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上次說過要在這次通訊里略述失卻攝影機的經(jīng)過情形的大概。

記者第一次到列寧格拉時，因臨時在船上所加入的旅行團要趕往莫斯科的暑期大學，所以在列寧格拉實際只有一個下午幾小時的耽擱，我原打算回英再經(jīng)過該處時作較詳?shù)挠^察，在這短時間內(nèi)原不希望得到什么比較重要的材料。那天下午有兩種參觀可自由參加：一種是乘特備的汽車游一游各重要街道，得一鳥瞰；一種是只去看看赫密特吉博物館（Hermitage），不過去看博物館的，因為車子一時不夠分配，去時可乘特備的公共汽車，回時卻須跑腿。塞爾遜和其他幾位朋友都勸我參加后者，說赫密特吉是蘇聯(lián)首屈一指的藝術(shù)博物館，值得先去一看，我便答應了他們。去作“鳥瞰”的一部分人，便由旅行社所派的一位女招待員領(lǐng)導；去看赫密特吉的一部分人，便由代表蘇聯(lián)學生總會從莫斯科趕到列寧格拉來歡迎我們的赫伯特君領(lǐng)導。我和他們同出旅館時帶有攝影機，預備回時在途中也許有什么景物可攝。這攝影機是放在一個特制的皮盒子里面，這皮盒子的蓋合攏之后，還有白銅的搭子搭好，不過未鎖就是了。這盒子的兩旁系著一根窄而長的皮帶，我把它掛在左肩上，盒子垂下來恰好拖在右邊略向前面的大腿旁邊，不但我的右手可常按著，而且我的眼睛也常能看著。去的時候是同乘特備的公共汽車，車子里都是本團體的自己人，決不會有偷竊扒手的。到博物館進門之后，據(jù)說攝影機不許帶進去，要暫存在專備游客存放物件的房間里，里面還有個穿制服的人代為看管。其實這是各國博物館的通例，我也不以為異，我便把攝影機取下來交給那個保管者，他給我一個小銅牌做收執(zhí)，牌上的號碼剛巧是個十三號。十三號在西方迷信者認為是“不吉的數(shù)目”，但我不迷信，所以并不覺得什么，拿了就放在衣袋內(nèi)，隨著一群人走進博物館里去參觀。

赫密特吉博物館不但是蘇聯(lián)第一豐富的博物館，也是世界上最豐富的博物館里的一個。其中所搜藏的關(guān)于埃及，希臘，羅馬，以及西方東方六千年來的古物，不可勝數(shù)，所搜藏的名畫，只有巴黎的羅佛宮可與分庭抗禮。我到蘇聯(lián)后尤其集中注意的是他們在革命后的成績，和革命有關(guān)系的一切事物，所以對于革命前已有的寶物，還占不了我的更深切的注意。但是關(guān)于這世界聞名的大博物館，也有一點可注意的，那便是在革命初期的紛亂中未被破壞，仍得保存，而且在革命后還繼續(xù)地擴充，現(xiàn)在原屋不夠用，已擴充地盤到冬宮（Winter Palace）和斯托羅根諾夫皇宮（Stroganov Palace）里面去了。

