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討論這一個題目，就應當先把這題目認得清楚，辨別得明白。題中的“通俗小說”，就是英文中的“PopularStory”，英文“Popular”一字，向來譯作“普通”，或譯作“通俗”，都不確當。因為他的原義是——

1. Suitable to common people; essy to be comprehend-ed.

2. Acceptable or pleasing to people in general.

若要譯得十分妥當，非譯作“合乎普通人民的，容易理會的，為普通人民所喜悅所承受的”，不可：如此累墜麻煩，當然不能適用?，F(xiàn)在借用“通俗”二字，是取其現(xiàn)成省事；他的界說，仍當用”popular”一字的界說；決不可誤會其意，把“通俗小說”看作與“文言小說”對待之“白話小說”；——“通俗小說”當用白話撰述，是另一問題。

“通俗”二字既認明白了，就可知本文所討論的，是上中下三等社會共有的小說，并不是哲學家科學家交換思想意志的小說，更不是文人學士發(fā)牢騷賣本領的小說。若要在中國舊小說中舉幾個例出來：則《今古奇觀》，《七俠五義》，《三國演義》等，都是通俗小說；《燕山外史》，《花月痕》，《聊齋志異》等，都是“發(fā)牢騷賣本領”的小說；——此等小說，實在并無本領可賣，不過作小說者，有賣本領之心理而已，——若問“交換思想意志”的小說，中國有了幾種，我卻回簽不出！勉強說幾種拉拉場面，也不過《水滸》，《紅樓》，《西游》諸書：然此是題外事，不必說他。

題中“教訓”二字，是說此項小說出版后，對于世道人心的影響如何。所謂“積極教訓”，便是紀述善事，描摹善人，使世人生羨慕心，摹仿心；“消極教訓”，便是紀述惡事，描摹惡人，使世人生痛恨心，革除心。這兩種教訓，各有各的好處：第一種是合乎“見賢思齊”，“當仁不讓”的道理；第二種也合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道理；粗粗一看，決難判別孰好孰壞。然就個人觀察所及，則以為——

1．作通俗小說，與其用消極的教訓，不如用積極的教訓；

2．如其不能，則與其謾罵，不如婉諷；與其從正面直寫其惡，不如從側(cè)面曲繪其愚；

3．否則混善惡而一之，用詼諧之筆，以促閱者自己之辨別與覺悟。

要說這三句話，應先問一問做小說的人，對于所做的小說，是否擔負責任？中國從前的小說家，心目中本無責任二字，故不問誨淫誨盜，只須心中想得著，筆上寫得出，無不淋漓盡致的做到書上去。

他們心中，亦未嘗不知淫盜之不當誨，故全書結(jié)束，必有一番因果報應的話：——說什么某善人是升官發(fā)財，妻妾榮封；某惡人是家破人亡，妻兒流散；——似乎要借此一筆，把全書事實，完全打消，其意若曰：我本來是要教諸位做好人的，諸位自己要做壞人，干我什么事！

此等不負責任的“造孽家”，都已做了過去的人物；雖然遺留許多壞書在社會上，到將來良好的小說發(fā)達了，終有漸漸消滅的希望。至于當代的小說家，都已掛了“改良社會”，“啟發(fā)民智”，“輔助教育”的招牌了；究竟他們能否“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誠然是個疑問；我輩“以君子之心度人”，卻總該承認他們是名實相符的。萬一名實竟不相符，還當寬一步說：那是他們頭腦欠清，未曾摸著路頭，或路頭雖已摸著，卻嫌能力不足，未能實事求是做去。若說現(xiàn)在的世界上，竟還有不負責任，居心要制造惡人，釀成惡社會的小說家，我怕這話未免有些太“挖苦”了罷！

今先為“頭腦欠清，未曾摸著路頭”者說法：——

我常說，“世間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可憐的，一種是可恨的?！睘槭裁礇]有可敬可愛的呢？因為一個人有了可敬可愛的資格，便天然要陷入可憐的地位。換一句話說，這一個世界，在未達我們理想中的“標準文明時代”之前，永遠是個惡人欺侮善人的時代。做小說的把惡人描畫出來，其本意無非說“世界上有這一等人，諸位要好好防備，可不要落在他坑里”，或是說“諸位請看，這等人做了壞事，到臨了終沒有好結(jié)果的，諸位可不要學他”；或是說“這等人太惡了，我現(xiàn)在揭穿了他的黑幕，大家合力反抗罷”。這三種用意，都從“悲天憫人”的念頭中轉(zhuǎn)化出來；從正面看去，簡直半點毛病沒有；若從反面仔細推測，便有種種流弊：——

