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三十二年前（即庚子，公歷一九○○年），義和團之亂，八國聯(lián)軍直破京津，前清西太后挾著光緒奔到西安逃難，壬寅（一九○二年）見無逃難必要，才一同回鑾，換句話說，也就不過是逃難逃回來罷了。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很可痛心的故事。淞滬抗日戰(zhàn)爭發(fā)生，日艦威逼首都，政府于倉卒間“乃徙洛陽”，并宣言長期抵抗，在洛陽“長期抵抗”了足足十個月，最近“以適應環(huán)境，東返首都”，已于十二月一日遷回南京，宣言“持續(xù)長期抵抗之策略”，并舉行異常隆重的“回京典禮”，由全體官員迎主席入城，至國府禮堂受賀，極一時之盛。這次政府的“徙”來“徙”去，和庚子禍亂之“逃”來“逃”去，其受帝國主義暴軍之協(xié)迫雖同，而不可相提并論者，因庚子禍亂，當?shù)勒咦匝允翘与y，前清西太后在行在時還下詔罪己，這次卻大大的不同，因為“乃徙”時是為著“長期抵抗”，“東返”時又是為著“長期抵抗”！可見只要有“長期抵抗”的決心，“徙”也這樣，“返”也是這樣；這樣看來，“抵”不“抵”和“抗”不“抗”，在實際上和一“徙”一“返”有什么直接的關系，卻令人越想越糊涂了！有位王復鼎先生在《申報》上登著“聞國府遷回首都感賦二絕”，其第二“絕”是：“幸得將軍不顧身，河山半壁挽沉淪，洛陽道上元勛駕，重入金門拂路塵?！边@卻是一件不必想而決不致糊涂的，因為這明明是一件切切實實的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

說到這里，想起吳稚暉先生說過幾句妙語，他說：“行政院譬如土地堂，有土地堂，老百姓還是吃飯睡覺；沒有土地堂，老百姓也是吃飯睡覺，故無焦急必要！”這話如果真說得去，我們做老百姓的真樂得高枕而臥，但是國都搬來搬去雖似乎和老百姓的吃飯睡覺不生關系——因為和“長期抵抗”尋不出關系，而是是否真能“御侮圖強”，老百姓卻無法不焦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