這樣豐富的博物館原不是在短時間內(nèi)所能詳細觀覽的，而且那天傍晚有個著名影片開演，有人還主張趕去看看，所以參觀兩小時左右，我們便匆匆離博物館，我交還了十三號的銅牌，拿著皮盒子掛上身即隨著大家往外奔。出門后大家星散，取道不同，和我同路的有七八人，赫伯特也在內(nèi)。走時我和塞爾遜及一位女友蘭女士（加拿大人，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同學，也加入這次的旅行團）一排走：蘭女士走當中，我和塞爾遜在左右。我們經(jīng)過的道路并非熱鬧之區(qū)，雖在行人道上來來往往也有別人，但我們不但不覺得擁擠，而且都未曾看見有人挨近我們的身旁。走還不遠，忽有小雨，我要把攬在臂上的雨衣穿上，蘭女士說讓她替我拿著攝影機的皮盒子，俾我便于穿上雨衣。她拿過手后，順便開起來看肴是何種攝影機，不料卻是空空如也！我們因為不相信有扒手能扒去，都疑心到博物館的那位保管者出的毛病，于是他們一定要陪我同往博物館去查詢，并拉能說俄語的赫伯特同往，館門已關(guān)，繞著大彎子，從半掩著的后門挨進去，尋到一個似乎是職員的樣子，告以詳情，他問我交給保管者的時候開起來看過沒有，出去時又開起來看過沒有，我說都沒有，并說我到其他各國博物館時都無須這種手續(xù)，并未遺失，他認為沒有證據(jù)，無法根究。于是便“奉送”了一個很好的攝影機。使我尤其感覺不安的，是累著幾位同行的朋友耗費了不少時間。塞爾遜嘆氣說道：“大概有不少從前的小布爾喬亞，現(xiàn)在都變成大扒手了?！?

博物館的保管者如要偷攝影機，想不致專偷我的，所以我們又疑心到扒手。但如果真是扒手扒去的，那扒手的技術(shù)可真是神出鬼沒，令人無從捉摸的了。我在倫敦時，就聽見有位英國朋友談起關(guān)于俄國扒手厲害的一種傳說，據(jù)說有個英國人，在莫斯科做旅客，被扒手扒得氣極了，有一天出外，有意在衣袋里一點東西不放，只放入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誰偷去這張紙條的是豬頭三！”（“豬頭三”在上海話里是活龍活現(xiàn)的一個名詞，特借用來譯意。）他回到旅館之后，急向衣袋里張望張望，看見那字條仍在，很得意地冷笑一聲，意思是說今天總無所施其技了罷，不料將那字條拿出來仔細一看，上面已蒙扒手專家批了一句說道：“誰先寫這張字條的是道地十足的豬頭三！”原來扒手果把這字條扒去，加批后再放入原處！這個傳說是否真確，不得而知，但俄國扒手的手段高明，卻是眾所周知的一件事實，就是在蘇聯(lián)旅行社出售的關(guān)于游俄指南的一類的書，關(guān)于此點，也對旅客加以警告。我想倘若扒手專家果有這傳說中所說的本領(lǐng)，那我的攝影機不翼而飛，并不算一件希罕的事情。

攝影機在蘇聯(lián)是一件很貴重的東西，每個可賣三四百至一千多羅布，最普通的薪水每月不過一百五十羅布左右，在游手好閑的偷竊或扒手專家，扒得一架攝影機所得便為普通薪水所遠不及，很可享用一些時候，所以對此物特別歡迎。

赫伯特也說扒手厲害，他曾被扒去兩枝自來水筆，第三次有一位扒手把他的尊手伸入赫伯特的衣袋里，被赫伯特捉住！我到莫斯科后遇著老友公振，他談起在南俄旅行時攝得不少相片，回時在船上連同其他東西被竊，那些底片在偷者完全無用，在他卻是極珍視的東西，戈先生很煩惱地說他寧愿攝影機被竊，如賊伯伯肯交還那些費去不少工夫攝得的底片，他情愿以攝影機一架奉送，但是何處去奉訪這位賊伯伯呢！

這類失竊的事情，在蘇聯(lián)旅行社照料中的旅客，原可請他們幫忙報告警察，有時也有物還故主的希望，但我這次卻不生效力。我下次要連帶談談蘇聯(lián)旅行社，那時再順便提到這件事。

我到蘇聯(lián)的重要目的是要看看他們在物質(zhì)及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設情形，如今一上岸就敘述著賊伯伯的“技術(shù)”，也許要使讀者諸友掃興，所以我先要附帶聲明幾句，以免引起誤會：這些缺憾都是革命前遺下而在革命后尚未除盡的產(chǎn)物；關(guān)于蘇聯(lián)的建設，誠然是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以后當依著旅行的時間先后為序，根據(jù)事實作盡量的報告。

（一九三四，十二，廿二晚。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