想與社會作對。上文所說的褒匿，當少年時，也曾想和社會反抗。但是社會的權(quán)力很大，網(wǎng)羅很密；個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會的敵手？社會對個人道：“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有賞，逆我者有罰?！蹦切┖蜕鐣磳Φ纳倌辏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驅(qū)逐。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的都升官發(fā)財，安富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志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梁”了。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么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熔化。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雁》（The Wild 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只雁，把他養(yǎng)在樓上半閣里，每天給他一桶水，讓他在水里打滾游戲。那雁本是一個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半閣里關(guān)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后來竟完全忘記了他從前那種海闊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處了！個人在社會里，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就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社會對于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一個的都有重賞。有的發(fā)財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就像老虎長了翅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借著“公益”的名義去騙人錢財，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無天的行為。易卜生的《社會的棟梁》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他們賺得夠了，然后掏出幾個小錢來，開一個學堂，造一所孤兒院，立一個公共游戲場，“捐二十磅金去買面包給貧人吃”（用《社會的棟梁》二幕中語）。于是社會格外恭維他們，打著旗子，奏著軍樂，上他們家來，大喊“社會的棟梁萬歲！”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受重罰的。執(zhí)行這種重罰的機關(guān)，便是“輿論”，便是大多數(shù)的“公論”。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shù)的迷信”。人都以為多數(shù)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易卜生絕對的不承認這種迷信。他說“多數(shù)黨總在錯的一邊，少數(shù)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敵》五幕）。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shù)人發(fā)起的，都是大多數(shù)人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shù)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只有極少數(shù)人，有時只有一個人，不滿意于社會的現(xiàn)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大多數(shù)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shù)的專制威權(quán)去壓制那“搗亂”的理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guān)在監(jiān)牢里，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shù)人的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shù)人的主張了，于是社會的多數(shù)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卻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里早已發(fā)生了幾個新派少數(shù)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shù)黨總是錯的，少數(shù)黨總是不錯的”。

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國民公敵》，里面寫的就是這個道理。這本戲的主人翁斯鐸曼醫(yī)生從前發(fā)現(xiàn)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幾處衛(wèi)生浴池。本地的人聽了他的話，覺得有利可圖，便集了資本造了幾處衛(wèi)生浴池。后來四方人聞了這浴池之名，紛紛來這里避暑養(yǎng)病。來的人多了，本地的商業(yè)市面便漸漸發(fā)達興旺。斯鐸曼醫(yī)生便做了浴池的官醫(yī)。后來洗浴的人之中，忽然發(fā)生一種流行病癥，經(jīng)這位醫(yī)生仔細考察，知道這病癥是從浴池的水里來的，他便裝了一瓶水寄與大學的化學師請他化驗?；灣鰜?，才知道浴池的水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污穢，停積在浴池里，發(fā)生一種傳染病的微生物，極有害于公眾衛(wèi)生。斯鐸曼醫(yī)生得了這種科學證據(jù)，便做了一篇切切實實的報告書，請浴池的董事會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礙衛(wèi)生。不料改造浴池須要花費許多錢，又要把浴池閉歇一兩年，浴池一閉歇，本地的商務(wù)便要受許多損失。所以本地的人全體用死力反對斯鐸曼醫(yī)生的提議。他們寧可聽那些來避暑養(yǎng)病的人受毒病死，卻不情愿受這種金錢的損失，所以他們用大多數(shù)的專制威權(quán)壓制這位說老實話的醫(yī)生，不許他開口。他做了報告，本地的報館都不肯登載。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開會演說，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會場。后來好容易找到了一所會場，開了一個公民會議，會場上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下臺去，由全體一致表決，宣告斯鐸曼醫(yī)生從此是國民的公敵。他逃出會場，把褲子都撕破了，還被眾人趕到他家，用石頭擲他，把窗戶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醫(yī)；本地商民發(fā)了傳單不許人請他看病；他的房東請他趕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兒在學堂教書，也被校長辭退了。這就是“特立獨行”的好結(jié)果！這就是大多數(shù)懲罰少數(shù)“搗亂分子”的辣手段！

