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編校后記

一

創(chuàng)作自有他本身證明，翻譯也有譯者已經(jīng)解釋的?，F(xiàn)在只將編后想到的另外的事，寫上幾句——

Iwan Turgenjew早因為他的小說，為世所知，但論文甚少。這一篇《Hamlet und Don Quichotte》是極有名的，我們可以看見他怎樣地觀察人生。《Hamlet》中國已有譯文，無須多說；《Don Quichotte》則只有林紓的文言譯，名《魔俠傳》，僅上半部，又是刪節(jié)過的。近兩年來，梅川君正在大發(fā)《Don Quixote》翻譯熱，但愿不遠的將來，中國能夠得到一部可看的譯本，即使不得不略去其中的閑文也好。

《Don Quixote》的書雖然將近一千來頁，事跡卻很簡單，就是他愛看俠士小說，因此發(fā)了游俠狂，硬要到各處去除邪懲惡，碰了種種釘子，鬧了種種笑話，死了；臨死才回復(fù)了他的故我。所以Turgenjew取毫無煩悶，專憑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為“Don Quixote type”，來和一生瞑想，懷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Hamlet相對照。后來又有人和這專憑理想的“Don Quixoteism式”相對，稱看定現(xiàn)實，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為“Marxism式”。中國現(xiàn)在也有人嚷些什么“Don Quixote”了，但因為實在并沒有看過這一部書，所以和實際是一點不對的。

《大旱的消失》是Essay，作者的底細，我不知道，只知道是1902年死的。Essay本來不容易譯，在此只想紹介一個格式。將來倘能得到這一類的文章，也還想登下去。

跋司珂（Vasco）族是古來住在西班牙和法蘭西之間的Pyrenees山脈兩側(cè)的大家視為世界之謎的人種。巴羅哈（Pio Baroja y Nessi）就稟有這族的血液，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廿八日，生于靠近法境的圣舍跋斯丁市。原是醫(yī)生，也做小說，兩年后，便和他的哥哥Ricardo到馬德里開面包店去了，一共開了六年。現(xiàn)在Ricardo是有名的畫家；他是最獨創(chuàng)底的作家，早和Vicente Blasco Ibá?ez并稱現(xiàn)代西班牙文壇的巨擘。他的著作至今大約有四十種，多是長篇。這里的小品四篇，是從日本的《海外文學新選》第十三編《跋司珂牧歌調(diào)》內(nèi)，永田寬定的譯文重翻的；原名《Vidas Sombrias》，因為所寫的是跋司珂族的性情，所以仍用日譯的題目。

今年一說起“近視眼看匾”來，似乎很有幾個自命批評家郁郁不樂，又來大做其他的批評。為免去蒙冤起見，只好特替作者在此聲明幾句：這故事原是一種民間傳說，作者取來編作“狂言”樣子，還在前年的秋天，本豫備登在《波艇》上的。倘若其中仍有冒犯了批評家的處所，那實在是老百姓的眼睛也很亮，能看出共通的暗病的緣故，怪不得傳述者的。

俄國的關(guān)于文藝的爭執(zhí)，曾有《蘇俄的文藝論戰(zhàn)》介紹過，這里的《蘇俄的文藝政策》，實在可以看作那一部的續(xù)編。如果看過前一書，則看起這篇來便更為明了。序文上雖說立場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約減起來，不過是兩派。即對于階級文藝，一派偏重文藝，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階級，是《那巴斯圖》的人們；Bukharin們自然也主張支持勞動階級作家的，但又以為最要緊的是要有創(chuàng)作。發(fā)言的人們之中，幾個是委員，如Voronsky，Bukharin，Iakovlev，Trotsky，Lunacharsky等；也有“鍛冶廠”一派，如Pletnijov；最多的是《那巴斯圖》的人們，如Vardin，Lelevitch，Averbach，Rodov，Besamensky等，譯載在《蘇俄的文藝論戰(zhàn)》里的一篇《文學與藝術(shù)》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圖》派的攻擊，幾乎集中于一個Voronsky，《赤色新地》的編輯者；對于他的《作為生活認識的藝術(shù)》，Lelevitch曾有一篇《作為生活組織的藝術(shù)》，引用布哈林的定義，以藝術(shù)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且指摘Voronsky的藝術(shù)論，乃是超階級底的。這意思在評議會的論爭上也可見。但到后來，藏原惟人在《現(xiàn)代俄國的批評文學》中說，他們兩人之間的立場似乎有些接近了，Voronsky承認了藝術(shù)的階級性之重要，Lelevitch的攻擊也較先前稍為和緩了。現(xiàn)在是Trotsky，Radek都已放逐，Voronsky大約也退職，狀況也許又很不同了罷。

從這記錄中，可以看見在勞動階級文學大本營的俄國的文學的理論和實際，于現(xiàn)在的中國，恐怕是不為無益的。其中有幾個空字，是原譯本如此，因無別國譯本，不敢妄補，倘有備著原書，通函見教，或指正其錯誤的，必當隨時補正。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

二

Rudolf Lindau的《幸福的擺》，全篇不過兩章，因為紙數(shù)的關(guān)系，只能分登兩期了。篇末有譯者附記，以為“小說里有一種Kosmopolitisch的傾向，同時還有一種厭世的東洋色彩”，這是極確鑿的。但作者究竟是德國人，所以也終于不脫日耳曼氣，要繪圖立說，來發(fā)明“幸福的擺”，自視為生路，而其實又是死因。我想，東洋思想的極致，是在不來發(fā)明這樣的“擺”，不但不來，并且不想；不但不想到“幸福的擺”，并且連世間有所謂“擺”這一種勞什子也不想到。這是令人長壽平安，使國古老拖延的秘法。老聃作五千言，釋迦有恒河沙數(shù)說，也還是東洋人中的“好事之徒”也。

奧國人René Fueloep-Miller的敘述蘇俄狀況的書，原名不知道是什么，英譯本曰《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今年上海似乎到得很不少。那敘述，雖說是客觀的，然而倒是指摘缺點的地方多，惟有插畫二百余，則很可以供我們的參考，因為圖畫是人類共通的語言，很難由第三者從中作梗的?？上в行八囆g(shù)家”，先前生吞“琵亞詞侶”，活剝蕗谷虹兒，今年突變?yōu)椤案锩囆g(shù)家”，早又順手將其中的幾個作家撕碎了。這里翻印了兩張，都是I. Annenkov所作的畫像；關(guān)于這畫像，著者這樣說——

“……其中主要的是畫家Iuanii Annenkov。他依照未來派藝術(shù)家的原則工作，且愛在一幅畫上將各剎那并合于一件事物之中，但他設(shè)法尋出一個為這些原質(zhì)的綜合。他的畫像即意在‘由一個人的傳記里，抄出臉相的各種表現(xiàn)來’。俄國的批評家特別稱許他的才能在于將細小微末的詳細和畫中的實物發(fā)生關(guān)連，而且將這些制成更加懇切地顯露出來的性質(zhì)。他并不區(qū)別有生和無生，對于他的題目的周圍的各種瑣事，他都看作全體生活的一部分。他愛一個人的所有物，這生命的一切細小的碎片；一個臉上的各個抓痕，各條皺紋，或一個贅疣，都自有它的意義的?！?

