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最后的一助

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四年，大部分的時間，高爾基都住在尼斯尼諾伏格拉或其附近的地方，有時不得不旅行到俄國的別的地方去，那是由于壓迫而非出于自愿的，這種情形，我們在后面就要談到。在這幾年里面的大部分時間，除了增加并改善他在小說方面的作品外，高爾基可算是一個興趣濃厚的新聞記者。他大半是替《尼斯尼的一頁》日報撰述。該報是伏爾加河區(qū)域最激烈最進步的日報，執(zhí)筆者除高爾基及柯洛倫科外，還有好幾位著名的作家。高爾基在該報上所發(fā)表的漫評，對于本地和全國的許多問題，都有討論。無論他是在用著掩護的詞句攻擊本地政治當局的專橫和腐敗等等罪惡，或是攻擊大言無當的知識階級之畏首畏尾，或是替窮苦兒童及碼頭上的漂泊者主持公道，提倡對于社會的下層階級應有教養(yǎng)的機關和計劃，高爾基都在盡他的職責，做柯洛倫科所稱為“道德上的衛(wèi)生工作”。當時的俄國狀況，關于這方面的工作可謂沒有做得窮盡的時候，更加以高爾基是在下層生活中躬自閱歷過的人，獲得許多實際的材料，所以他對于這件事，興趣特別濃厚，做得格外的有勁兒。

該報的主筆里面有一位名叫普路托普博夫（S. D. Pro-topopov），據他所追述，當時高爾基幾乎每天都到報館里來，很起勁地參加同事們的會議和討論?！斑@班同事們都是為著理想的動機而和衷共濟的，十分熱誠的，從事他們的工作，雖所得的報酬極為微薄，也都覺得滿足?！痹搱蟛捎眉ち业膭酉颍苍诋數罊z查所容許的范圍內，無不盡量的發(fā)揮。據普路托普博夫說，當時的同事們有時提出這樣的問題辯論，就是他們還是小心些保全這個日報，不要被當道所封禁呢，還是藉著一個適當的問題轟轟烈烈的大罵一頓，為榮譽而犧牲。說也奇怪，當此事付表決時，高爾基卻反對這種英雄主義的自殺政策，而且隨著普路托普博夫和柯洛倫科等簽字于一個合同上面，允許以特約撰述及股東地位，共同維持這個日報的繼續(xù)出版。

由這件事看來，可見當時的高爾基尚表同意于柯洛倫科的意見，認為秘密的激烈的革命行動沒有什么價值，提倡用法律范圍內的行動來反對當前的社會制度?？侣鍌惪七@樣說：“專制政治好像是一個已有病而卻未曾搖動的牙齒，這個牙齒的根仍是蔓延著，很深的埋藏著。我們的這一代不能把這個牙齒拔出來，我們必須先做把它搖松的工夫，而要做這樣的工夫，十幾年的法律范圍以內的工作卻是不可少的?！辈痪靡院?，高爾基便拋棄這個見解，要用更激烈的方法來搖松這個牙齒，但是在這個暫時的時期里面，他仍和柯洛倫科走一條路。不過即在這個時候，他和柯洛倫科的信仰已不能常常的一致；柯洛倫科相信人性是善的，這是他對于人生觀的中心思想，高爾基對于這個信仰便不能常常和他一致。例如有一次該報的編輯部同人開會議的時候，提出討論的問題里面有一個是該報對于基督教的態(tài)度，有人建議該報可依照“冷南的第五福音”（“Fifth Gospel ofRenan”）服從基督教，并提倡“一個人應該要愛他的鄰居”的這個有用的教義。高爾基聽了這話之后，喊著說道：“愛你的鄰居？尤其常遇的是一個人應該痛打他的鄰居呢！”

