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鴻《十六國春秋》，霸史也。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合之勢(shì)，亦足以垂將來，昭明勸戒。惜其不傳也久矣。故隋唐以后，皆不著錄。明屠喬蓀本自是偽撰，而采錄繁富。知寢饋此書有年，第務(wù)為夸多，凡關(guān)十六國者一概收入；豈惟無征不信，亦似太乏翦裁。蓋不但諸小記，（如《鄴中記》之類。）不宜入此，即如《魏書》所載，與諸國交爭(zhēng)，每張大其詞，何與于十六國而載之！鴻本傳云：（“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不奏”，則豈有此?。┣摇锻ㄨb考異》明云，《魏書》如此，《十六國春秋》如此，乃不錄原書，而偏從《魏書》寫出，何哉？又鴻本傳稱，刊十六國遺載，為之序贊，褒貶評(píng)論。贊則各書所引“崔鴻曰”是，豈宜夾行寫之以為注；序則篇首略論其生平，及后總序其事，或間為褒貶之論者是。（《晉書》諸傳記猶如此。）乃以總序之事，割附每年之下，所評(píng)論處，以為虛文而刪之，亦殊不知體制矣。采摘雖繁，而本書之引于群書者，反多失檢錄，其馀（以前為后，以后為前，二事合為一事，二人并作一人，錄中或多二三年，或少一二年。）差謬難屈，殊于心不慊。因取《纂錄》本及《晉書》傳記及原書之散見于諸書者，別為輯本，編纂雖不及屠詳，而采集要信而有征。惟漸所見諸類書有限，而舛漏實(shí)多，重冀大人先生證其誤而補(bǔ)其闕焉。

一此本以《纂錄》為底本者，蓋《纂錄》雖未知即崔鴻所纂與否，而與正本同載于隋《經(jīng)籍志》，則系當(dāng)時(shí)約本，而為《十六國春秋》原文可知。

一此本于《纂錄》所刪節(jié)處，以《晉書》張軌、李暠等傳及劉淵《載記》補(bǔ)足者，蓋以傳記與《纂錄》合觀，其刪節(jié)之跡可見，且與原書之引于各書者，其字句多同，則知此傳記實(shí)采《十六國春秋》而成。

一此本雖多依《晉書》傳記錄補(bǔ)，然其所誤，如劉聰二劉后，《晉書·列女傳》與《御覽》所引互異，則自從《御覽》所引而不錄《晉書》。他如“李特見殺”在太安二年而以為元年，“李雄即位國號(hào)大成”而以為改元大武之類之一，亦自從《纂錄》及見于《御覽》者錄出，而不錄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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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傳謂鴻經(jīng)綜既廣，多有違繆，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hào)弘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禽于廣固，鴻又以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于長安，鴻亦以為滅在元年。是皆原誤之文推上一年。觀《纂錄》及參諸傳記，雖皆有跡可尋，亦不必依訛傳訛，以復(fù)其初。強(qiáng)分百卷者，不過略存梗概而已。

一此本編年，則以《纂錄》為主，而稽之《晉書》傳記，以補(bǔ)其闕。初意亦以《晉書》不錄其年月，疑其有謬，及以甲子排之，自無不合，因依《綱目》以補(bǔ)《年表》一卷以冠于首。

一此本十六國次序，既不從《纂錄》（前趙、后趙、前燕、前秦、后秦、蜀、前涼、西涼、北涼、后涼、后燕、南涼、南燕、西秦、北燕、夏。）又不從《載記》（前趙、后趙、前燕、前秦、后秦、蜀、后涼、后燕、西秦、北燕、南涼、南燕、北涼、夏及前涼、西涼在前。）者，蓋因《魏書》本傳謂鴻以劉淵、石勒、慕容雋、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發(fā)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各有國書，未有統(tǒng)一，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因以此為前后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