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影先生:
《文學(xué)》的編輯先生將您的信寄到北平的時候,我想馬上寫回信,在《文學(xué)》第三期里回答您。但是因為要寫完一篇稿子,便擱下了,耽誤了一個月,真對不起,請原諒罷。
我說《新詩歌》“第二期里的《新譜小放?!繁容^好”,正所以表示對于其馀作品的不滿意——特別對于“回憶之塔”一類過分歐化的暗喻以及那些不順口的長句不滿意。至于說“又回到白話詩初期的自由詩派”,確是“太把形式看重了”,如您所說。您主張“內(nèi)容支配形式”,結(jié)果會一篇詩一個形式。有些人主張形式與內(nèi)容是二而一,一而二,詩不該有固定的形式,結(jié)果也當相同。我覺得后一說比較圓滿些。但如何“運用活的內(nèi)容隨時創(chuàng)造出新形式”呢?是憑各人的才分去亂碰?還是得懂一點音韻的玩藝兒?您似乎覺得兩樣可以并行不悖;我也如此想。但實際上如何下手卻非下了手無從知道。前文存而不論,現(xiàn)在我還只能存而不論。
您說“南方的黃包車夫小市民能讀報紙及連環(huán)圖畫的就比較北方多”,但北方的洋車夫小市民能讀小報的似乎也不少。他們卻都未見得能讀新詩歌。老實說,我們的話全不免是猜想。有一個朋友說,最好能做些實驗的工夫,參照定縣的辦法;看看大眾能夠懂得,能夠欣賞的到底是那些種東西。這么著便有了具體的標準,免得空口說白話。
您提起“中國的環(huán)境”給“費解”的新詩歌辯護。但我所不滿意的并非側(cè)面的描寫和用比喻,而是不扼要,羅嗦,洋味兒。這與“中國的環(huán)境”是無干的。
草草作復(fù),謝謝您的信!
佩弦
附:芙影給編輯的信
編輯先生:
在詩歌被一部分“作家”不承認是文化的單獨的一部門的今日(譬如《現(xiàn)代》就不給詩的作者的稿費),朱自清先生的介紹《新詩歌旬刊》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并且又貢獻了許多可寶貴的詩歌大眾化的意見出來,補足了新詩歌沒被提及的問題。
表面看,文學(xué)大眾化的呼聲好像是低落了,這,原因無他,幾個討論的人,死的死了(如易嘉),活的被攆得雞飛狗上墻,日無棲息之所,不能無因吧?但也不能就此拉倒。
現(xiàn)在要說的是我同朱先生不同的意見,新詩歌的空洞本用不著我替她遮飾,不過,朱先生是攙住“成見”看她的,假如真如朱先生所說“第二期里的《新譜小放?!繁容^好”,無疑的,是新詩歌完全失敗了,同時是朱先生太把舊形式看重了,我并不否認一切小曲調(diào)在封建文化中占著大眾化的首位,但時代是一九三三,“以新的內(nèi)容利用一切舊的形式創(chuàng)造新形式”,不要忘了。朱先生說“于是又回到白話詩初期的自由詩派”,這是朱先生太把形式看重了,我們要內(nèi)容支配形式,但不要形式支配了內(nèi)容;如朱先生認為成功的英國“無韻體”試驗者徐志摩君的詩,要是剝?nèi)ニA麗的外衣,那簡直成了一副嚇人的骷髏了。這并不是過甚其詞,如《新月》諸“詩人”的東西,不怕他們怎樣的別出心裁,花樣翻新,結(jié)果還不是那一套形式與技巧的變幻。再說一遍一切封建的遺產(chǎn)我們都樂得去承受的,但有條件的,批判的,把它當成詩歌大眾化的一部門,決不是把它使奉為整個大眾化的工具。朱先生說新詩歌上的東西“都是寫給一些受過歐化的教育的人看的,與大眾相去萬里;他們提倡朗讀”,“怕也不能教大眾聽懂”,這是一點也不錯,不過朱先生,請你不要忘記在一切發(fā)展都不平衡的中國,例如南方的黃包車夫,小市民能讀報紙及連環(huán)圖畫的就比較北方多,不見得一定是洋博士才能夠讀新詩歌。如胡教授的“談新詩”的遺教,那我們是只好敬謝不敏了。要徹底解答這一問題,那也誠如朱先生所引用的只有作家自己大眾化。他們雖不能如朱先生期望之殷,但畢竟他們是一步步向前走著的。
讓我再舉例來說明吧,如被稱為“世界詩人”的培嚇爾、白德內(nèi)衣們幾個人的詩就沒有固定的形式,他們運用活的內(nèi)容隨時創(chuàng)造出新形式,也并不滯板,比限于“死”形式的詩,壞就是好例。我的意見是在目前只要有新的內(nèi)容運用靈活的技巧得當?shù)谋憩F(xiàn)出來也就夠了。自然這不是永久的,永久性的,也只有在不斷的創(chuàng)造中才有可能。
順便說一下:蓬子君的詩有幾首是好的,如《血腥的風(fēng)》等,但他在《文學(xué)月報》發(fā)表的東西顯然的是失敗了的,沒材料,干叫,弄手法。森堡君在新詩人中比較說是最有希望的一個。朱先生嫌他們的作品費解,中國的環(huán)境朱先生大概是知道的吧?人民沒保障,文人是連豬狗都不如!一針見血的作品可以說就沒有發(fā)表的可能。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意見。
因為不便寫字,寫來又沒頭緒,還得請編輯先生和朱先生原諒。
敬祝
撰安!
芙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