第一，人類的摹仿性，是最豐富的。辨別善惡性，也是人人都有的；——惡人亦能辨別善惡。故照常理說來，把辨別善惡性加到摹仿性上面去，當然是人人都想做善人，人人都已做成了善人。然而情理與事實，相去不可以道理計，是什么緣故呢？這就叫做“理不勝欲”。譬如一部《聊齋志異》，把狐鬼兩物，可算形容得觸目驚心，令人不寒而栗了？然而我在十五六歲情竇初開的時候看了他，心中明知狐鬼之可怕，卻存了個怪想，以為照蒲留仙說，天下狐鬼，多至不可勝紀，且都是鑿鑿有據(jù)的，為什么我家屋子里，不也走出幾個仙狐艷鬼來同我玩玩呢！這雖然是極可笑的孩子思想，卻由此類推，我可斷定看《官場現(xiàn)形記》的，看的時候雖覺書中人卑鄙無恥，到了身入官場的時候，就不知不覺的要做起書中人來；那看《儒林外史》的，看的時候雖替書中人一陣陣的肉麻，一把把的捏汗，到了地位相同的時候，也就不知不覺的如法泡制，做起假名士來。照此說，不是做消極小說的人，沒有在反動一方面收到什么功效，反實施了一番做惡人的直觀教育么？

第二，人類的神經(jīng)，只能施以適當之激刺，不能施以過分之激刺；若激刺過了分，則神經(jīng)漸趨衰鈍，終至于麻木不仁而后已。故外國戲館中，每遇謀殺決斗戰(zhàn)爭諸事，往往不在戲臺上直演其慘狀，只在談話中用悲惻的神情表白出來，——即病死之情狀，亦鮮有明演者；——又國家對于罪犯，非至萬不得已不判死刑，即使判了，亦都在隱僻之處執(zhí)行；甚至災眚時疫，及一切慘怖事實，不能在貴客及婦女之前談論：這些事，粗看了似乎無甚道理，仔細想去，當見其用意極深。中國卻不然，種種奸淫慘殺之事盡可在大庭廣眾之中高談闊論；官廳里殺起人來，必守著“刑人于市，與眾共之”的古訓；戲子們更荒謬，“三更三點的見鬼”，“午時三刻的殺人”，幾乎無日不有；若演《九更天》里的“滾釘板”，《羅通掃北》里的“盤腸大戰(zhàn)”，《大香山》里“刀山地獄”，《蝴蝶夢》里的“大劈棺”，——此是關于慘殺一方面的，其關于淫穢一方的，如《送銀燈》、《寄柬》、《拾玉鐲》等，每有種種肉麻動作，亦可作如是觀，——則演的人固然是興會淋漓，看的人也覺得分外津津有味，從前我在上海，請一位美國朋友看了一次中國戲，那朋友說道：“貴國的戲，若叫敝國女人看了，可嚇得他們一禮拜睡不著”；試問外國人看了要睡不著的，中國人看了反覺津津有味，中國人的神經(jīng)，已到了那一等地步？又前一禮拜，周啟明先生向我說：“近來在《研堂見聞雜記》里，看見一段故事，說‘清初李森先巡按江南，捕優(yōu)人王子玠，與奸僧三遮和尚，相對枷死。子玠善演紅娘，以僧對之，宛然法聰。人見之者，無不絕倒！’”試問人家到了將死的地步，中國人全無惻隱之心，反要大開頑笑，此種“忍心害理”的思想，是人類應有的不是？所以我常說，人類的神經(jīng)，自有上天所賦的一點“真實感覺性”；有此一點“真實感覺性”，加以適當之刺激，人人可以做得圣賢，成得佛；猶如人人舌頭上，都有辨別五味的能力，不必加以矮揉造作，即能自成其為“知味者”。若神經(jīng)上多受了過分的刺激，他那現(xiàn)象，便如專吃腥燥油膩的野蠻人類一般，對于通常滋味，反不能辨別；久而久之，自能成為“習于世故”，“愍不畏死”，“哀樂無動于衷”的“老奸巨猾”了。

