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溫柔敦厚

《經(jīng)解》篇孔穎達(dá)《正義》釋“溫柔敦厚”句云：

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对姟芬肋`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

又釋“《詩》之失愚”云：

《詩》主敦厚。若不節(jié)之，則失在愚。

又釋“溫柔敦厚而不愚”句云：

此一經(jīng)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jié)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于愚。則是在上深達(dá)于《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故云“深于《詩》者也”。

更重要的是《正義》里下面一番話：

然《詩》為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戚以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以教人，是《詩》教也。此為政以教民，故有六經(jīng)?！肆?jīng)者，惟論人君施化，能以此教民，民得從之；未能行之至極也。若盛明之君為民之父母者，則能恩惠下及于民。則《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體，《樂》有諧和性情，皆能與民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閑居》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对姟分?，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笔且?。其《書》、《易》、《春秋》，非是與民相感恩情至極者，故《孔子閑居》無《書》、《易》及《春秋》也。

這里將所謂“六經(jīng)”分為二科，而以《詩》、《禮》、《樂》為“與民相感恩情至極者”；《詩》、《禮》、《樂》三位一體，合于《論語》里孔子的話。而所謂“以《詩》化民”，所謂“在上深達(dá)于《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是概括《詩大序》的意思，《詩大序》又是孔子論“學(xué)《詩》”那一節(jié)話的引申和發(fā)展。所謂“以義節(jié)之”，就是《詩大序》說的“發(fā)乎情，止乎禮義”，也就是儒家說的“不偏之謂中”（《禮記·中庸》）?！对姟方叹烤挂砸饬x為主，所以說“以《詩》辭美刺諷諭以教人”；美刺諷諭不離乎政治，所謂“《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就指美刺諷諭而言。

孔子時(shí)代，《詩》與樂開始在分家。從前是《詩》以聲為用；孔子論《詩》才偏重在《詩》義上去。到了孟子，《詩》與樂已完全分了家，他論《詩》便簡直以義為用了。從荀子起直到漢人的引《詩》，也都繼承這個(gè)傳統(tǒng)，以義為用。上文所分析的漢代各例，可以見出。但“《詩》為樂章，《詩》樂是一”是個(gè)古久的傳統(tǒng)，就是在《詩》樂分家以后，也還有很大的影響。論樂的不會(huì)忘記《詩》?！抖Y記·樂記》云：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dòng)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氣（阮刻本原作“器”，據(jù)《?？庇洝犯模闹?。

《詩》與歌舞合一。又云：“樂師辨乎聲《詩》?！庇衷疲骸叭缓笳?，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謂之樂?！倍颊f的“《詩》樂是一”。論《詩》的也不能忘記樂。《詩大序》云：

情動(dòng)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fā)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前七語，歷來論《詩》的不知引過若干次。但這一整段話也散見在《樂記》里，其實(shí)都是論樂的。而《詩》教更不能離樂而談。一來聲音感人比文辭廣博得多，若只著眼在“《詩》辭美刺諷諭”上，《詩》教就未免狹窄了。二來以聲為用的《詩》的傳統(tǒng)——也就是樂的傳統(tǒng)——比以義為用的《詩》的傳統(tǒng)古久得多，影響大得多；《詩》教若只著眼在意義上，就未免單薄了。所以“溫柔敦厚”該是個(gè)多義語：一面指“《詩》辭美刺諷諭”的作用，一面還映帶著那“《詩》樂是一”的背景。這只要看看樂之所以為教，就可明白。《經(jīng)解》以“廣博易良”為樂教。《正義》云：“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簡易良善，使人從化，是易良?！薄稑酚洝逢U發(fā)樂教最詳。《記》云：

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fēng)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樂以和通為體”，所以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異文合愛者也”。又說：“仁近于樂”，“樂者敦和”。又說：“立之學(xué)等，廣其節(jié)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庇终f：“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jì)，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睆南麡O方面看，“樂至則無怨”，“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dá)矣”?！爸泻椭o(jì)”的“中”是“適”的意思?！秴问洗呵铩みm音》篇云：

夫音亦有適?！尢?，太清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小（原作“大”，據(jù)許維遹先生《呂氏春秋集釋》引陶鴻慶說改）不出鈞，重不過石，大小輕重之衷也。

“衷”“中”通用?！斑m”又有“節(jié)”的意思。同書《重己》篇“故圣人必先適欲”高誘注：“適猶節(jié)也?！庇帧盾髯印駥W(xué)》篇道：“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王先謙《荀子集解》云：“此不言樂，以《詩》樂相兼也”），所謂“中聲”當(dāng)兼具這兩層意思。楊倞注：“詩謂樂章，所以節(jié)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大致不錯(cuò)。以上所引《樂記》和《荀子》的話，都可作“溫柔敦厚”的注腳，是樂教，也未嘗不是《詩》教。