那Maxim Gorky的畫像，便是上文所講的那些的好例證。他背向西歐的機械文明，面對東方，佛像表印度，磁器表中國，赤色的地方，旗上明寫著“R. S. F. S. R. ”，當然是“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了，但那顏色只有一點連到Gorky的腦上，也許是含有不滿之意的罷——我想。這像是一九二○年作，后三年，Gorky便往意大利去了，今年才大家嚷著他要回去。

N. Evreinov的畫像又是一體，立方派的手法非常濃重的。Evreinov是俄國改革戲劇的三大人物之一，我記得畫室先生譯的《新俄的演劇和跳舞》里，曾略述他的主張。這幾頁“演劇雜感”，論人生應(yīng)該以意志修改自然，雖然很豪邁，但也仍當看如何的改法，例如中國女性的修改其足，便不能和胡蝶結(jié)相提并論了。

這回登載了Gorky的一篇小說，一篇關(guān)于他的文章，一半還是由那一張畫像所引起的，一半是因為他今年六十歲。聽說在他的本國，為他所開的慶祝會，是熱鬧極了；我原已譯成了一篇昇曙夢的《最近的Gorky》說得頗詳細，但也還因為紙面關(guān)系，不能登載，且待下幾期的余白罷。

一切事物，雖說以獨創(chuàng)為貴，但中國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國，則受點別國的影響，即自然難免，似乎倒也無須如此嬌嫩，因而臉紅。單就文藝而言，我們實在還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然而一向遷延，現(xiàn)在單是紹介也來不及了。于是我們只好這樣：舊的呢，等他五十歲，六十歲……大壽，生后百年陰壽，死后N年忌辰時候來講；新的呢，待他得到諾貝爾獎金。但是還是來不及，倘是月刊，專做慶吊的機關(guān)也不夠。那就只好挑幾個于中國較熟悉，或者較有意義的來說說了。

生后一百年的大人物，在中國又較耳熟的，今年就有兩個：Leov Tolstoy和Henrik Ibsen。Ibsen的著作，因潘家洵先生的努力，中國知道的較多。本刊下期就想由語堂，達夫，梅川，我，譯上幾篇關(guān)于他的文章，如H. Ellis，G. Brandes，E. Roberts，L. Aas，有島武郎之作；并且加幾幅圖像，自年青的Ibsen起，直到他的死尸，算作一個紀念。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

三

前些時，偶然翻閱日本青木正兒的《支那文藝論叢》，看見在一篇《將胡適漩在中心的文學革命》里，有云——

“民國七年（1918）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號》。這是文學底革命軍進攻舊劇的城的鳴鏑。那陣勢，是以胡將軍的《易卜生主義》為先鋒，胡適羅家倫共譯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國民之敵》和吳弱男的《小愛友夫》（各第一幕）為中軍，袁振英的《易卜生傳》為殿軍，勇壯地出陣。他們的進攻這城的行動，原是戰(zhàn)斗的次序，非向這里不可的，但使他們至于如此迅速地成為奇兵底的原因，卻似乎是這樣——因為其時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對此叫出反抗之聲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誌的翌月號上錢玄同君之所說（隨感錄十八），漏著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

但何以大家偏要選出Ibsen來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說，因為要建設(shè)西洋式的新劇，要高揚戲劇到真的文學底地位，要以白話來興散文劇，還有，因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實例來刺戟天下讀書人的直感：這自然都確當?shù)摹５蚁?，也還因為Ibsen敢于攻擊社會，敢于獨戰(zhàn)多數(shù)，那時的紹介者，恐怕是頗有以孤軍而被包圍于舊壘中之感的罷，現(xiàn)在細看墓碣，還可以覺到悲涼，然而意氣是壯盛的。

那時的此后雖然頗有些紙面上的紛爭，但不久也就沉寂，戲劇還是那樣舊，舊壘還是那樣堅；當時的《時事新報》所斥為“新偶像”者，終于也并沒有打動一點中國的舊家子的心。后三年，林紓將“Gengangere”譯成小說模樣，名曰《梅孽》——但書尾校者的按語，卻偏說“此書曾由潘家洵先生編為戲劇，名曰《群鬼》”——從譯者看來，Ibsen的作意還不過是這樣的——

“此書用意甚微：蓋勸告少年，勿作浪游，身被隱疾，腎宮一敗，生子必不永年。……余恐讀者不解，故弁以數(shù)言?！?

然而這還不算不幸。再后幾年，則恰如Ibsen名成身退，向大眾伸出和睦的手來一樣，先前欣賞那汲Ibsen之流的劇本《終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臺下了。

不知是有意呢還是偶然，潘家洵先生的《Hedda Gabler》的譯本，今年突然在《小說月報》上發(fā)表了，計算起來，距作者的誕生是一百年，距《易卜生號》的出版已經(jīng)滿十年。我們自然并不是要繼《新青年》的遺蹤，不過為追懷這曾經(jīng)震動一時的巨人起見，也翻了幾篇短文，聊算一個記念。因為是短文的雜集，系統(tǒng)是沒有的。但也略有線索可言：第一篇可略知Ibsen的生平和著作；第二篇敘述得更詳明；第三篇將他的后期重要著作，當作一大篇劇曲看，而作者自己是主人。第四篇是通敘他的性格，著作的瑣屑的來由和在世界上的影響的，是只有他的老友G. Brandes才能寫作的文字。第五篇則說他的劇本所以為英國所不解的緣故，其中有許多話，也可移贈中國的?？上暮笃谥鳎〣randes略及數(shù)言，沒有另外的詳論，或者有島武郎的一篇《盧勃克和伊里納的后來》，可以稍彌缺憾的罷。這曾譯載在本年一月的《小說月報》上，那意見，和Brandes的相同。