第三，做消極小說，大概不外乎兩種方法，一種是直寫實事，或在實事之外，略加點染的；一種是憑空結(jié)撰，完全是著作家杜造出來的?！谝环N如“某某現(xiàn)形記”及新近出版的“某某黑幕”等；等二種如英人A.C.Doyle所作各種偵探小說，及William le Quex所作《Fatal Thir-teen》、《Confossions of aLadg's man》等。這兩種，若要從根本上推翻他，簡直是貽害社會，比幾部有名的誨淫誨盜小說，還要利害百倍！何以故？因為誨淫的小說，即使大聲疾呼，滿紙寫了“淫”字，遇到“無可與淫”，或意雖欲淫，而沒有“潘、驢、鄧、小、閑”那種資格的人，還只是淫不起來，那誨盜小說，即使寫得荒謬到極處，滿紙都是刀光血影，遇到“不必為盜”，或“雖欲為盜，而沒有做強盜的經(jīng)濟魄力”的人，還只是做不成功強盜。如此說，誨淫誨盜，被誨者不過是一部分人，決不至全世界都變作“男盜女娼”的。

至于前文所述的“現(xiàn)形記”與“黑幕”，卻大有普及一切的魔力。因為這一派書，所紀既屬實事，故處處與現(xiàn)代社會吻合，摹仿起來很容易；而且范圍極廣，非但不像淫盜兩事之受社會裁制，竟有許多是國法之所不禁的，故看書的人，一到“心中所欲”或“地位所需”的時候，便可采集眾長，實行摹仿。

書中事實，本來是一二惡人，費了許多心思才能發(fā)明，且未必肯輕易告人的；自從這“Cyclopedia of Crime”出了世，竟變做了全世界的公器了！偵探小說的用意，自要促進警界的偵探知識；就本義說，這等著作家的思想，雖然陋到極處，卻未能算得壞了良心；無如偵探小說要做得好，必須探法神奇；要探法神奇，必須先想出個奇妙的犯罪方法；這種奇妙的犯罪方法一披露，作奸犯科的兇徒們，便多了個“義務顧問”；而警界的偵探知識，卻斷斷不會從書中的奇妙探法上得到什么進步：——因為犯罪是由明入暗，方法巧妙了，隨處可以借用；探案是由暗求明，甲處的妙法，用在乙處，決不能針鋒相對；——從前有位朋友向我說：“上海的暗殺案，愈出愈奇，都是外國偵探小說輸入中國以后的影響”；我當時頗不以此言為然，現(xiàn)在想想，卻不無一二分是處。至于W.Ie Quex的小說，愈覺荒謬，簡直是個“罪惡叫賣店”的主人，吊高了嗓子叫道：“諸位要犯罪么？要殺人么？要是沒有好方法，本主人廉價教授，只須花六個辨士買本教科書看看就可以了！”這種書，價值遠出于“現(xiàn)形記”“黑幕”之下，文筆也蕪陋異常；然而英美兩國，一般無知識的新聞記者和雜志主任，也居然稱他為“文豪”咧！

以上都是就理論上說話，若就做法上說，則做積極小說，簡直比做消極小說難了百倍；所以往往有頭腦極清，明知消極小說之有流弊，動起筆來，卻不知不覺的寫到消極一條路上去；這因為——

1．我們眼光中所看見的社會，好人少，壞人多；要寫好人，簡直找不到個影子，要寫壞人，卻觸目皆是。

2．好人是不能單獨做的，必須有壞人襯托；把壞人寫得愈壞，方見好人之愈好。然而寫壞人易，寫好人難；即如寫個美人，便把《洛神賦》上的詞頭兒全都搬在紙上，亦覺不甚出色；要寫個丑婦，卻一動筆，便可引得讀者哈哈大笑了。

3．人的性情，是喜談人短，惡說人長的，譬如三五個朋友聚在一處談天，若說某甲如何如何好，不上三五句話就說完了；若談某乙如何如何壞，必有某丙某丁剌剌不休的背出他的歷史來。又如寫信，要恭維人家?guī)茁?，便抄遍了什么尺牘大全，自己終覺得有些肉麻可笑；若要寫封罵人的絕交書，保管文思泉涌，洋洋千百言，不難一揮而就。

4．寫好人的文章，已為千百年來一般“諛墓文豪”做盡；我們再去做他，盡管面子上掛了“小說”的招牌；看的人還要當他是什么哀啟、祭文、家傳、神道碑、墓志銘咧！

5．專做好人的正面文章，在中文則容易做成《太上寶筏圖說》；《陰騭文圖說》；在西文則容易做成“SundaySchool Stories” ,“ Church Stories”。把小說做成了這一等書，還有什么文學上的價值沒有？