當時在俄國的反對虐政的報紙擔任一個新聞記者，是一件很不易對付的困難的事情。在俄國的讀者方面，希望報上的評論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指導的效用，凡是當前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要有這樣的評論發(fā)表；而在當道的檢查方面又異常的苛細，要發(fā)表這樣的評論，便不得不用巧妙的掩護法，既須避去檢查員的猜疑，又須使得精細的讀者看了能自下推論。這個報上的下半頁也辟有“小評欄”，高爾基在這一欄里也做了不少的文字。到一八九六年的秋季，高爾基因工作過于勤勞，生了病，據醫(yī)生的診斷，說他所患的是肺癆病。他的多年的窮乏，居住無常，營養(yǎng)不足，時有愁慮和傷心的事情發(fā)生，再加以一八八九年的笨拙的自殺企圖，這位卸任了的碼頭腳夫雖具有異常堅實的體格，最后也不免受著虧損了。在診視他的那些醫(yī)生里面，有一位名叫蘇洛尼斯基（Dr. V. N. Zolotnitsky），據他最近發(fā)表的紀錄，認為他的肺癆病的根源是由他的母親所遺傳的，也許還加上他的父親的遺傳。（因為據他的親戚所傳述，他的父親離開尼斯尼諾伏格拉到阿斯脫罕去時，有過很劇烈的咳嗽。）在他的身體里既有這樣的根源，后來又遇著好幾次的損傷他的身體的事件，例如當他在伏爾加河碼頭工作的時候，受過一個暴徒的很厲害的棍擊；又有一次在個鄉(xiāng)村里反對一個被鞭撻的通奸的妻子，被人圍著痛打一頓，所受的損傷更為厲害（這件事在前面曾經說過）。又據這位醫(yī)生所發(fā)表的記錄，這個病人在熱度一百零三度的時候，還要工作，后來他的肺癆病更加復雜，又加上肋膜炎的病，夜里全身好像都浸在汗里，當時他的病勢很劇烈，很可慮。但是一直到現在，靠著他的那個堅強的體格，和這個兇狠的肺病抗戰(zhàn)了幾乎四十年，竟仍能支持，好幾個專門醫(yī)生宣布了他的死刑，他到今日還是活著！

在此時高爾基的肺病特別劇烈的當兒，忽來了一個救星。這個人名叫波士（Vladimin Posse）。他是一個在圣彼得堡大學畢業(yè)的青年，此時也在當新聞記者，是一位對馬克思的學說富有研究的新聞記者，交游甚廣，和重要人物多有來往。他看到高爾基的兩篇小說，即《折爾卡士》（“Chelkash”）和《心痛》（“Heartache”），便在《培植月報》（“Odrozovaniye”）上發(fā)表一篇批評高爾基的文字，在俄國報上公開批評高爾基，這可算是破題兒第一遭。他稱贊這兩篇小說，并猜度這兩篇小說的著者是“由下等階級出身的，這個人一定曾經飽受窮乏的圍困，也許在目前仍在窮乏的苦境中掙扎著”。他接著說道：“倘若他的天才的發(fā)展，因缺乏閑暇而受著阻礙，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這種閑暇，是真心在文學上努力的人所必須的。”不久以后《培植月報》接到一封信，是尼斯尼諾伏格拉的一個醫(yī)生寫給波士，托該報轉交的。這個醫(yī)生證明波士對于高爾基所猜度的無誤，并告訴他這個著者不但困于窮乏，而且還患著肺癆病，這種病需要到俄國的南方去療養(yǎng)，但因為沒有錢，無法實行。波士接閱這封信之后，就替高爾基設法，由于他的有力量的阿兄，向一個補助作家的團體借到八百盧布，寄給高爾基，此外并把高爾基所著的《柯諾佛羅夫》（“Konovalov”）一篇小說介紹給《新語月報》（“Novoye Slovo”），替他預支了一百五十盧布的稿費。

