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精通新古典主義理論的經(jīng)濟學家都用這種理性假設來預測人們的行為。比如芝加哥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兼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就寫道，失業(yè)是人們理性選擇的結果：“要解釋人們?yōu)槭裁磿I(yè)，首先必須了解為什么他們在眾多活動中最愿意選擇失業(yè)。”

另一位芝加哥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和他的同事―麥克阿瑟基金會資助的凱文·墨菲（Kevin Murphy）寫道：上癮是針對某一情況做出的理性反應?！叭藗兩习a通常是因為他們不高興?！彼麄儗懙馈４送?，他們還指出：“如果人們不能消費讓他們上癮的東西，他們就會變得更不高興。”根據(jù)理性選擇理論，只有當毒品能夠最大程度的讓人們感到幸福時，他們才會吸毒。那為什么又有這么多上癮者都如此努力地想改掉這些不良習慣呢？貝克爾和墨菲給出了一個答案：“很多酗酒者和重度煙民聲稱他們想戒卻戒不掉，對我們而言，這樣的說法與單身人士說他們想結婚卻結不了，或者無組織紀律性的人說自己想成為有組織性的人沒什么區(qū)別?！?/p>

乍一看，許多人可能會覺得這些說法很愚蠢，但是盧卡斯、貝克爾和墨菲無論如何都不是傻子，也不是只知皮毛的經(jīng)濟學家。他們所擁護的觀點是20世紀經(jīng)濟思想的核心觀念，這些觀點至今仍影響著科學界的思維。

事實上，盧卡斯、貝克爾和墨菲等人的觀點從許多方面來講都是兩百年來經(jīng)濟思想的制高點。18世紀的哲學家兼政治活動家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并發(fā)展了頗具影響力的道德與功利主義政治哲學―效用理論。邊沁將效用等同于幸福，他花了大半生的時間說服人們相信，“人類活動與政府立法的目的應該是使一般公眾的總體福祉最大化”。19世紀時，經(jīng)濟學家將邊沁的觀點從模糊的快樂主義術語轉化為更加精確的科學衡量標準，不再將效用與幸福本身劃上等號，而將效用等同于理性選擇。這些19世紀的理論相當深刻，值得在這里做出簡要介紹，以便為進一步探討肥胖流行的理性選擇觀點提供必要的基礎。

水和鉆石

19世紀是一個相對和平與繁榮的時代，在那個時代，經(jīng)濟學被人們進一步認可，并成了一門學科。從拿破侖兵敗滑鐵盧到一戰(zhàn)爆發(fā)的100年間，領先的研究型大學將經(jīng)濟學從道德與政治哲學中分離出來，單獨設立經(jīng)濟系，經(jīng)濟學研究不再受道德哲學家的領導。而加入這一領域的人們對數(shù)學的興趣要比對道德哲學更大，他們更精通工程學而不是心理學，因此，這批數(shù)學導向的新經(jīng)濟學家為效用（utility）的經(jīng)濟學解釋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