“人”第一，“藝術(shù)底工作”第一呢？這問題，是在力作一生之后，才會發(fā)生，也才能解答。獨戰(zhàn)到底，還是終于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來呢？這問題，是在戰(zhàn)斗一生之后，才能發(fā)生，也才能解答。不幸Ibsen將后一問解答了，他于是嘗到“勝者的悲哀”。

世間大約該還有從集團主義的觀點，來批評Ibsen的論文罷，無奈我們現(xiàn)在手頭沒有這些，所以無從紹介。這種工作，以待“革命的智識階級”及其“指導者”罷。

此外，還想將校正《文藝政策》時所想到的說幾句：

托羅茲基是博學的，又以雄辯著名，所以他的演說，恰如狂濤，聲勢浩大，噴沫四飛。但那結(jié)末的豫想，其實是太過于理想底的——據(jù)我個人的意見。因為那問題的成立，幾乎是并非提出而是襲來，不在將來而在當面。文藝應(yīng)否受黨的嚴緊的指導的問題，我們且不問；我覺得耐人尋味的，是在“那巴斯圖”派因怕主義變質(zhì)而主嚴，托羅茲基因文藝不能孤生而主寬的問題。許多言辭，其實不過是裝飾的枝葉。這問題看去雖然簡單，但倘以文藝為政治斗爭的一翼的時候，是很不容易解決的。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

四

有島武郎是學農(nóng)學的，但一面研究文藝，后來就專心從事文藝了。他的《著作集》，在生前便陸續(xù)輯印，《叛逆者》是第四輯，內(nèi)收關(guān)于三個文藝家的研究；譯印在這里的是第一篇。

以為中世紀在文化上，不能算黑暗和停滯，以為羅丹的出現(xiàn)，是再興戈諦克的精神：都可以見作者的史識。當這第四輯初出時候，自己也曾翻譯過，后來漸覺得作者的文體，移譯頗難，又念中國留心藝術(shù)史的人還很少，印出來也無用，于是沒有完工，放下了。這回金君卻勇決地完成了這工作，是很不易得的事，就決計先在《奔流》上發(fā)表，順次完成一本書。但因為對于許多難譯的文句，先前也曾用過心，所以遇有自覺較妥的，便參酌了幾處，出版期迫，不及商量，這是希望譯者加以原宥的。

要講羅丹的藝術(shù)，必須看羅丹的作品，——至少，是作品的影片。然而中國并沒有這一種書。所知道的外國文書，圖畫尚多，定價較廉，在中國又容易入手的，有下列的二種——

《Th e Art of Rodin. 》64 Reproductions. Introduction by Louis Weinberg. 《Modern Library》第41本。95 cents net. 美國紐約Boni and Liveright，Inc. 出版。

《Ro din. 》高村光太郎著?！禔rs美術(shù)叢書》第二十五編。特制本一圓八十錢，普及版一圓。日本東京Ars社出版。

羅丹的雕刻，雖曾震動了一時，但和中國卻并不發(fā)生什么關(guān)系地過去了。后起的有Ivan Mestrovic（1883年生），稱為塞爾維亞的羅丹，則更進，而以太古底情熱和酷烈的人間苦為特色的，曾見英國和日本，都有了影印的他的雕刻集。最近，更有Konenkov，稱為俄羅斯的羅丹，但與羅丹所代表是西歐的有產(chǎn)者不同，而是東歐的勞動者。可惜在中國也不易得到資料，我只在昇曙夢編輯的《新露西亞美術(shù)大觀》里見過一種木刻，是裝飾全俄農(nóng)工博覽會內(nèi)染織館的《女工》。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夜。）

五

本月中因為有印刷局的罷工，這一本的印成，大約至少要比前四本遲十天了。

《她的故鄉(xiāng)》是從北京寄來的，并一封信，其中有云：

“這篇小文是我在二年前，從《World's Classics》之‘Selected Modern English Essays’里無意中譯出的，譯后即擱在書堆下；前日在北海圖書館看到W. H. Hudson的集子十多大本，覺得很驚異。然而他的大著我仍然沒有細讀過，雖然知道他的著作有四種很著名?！?

“作者的事情，想必已知？我是不知道，只能從那選本的名下，知他生于一八四一，死于一九二二而已。

“末了，還有一極其微小的事要問：《大旱之消失》的作者，《編校后記》上說是一九○二年死的，然而我看《World's Classics》關(guān)于他的生死之注，是：1831—1913，這不知究竟怎樣？”

W. H. Hudson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新近得到一本G. Sampson增補的S. A. Brooke所編《Primer of English Literature》，查起來，在第九章里，有下文那樣的語句——

“Hudson在《Far Away and Long Ago》中，講了在南美洲的他的青年時代事，但于描寫英國的鳥獸研究，以及和自然界最為親近的農(nóng)夫等，他也一樣地精工。仿佛從豐饒的心中，直接溢出似的他的美妙而平易的文章，在同類中，最為杰出?！禛reen Mansions》，《The Naturalist in La Plata》，《The Purple Land》，《A Shepherd's Life》等，是在英文學中，各占其地位的。”

再查《薔薇》的作者P. Smith，沒有見；White卻有的，在同章中的“后期維多利亞朝的小說家”條下，但只有這幾句，就是——

“‘Mark Rutherford’（即Wm. Hale White）的描寫非國教主義者生活的陰郁的小說，是有古典之趣的文章，表露著英國人心的一面的?！?

至于生卒之年，那是《World's Classics》上的對，我寫后記時，所據(jù)的原也是這一本書，不知怎地卻弄錯了。

近來時或收到并不連接的期刊之類，其中往往有關(guān)于我個人或和我有關(guān)的刊物的文章，但說到《奔流》者很少。只看見兩次。一，是說譯著以個人的趣味為重，所以不行。這是真的。《奔流》決定底地沒有這力量，會每月選定全世界上有世界的意義的文章，匯成一本，或者滿印出有世界的意義的作品來。說到“趣味”，那是現(xiàn)在確已算一種罪名了，但無論人類底也罷，階級底也罷，我還希望總有一日弛禁，講文藝不必定要“沒趣味”。又其一，是說《奔流》的“執(zhí)事者都是知名的第一流人物”，“選稿也許是極嚴吧？而于著，譯，也分得極為明白，不僅在《奔流》中目錄，公布著作譯等字樣，即是在《北新》，《語絲》……以及一切旁的廣告上，也是如此?！钡?