經了波士的熱誠協(xié)助，高爾基才能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到克里米亞去養(yǎng)病，這是在俄國療養(yǎng)的人所常到的一個地方，但是該處的日光雖好，對于高爾基并不適宜，身體反而疲弱了許多，故于一八九七年的三月移到烏克蘭去，住在奧洛夫斯基醫(yī)生（Dr. Orlovsky）的小村里（在波耳多瓦省Poltava）。他在此處療養(yǎng)之后，健康漸漸的有進步，據他自己的意見，說是由于和該處的居民有著友誼的關系，又因他和這些居民在交際上所得的快樂。他和鄰近的農民組織了一個劇團，這個劇團后來居然成立了好幾年，他在這個劇團里，還培成幾個優(yōu)良的伶人。高爾基的《戈特法的集市》就在這個地方著成的，內容就是歌頌該地生活的愉快和豐富。他很喜歡這個地方，所以在一九〇〇年又到該處，在這個波爾多瓦鄉(xiāng)間里沈靜良好的環(huán)境中，著他的第一次的劇本《華麗的市民》。這個地方曾為普希金所歌詠，柯洛倫科所愛好，他們兩位都在此地過他們的暮景殘年。

后來高爾基到狄威爾省（Tver），住在一個在一家紙廠實驗室里任事的朋友家里。過了一八九七年的冬季，他便回到尼斯尼諾伏格拉，仍替《尼斯尼的一頁》日報撰文。但是他回鄉(xiāng)之后，不久因為一件不幸的事情發(fā)生，又被迫離開了。在一八九八年的三月，本地警察局因應提弗利司憲兵隊長的咨請，派人到高爾基所住的屋里搜查，并把他拘捕，押到提弗利司去，監(jiān)禁于麥特克炮臺（Metekh）。據蘇維埃政府所發(fā)表的關于當時警察局的檔案，其中關于當時高爾基的材料，饒有趣味。據說這位“尼斯尼諾伏格拉的市民，染衣公會會員阿勒賽·皮西科夫”（即高爾基，他的外祖父曾任染衣公會會長），自從他在喀山和達倫科夫的糕餅店發(fā)生了關系之后，由“中央蜘蛛”開展出來的那根“看不見的線”，就一直注意他的行動，不肯放松。他的每一行動，都有偵探暗中監(jiān)察，并將所探得的情形紀錄下來，隨時報告，在圣彼得堡的警察總監(jiān)公署里，關于這種的報告便疊成了一大堆。

大概在一八九二年，有一封信自提弗利司寄到喀山給卜勒納夫，被警察半途截取去了，他們設法探明這封信是什么人寫的。這封信的內容大概如下：“我正在一個鐵路上工作，每月得到四十三個盧布的工資。昨天他們來搜查我的房間——聽任他們吧！他們把我的工資減到三十五個盧布。我曾指導此地的學院及高等學校的學生閱讀書報。我并未宣傳什么主義，只勸他們彼此要了解，我也和鐵路的工人一同看書談話。此間有一工人名叫博格提洛維區(qū)（Bogatyrovich），是一個很可愛的腳色。我們的友誼很厚，常在一起。他說人生一無好處；但是我說人生的好處是有的，不過是隱藏著，否則個個惡棍都可把好處攫為己有了……”這個時候，正是高爾基仿照民粹派中人啟迪一般人民的時候。警察經過探查之后，便向上級報告，說這封寫給卜勒納夫的信的作者，無疑的是阿勒賽·皮西科夫，并描述這個人，說他是“一個廿四歲的頎長身裁的青年，受過文化的薰染，能寫一手的好字，戴著眼鏡，生著長發(fā)”，并且在青年里和許多人認識，交游甚廣。直到高爾基離開了提弗利司，當地警察局才不再調查。但到了一八九七年，高爾基的名字又被警察的“獵犬”所嚴重注意，因為他又牽涉到一個案件里去。這個案件是關于一個犯法的社團，據說這個社團的組織，旨在對于工人宣傳社會民主主義，由此引起他們對于現制度和政府政策的不滿，期于較遠的將來推翻帝國的專制權力。這個集團的首領是一個名叫亞法納西夫（F. E. Afanasyev），高爾基在五六年前曾和他同住于所謂“公社”里面。警察在這個首領的房間里搜查之后，在別的東西里面，發(fā)現一張相片，上面注有：“麥仙密區(qū)（Maximych）贈給亞法納西夫”。所謂麥仙密區(qū)，原不過類似高爾基原來姓名中的當中的一字，原看不出他的真姓名。這張相片被發(fā)現之后，亞法納西夫并且聲明贈送這相片的人的真姓名，他已忘記了；但是高爾基的一舉一動既向受警察當局的注意，有了類似他的姓名中的一個字做線索，他們仍不難尋出他的真姓名為Alexey Maximovich Peshkov。他們并由于傳詢了曾經參加過這個“公社”里聽講會的各種人，知道皮西科夫是個危險分子，博覽群籍，旅行過許多地方，而且把“犯罪的”的觀念灌輸給亞法納西夫及其他工人，也是出于他的行為。他們便以此為根據，拘捕高爾基，把他押到提弗利司去，在他的房間里所搜得的約有五百封的信，也一同送去。據這個案件的公文里所記載，當時高爾基曾向警察當局辯明他對于政治的問題是向來不參加的。他對他們解釋，說他所以東奔西跑，過著漂泊的生活，是由于“異常煩悶的心境，這種煩悶心境之所由來，是因為和那些特異行為和思想的知識分子混不來，于是感覺到生活的孤獨和不合時宜”。又在別一件公文里，據說他把當時的流浪生活和煩悶心境歸咎于“一件失戀的事情”。無論如何，當時警察在他的信件里確尋不出什么犯罪的證據，就是說他曾和工人談話，不無可疑，也沒有什么確鑿的憑證，除此之外，更加不上什么罪名。但在實際上雖是如此，提弗利司的憲兵部卻有意把這些事造成一個重要的案件，認為高爾基是這個案件的中心人物。