五

其次，我們且說易卜生的政治主義。易卜生的戲劇不大討論政治問題，所以我們須要用他的《尺牘》（Letters, ed. byhis son, Sigurd Ibsen, English Trans1905）做參考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個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當普法之戰(zhàn)（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時，他的無政府主義最為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與一個朋友道：

……個人絕無做國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國家簡直是個人的大害。請看普魯士的國力，不是犧牲了個人的個性去買來的嗎？國民都成了酒館里跑堂的了，自然個個是好兵了。再看猶太民族：豈不是最高貴的人類嗎？無論受了何種野蠻的待遇，那猶太民族還能保存本來的面目。這都因為他們沒有國家的原故。國家總得毀去。這種毀除國家的革命，我也情愿加入。毀去國家觀念，單靠個人的情愿和精神上的團結(jié)做人類社會的基本，——若能做到這步田地，這可算得有價值的自由起點。那些國體的變遷，換來換去，都不過是弄把戲，——都不過是全無道理的胡鬧。（《尺牘》第七九）

易卜生的純粹無政府主義，后來漸漸的改變了。他親自看見巴黎“市民政府”（Commune）的完全失?。ㄒ话似咭唬?，便把他主張無政府主義的熱心減了許多（《尺牘》第八一），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他在本國若有機會，定要把國中無權(quán)的人民聯(lián)合成一個大政黨，主張極力推廣選舉權(quán)，提高婦女的地位，改良國家教育要使脫除一切中古陋習（《尺牘》第一七八）。這就不是無政府的口氣了。但是他自己到底不曾加入政黨。他以為加入政黨是很下流的事（《尺牘》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為“那班政客所力爭的，全是表面上的權(quán)利，全是胡鬧。最要緊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牘》第七七）

易卜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從來不是狹義的愛國者。一八八八年，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道：

知識思想略為發(fā)達的人，對于舊式的國家觀念，總不滿意。我們不能以為有了我們所屬的政治團體便足夠了。據(jù)我看來，國家觀念不久就要消滅了，將來定有人種觀念起來代他。即以我個人而論，我已經(jīng)過這種變化。我起初覺得我是那威國人，后來變成斯堪丁納維亞人（那威與瑞典總名斯堪丁納維亞），我現(xiàn)在已成了條頓人了。（《尺牘》第二〇六）

這是一八八八年的話。我想易卜生晚年臨死的時候（一九〇六），一定已進到世界主義的地步了。

六

我開篇便說過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shè)的。譬如醫(yī)生診了病，開了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xù)嗎？但是易卜生雖開了許多脈案，卻不肯輕易開藥方。他知道人類社會是極復(fù)雜的組織，有種種絕不相同的境地，有種種絕不相同的情形。社會的病，種類紛繁，決不是什么“包醫(yī)百病”的藥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開了脈案，說出病情，讓病人各人自己去尋醫(yī)病的藥方。

雖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卻也有一種完全積極的主張。他主張個人須要充分發(fā)達自己的天才性，須要充分發(fā)展自己的個性。他有一封信給他的朋友白蘭戴說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種真實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guān)于我的事最要緊，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阋胗幸嬗谏鐣?，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尺牘》第八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陸沉”，卻要跟著“陸沉”，跟著墮落，不肯“救出自己”！卻不知道社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是多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所以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這便是易卜生所說“救出自己”的意思。這種“為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所以易卜生說，“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薄赌壤窇蚶铮瑢懩壤瓛伭苏煞騼号h然而去，也只為要“救出自己”。那戲中說：

（郝爾茂）……你就是這樣拋棄你的最神圣的責任嗎？

（娜　拉）你以為我的最神圣的責任是什么？

（郝）　　還等我說嗎？可不是你對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兒女的責任嗎？

（娜）　　我還有別的責任同這些一樣的神圣。

（郝）　　沒有的。你且說，那責任是什么。

（娜）　　是我對于我自己的責任。

（郝）　　最要緊的，你是一個妻子，又是一個母親。

（娜）　　這種話我現(xiàn)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人正同你一樣?！獰o論如何，我務(wù)必努力做一個人。（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給朋友道：