“漢君作的《一握泥土》，實實在在道道地地的的確確是‘道地’地從翻譯而來的。……原文不必遠求西版書，即在商務(wù)出版的《College English Reading》中就有。題目是：

《A Handful of Clay》

作者是Henry Van Dyke。這種小錯誤，其實不必吹毛求疵般斤斤計較，不過《奔流》既然如此地分得明白，那末譯而曰作，似乎頗有掠美之嫌，故敢代為宣布。此或可使主編《奔流》的先生，小心下一回耳?！?

其實，《奔流》之在目錄及一切廣告上聲明譯作，倒是小心之過，因為恐怕愛讀創(chuàng)作而買時未暇細看內(nèi)容的讀者，化了冤錢，價又不便宜，便定下這一種辦法，竟不料又弄壞了。但這回的譯作不分，卻因編者的“淺薄”，一向沒有讀過那一種“Reading”之類，也未見別的譯文，投稿上不寫原作者名，又不稱譯，便以為是做的，簡直當創(chuàng)作看了，“掠美”的壞意思，自以為倒并沒有的。不過無論如何小心，此后也難保再沒有這樣的或更大的錯誤，那只好等讀者的指摘，檢切要的在次一本中訂正了。

順便還要說幾句別的話。諸位投稿者往往因為一時不得回信，給我指示，說編輯者應(yīng)負怎樣的責任。那固然是的。不過所謂奔流社的“執(zhí)事者”，其實并無和這一種堂皇名號相副的大人物；就只有兩三個人，來譯，來做，來看，來編，來校，搜材料，尋圖畫，于是信件收送，便只好托北新書局代辦。而那邊人手又少，十來天送一次，加上本月中郵局的罷工積壓，所以催促和訓斥的信，好幾封是和稿件同到的。無可補救。各種惠寄的文稿及信件，也因為忙，未能壹壹答復(fù)，這并非自恃被封為“知名的第一流人物”之故，乃是時光有限，又須謀生，若要周到，便沒有了性命，也編不成《奔流》了。這些事，倘肯見諒，是頗望見諒的。因為也曾想過許多回，終于沒有好方法，只能這樣的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六

編目的時候，開首的四篇詩就為難，因為三作而一譯，真不知用怎樣一個動詞好。幸而看見桌上的墨，邊上印著“曹素功監(jiān)制”字樣，便用了這“制”字，算是將“創(chuàng)作”和“翻譯”都包括在內(nèi)，含混過去了。此外，能分清的，還是分清。

這一本幾乎是三篇譯作的天下，中間夾著三首譯詩，不過是充充配角的。而所以翻譯的原因，又全是因為插畫，那么，詩之不關(guān)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一幅的作者Arthur Rackham是英國作插畫頗頗有名的人，所作的有《Aesop'sFables》的圖畫等多種，這幅從《The Springtide of Life》里選出，原有彩色，我們的可惜沒有了。詩的作者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是維多利亞朝末期的詩人，世稱他最受歐洲大陸的影響，但從我們亞洲人的眼睛看來，就是這一篇，也還是英國氣滿滿的。

《跳蚤》的木刻者R. Dufy有時寫作Dufuy，是法國有名的畫家，也擅長裝飾；而這《禽蟲吟》的一套木刻尤有名。集的開首就有一篇詩贊美他的木刻的線的崇高和強有力；L. Pichon在《法國新的書籍圖飾》中也說——

“……G. Apollinaire所著《Le Bestiaire au Cortége d’Orphée》的大的木刻，是令人極意稱贊的。是美好的畫因的叢畫，作成各種殊別動物的相沿的表象。由它的體的分布和線的玄妙，以成最佳的裝飾的全形?！?

這書是千九百十一年，法國Deplanch出版；日本有堀口大學譯本，名《動物詩集》，第一書房（東京）出版的，封余的譯文，即從這本轉(zhuǎn)譯。

蕗谷虹兒的畫，近一兩年曾在中國突然造成好幾個時行的書籍裝飾畫家；這一幅專用白描，而又簡單，難以含胡，所以也不被模仿，看起來較為新鮮一些。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七

生存八十二年，作文五十八年，今年將出全集九十三卷的托爾斯泰，即使將一本《奔流》都印了關(guān)于他的文獻的目錄，恐怕尚且印不下，更何況登載記念的文章。但只有這樣的材力便只能做這樣的事，所以雖然不過一本小小的期刊，也還是趁一九二八年還沒有全完的時候，來作一回托爾斯泰誕生后百年的記念。

關(guān)于這十九世紀的俄國的巨人，中國前幾年雖然也曾經(jīng)有人介紹，今年又有人叱罵，然而他于中國的影響，其實也還是等于零。他的三部大著作中，《戰(zhàn)爭與和平》至今無人翻譯；傳記是只有Ch. Sarolea的書的文言譯本和一小本很不完全的《托爾斯泰研究》。前幾天因為要查幾個字，自己和幾個朋友走了許多外國書的書店，終竟尋不到一部橫文的他的傳記。關(guān)于他的著作，在中國是如此的。說到行為，那是更不相干了。我們有開書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沒有分田給農(nóng)夫的地主——因為這也是“淺薄的人道主義”；有軟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沒有寫信直斥皇帝的胡涂蟲——因為這是沒有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險。至于“無抵抗”呢，事實是有的，但并非由于主義，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qū)⒆彀徒o人打，倘以為會有俄國的許多“靈魂的戰(zhàn)士”（Doukhobor）似的，寧死不當兵卒，那實在是一種“杞憂”。

所以這回是意在介紹幾篇外國人——真看過托爾斯泰的作品，明白那歷史底背景的外國人——的文字，可以看看先前和現(xiàn)在，中國和外國，對于托爾斯泰的評價是怎樣的不同。但自然只能從幾個譯者所見到的書報中取材，并非說惟這幾篇是現(xiàn)在世間的定論。