在這個患難中的高爾基，救他最力的又是那位急公好義的波士。高爾基的夫人寫一封信給他，告訴他“恐怖的夜里”的情形，說憲兵在半夜沖進他們的屋里去，翻箱倒篋，搜索犯罪的證據，最后把她的丈夫拘去，并把他的信件一同帶去。在拘捕的時候，他們全家里只有五十個左右戈比克的現款。波士得到這個消息之后，立刻就去找他的和權要素有來往的阿兄，幸而在一個宴會里把他找著。他的阿兄聽完波士的懇求之后，便和在座的參議員塔更塞夫（Tagantsev）商量這件事。塔更塞夫是出身于奔薩（Penza）的農民，逐漸擢升到現在的高位，答應即打電報給提弗利司的檢察官，請他迅速審查，如屬可能，速將犯人釋放。波士的阿兄還叫他去見參議員郭尼（Koni），他是個有勢力的自由主義者，也允許盡他的力量拯救這個被捕的作家。二十年后，俄國在布爾希維克黨統(tǒng)治之下，替此時的特權階級向當道講情的，卻輪著那時的高爾基。俄國的變遷太迅速了，此處不能詳述，所能附帶說起的，是后來塔更塞夫偕同詩人庚密列夫（Gumilev），還有其他的知識分子，據說因為做了反抗蘇維埃的陰謀的領袖，都被布爾希維克的當道槍決了。這是后事，恕不多述。且說當時這兩位參議員替高爾基說項，在舊俄的向來遲緩而橫暴的司法，居然有了奇跡的功效，因為經他們這樣一來，懲辦高爾基的這個案件竟忽然的擱起來了。他被釋放之后，被允許仍得回到尼斯尼諾伏格拉，當然，他仍須受當地警察的監(jiān)視，行動不能十分自由。此事這樣結束之后，提弗利司的憲兵隊長康尼斯基上尉（Captain Konissky）卻受中央政府警察總監(jiān)的申斥，責他小題大做，并嚴令詳加解釋辯明，自承過失。高爾基此次的被捕，可代表俄國在未革命以前統(tǒng)治者目無法紀的情形；康尼斯基上尉在表面上雖因此事受了上級機關的斥責，但在事實上，他的行為是暗與當道的意旨契合，這只要看他一面受了斥責，一面卻升了官，被擢任圣彼得堡的憲兵司令，便是明證。講到這位康尼斯基上尉，高爾基后來有這么一段有趣的描寫：

