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在采用獲取法編制CPI之前，澳大利亞采用的是支付法。從1986年開始，澳大利亞將抵押貸款利息納入到CPI的統(tǒng)計范圍內(nèi)，以衡量居民住房的使用成本的變動，房主對自己的住房服務的消費則用估計的租金來衡量，并且抵押貸款的成本也被納入到CPI中，以當前的利率水平和房價變動所引起的債務狀況來衡量。但從1993年起，澳大利亞中央銀行采用了通貨膨脹目標制，在新的政策框架下，澳大利亞中央銀行需要為其貨幣政策確定一個中期的通貨膨脹的調(diào)控目標，該目標在2%～3%之間。為了有效地將通貨膨脹控制在這個目標內(nèi)，中央銀行需要獲得準確的通貨膨脹數(shù)據(jù)以制定相應的政策，然而此時原有的CPI衡量方法受到了人們的質(zhì)疑：首先，出于政策目的，CPI應當記錄當前消費品和服務的價格變動情況，而不是資產(chǎn)價格或為獲得資產(chǎn)而發(fā)生的債務的成本（即利息）；其次，將利息變化引入CPI中，這意味著CPI的變動同時也會受到貨幣政策工具調(diào)控的影響，因為當以政策調(diào)整為目的而調(diào)節(jié)利率時，居民所面對的抵押貸款利率也會發(fā)生變化，這會推動CPI發(fā)生變化，因而不能真實和純粹地反映經(jīng)濟中的通貨膨脹壓力。比如為了抑制通貨膨脹，貨幣當局需要提高利率，但這一措施同時也會抬高CPI，從而會對人們產(chǎn)生誤導。因此作為政策盯住的對象，首先應當將政策本身的干擾剔除，使之能夠反映真實的市場形勢。

由此可見，這種采用包含了房貸利率的支付法的一個弱點在于，它會受到央行政策調(diào)節(jié)的直接影響，央行若采用提高利率的緊縮政策，將會抬高CPI，從而引起CPI出現(xiàn)一定程度的偏差。此外，獲取法的本源含義也正好切合澳大利亞貨幣當局的政策意圖。澳大利亞貨幣當局采用了通貨膨脹目標制后，其需要關注的是“消費者所面臨的市場價格的上漲情況”，而這也正好適合使用獲取法。

在澳大利亞CPI的商品籃子中，居住項在整個CPI籃子中的比重是19 74%，其中房租占5 6%，水電及燃料占3 23%，而房屋購買占7 86%，房屋維修占1 85%，契稅及雜費占1 2%。從各個項目的所占比重來看，房屋購買和房租所占的比重較大，二者合計在CPI商品籃子中占了13 5%。

美國采用的是使用成本法。使用成本法的思路很好，它能夠反映出物價上漲對民生的影響程度，并剔除住房購買中所含有的投資因素。但是，為實現(xiàn)既定的生活標準所應付出的成本很難直接觀察出來，比如人們很難說出為達到10年前的生活質(zhì)量，今天需要花費多少，所以在實際當中人們只能盡量去接近這個標準。雖然以此種方法得出的CPI不能說完全等于一個“使用成本指數(shù)”，但它為CPI提供了一個努力奮斗的目標，也為人們定義CPI的偏差提供了一種標準。在居住類商品或服務的統(tǒng)計方面，根據(jù)前面的介紹，這種方法衡量的CPI同支付法一樣，也不包含房屋價格，但卻包含了房屋的租金和自用房屋的約當租金。應注意的是，這里的使用“成本”指的是一種假設的支出：在本期最少要花費多少才能夠達到基期的生活水平，價格指數(shù)就是這種假設的支出水平與基期的支出水平之間的比?；蛘咭部煽醋鍪且环N機會成本，即如果放棄自住而將其租給別人的話，房主可收取的租金。

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對于房主自用房屋價格變動的衡量采用的是資產(chǎn)價格的方法（即獲取法），即將房屋的購買視為同購買其他消費品一樣，但這種方法的爭議之處在于：房屋具有消費和投資雙重屬性，并且其具有的投資屬性要大于其他消費品，而CPI的編制目的是要排除投資品，因而房產(chǎn)與股票、債券以及終身保險等均在排除之列。那么資產(chǎn)價格方法還是否合理？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房價上漲，房屋的主人會十分高興，就像手持的股票價格上漲一樣，但如果食品、水電和其他消費品的價格上漲，就不太令人高興了。可見資產(chǎn)價格方法將房價編入CPI就違背了排除投資品這一原則。但由于房屋同時也具有消費的屬性，甚至還是一些普通家庭的最大支出，因此還需要反映出住房給人們提供的居住服務的價格，雖然房租可以反映居住服務的價格，但由于很多住房是居民的自有住房，它們并不具有市場價格。在美國，自有住房的比重占所有使用房屋的比重已經(jīng)達到60%，如果想全面反映居住服務的使用成本，就需要把這些自有住房也包括在內(nèi)，于是人們想到估算自有住房的約當租金，即前面提到的房主自估租金。由于它的數(shù)據(jù)不能直接在市場上獲得，因此調(diào)查員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來估計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