首先當然要推Gorky的《回憶雜記》，用極簡潔的敘述，將托爾斯泰的真誠底和粉飾的兩面，都活畫出來，仿佛在我們面前站著。而作者Gorky的面目，亦復(fù)躍如。一面可以見文人之觀察文人，一面可以見勞動出身者和農(nóng)民思想者的隔膜之處。達夫先生曾經(jīng)提出一個小疑問，是第十一節(jié)里有Nekassov這字，也許是錯的，美國版的英書，往往有錯誤。我因為常見俄國文學史上有Nekrassov，便于付印時候改了，一面則尋訪這書的英國印本，來資印證，但待到三校已完，而英國本終于得不到，所以只得暫時存疑，如果所添的“r”是不對的，那完全是編者的責任。

第一篇通論托爾斯泰的一生和著作的，是我所見的一切中最簡潔明了的文章，從日本井田孝平的譯本《最新露西亞文學研究》重譯；書名的英譯是《Sketches for the History of Recent Russian Literature》，但不知全書可有譯本。原本在一九二三年出版；著者先前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員，屢被拘囚，終遭放逐，研究文學便是在獄中時的工作。一九○九年回國，漸和政治離開，專做文筆勞動和文學講義的事了。這書以Marxism為依據(jù)，但側(cè)重文藝方面，所以對于托爾斯泰的思想，只說了“反對這極端底無抵抗主義而起的，是Korolienko和Gorki，以及革命底俄國”這幾句話。

從思想方面批評托爾斯泰，可以補前篇之不足的，是A. Lunacharski的講演。作者在現(xiàn)代批評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無須多說了。這一篇雖講在五年之前，其目的多在和政敵“少數(shù)黨”戰(zhàn)斗，但在那里面，于非有產(chǎn)階級底唯物主義（Marxism）和非有產(chǎn)階級底精神主義（Tolstoism）的不同和相礙，以及Tolstoism的缺陷及何以有害于革命之點，說得非常分明，這才可以照見托爾斯泰，而且也照見那以托爾斯泰為“卑污的說教者”的中國創(chuàng)造社舊旗下的“文化批判”者。

Lvov-Rogachevski以托爾斯泰比盧梭，Lunacharski的演說里也這樣。近來看見Plekhanov的一篇論文《Karl Marx和Leo Tolstoi》的附記里，卻有云，“現(xiàn)今開始以托爾斯泰來比盧梭了，然而這樣的比較，不過得到否定底的結(jié)論。盧梭是辯證論者（十八世紀少數(shù)的辯證論者之一人），而托爾斯泰則到死為止，是道地的形而上學者（十九世紀的典型底形而上學者的一人）。敢于將托爾斯泰和盧梭并列者，是沒有讀過那有名的《人類不平等起原論》或讀而不懂的人所做的事。在俄國文獻里，盧梭的辯證法底特質(zhì)，在十二年前，已由札思律支弄明白了?！比欢际邱R克斯學者的批評家，我則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觀”，且未曾研究過盧梭和托爾斯泰的書，所以無從知道那一說對，但能附載于此，以供讀者的參考罷了。

小泉八云在中國已經(jīng)很有人知道，無須紹介了。他的三篇講義，為日本學生而講，所以在我們看去，也覺得很了然。其中含有一個很夠研究的問題，是句子為一般人所不懂，是否可以算作好文學。倘使為大眾所不懂而仍然算好，那么這文學也就決不是大眾的東西了。托爾斯泰所論及的這一層，確是一種卓識。但是住在都市里的小資產(chǎn)階級，實行是極難的，先要“到民間去”，用過一番苦功。否則便會像創(chuàng)造社的革命文學家一樣，成仿吾剛大叫到勞動大眾間去安慰指導他們（見本年《創(chuàng)造月刊》），而“詩人王獨清教授”又來減價，只向“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說話（見《我們》一號）。但過了半年，居然已經(jīng)悟出，修善寺溫泉浴場和半租界洋房中并無“勞動大眾”，這是萬分可“喜”的。

Maiski的講演也是說給外國人聽的，所以從歷史說起，直到托爾斯泰作品的特征，非常明了。日本人的辦事真敏捷，前月底已有一本《馬克斯主義者之所見的托爾斯泰》出版，計言論九篇，但大抵是說他的哲學有妨革命，而技術(shù)卻可推崇。這一篇的主意也一樣，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蘇維埃藝術(shù)局”的綱領(lǐng)書的，所以做法縱使萬殊，歸趣卻是一致。獎其技術(shù)，貶其思想，是一種從新估價運動，也是廓清運動。雖然似乎因此可以引出一個問題，是照此推論起來，技術(shù)的生命，長于內(nèi)容，“為藝術(shù)的藝術(shù)”，于此得到蘇甦的消息。然而這還不過是托爾斯泰誕生一百年后的托爾斯泰論。在這樣的世界上，他本國竟以記念觀念相反的托爾斯泰的盛典普示世界，以他的優(yōu)良之點講給外人，其實是十分寂寞的事。到了將來，自然還會有不同的言論的。

托爾斯泰晚年的出奔，原因很復(fù)雜，其中的一部，是家庭的糾紛。我們不必看別的記錄，只要看《托爾斯泰自己的事情》一篇，便知道他的長子L. L. Tolstoi便是一個不滿于父親的親母派。《回憶雜記》第二十七節(jié)說托爾斯泰喜歡盤問人家，如“你想我的兒子萊阿，是有才能的么？”的萊阿，便是他。末尾所記的To the doctor he would say：“All my arrangements must be destroyed.”尤為奇特，且不易解。托爾斯泰死掉之前，他的夫人沒有進屋里去，作者又沒有說這是醫(yī)生所傳述，所以令人覺得很可疑怪的。

末一篇是沒有什么大關(guān)系的，不過可以知道一點前年的Iasnaia Poliana的情形。

這回的插圖，除卷面的一幅是他本國的印本，卷頭的一幅從J. Drinkwater編的《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他和夫人的一幅從《Sphere》取來的之外，其余七幅，都是出于德人Julius Hart的《托爾斯泰論》和日本譯的《托爾斯泰全集》里的。這全集共六十本，每本一圖，倘使挑選起來，該可以得到很適宜的插畫，可惜我只有六本，因此其中便不免有所遷就了。卷面的像上可以看見Gorky看得很以為奇的手；耕作的圖是Riepin于一八九二年所作，頗為有名，本期的Lvov-Rogachevski和藏原惟人的文章里，就都提起它，還有一幅坐像，也是Riepin之作，也許將來可以補印。那一張謔畫（Caricature），不知作者，我也看不大懂，大約是以為俄國的和平，維持只靠兵警，而托爾斯泰卻在拆掉這局面罷。一張原稿，是可以印證他怎樣有閑，怎樣細致，和Dostoievski的請女速記者做小說怎樣兩路的：一張稿子上，改了一回，刪了兩回，臨末只剩了八行半了。