在一八九七年（恐系一八九八年之誤）的春初，我在尼斯尼諾伏格拉被捕，并被押送到提弗利司，他們待我不很客氣。在麥特克炮臺里的時候，由康尼斯基審問，當時他慘然的說道：

“柯洛倫科給你的信是寫得多么好！他現在是俄國的最好的作家了！”

“這個上尉是一個奇形怪狀的人：他的身裁矮小，他的一舉一動，都是輕手輕腳的，謹慎的，好像遲疑不決似的，他的奇大的鼻子好像愁苦地低垂著，而他的那對敏捷的眼睛，看起來好像不屬于他的臉上，在那對眼眶里的瞳子時時怪有趣的往下轉，好像躲藏在他的鼻梁的下面。他又這樣的說道：

“‘我是柯洛倫科的同鄉(xiāng)，也是服蘭尼亞人（Volynian）。我是康尼斯基主教（Bishop Konissky）的后嗣，他曾對喀德鄰第二（Catherine Ⅱ）講過一篇很有名的演說——你記得嗎？在他的演詞里說起‘讓我們拋棄太陽’等等的話，我覺得可以自豪！’

“我客氣地問他，到底是誰使他覺得最可以自豪——他的祖先呢？還是他的同鄉(xiāng)？他回答道：

“‘他們兩位，都一樣的使我覺得可以自豪。當然，他們兩位都一樣的使我覺得可以自豪！’

“他又把他的那對瞳子趕到鼻梁下面去，但是不一會兒，他哼著鼻子顯示傲慢的神氣，那對瞳子又忽而跳回本來的位置。我覺得他的失禮，于是動了氣，當即質問他，說我不懂，他所覺得可以自豪的兩個人里面，卻有一個人的一生竟受著憲兵的過于文明的煩擾?？的崴够犃酥?，故作虔敬的樣子反駁道：

“‘我們各人都是依照上帝的意志做的啊，各人如此，每個人如此！閑話少說，讓我們再進行本案吧。你力辯……而依我們所得的報告卻是……’”

高爾基和俄國的警察對抗，這并不是最后的一次。直到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爆發(fā)之后，他才免受這根“看不見的線”的束縛。

在這個時候，高爾基一方面受著肺病的攻擊，一方面還受著過分熱心的警察的監(jiān)視，處境可謂困苦的了。但他在這困境中，除做著新聞記者的工作外，還繼續(xù)的著作并發(fā)表更有進步的小說。他自從在柯洛倫科所主持的文學月報上面發(fā)表了他的著作之后，他投到別家的大雜志的稿件，要他們采用，便不很難了。雖然當道派的檢查員把他的著作任意刪改得不加顧惜，但是他的著作的新穎的特質，和比較新奇的人物，仍能吸動讀者的注意。他所描寫的內容，雖是愁慘和窮苦的事情，但是，他卻對于人生表示積極的態(tài)度，提倡人生的改造。不過高爾基對于自己的著作卻覺得不滿意——至少他曾經這樣的說過。有位溫哲洛夫（S. A. Vengerov），他是盡心力于俄國文學編年史的著述，和各作家的自傳的搜集，于一八九七年，依柯洛倫科和他的幾位朋友的建議，寫了一封信給高爾基，向他索取自傳及著作，他們把高爾基介紹給溫哲洛夫，說他是一位具有“很不一致的天才”的“自己教成的作家”。這位“自己教成的作家”得到溫哲洛夫這封信之后，送給他一篇簡短的自傳，但是在這自傳的末了寫著這樣的幾句：“直到現在，我尚未寫過一件我自己覺得滿意的東西，因為這個緣故，我從不保存我的著作；因此不能把我的著作送給你?！?

