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一個演員在表演自己的悲慘狀況，表演自己如何經受折磨（這讓人聯(lián)想起卡夫卡的《饑餓藝術家》），受虐實際上也是這樣的表演。事實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中，就有著這種對人性柔弱的揭示；盧梭的《懺悔錄》和波德萊爾的詩作更是展示了人類受虐的幻想；基督教早期的使徒自愿受難，他們遭受殘酷鞭打時，一直在面對著一個觀眾：上帝。被愛和受難在信仰的層面被結合起來了。可是，陳希我筆下的人物沒有上帝，只有變態(tài)。那么，一個新的問題就被提出來了：拿什么來拯救你的變態(tài)？

這是一個極端的追問，而陳希我走的正是一條極致化的寫作道路。他的尖銳和堅決，旨在喚醒我們對自身生存境遇的敏感和覺悟。陳希我似乎在說，當麻木、變態(tài)成了一種時代病，我們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恢復對生命的真實感受，恢復一種精神的痛感，并重新找回存在的坐標。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說：“人不僅存在，而且知道他自己存在。……他不僅像現存物一樣可認知，而且他自身自由決定什么應該存在。人就是精神，而人之為人的處境，就是一種精神的處境?！?5當陳希我在作品中將現代人的處境指認為一種精神變態(tài)的處境時，很顯然，他使我們加深了在一種沒有信仰的狀況下，人如何才能生存下去的思索。自從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之后，人的垂直關系（人和天，人和上帝）被貶低，人的水平關系被抬高了?？墒?，人的地位獲得自我提升之后，并沒有給人的生存帶來幸福，它反而把人類推到了苦難的深淵之中。德國學者孫志文在《現代人的焦慮和希望》一書中說：“目前看來，我們已被包圍在一個再也碰不到上帝的世界。人對于新得到的自由覺得滿意嗎？上帝不再干涉?zhèn)€人和社會生活之后，人是不是找到更深的內在生活？人現在是不是能夠更深刻地感覺到人際關系？人現在是不是更有智慧、更情愿割舍自私而能積極地為一個更好的明日世界努力？現代人是不是清楚地認識了自己的生活目標、了解生活中所有的作為，甚至各種困境的意義？現在有誰可以托付我們的生命、盼望、憂傷？給未來學家？給科學家？給主張科技專政者？給藝術家？給詩人？給教授？給經濟學家？給歷史學家？給政治家？若假定現代人的疏離，其發(fā)生之根本原因為人不能夠在科學、科技所塑造的現代世界中看出上帝的臨在（暫不論是何理由造成這個現象），這假定有沒有道理呢？”16即便是喊出“我們殺了上帝，我們是他的謀殺者”的尼采，也不得不用隱喻的方式承認，離棄了上帝，人類的生存將陷入陰沉與怪誕：“太陽已經被消滅了，夜已降臨，天愈來愈黑，我們在無盡的虛無中犯錯。地球松脫于太陽，我們被剝奪了所有堅固的支撐，我們前仆后跌，步履踉蹌?！?7尼采感覺自己被拋入了孤獨的深谷，再也找不到避難之所了，于是，他警告我們：人所肩負的是人力永遠無法負擔的重擔。

陳希我的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尼采的這一警告。他的變態(tài)母題，豐富了當代文學對存在的探索，使文學重新站立在靈魂的面前，獲得了提問存在的能力。借著陳希我的努力，現代人的生存問題再一次強烈地擺在我們面前。也許我們真的需要停下來想一想：我們如何才能生存下去？我們要從哪里才能找到拯救的力量？卡夫卡的困境是：有天堂，但沒有道路。陳希我似乎更決絕，在他那里，天堂與道路均已陷落，人世間只留下了一堆非人的事物，它來自變態(tài)的心靈。

人已經不能以正常的人的方式活著了。用哲學家馬克斯·舍勒爾的話說，人相對他自己已經完全徹底成問題了?？吹竭@一點之后，我們不禁要問：那些隨同消費社會一同快樂的作家們，他們有什么理由快樂呢？難道那些精神的重擔，真的可以輕松地從我們的肩上卸下？陳希我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自覺地從這些快樂的寫作人群里抽身而出，獨自在存在的黑暗旅程里艱難地前行。他的寫作，或許不能給現代人疾病叢生的生存提供拯救的力量，但他至少讓我們看到了存在的疾病本身，看到了現代人的精神傷口，這何嘗不是一種文學的力量？雨果說，人在面對自己的靈魂時，會黯然神傷。今天，我們面對自己的靈魂時，就不僅是黯然神傷了，中間肯定還夾雜著痛苦、絕望和內心的撕裂——陳希我的小說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生動例證。我相信，它的價值，將隨著我們生存境遇的不斷嚴峻而變得越來越顯著。

2005年12月13日改定

(《小說評論》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