至于記念日的情形，在他本國的，中國已有記事登在《無軌列車》上。日本是由日露藝術(shù)協(xié)會電賀全蘇維埃對外文化聯(lián)絡(luò)協(xié)會；一面在東京讀賣新聞社講堂上開托爾斯泰記念講演會，有Maiski的演說，有Napron女士的Esenin詩的朗吟。同時又有一個記念會，大約是意見和前者相反的人們所辦的，僅看見《日露藝術(shù)》上有對于這會的攻擊，不知其詳。

歐洲的事情，僅有趙景深先生寫給我一點消息——

“頃閱《倫敦麥考萊》十一月號，有這樣幾句話：‘托爾斯泰研究會安排了各種百年紀念的慶祝。十月末《黑暗的勢力》和《教育之果》在藝術(shù)劇院上演。Anna Stannard將《Anna Karenina》改編劇本，亦將于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時在皇家劇院上演。同日下午八時P. E. N. 會將為慶祝托爾斯泰聚餐，Galsworthy亦在席云。’

“又閱《紐約時報》十月七號的《書報評論》，有法國紀念托爾斯泰的消息。大意說，托爾斯泰游歷歐洲時，不大到法國去，因為他是主張為人生的藝術(shù)的，所以不大歡喜法國的文學。他在法國文學中最佩服三個人，就是Stendhal，Balzac和Flaubert。對于他們的后輩Maupassant，Mirbeau等，也還稱贊。法國認識托爾斯泰是很早的，一八八四年即有《戰(zhàn)爭與和平》的法譯本，一八八五年又有《Anna Karenina》和《懺悔》的法譯本。M. Bienstock曾譯過他的全集，可惜沒有完。自從Eugène Melchior de Vogüe在一八八六年作了一部有名的《俄國小說論》，法國便普遍的知道托爾斯泰了。今年各雜志上更大大的著論介紹，其中有M. Rappoport很反對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說他是個夢想的社會主義者。但大致說來，對于他還都是很崇敬的，羅曼羅蘭對他依舊很是忠心，與以前做《托爾斯泰傳》時一樣。”

在中國，有《文學周報》和《文化戰(zhàn)線》，都曾為托爾斯泰出了記念號；十二月的《小說月報》上，有關(guān)于他的圖畫八幅和譯著三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八

這一本校完之后，自己覺得并沒有什么話非說不可。

單是，忽然想起，在中國的外人，譯經(jīng)書，子書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認真地將現(xiàn)在的文化生活——無論高低，總還是文化生活——紹介給世界。有些學者，還要在載籍里竭力尋出食人風俗的證據(jù)來。這一層，日本比中國幸福得多了，他們常有外客將日本的好的東西宣揚出去，一面又將外國的好的東西，循循善誘地輸運進來。在英文學方面，小泉八云便是其一，他的講義，是多么簡要清楚，為學生們設(shè)想。中國的研究英文，并不比日本遲，所接觸的，是英文書籍多，學校里的外國語，又十之八九是英語，然而關(guān)于英文學的這樣講義，卻至今沒有出現(xiàn)?，F(xiàn)在登載它幾篇，對于看看英文，而未曾留心到史底關(guān)系的青年，大約是很有意義的。

先前的北京大學里，教授俄，法文學的伊發(fā)爾（Ivanov）和鐵捷克（Tretiakov）兩位先生，我覺得卻是善于誘掖的人，我們之有《蘇俄的文藝論戰(zhàn)》和《十二個》的直接譯本而且是譯得可靠的，就出于他們的指點之賜?，F(xiàn)在是，不但俄文學系早被“正人君子”們所擊散，連譯書的青年也不知所往了。

大約是四五年前罷，伊發(fā)爾先生向我說過，“你們還在談Sologub之類，以為新鮮，可是這些名字，從我們的耳朵聽起來，好像已經(jīng)是一百來年以前的名字了?！蔽疑钚胚@是真的，在變動，進展的地方，十年的確可以抵得我們的一世紀或者還要多。然而雖然對于這些舊作家，我們也還是不過“談?wù)劇?，他的作品的譯本，終于只有幾篇短篇，那比較長些的有名的《小鬼》，至今并沒有出版。

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羅古勃，就于去年在列寧格勒去世了，活了六十五歲。十月革命時，許多文人都往外國跑，他卻并不走，但也沒有著作，那自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贊美者”，在那樣的時代和環(huán)境里，當然做不出東西來的，做了也無從發(fā)表。這回譯載了他的一篇短篇——也許先前有人譯過的——并非說這是他的代表作，不過借此作一點記念。那所描寫，我想，凡是不知道集團主義的饑餓者，恐怕多數(shù)是這樣的心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

九

這算是第一卷的末一本了，此后便是第二卷的開頭。別的期刊不敢妄揣，但在《奔流》，卻不過是印了十本，并無社會上所珍重的“夏歷”過年一樣，有必須大放爆竹的神秘的玄機。惟使內(nèi)容有一點小小的結(jié)束，以便讀者購閱的或停或續(xù)的意思，卻是有的。然而現(xiàn)在還有《炸彈和征鳥》未曾完結(jié)，不過這是在重要的時代，涉及廣大的地域，描寫多種狀況的長篇，登在期刊上需要一年半載，也正是必然之勢，況且每期所登也必有兩三章，大概在大度的讀者是一定很能夠諒解的罷。

其次，最初的計畫，是想，倘若登載將來要印成單行本的譯作，便須全部在這里發(fā)表，免得讀者再去買一本一部份曾經(jīng)看過的書籍。但因為譯作者的生活關(guān)系，這計畫恐怕辦不到了，縱有匿名的“批評家”以先在期刊上橫橫直直發(fā)表而后來集印成書為罪狀，也沒有法子。確是全部登完了的只有兩種：一是《叛逆者》，一是《文藝政策》。

