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假如沒有準確的記時，以上任何一項新技術都無法得到充分的利用。時鐘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操作系統(tǒng)，它使會議、截止期、合同書、制作過程、計劃表、交通、工作輪班等其他的一切成為可能。著名社會評論家劉易斯·蒙福德將時鐘認定為工業(yè)革命的"主要機器"。但直到19世紀末期，標準時間的創(chuàng)立方才使時鐘的潛力得以開啟。此前，每個城鎮(zhèn)均通過正午的太陽即陰影消失、烈日當空的那一刻計算時間。結果，導致時區(qū)的混亂。例如，在1880年早期，新奧爾良的當?shù)貢r間比位于其西邊80英里的巴吞魯日晚23分鐘。在沒有什么東西跑得比馬快的時代，這樣的事情幾乎無關痛癢，然而，如今火車穿越景觀的速度飛快，為了保證鐵路行程表的有效性，各國開始協(xié)調(diào)鐘表時間。到1855年，英國大部分地區(qū)已經(jīng)接受英國皇家格林威治天文臺播報的時間。1844年，全球共有27個國家同意確認格林威治為本初子午線，即零度經(jīng)線，這最終導致了世界標準時間的確立。到1911年，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qū)都已采用統(tǒng)一的世界時間系統(tǒng)。

說服早期的工業(yè)工人按鐘點作息并非易事。很多人按自己的速度干活，憑個人的興致休息，或者在該干活的時候干脆沒有出現(xiàn)--這對按時付酬的工廠老板而言是一種災難。為了將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這些新紀律傳授給工人，剝削階層開始將守時當作市民的一種義務和美德宣傳，而緩慢則被貶責為重要過失。電鐘公司1891年的目錄提醒人們力戒跟不上步伐的種種弊端："一個人若想成功，如果說有一種美德比其他任何美德更應得到培養(yǎng)，那就是守時；如果有一種錯誤需要避免，那就是遲到。"該公司的時鐘恰當?shù)孛麨?獨裁者"，宣稱要"革落后者的命"。

1876年，當首個裝有發(fā)條的鬧鐘進入市場時，守時得到了強有力的宣傳。數(shù)年后，工廠開始安裝鐘表，以便工人在交接班時打卡，這一做法蘊涵著在日常生活中"時間就是金錢"的原則。當壓力上升至每一秒鐘都值錢的時候，便攜式時鐘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美國，窮人參加每周抽彩出售一只手表的俱樂部。學校也支持守時運動。1881年版的麥高菲讀本其中一篇課文就提醒孩子注意緩慢帶來的極度恐怖：火車碰撞、生意破產(chǎn)、軍事失敗、錯誤的出現(xiàn)、浪漫經(jīng)歷的受阻等。"在生活中依舊如此，因為某人的延誤，精心安排的計劃、最重要的事情、個人的命運、榮譽、幸福、生活本身等被犧牲了。"

由于時間安排嚴格，而技術又使加快速度做一切事情成為可能，于是，匆忙便滲入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人們被期待以更快的速度思考、工作、說話、閱讀、寫作、進餐、移動。19世紀的一位觀察家曾這樣譏諷普通的紐約人："走路的樣子看上去總是好像他前面有一頓好的晚飯，后面有一個監(jiān)守者似的。"1880年，尼采注意到一種"匆忙的、不妥當?shù)?、讓人流汗的倉促，需要立刻做一切事情的"文化正在發(fā)展。

知識分子開始注意到技術對人類的塑造如同人類對技術的塑造一樣。1910年，歷史學家赫伯特卡森寫道："隨著電話的使用，會產(chǎn)生一種新的思考習慣。緩慢遲滯的心情已經(jīng)丟棄……生活變得更加緊張、敏銳、生動。"卡森毫不奇怪地發(fā)現(xiàn)，在電腦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干活會讓人對那些跟不上軟件速度的人產(chǎn)生不耐煩。

19世紀，匆忙文化加快步伐再上一個層次，而這得益于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管理原型顧問。在他效力的位于賓夕法尼亞州的伯利恒鋼鐵公司，泰勒使用一塊秒表和一把計算尺，測量出每一項工作所耗費的時間，精確到秒，并最大效率地給工人安排了工作。"在過去，人是首位的；"他不祥地宣布，"而在未來，體制將是首位的。"盡管他的文字在全世界被廣泛地閱讀，泰勒本人喜歡將他的"科學管理"品牌付諸實踐的混合性的成功。在伯利恒鋼鐵公司，他所教的一名工人，一天搬運的生鐵是普通工人的4倍多。但其他很多員工抱怨壓力大，太過疲勞，紛紛辭職。泰勒人緣不好，1901年遭到解雇。雖然他在晚年相對默默無聞，但對聯(lián)盟組織來說他仍是一個憎惡的對象，他的"安排第一，人第二"的信條在西方人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不僅在工作場所如此。1999年出品了有關泰勒主義的電視紀錄片的邁克舒爾茲認為："泰勒本該死于恥辱，但他可能笑到了最后，因為他的效率理念對界定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有所裨益，不僅僅在工作上如此，在我們的個人生活上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