這樣生活，須各人自己充分發(fā)展：——這是人類功業(yè)頂高的一層；這是我們大家都應(yīng)該做的事。（《尺牘》第一四六）

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fā)展。那本《雁》戲所寫的只是一件摧殘個人才性的慘劇。那戲?qū)懸粋€人少年時本極有高尚的志氣，后來被一個惡人害得破家蕩產(chǎn)，不能度日；那惡人又把自己通奸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給他做妻子，從此家累日重一日，他的志氣便日低一日。到了后來，他墮落深了，竟變成了一個懶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賤婦人和兩個無賴的恭維，他洋洋得意的覺得這種生活很可以終身了。所以那本戲借一個雁做比喻：那雁在半閣上關(guān)得久了，他從前那種高飛遠舉的志氣全消滅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閣做他的極樂國了！

發(fā)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系，負責任?！赌壤窇蛑袑懞聽柮淖畲箦e處只在他把娜拉作“玩意兒”看待，既不許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許他擔負家庭的責任，所以娜拉竟沒有發(fā)展他自己個性的機會。所以娜拉一旦覺悟時，恨極他的丈夫，決意棄家遠去，也正為這個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戲，叫做《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里面寫一個女子哀梨妲少年時嫁給人家做后母，他丈夫和前妻的兩個女兒看他年紀輕，不讓他管家務(wù)，只叫他過安閑日子。哀梨妲在家覺得做這種不自由的妻子，不負責任的后母，是極沒趣的事。因此他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過那海闊天空的生活。他丈夫越不許他自由，他偏越想自由，后來他丈夫知道留他不住，只得許他自由出去。他丈夫說道：

（丈　夫）……我現(xiàn)在立刻和你毀約，現(xiàn)在你可以有完全自由揀定你自己的路子?！F(xiàn)在你可以自己決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擔干系。

（哀梨妲）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系！還擔干系咧！有這么一來，樣樣事都不同了。

哀梨妲有了自由又自己負責任了，忽然大變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決意不跟人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世間只有奴隸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選擇的，是不用擔干系的。個人若沒有自由權(quán)，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所以無論怎樣好玩，無論怎樣高興，到底沒有真正樂趣，到底不能發(fā)展個人的人格。所以哀梨妲說，有了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系，有這么一來，樣樣事都不同了。

家庭是如此，社會國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會，共和的國家，只是要個人有自由的選擇之權(quán)，還要個人對于自己所行所為都負責任。若不如此，決不能造出自己獨立的人格。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

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會極力容忍，極力鼓勵斯鐸曼醫(yī)生一流的人物（斯鐸曼事見上文四節(jié)）；要想社會上生出無數(shù)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敢說老實話攻擊社會腐敗情形的“國民公敵”；要想社會上有許多人都能像斯鐸曼醫(yī)生那樣宣言道：“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

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后或者須用泄藥了；十年前用涼藥，十年后或者須用熱藥了。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于日本的藥，未必完全適用于中國；適用于德國的藥，未必適用于美國。只有康有為那種“圣人”，還想用他們的“戊戌政策”來救戊午的中國，只有辜鴻銘那班怪物，還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義”來施行于二十世紀的中國。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y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于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卻不肯下藥。但他雖不肯下藥，卻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wèi)社會健康的衛(wèi)生良法。他仿佛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里面有無量數(shù)的白血輪時時刻刻與人身的病菌開戰(zhàn)，把一切病菌撲滅干凈，方才可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齷齪分子宣戰(zhàn)的白血輪，方才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們?nèi)粢Ｐl(wèi)社會的健康，須要使社會里時時刻刻有斯鐸曼醫(yī)生一般的白血輪分子。但使社會常有這種白血輪精神，社會決沒有不改良進步的道理?！币话税巳?，易卜生寫信給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會的多數(shù)人大概也會到了斯鐸曼醫(yī)生開公民大會時的見地了。但是這十年之中，斯鐸曼自己也刻刻向前進；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見地仍舊比社會的多數(shù)人還高十年。即以我個人而論我覺得時時刻刻總有進境。我從前每作一本戲時的主張，如今都已漸漸變成了很多數(shù)人的主張。但是等到他們趕到那里時，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別處去了。我希望我總是向前去了。（《尺牘》第一七二）

民國七年五月十六日作于北京民國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