《叛逆者》本文三篇，是有島武郎最精心結(jié)撰的短論文，一對于雕刻，二對于詩，三對于畫；附錄一篇，是譯者所作；插畫二十種，則是編者加上去的，原本中并沒有?！段乃囌摺吩g本是這樣完結(jié)了，但又見過另外幾篇關(guān)于文藝政策的文章，倘再譯了出來，一切大約就可以知道得更清楚。此刻正在想：再來添一個附錄，如何呢？但一時還沒有怎樣的決定。

《文藝政策》另有畫室先生的譯本，去年就出版了。聽說照例的創(chuàng)造社革命文學諸公又在“批判”，有的說魯迅譯這書是不甘“落伍”，有的說畫室居然捷足先登。其實我譯這書，倒并非救“落”，也不在爭先，倘若譯一部書便免于“落伍”，那么，先驅(qū)倒也是輕松的玩意。我的翻譯這書不過是使大家看看各種議論，可以和中國的新的批評家的批評和主張相比較。與翻刻王羲之真跡，給人們可以和自稱王派的草書來比一比，免得胡里胡涂的意思，是相仿佛的，借此也到“修善寺”溫泉去洗澡，實非所望也。

又其次，是原想每期按二十日出版，沒有遲誤的，但竟延誤了一個月。近時得到幾位愛讀者的來信，責以遲延，勉以努力。我們也何嘗不想這樣辦；不過一者其中有三回增刊，共加添二百頁，即等于十個月內(nèi)，出了十一本的平?？?；二者這十個月中，是印刷局的兩次停工和舉國同珍的一回“夏歷”歲首，對于這些大事，幾個《奔流》同人除跳黃浦江之外，是什么辦法也沒有的。譬如要辦上海居民所最愛看的“大出喪”，本來算不得烏托邦的空想，但若腳色都回家拜歲去了，就必然底地出不出來。所以，據(jù)去年一年所積的經(jīng)驗，是覺得“凡例”上所說的“倘無意外障礙，定于每月中旬出版”的上一句的分量，實在著重起來了。

孫用先生寄來譯詩之后，又寄一篇作者《Lermontov小記》來?？上菚r第九本已經(jīng)印好，不及添上了，現(xiàn)在補錄在這里——

“密哈爾·古列維支·萊芒托夫（Mikhail Gurievitch Ler-montov）在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死于一八四一年七月廿七日。是一個俄國的詩人及小說家，被稱為‘高加索的詩人’的，他曾有兩次被流放于高加索（1837，1840），也在那兒因決斗而死。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小說《我們的時代的英雄》和詩歌《俄皇伊凡·華西里維支之歌》，《Ismail-Bey》及《魔鬼》等。”

韋素園先生有一封信，有幾處是關(guān)于Gorky的《托爾斯泰回憶雜記》的，也摘錄于下——

“讀《奔流》七號上達夫先生譯文，所記有兩個疑點，現(xiàn)從城里要來一本原文的Gorky回憶托爾斯泰，解答如下：

1. 《托爾斯泰回憶記》第十一節(jié)Nekassov確為Nek-rassov之誤。涅克拉梭夫是俄國十九世紀有名的國民詩人。

2. ‘Volga宣教者’的Volga是河名，中國地理書上通譯為渦瓦河，在俄國農(nóng)民多呼之為‘親愛的母親’，有人譯為‘卑汙的說教者’，當系錯誤。不過此處，據(jù)Gorky《回憶雜記》第三十二節(jié)原文似應(yīng)譯為‘渦瓦河流域’方合，因為這里并不只Volga一個字，卻在前面有一前置詞（za）故也。

以上系根據(jù)彼得堡一九一九年格爾熱賓出版部所印行的本子作答的，當不致有大誤。不過我看信比雜記寫得還要好?！?

說到那一封信，我的運動達夫先生一并譯出，實在也不只一次了。有幾回，是誘以甘言，說快點譯出來，可以好好的合印一本書，上加好看的圖像；有一回，是特地將讀者稱贊譯文的來信寄去，給看看讀書界的期望是怎樣地熱心。見面時候談起來，倒也并不如那跋文所說，暫且不譯了，但至今似乎也終于沒有動手，這真是無可如何?，F(xiàn)在索性將這情形公表出來，算是又一回猛烈的“惡毒”的催逼。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十

E. Dowden的關(guān)于法國的文學批評的簡明扼要的論文，在這一本里已經(jīng)終結(jié)了，我相信于讀者會有許多用處，并且連類來看英國的批評家對于批評的批評。

這回譯了一篇野口米次郎的《愛爾蘭文學之回顧》，以譯文而論，自然簡直是續(xù)貂。但也很簡明扼要，于愛爾蘭文學運動的來因去果，是說得了了分明的；中國前幾年，于Yeats，Synge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經(jīng)屢有紹介了，現(xiàn)在有這一篇，也許更可以幫助一點理解罷。

但作者是詩人，所以那文中有許多詩底的辭句，是無須贅說的。只有一端，當翻譯完畢時，還想添幾句話。那就是作者的“無論那一國的文學，都必須知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時代精神有怎樣的關(guān)系，而從這處所，來培養(yǎng)真生命的”的主張。這自然也并非作者一人的話，在最近，雖是最革命底國度里，也有搬出古典文章來之勢，編印托爾斯泰全集還是小事，如Trotsky，且明說可以讀Dante和Pushkin，Lunacharski則以為古代一民族興起時代的文藝，勝于近來十九世紀末的文藝。但我想，這是并非中國復(fù)古的兩派——遺老的神往唐虞，遺少的歸心元代——所能引為口實的——那兩派的思想，雖然和Trotsky等截然不同，但覺得于自己有利時，我可以保證他們也要引為口實。現(xiàn)在的幻想中的唐虞，那無為而治之世，不能回去的烏托邦，那確實性，比到“陰間”去還稀少；至于元，那時東取中國，西侵歐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這為中國的光榮，則現(xiàn)在也可以歸降英國，而自以為本國的國旗——但不是五色的——“遍于日所出入處”了。

要之，倘若先前并無可以師法的東西，就只好自己來開創(chuàng)。拉舊來幫新，結(jié)果往往只差一個名目，拖《紅樓夢》來附會十九世紀式的戀愛，所造成的還是寶玉，不過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說《水滸傳》里有革命精神，因風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徑的假李逵——但他的雅號也許卻叫作“突變”。