一八九八年一月，有一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報（即《新語月報》“Novoye Slovo”）的一位卸任的主筆，寫一封信給高爾基，勸他刊行文集，他在信里說：

“你可將所作小說刊印專集的時候到了。我深信你所作的小說一定可以集成一卷，可和加賢（Garshin）或柴霍甫的小說集一樣厚。你在這個時候刊行專集，是最適宜的時候了。各方面對你都無疑的感到興趣：在讀者方面，他們都在舊雜志里面搜尋你的小說看；在和你同時的作家里面，他們談起你的時候，都特別注意……讀者需要你的專集；你呢，需要錢。所以現在正是你應該刊行專集的時候了?！?

他老實的說高爾基此時需要錢，這句話，高爾基也知道是實在的情形，他的肺病，在上一個冬季，已把他的身體弄壞了，為療養(yǎng)計，他很需籌得一筆旅費到克里米亞去。但依他的經濟狀況，這是很難辦到的，因為他每天為日報撰述的文字所得的稿費，甚至雖再加上有時在“大”雜志上所投的小說的稿費，拼湊起來，只僅僅夠他用來維持家庭的費用。于是他便接受了刊行專集的建議，著手和一家出版公司接洽。波士收到他寄來一包由日報上剪下來的文章，里面都是他的小說，原來高爾基同時還托波士幫他尋覓一家出版公司，并設法替他預支稿費；使他可以到克里米亞去。波士是極佩服高爾基的一人，他曾經說過：他是“異常傾倒于這位不甚聞名的作家的天才”。他得了高爾基的委托之后，就和好幾家出版公司接洽，和他們商量刊印高爾基的小說集。但是接洽的結果，卻使他感到這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在這個時候，高爾基的名字還未能如何吸動人，沒有商業(yè)的價值。就是在他的本鄉(xiāng)尼斯尼諾伏格拉，他的天才雖有人贊美，但卻不是完全覺得可以佩服，往往還有附帶加上的批評。例如在本地有位批評家回答溫哲洛夫的話，便是一個佐證，他說：“他（指高爾基）有天才，雖則無疑地永遠不能有什么大的成就可從這天才里出來?！辈ㄊ吭浽O法尋得兩家出版公司已經答應可以刊行了；但這兩家出版公司于仔細考慮之后，又變了主意，把所答應的話取消。例如有位普薄甫夫人（Mme. O.N. Popov）已經同意刊行高爾基的兩卷小說，并答應預支五百盧布稿費給這位作家，不料后來竟取消約言，托詞說她已經出過好幾種大著作，在這些大著作里包括有達爾文的名著。她并私自加上一些解釋，說她的公司覺得“不便出版屬于局部性質的小評欄文字”，況且已出版的班寧（Ivan Bunin）的小說，雖則這位作家“比高爾基更有天才，非高爾基所能比”，也得不到什么銷路。

具著一副好心腸的波士替高爾基向各家出版公司接洽，一處一處的被人拒絕，后來許多人看見他替高爾基作不倦的奔走，異常熱心，都笑他為高爾基所迷，成為嘲笑的目標。各出版公司拒絕他的理由，都說從商業(yè)上看來，這本書是無利可圖的。感覺煩惱的高爾基寫了一封信給波士，表示對此事已失望，而波士于屢次碰壁之后，也想將此事作罷，不料正在這個時候，他無意之中遇著兩位“理想家”，決計冒險替高爾基刊行這部小說集。一個是杜路佛特維斯基（S. P. Dorovatvsky），一個是查洛許尼科夫（Charushnikov），他們兩位都是十九世紀末葉的熱烈的革命家，對于高爾基的革命文字有相當的認識。此書出版后所得的結果，表示這兩位不講實際的理想家的眼光之銳利，竟超過素有經驗的出版業(yè)的老手。

一八九八年三月，兩卷《高爾基小說集》出版了，每卷印了三千五百冊。最初要得書店來批發(fā)，很不容易，雖定有傭金的辦法，亦無功效。大商店如蘇福林（Suvorin）所開的，對于此書，竟要求對折。蘇福林也就是曾經拒絕刊行高爾基著作的一人。他是當時在俄國最重要的一個日報《新時日報》（“Novoye Vremya”）的老板兼主筆，該報是一個最兇悍的反動報紙。他除辦有這個最有勢力的報紙之外，還開設了一個戲院，一個大書店，和一個印刷所。他在當時守舊派方面是占有很大的勢力，在他的報上對于這位著作家和叛徒的高爾基，作不斷的攻擊。

