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筆記語辭匯釋

　　至近世俗語文學之訓詁，則還在赤貧如洗的狀態(tài)?！雹龠@里所謂“古書”，指的是先秦兩漢典籍，“近世俗語文學”則包括唐宋以下的詩詞劇曲、變文俗講、話本小說等。作者這番話是就三十年代以前的情況而言的，他一方面對中國傳統(tǒng)訓詁學研究先秦兩漢典籍中的“雅詁舊義”所取得的輝煌成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一方面又對傳統(tǒng)訓詁學忽視近代而造成頭重腳輕的狀況深致不滿。這種估價，就其基本方面來說，應(yīng)該是正確的。半個世紀以來，由于中外學者的逐漸重視和共同努力，“近世俗語文學之訓詁”可以說有了長足的進展，單從國內(nèi)的研究情況看，就至少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出現(xiàn)了一批專著。解放前后（主要是解放后），徐嘉瑞《金元戲曲方言考》、朱居易《元劇俗語方言例釋》、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等相繼問世。近年來又有陸澹安《小說詞語匯釋》、《戲曲詞語匯釋》，顧學頡、王學奇《元曲釋詞》（第一冊）陸續(xù)出版。其中，張、蔣二書尤以搜羅宏富、訓釋精當而堪稱力作，在國內(nèi)外都很有影響。第二、解放以后，特別是粉碎“四人幫”以來，考釋近代白話語辭的單篇論文也不在少數(shù)，散見于《中國語文》等專門刊物及各大學報。第三、在這一歷史階段各類文學作品的多種注本中，對出現(xiàn)的語辭也往往加以考釋，其中不乏精到之見。王季思《西廂記注》、錢南揚《元本琵琶記校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可為代表。在國外，以日本漢學界為主力，除了著手編制大量語匯索引、資料匯編等基礎(chǔ)工作之外，也出現(xiàn)了一批新作，如高島俊男《水滸傳詞匯詞典稿》、鹽見邦彥《唐詩俗語新解》等。吉川幸次郎等人的《元曲選釋》，則堪稱同類注本中的白眉。從以上不完全的列舉中可以看出：“赤貧如洗的狀態(tài)”到今天已經(jīng)大為改觀。然而，由于這一歷史階段所包括的時間既長，作品又多，呈現(xiàn)出來的語言現(xiàn)象非常豐富，因此，現(xiàn)在所取得的這些成就，還僅僅是這個領(lǐng)域內(nèi)研究工作的一個良好開端，要解決的問題還多，待開墾的處女地仍有不少。在一種語言內(nèi)部，語音、語法、詞匯三者的發(fā)展是不平衡的：語法變化較慢，語音較快，詞匯，主要是那些非基本詞匯最快。拿漢語來說，即便是唐宋以下的一些詞，也有不少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消亡，成為歷史陳跡；有的還以各種形式存在于現(xiàn)代方言中；有的則是形式依舊而內(nèi)容全非。研究這些已經(jīng)消亡或使用范圍已不廣的詞語，有什么意義和價值呢？對此，筆者曾在《試論古代白話詞匯研究的意義與作用》一文中談過一些粗淺的看法，現(xiàn)再撮錄其要點如下：第一、這是漢語史這門學科本身科學化系統(tǒng)化的需要。講漢語的歷史發(fā)展，當然不能拋開詞匯，講詞匯的歷史也不能只講古代而忽略近代。前人由于歷史的政治的原因而詳古略近，留下了詞匯研究的一段空白，理當由我們來填補。這與現(xiàn)代漢語（包括普通話和各大方言）的詞匯研究也大有關(guān)系，是自不待言的。第二、大型辭書是漢語史詞匯研究成果的直接體現(xiàn)者，新編這類辭書質(zhì)量上要超越前人舊制，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近代詞匯的研究，取決于對這方面研究成果概括吸收得如何。日本編《大漢和辭典》》、臺灣編《中文大辭典》可謂宏篇巨制，但在近代詞匯的收錄詮釋方面并未有重大突破，商務(wù)新版《辭源》盡管作了努力，也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原因即在于可供概括吸收的成果太少。第三、近代詞匯研究也同繼承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化遺產(chǎn)有密切關(guān)系。本期大量的文學、歷史、哲學以至科技著作，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著當時口語，有的則純粹用口語來記錄。要分析和利用它首先得理解它，要真正理解它又不能不從掃除文字、詞匯方面的障礙入手。日本漢學家入矢義高曾經(jīng)慨嘆讀《朱子語類》之難，認為關(guān)鍵就在于它是語體，而此書卻是治哲學史、思想史、政治史乃至文學史的人不能不稍加留意的。第四、近代漢語詞匯研究也有助于提高古籍整理工作的質(zhì)量。解放以來整理出版了不少這一時期古籍的點校本或校注本，從總的看質(zhì)量大大超越前人，但在?？?、斷句、注釋方面也往往出現(xiàn)失誤。推究致誤的原因，則大都與誤解白話詞語有關(guān)。由此可見，研究近代漢語詞匯并非出于研究者搜奇獵古的個人癖好，而是有著不應(yīng)忽視的意義與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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