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伯克希爾的繼任者很有可能會經由股票期權獲得大量的報酬。

――沃倫·巴菲特，2004

多虧媒體大肆報道了像安然以及世界通信這樣的公司丑聞和破產事件，才使得員工股票期權(Employee Stock Options)變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實際上，這些丑聞與股票期權沒有多大關系，而大多是由于各種會計舞弊導致的。但是投資者和高層決策者逐漸將股票期權視為一種貪婪的象征，這使得高管薪酬（executive compensation）水平肆無忌憚地上升。沃倫·巴菲特是站出來嚴厲聲討高管薪酬的人物之一。

要想弄清楚這幾年首席執(zhí)行官薪酬的變化，只要比較首席執(zhí)行官薪酬以及普通員工薪酬之間的差異就行了。詹姆斯·里達（James Reda）是一位高管薪酬以及企業(yè)管理顧問，同時也是《薪酬委員會手冊》（Compensation Committee Handbook）一書的作者，這是給那些決定大公司首席執(zhí)行官薪酬的董事們用的一本參考指南。據里達透露，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首席執(zhí)行官的薪酬最多可達到普通員工薪酬的20~25倍。但在21世紀初，他們的薪酬竟瘋漲至員工薪酬的400倍，其中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股票選擇權以及其他長期激勵政策。

在20世紀90年代股市出現長期牛市，股價大幅上漲的時候，很少有投資者關心首席執(zhí)行官薪酬問題。只要股價上漲，他們就高興。但是一旦牛市終結，賬面虧損嚴重時，投資者就會開始注意首席執(zhí)行官們的報酬。當他們看到即使股價大跌，首席執(zhí)行官們還是可以獲得成百上千萬美元的報酬時，他們就會感到無比惱火，就算是那些非營利機構的高管們也不能幸免于難。

紐約證券交易所（當時還屬于非營利機構）的前首席執(zhí)行官理查德·格拉素(Richard Grasso)是“9·11”恐怖襲擊事件后重振股市的英雄，但是當他那高達億美元的“遞延薪酬”（deferred compensation）被披露后，公眾憤怒地對其展開了聲討。然而由于股票選擇權政策，一些企業(yè)高層獲得的薪酬甚至比他還要高得多。甚至是那些身陷丑聞被迫辭職的高管，在被掃地出門之后仍然可以帶走八九位數的巨額報酬。

在股市繁榮時期，股票期權總免不了被嚴重濫用。一些公司就像分糖果一樣分發(fā)股票期權――特別是對頂級的管理者（如首席執(zhí)行官以及首席財務官）。有些公司則在股價下跌時取消現有的股票期權，而后立即用一個新的較低的行使價格代替――這種行為通常被稱為“重新定價”（repricing)。更糟糕的是，有些公司甚至隱瞞真實的授權日(grant date)，而選擇過去某個股價較低的、對他們更有利的時間代替――這種行為被稱為“日期回溯”(backdating)。然而，日期回溯直到股市繁榮終結后很多年才能被發(fā)現。盡管一些專家聲稱期權日期回溯只是另一種支付薪酬的合法形式，但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哈維·皮特(Harvey Pitt)還是被指控進行回溯日期公開欺詐(outright fra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