禮樂是不能分開獨(dú)立的。雖然《樂記》里說：“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又說：“禮節(jié)民心，樂和民聲?！庇终f：“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好像禮樂的作用是相反的。可是說“禮樂之情同”，《正義》云：“致治是同?！庇衷疲?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所以說“知樂則幾于禮矣”?！捌胶脨骸笔恰昂汀币彩恰肮?jié)”；二者是相反相成的?！墩撜Z》，有子曰：

禮之用，和為貴?！投?，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學(xué)而》）

禮也以和為貴，可見“和”與“節(jié)”是一事的兩面，所求的是“平”，也就是“適”，是“中”?？鬃诱摗蛾P(guān)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何晏《集解》引孔安國云：“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是“和”，同時(shí)是“節(jié)”。又，《管子·內(nèi)業(yè)》篇云：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jié)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

《詩》與禮樂并論；說“敬”，說“節(jié)”，說“平正”，也都可以跟《樂記》印證。而“止怒莫若《詩》”一語，更得溫柔敦厚之旨?！督?jīng)解》以“恭儉莊敬”為禮教，《正義》云：“禮以恭遜、節(jié)儉、齊（齋）莊、敬慎為本?！惫€是“節(jié)”，莊敬是“敬”；從另一角度看，也是一事的兩面。所謂“《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正是“敬”與“節(jié)”的表現(xiàn)。古代有獻(xiàn)詩諷諫的傳統(tǒng)——漢代王式還以《三百五》篇當(dāng)諫書，《周語》上邵公諫厲王說：“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xiàn)詩，……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薄稌x語》六范文子也向趙文子說到古之王者“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xiàn)詩，使勿兜（惑也）”?！栋谆⑼āぶG諍》篇云：

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窺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樦G者，……出詞遜順，不逆君心?！Q諫者，……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fù)前，以禮進(jìn)退?！钢G者，……指者，質(zhì)也，質(zhì)相其事而諫?！葜G者，……惻隱發(fā)于中，直言國之害，勵(lì)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笔戮ザ挥?，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為人臣不顯諫。”

這里前三種是婉言一類，后二種是直言一類；婉言占五分之三，可見諫諍當(dāng)以此種為貴。而文中引孔子的話，獨(dú)推“諷諫”，并以“諫而不露”和《曲禮》“不顯諫”等語申述意旨?！段倪x·甘泉賦》李善注：“不敢正言謂之諷”，大概諷諫更為婉曲。《詩大序》云：“下以風(fēng)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玄箋：“風(fēng)刺”“謂譬諭不斥言”，“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爸魑摹碑?dāng)指文辭，就是所謂“《詩》辭美刺諷諭”。諷諫似乎就是“譎諫”，似乎就指獻(xiàn)詩諷諫而言。諷諫用詩，自然是最婉曲了。諫諍是君臣之事，屬于禮；獻(xiàn)詩主“溫柔敦厚”，正是禮教，也是“詩”教。

“溫柔敦厚”是“和”，是“親”，也是“節(jié)”，是“敬”，也是“適”，是“中”。這代表殷、周以來的傳統(tǒng)思想。儒家重中道，就是繼承這種傳統(tǒng)思想。郭沫若先生《周彝銘中之傳統(tǒng)思想考》（《金文叢考》一）論政治思想云：

人臣當(dāng)恪遵君上之命，君上以此命臣，臣亦以此自矢于其君?！瓰檎形洌鞣ヒ酝囊?，刑罰以威內(nèi)，為之太過則人民鋌而走險(xiǎn)，故亦以暴虐為戒，以壅遏庶民，魚肉鰥寡為戒，而勵(lì)用中道。

又論道德思想云：

德字始見于周文，于文以“省心”為德。故明德在乎明心。明心之道欲其謙沖，欲其荏染，欲其虔敬，欲其果毅，此得之于內(nèi)者也。其得之于外，則在崇祀鬼神，帥型祖德，教篤孝友，敬慎將事，而益之以無逸。

