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效用

阿根廷的滅絕行動并非臨時起意，并非偶爾，也非無理性；它是有系統(tǒng)地毀滅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國團體，其目的在改變這些團體，重塑其樣貌、社會關系、命運與未來。

--費爾斯坦（Daniel Feierstein），阿根廷社會學家，2004年

我只有一個目標--繼續(xù)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著，而是知道我還活著。

--維塔尼（Mario Vittani），關在阿根廷酷刑集中營四年的幸存者

1976年，勒特里爾重回華盛頓特區(qū)，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進步主義智庫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動主義者。數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關在軍政府的集中營面對酷刑，讓勒特里爾魂牽夢系，他利用重獲的自由致力于揭發(fā)皮諾切特的罪行，并對抗中情局的宣傳機器，為阿連德的事跡辯護。

他的倡議與奔走證明有效，皮諾切特面對了舉世譴責他的人權記錄。但讓同時兼具經濟學家身份的勒特里爾灰心的是，盡管全世界對監(jiān)獄里的處決和電擊大為震驚，大多數人對經濟休克療法保持緘默；或者就國際銀行給軍政府巨額貸款來說，仍顯得視若無睹，迷惑于皮諾切特擁抱“自由市場基本原則”。勒特里爾駁斥經常被引述的說法，說軍政府有兩套截然劃分的計劃--一套是在經濟轉型上的大膽實驗，另一套則是殘暴酷刑與恐怖的邪惡體制。這位前駐美大使堅稱只有一套計劃，而在這套計劃中，恐怖是自由市場轉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權、體制化的殘暴、嚴密控制和鎮(zhèn)壓任何有影響力的異議分子，這些現象向來被認為，與軍政府實施的正統(tǒng)放任式‘自由市場’只有間接關聯，甚至完全沒有關聯?！崩仗乩餇栐凇秶摇罚═he Nation）雜志上發(fā)表一篇強烈控訴的文章。他指出：“這種特別方便的社會制度觀念，認為‘經濟自由’與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這些財政發(fā)言人能夠一方面支持他們的‘自由’觀念，另一方面又夸夸其談為人權辯護?！?/p>

勒特里爾甚至寫道，弗里德曼身為“現在管理智利經濟的經濟學家團隊的思想建構者和非正式顧問”，應該為皮諾切特的罪行負部分責任。他駁斥弗里德曼為自己辯解的說辭，自稱鼓吹休克治療只是提供“技術”建議。勒特里爾說，“以弗里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間經濟’和控制通貨膨脹”，不可能和平達成?！斑@種經濟計劃必須執(zhí)行，而在智利的情況下，只有靠殺害成千上萬人、在全國遍設集中營、三年內監(jiān)禁超過10萬人才能達成……大多數人的退化，以及少數特權階級的‘經濟自由’，在智利是一體的兩面。”他寫道，“自由市場”與無盡的恐怖間，存在“一種內在的和諧”。

勒特里爾引發(fā)爭議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個月后的9月21日，這位44歲的經濟學家在華盛頓特區(qū)開車經過大使區(qū)中心時，一顆安置在駕駛座下的遙控炸彈爆炸，把汽車炸飛并炸斷他兩條腿。勒特里爾被炸斷的腳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緊急送往喬治·華盛頓醫(yī)院；抵達醫(yī)院時他已回天乏術。這位前大使與一位25歲的美國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車，她也在攻擊中喪生。這是皮諾切特政變以來最令人發(fā)指和最具挑釁意味的罪行。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發(fā)現，炸彈由皮諾切特的資深秘密警察湯萊（Michael Townley）制作，他后來被聯邦法院定罪。殺手持假護照進入美國，且中情局知情。

皮諾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齡91歲，當時他面臨各界嘗試讓他為在位期間的罪行接受審判，這些罪行包括謀殺、綁架、酷刑、貪瀆、逃稅等。勒特里爾的家人數十年來嘗試讓皮諾切特為華府的炸彈攻擊受審，并要求美國開放該事件的檔案。但這位獨裁者壽終正寢，逃過所有審判，并發(fā)表一封死后公開信，為政變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無產階級獨裁統(tǒng)治”辯護。皮諾切特寫道：“我多么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軍事行動！我多么希望馬克思-列寧意識形態(tài)未侵入我們的祖國！”

有些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沒有這么幸運。2006年9月，阿根廷軍事獨裁統(tǒng)治終結23年后，一位重要的恐怖執(zhí)行者終于被判終身監(jiān)禁。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科拉茲（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軍政府年代擔任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警察局長。

在歷史性的審判期間，關鍵證人羅培茲（Jorge Julio Lopez）卻失蹤。羅培茲在70年代曾經失蹤、遭殘暴刑訊，然后獲釋放--現在同樣的事再度發(fā)生。在阿根廷，羅培茲以第一個“兩度失蹤”者聞名。直到2007年中，他仍杳無音訊，警方幾已確定他遭綁架是為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擊證人--和恐怖年代一樣的老伎倆。

該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聯邦法院55歲的羅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決艾契科拉茲犯六項殺人罪、六項非法監(jiān)禁罪和七項刑訊罪。他在宣判時采取一個不尋常的做法，他說，有罪的判決無法懲罰真正的罪行，但為了“建設集體記憶”，他必須再加注，判決是針對“1976年到1983年間，阿根廷共和國發(fā)生的集體大屠殺所犯的所有違反人性的罪行”。

借由這項判決，法官改寫了阿根廷歷史：70年代對左派分子的殺戮不是數十年來官方描述的“骯臟戰(zhàn)爭”，不是兩方沖突且各自進行不同的罪行，失蹤的人也不是瘋狂的獨裁者沉迷于虐待和個人權力的犧牲者。真正發(fā)生的是更科學、更駭人聽聞的理性所造成。就像法官說的，那是一個“由國家的統(tǒng)治者執(zhí)行的滅絕計劃”。

他解釋說，殺戮是體制的一部分，早已計劃好，并在全國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復制，且其明顯的意圖并非攻擊個人，而是摧毀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會。種族屠殺是嘗試謀殺一個群體，而非個人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種族屠殺（Genoc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