卷末的一篇雖然不過是對于Douglas Percy Bliss的《A History of Wood-Engraving》的批評，但因為可以知道那一本書——歐洲木刻經(jīng)過的大略，所以特地登載了。本卷第一，二兩冊上，還附有木刻的插圖，作為參考；以后也許還要附載，以見各派的作風。我的私見，以為在印刷術(shù)未曾發(fā)達的中國，美術(shù)家倘能兼作木刻，是頗為切要的，因為容易印刷而不至于很失真，因此流布也能較廣遠，可以不再如巨幅或長卷，固定一處，僅供幾個人的鑒賞了。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鐵筆兼刻繪畫，大概總也能夠開一新生面的。

但雖是翻印木刻，中國現(xiàn)在的制版術(shù)和印刷術(shù)，也還是不行，偶而看看，倒也罷了，如要認真研究起來，則幾張翻印的插圖，真是貧窶到不足靠，歸根結(jié)蒂，又只好說到去看別國的書了。Bliss的書，探究歷史是好的，倘看作品，卻不合宜，因為其中較少近代的作品。為有志于木刻的人們起見，另舉兩種較為相宜的書在下面——

《The Modern Woodcut》 by Herbert Furst，published by John Lane，London. 42s. 1924.

《The Woodcut of To-day at Home and Abroad》，commentary by M. C. Talaman，published by The Studio Ltd.，London.7s. 6d. 1927.

上一種太貴；下一種原是較為便宜，可惜今年已經(jīng)賣完，舊本增價到21s. 了。但倘若隨時留心著歐美書籍廣告，大概總有時可以遇見新出的相宜的本子。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

十一

A Mickiewicz（1798—1855）是波蘭在異族壓迫之下的時代的詩人，所鼓吹的是復(fù)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國青年的共鳴的。我曾在《摩羅詩力說》里，講過他的生涯和著作，后來收在論文集《墳》中；記得《小說月報》很注意于被壓迫民族的文學的時候，也曾有所論述，但我手頭沒有舊報，說不出在那一卷那一期了。最近，則在《奔流》本卷第一本上，登過他的兩篇詩。但這回紹介的主意，倒在巴黎新成的雕像；《青春的贊頌》一篇，也是從法文重譯的。

I. Matsa是匈牙利的出亡在外的革命者，現(xiàn)在以科學底社會主義的手法，來解剖西歐現(xiàn)代的藝術(shù)，著成一部有名的書，曰《現(xiàn)代歐洲的藝術(shù)》。這《藝術(shù)及文學的諸流派》便是其中的一篇，將各國的文藝，在綜合底把握之內(nèi)，加以檢查。篇頁也并不多，本應(yīng)該一期登畢，但因為后半篇有一幅圖表，一時來不及制版，所以只好分為兩期了。

這篇里所舉的新流派，在歐洲雖然多已成為陳跡，但在中國，有的卻不過徒聞其名，有的則連名目也未經(jīng)介紹。在這里登載這一篇評論，似乎頗有太早，或過時之嫌。但我以為是極有意義的。這是一種豫先的消毒，可以“打發(fā)”掉只偷一些新名目，以自夸耀，而其實毫無實際的“文豪”。因為其中所舉的各主義，倘不用科學之光照破，則可借以藏拙者還是不少的。

Lunacharski說過，文藝上的各種古怪主義，是發(fā)生于樓頂房上的文藝家，而旺盛于販賣商人和好奇的富翁的。那些創(chuàng)作者，說得好，是自信很強的不遇的才人，說得壞，是騙子。但此說嵌在中國，卻只能合得一半，因為我們能聽到某人在提倡某主義——如成仿吾之大談表現(xiàn)主義，高長虹之以未來派自居之類——而從未見某主義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掛起招牌來，孿生了開張和倒閉，所以歐洲的文藝史潮，在中國毫未開演，而又像已經(jīng)一一演過了。

得到漢口來的一封信，是這樣寫著的：

“昨天接到北新寄來的《奔流》二卷二期，我于匆匆流覽了三幅插畫之后，便去讀《編輯后記》——這是我的老脾氣。在這里面有一句話使我很為奮興，那便是：‘……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鐵筆兼刻繪畫，大概總也能夠開一新生面的。’我在學校的最后一年和離校后的失業(yè)時期頗曾學學過刻印，雖然現(xiàn)在已有大半年不親此道了。其間因偶然嘗試，曾刻過幾顆繪畫的印子，但是后來覺得于繪畫沒有修養(yǎng)，很少成功之望，便不曾繼續(xù)努力。不過所刻的這幾顆印子，卻很想找機會在什么地方發(fā)表一下。因此曾寄去給編《美育》的李金髪先生，然而沒有回音。第二期《美育》又增了價，要二元一本，不知里面有否刊登。此外亦曾寄到要出畫報的漢口某日報去，但是畫報沒有出，自然更是石沉大海了。倒是有一家小報很承他們贊賞，然而據(jù)說所刻的人物大半是‘俄國人’，不妥，勸我刻幾個黨國要人的面像；可恨我根本就不曾想要刻要人們的尊容。碰了三次壁，我只好把這幾枚印子塞到箱子底里去了?，F(xiàn)在見到了你這句話，怎不令我奮興呢？茲特冒盛暑在蒸籠般的臥室中找出這顆印子鈐奉一閱。如不笑其拙劣，能在《奔流》刊登，則不勝大歡喜也。

（謹上 七月十八日。）

從遠遠的漢口來了這樣的一個響應(yīng)，對于寂寞的我們，自然也給以很可感謝的興奮的?！睹烙返诙谖抑辉谌請笊弦娺^目錄，不記得有這一項。至于憾不刻要人的小報，則大約誤以版畫家為照相店了，只有照相店是專掛要人的放大像片的，現(xiàn)在隱然有取以相比之意，所以也恐怕并非真賞。不過這次可還要碰第四次的壁的罷。《奔流》版心太大而圖版小，所以還是不相宜，或者就寄到《朝花旬刊》去。但希望刻者告訴我一個易于認識的名字。

還有，《子見南子》在山東曲阜第二師范學校排演，引起了一場“圣裔”控告，名人震怒的風潮。曾經(jīng)搜集了一些公文之類，想作一個附錄來發(fā)表，但這回為了頁數(shù)的限制，已經(jīng)不能排入，只好等別的機會或別的處所了。這或者就寄到《語絲》去。

讀者諸君，再見罷。

（八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