所說的君臣之分，“中道”，以及“謙沖”，“荏染”，“敦篤孝友，敬慎將事”等，“溫柔敦厚”一語的涵義里都有。周人文化，繼承殷人；這種種思想真是源遠(yuǎn)流長了。而“中”尤其是主要的意念?！皽厝岫睾瘛北疽训谩爸小?；可是說這話的（不會(huì)是孔子）還怕人“以辭害志”，所以更進(jìn)一層說“《詩》之失愚”，必得“溫柔敦厚而不愚”才算“深于《詩》”。所謂“愚”就是過中?！睹献印じ孀樱ㄏ拢吩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痹唬骸肮淘崭咣胖疄樵娨玻∮腥擞诖?，越人關(guān)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guān)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缎≯汀分?，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fēng)》何以不怨？”曰：“《凱風(fēng)》，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趙岐注：激也）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高子因《小弁》詩（《小雅》）怨親，便以為是小人之詩；公孫丑并舉出《凱風(fēng)》詩（《邶風(fēng)》）的不怨親作反證。孟子說，《詩》也可以怨親，只要怨得其中。他解釋怎樣《小弁》篇的怨是得中，《凱風(fēng)》篇的不怨也是得中；而得中是仁，也是孝。高子以為凡是怨親都不得中，他的看法未免太死了；他那種看法就是過中。孟子評(píng)他為“固”，“固”就是“《詩》之失愚”的“愚”。像孟子的論《詩》，才是“溫柔敦厚而不愚”，才是“深于《詩》”?！摗对姟啡绱?，“為人”也如此；所謂愚忠、愚孝，都是過中，過中就“失之愚”了。

有過中自然有不及中。但不及可以求其及，不像過了的往回拉的難，所以《經(jīng)解》篇的六失都只說過中。一般立論卻常著眼在不及中，因?yàn)椴患爸械亩唷＞汀对姟方炭?，更顯然如此。高子以《小弁》篇為小人之詩，就是說它不及中，不過他錯(cuò)了。漢代關(guān)于屈原《離騷經(jīng)》的爭辯，也是討論《離騷經(jīng)》是否不及中，或不夠溫柔敦厚?！妒酚洝钒耸摹肚Z生列傳》云：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又引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云：

《國風(fēng)》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湮募s，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yuǎn)?！孜勰嘀?，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劉安以《詩》義論《離騷》，所謂“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都是得其中；所以雖“自怨生”，還不失為溫柔敦厚。但班固以為不然。他作《離騷序》，引劉氏語，以為“斯論似過其真”，又云：

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guān)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寧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烝民》），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yáng)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zé)數(shù)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qiáng)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潔）狂狷景行之士。多稱昆侖、冥婚、必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正），經(jīng)義所載。謂之兼《詩》風(fēng)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m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這里說屈子為人和他的文辭中的怨責(zé)譬諭都不及中；總之，“露才揚(yáng)己”，不夠溫柔敦厚。后來王逸作《楚辭章句》，敘中指出屈子“獨(dú)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又駁班氏云：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zhì)，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jìn)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云云。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fù)謂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保ā洞笱拧ひ帧罚╋L(fēng)諫之語，于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yōu)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yáng)己”，怨刺其上，強(qiáng)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又說“《離騷》之文依托‘五經(jīng)’以立義焉，……誠博遠(yuǎn)矣”，也是駁班氏的。王氏似乎也覺得屈原為人并非“中行”之士，但不以為不及中而以為“絕世”——“絕世”該是超中。至于屈原的文辭，王氏卻以為“優(yōu)游婉順”，合于“詩人之義”——“優(yōu)游婉順”就是溫柔敦厚。屈子的“絕世之行”在乎自沉；自沉確是不合乎中——就是超中，倒未嘗不可。戰(zhàn)國文辭，鋪排而有圭角；他受了時(shí)代的影響，“體慢”語切，不能像《詩》那樣“不指切事情”也是有的?？墒恰妒酚洝防镎f得好：

屈平……雖放流，眷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

又以人窮呼天，疾病呼父母喻他的怨。他這怨只是一往的忠愛之忱，該夠溫柔敦厚的。至于他“引類譬諭”，雖非“經(jīng)義所載”，而“依《詩》取興”，異曲同工，并不悖乎《詩》教。班氏也承認(rèn)“后世莫不……則象其從容”；這從容的氣象便是溫柔敦厚的表現(xiàn)，不僅是“妙才”所能有。那么，“露才揚(yáng)己”確是“失中”之語，而淮南王所論并不為“過其真”了。