但雖有了這種種的障礙，替高爾基刊行小說集的那兩位激烈派出版家，卻獲得勝利的結果。在一年之中，這兩卷小說集竟得再版，同時又出了第三卷，到一九〇〇年的夏季，這三卷小說集都售賣一空！據溫哲洛夫說：“在俄國的書業(yè)史上破天荒，高爾基的小說集幾萬冊的售賣出去，不久竟達到了十萬冊的巨數。”在那個時候的俄國，知識分子的數量是很小的，而且每冊至少經過五個人的閱讀，我們倘想到這樣的事實，便可想見當時風行一時的盛況了。

據杜路佛托維斯基說，頭兩卷的第一版，高爾基得到一千盧布；第二版又得到一千；第三卷的第一版，他得八百盧布。自從這個時候以后，高爾基進款的漸漸增加，我們用不著詳細追溯其中的經過，但是這位時在掙扎中的作家的最初的“富有”，卻很有令人發(fā)笑的情形。據在尼斯尼諾伏格拉的他的一個鄰人所傳述，他第一次收到版稅的那一天，他的那副神氣，似乎驚異多于愉快。當時他到鄰人的母親那里，兩腿距開很遠的立在她的前面，嘰哩咕嚕的說著：“請看，他們給我完完全全的一千，魔鬼拿去！”他眼巴巴的望著他的手掌，好像錢就在他的手掌上面，繼續(xù)的驚愕著說道：“他們給了我一千，做什么用好呢？”這個鄰人接著告訴我們的事情，是大家所知道的，那就是自從那個時候以后，他很慷慨的用了許多錢，為著種種的事情用，但卻都不是有關于他個人的享樂。

關于錢財的事情，高爾基之無知無識，好像一個嬰孩；就是在今日，關于他的財政的事務，仍是要靠托別人替他料理。至于他所靠托的“別人”不常是可靠，這是不消說的。高爾基自己每遇有人求他資助，無論是為著任何事情，例如有時因為央求當道講情的事情，他都不能拒絕這種人的請求；因為他有了這樣的慈悲心腸，犧牲了不少他的時間和精力。他對于資助尤其慷慨的，是關于救濟無家可歸的兒童的事業(yè)，或是關于窮學生的救濟，或是關于革命運動的費用。

一八九八年，高爾基三十歲了，他到了這個時候，才毅然決然的委身于文學的事業(yè)。他的兩卷小說集，群眾爭購，以先睹為快，文學批評家對于他的著作，也很重視。這樣一來，他在俄國文壇上的地位是已確定的了；這個地位，在做工人和漂泊時代的“阿勒賽”，雖在他的最放縱的非非想里，連夢都不敢做。就在二三年前，他還不能確定他的職業(yè)，有的時候把他自己的著作完全看作糊口的工具，這種糊口的工具，雖比在碼頭上搬運一袋一袋面粉的工作，未必得到更豐的酬報，但總比較的文雅些。他在生平最苦悶的時候，使他感到奇異并給他以希望的就是書的創(chuàng)造者，他決想不到他自己竟能成為這班創(chuàng)造者里面的一個。到了這個時候，他確然是個作家了，一切的障礙和懷疑都成過去的往事了。史默利——賴寧——卡利烏資尼——柯洛倫科：這四個人，高爾基認為是他的指導者和教師，使他養(yǎng)成愛好讀書的習慣。其實他還可以提起他的外祖母，她教他夢想，教他過懇摯和無怨的生活。此外瑪高德皇后對于他也有很大的影響，她的高貴美麗，深深的印入這個“奇形怪狀”的孩子的心坎里，使他雖在下層生活黑暗污穢的環(huán)境中，仍能不甘墮落，保持他的超卓的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