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現代貨幣戰(zhàn)略是羅馬戰(zhàn)略的翻版：聰明的羅馬人將一個持異見的猶太人奉為基督教的上帝，先發(fā)阻止了猶太教日益興起的文化主導羅馬文明。羅馬帝國的立國之本——羅馬法，如果不是直接來源于的話，也深受猶太法典《塔木德經》的影響，尤其是該法典中以牙還牙的公平概念，而達到自圓其說。在公元前4世紀羅馬法制定之前，猶太人就基于個人尊嚴和平等設計了一套法律制度。成文的羅馬法直到公元前2世紀才出現。羅馬的債務法（Roman law of obligatio）不會促成金融，因為它堅持所有負債都是個人性質的，而沒有上升到制度層面。債權人不能向第三方出售欠條，債務人只有責任把錢還給最初的債權人。而《塔木德經》認可非個人的信貸，持有到期欠條的任何人都可以收債。這是現代金融的關鍵發(fā)展所在。有了猶太法典，散居在外的猶太人就有了一部在三大洲和各種文明里都適用的國際法。

羅馬人面臨著一個兩難困境。世俗的猶太思想和價值觀正日益滲透進羅馬社會，但猶太教是一個排他性的宗教，不允許羅馬人加入。羅馬人不能像同化希臘人那樣同化猶太人?；浇淘缙谝灿信潘缘奶攸c，直到保羅使基督教向所有人開放。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1737~1794）指出，羅馬意識到，猶太人作為一個民族，有權保持宗教特色。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沒有特定民族的教派，基督教擾亂了其他民族。當羅馬的猶太人不抵制羅馬的社會不公情況時，他們積極響應政府號召，與羅馬軍團的士兵并肩作戰(zhàn)，共同保衛(wèi)帝國。羅馬的猶太人是羅馬的優(yōu)秀市民。與之相比，早期的基督教徒是社會敗類，拒不響應政府號召或履行市民義務，拒服兵役，在一個崇尚武力的時代充當了和平主義者。吉本指出，羅馬體會到，基督教徒的罪惡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是一個基督教徒。

基督教控制羅馬的文化和社會很長時間之后，康斯坦丁認識到它有能力幫助其贏得對異教徒的戰(zhàn)爭，于公元324年賦予基督教以政治合法性和權力，就像1095年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發(fā)動宗教戰(zhàn)爭以延長教皇的世俗權力一樣。早期的基督教是世俗的猶太教中一個持異見的教派，當他們開始從羅馬社會底層一步步地向上爬，并在上流社會發(fā)展新教徒時，羅馬政壇將所有猶太教派都不那么反對的基督教接納為整個國家的宗教信仰。吉本估計，基督教掌權后，在三百年的宗教爭端中清除的基督徒，比羅馬人在之前三個世紀清除掉的還要多。對猶太人的迫害始于基督教統治的羅馬。早期的基督教對中央政府的藐視帶來了修道院制，并加速了羅馬帝國的衰敗。

由于日元、歐元以及現在的人民幣等非美元經濟體積累的是以美元標價的貿易順差，維持合適的美元價值以支撐美國永久經濟增長的成本已被轉移到這些非美元經濟體，它們的明顯特征就是工資長期相對較低和國內消費持續(xù)低迷。對于工資已經很高的歐盟和日本，懲罰是削減它們傳統的社會福利和就業(yè)保障。中國目前雖然是全球第二大債權國，但還是被迫不得不向全球最大的債務國美國尋求其可以任意發(fā)行的以美元標價的資本，來為中國的出口貿易融資，從而也為美國不斷增多的貿易逆差融資。

五、市場無力糾正貿易失衡

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十年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世界各地所有債務國都殘忍地施加嚴格的財政和貨幣“條件”，而對世界上最大的且最不負責任的債務國卻視而不聞。這是因為美國可以任意發(fā)行美元，從而具備免疫力。美元是沒有黃金支撐，沒有美國生產力支撐，也沒有美國出口實力支撐，而是由美國軍力支撐的不兌換紙幣。2005財年美國的軍事預算為4207億美元。2004財年為3991億美元；2003財年為3961億美元；2002財年為3432億美元；2001財年為3100億美元。在喬治·W布什的第一任期內，美國的軍事支出高達15萬億美元。該數字高于中國2004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美國的貿易逆差大約是其GDP的6%，而其軍事預算為其GDP的4%左右。換句話說，美國的貿易伙伴在15倍返還美國某一天出于某種原因，包括貿易糾紛，向它們中間任何一個開戰(zhàn)的軍事成本。對于不斷增多的美國貿易逆差，反對美元的群體實在是沒有什么值得慶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