漢以后時(shí)移世異，又書籍漸多，學(xué)者不必專讀經(jīng)，經(jīng)學(xué)便衰了下來。諷誦《詩》的少了，引《詩》的自然也就少了。樂府詩雖然代“三百篇”而興，可是應(yīng)用不廣，不能取得“三百篇”的權(quán)威的地位；建安以來，五言詩漸有作者，他們更沒有涵蓋一切的力量。著述里自然不會(huì)引用這些詩?！对姟方痰膫鹘y(tǒng)因而大減聲勢(shì)。不過漢末直到初唐的詩雖然多“緣情”而少“言志”，而“優(yōu)游不迫”，還不失為溫柔敦厚；這傳統(tǒng)還算在相當(dāng)?shù)谋尘袄锷钪?。盛唐開始了詩的散文化，到宋代而大盛；以詩說理，成為風(fēng)氣。于是有人出來一面攻擊當(dāng)代的散文化的詩，一面提倡風(fēng)人之詩。這種意見北宋就有，而南宋中葉最盛。這是在重振那溫柔敦厚的《詩》教。一方面道學(xué)家也論到了《詩》教。道學(xué)家主張“文以載道”，自然也主張“詩以言志”。當(dāng)時(shí)《詩》教既經(jīng)下衰，詩又在散文化，單說“溫柔敦厚”已經(jīng)不足以啟發(fā)人，所以他們更進(jìn)一步，以《論語》所記孔子論《詩》的“思無邪”一語為教；他們所重在道不在詩。北宋程子、謝良佐論《詩》，便已特地拈出這一語，但到了南宋初，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里才更強(qiáng)調(diào)主張，他成為這一說的重要的代表。他以為“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以為“《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xué)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chuàng)之意自見于言外”。朱子卻覺得如此論《詩》牽強(qiáng)過甚，以為不如說“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丑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chuàng)之資”。又道：“曲為訓(xùn)說而求其無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為辨駁而歸其無邪于彼，不若反而責(zé)之于我之切也?！边@便圓融得多了。

朱子可似乎是第一個(gè)人，明白的以“思無邪”為《詩》教。在《呂氏詩記》的序里，他雖然還是說“溫柔敦厚之教”，但在《詩集傳》的序里論“《詩》之所以為教”，便只發(fā)揮“思無邪”一語。他道：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fā)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

昔周盛時(shí)，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dá)于鄉(xiāng)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協(xié)之聲律而用之鄉(xiāng)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至昭、穆而后，浸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鬃由谄鋾r(shí)，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于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fù)，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yuǎn)。使夫?qū)W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于一時(shí)，而其教實(shí)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

這是以“思無邪”為《詩》教的正式宣言。文中以正邪善惡為準(zhǔn)，是著眼在“為人”上。我們覺得以“思無邪”論《詩》，真出于孔子之口，自然比“溫柔敦厚”一語更有分量；但當(dāng)時(shí)去此取彼，卻由于道學(xué)眼。其實(shí)這兩句話一正一負(fù)，足以相成，所謂“合之則兩美”。道學(xué)眼也無妨，只要有一只眼看在詩上。文中從學(xué)者方面說到“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闡明詩是怎樣教人。又從作詩方面說到所感有純有雜，純者固足以為教，雜者可使上之人“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也足以為教。這都足以補(bǔ)充溫柔敦厚說之所不及。原來不論“溫柔敦厚”也罷，“無邪”也罷，總有那些不及中的。前引孔穎達(dá)說人君以“六經(jīng)”教民，“能與民至極”者少，“未能行之至極”者多，可是都算行了六藝之教。那是說“教”雖有參差，而為教則一——《詩》教自然也如此。朱子卻是說，《詩》雖有參差，而為教則一。經(jīng)過這樣補(bǔ)充和解釋，《詩》教的理論便圓成了。但是那時(shí)代的詩盡向所謂“沉著痛快”一路發(fā)展。一方面因?yàn)樯⑽牡倪M(jìn)步，“文筆”“詩筆”的分別轉(zhuǎn)成“詩文”的分別，選本也漸漸詩文分家，不再將詩列在“文”的名下，像“文選”以來那樣。詩不是從前的詩了，教也不及從前那樣廣了：“溫柔敦厚”也好，“無邪”也好，《詩》教只算是僅僅存在著罷了。這時(shí)代卻有用“溫柔敦厚”論文的，如楊時(shí)《龜山集》十《語錄》云：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duì)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又B(yǎng)，要令暴慢衺僻之氣不設(shè)于身體。

這簡直將《詩》教整套搬去了，雖然他還是將詩包括在“文”里。這時(shí)代在散文的長足的發(fā)展下，北宋以來的“文以載道”說漸漸發(fā)生了廣大的影響，可以說成功了“文教”——雖然并沒有用這個(gè)名字。于是乎“六經(jīng)”都成了“載道”之文——這里所謂“文”包括詩；——于是乎“文以載道”說不但代替了《詩》教，而且代替了六藝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