當初我看小說，不論中文西文，總看不見什么良好的積極小說，心中頗以為怪；后來自己做了幾年，領略了些甘苦，才知道內(nèi)中有這幾種原因。

照上文說，做積極小說雖非絕對的不可能，卻已證明十分之八九是不容易做好的；要在這不容易之中找些方法出來，大約有五種：——

第一種是化消極為積極。如陶淵明做的《桃花源記》，完全是表示厭世思想的；若老陶要把目睹的怪現(xiàn)狀寫出，至少也總可做成十部八部的“現(xiàn)形記”或“黑幕”；然而他不說世界的黑暗，只說自然界的快樂，又輕描淡寫，把“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及“不足為外人道也”數(shù)語，將本意說出，這便是他極有斟酌處。又如英人Daniel Defoe所作的《Robinsin Crusoe》，亦與老陶同一用意，后人把他看作Adventure Story便錯了。

第二種是以積極襯托消極。如蘇格蘭S. R. Crockett所做的《The Stickit Minister》兄弟兩人，做兄的盡力種田，把家產(chǎn)變賣了培植兄弟；到他兄弟做了醫(yī)學博士，竟把老兄置之不問了。此種材料，若叫中國人來做小說，必把乃弟描摹得不堪言狀，末了再加上個“人之無良，一至于此”的批語；Crockett卻只寫乃兄的如何勞苦，身體如何衰弱，心地如何忠厚；其“畫龍點睛”處，僅有“乃兄耕田疲乏時，引領遙望，見乃弟騎駿馬，揮鞭由阡陌間馳過”一語。又英人Ella Higginson所作的《Mrs Risley'Christmas Dinner》本來說一個不孝的女兒的；然而他不說女兒的如何如何不孝，卻把母親的如何衰老，如何孤苦，如何牽記女兒，描摹得委宛動人，呼之欲出；結(jié)尾說母親有了如此好心，女兒竟不回來；是一篇文章，完全翻了個身，句句不罵女兒，卻句句罵在女兒身上了。此等反襯文筆，感人最深，又全無流弊，做通俗小說，最宜取法。

第三是以消極打消消極。如俄人Leo Tolstoy所作的《How much Land does a man need?》是用滑稽筆法，——以反面的消極，打消正面的消極，——促動大地主的反省，正合代數(shù)學中“負與負乘，所得為正”的一句話。此種方法，當描摹正面的消極時，最宜自有分寸；否則“現(xiàn)形記”“黑幕”諸書，末段何嘗不有一番自己打消自己的話說呢。

第四是以積極打消消極。如英人Charles Dickens所作的《A christmas carol》頭段數(shù)頁是正面的消極，初入夢的一小部分是反面的消極，后來一大部分，由消極趨于積極。

第五是消極積極循環(huán)打消。如吳稚暉先生所譯的法國劇本《鳴不平》，——或作《社會階級》，其原本余未之見，——是用“黃雀螳螂”的辦法，把“公爵”，“銀行主人”，“書記”，“婢女”，“車夫”，“黑奴”，“乞丐”，“狗”八種階級，正面反面，各各寫了個照，隨即各自打消。這種方法極好，然當變換文章結(jié)構(gòu)，方可引人入勝；要是死守了這一種章法，便“味同嚼蠟”了。

做小說的方法，本來是千變?nèi)f化，不能拘執(zhí)一格的；上面所說的五種，不過略舉其例罷了。

袁子才詩話里，說“老學究論詩，必有一副門面語?！卦豁氂泻?，此店鋪招牌，無關貨之美惡。《三百篇》中，……有含蓄者，‘棘心夭夭，母氏劬勞’是也；有說盡者，‘投畀豺虎，投畀有昊’是也”。這一番話，拿來議論小說，本來是的切不移的。試看世界各國的近世小說家，凡是有魄力，有主張的，人人都有一部兩部反抗強權(quán)，刺激社會的小說；非但不說那“須有含蓄”的腐敗話，便連積極消極，也不成問題。然就小說的全體說是如此；若只就通俗小說一部分說，究竟要有些斟酌。所以我今天所說的話，自己也知道意思很膚淺，且大有老學究氣息；然為目前時勢之所需要，不得不如此說。到將來人類的知識進步，人人可以看得陳義高尚的小說，則通俗小說自然消滅了，我這話也就半錢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