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離開前的最后一天劉國標才趕回，他到縣二招接我，開著一輛黑色的奧迪，新的，锃亮，很有些牛氣。

劉國標開車七拐八拐，到了一條沒有路燈的小路，看上去很偏。這是什么地方呢？車在上坡，路很小，沒有任何標識。但我心里一動，脫口而出問：是不是舊縣委會？

是的呢。這個舊縣委會，是我童年時代最感遼闊的地方，它有半個南流鎮(zhèn)那么大，里面有縣幼兒園，有好幾片很大的樹林，樹林深處有幾棵特別粗特別高大的楊梅樹，有無數(shù)幢小樓，白色的房子，像蘑菇一樣，還有好些大樓，有大廳，縣文藝隊也曾在這里排練。姚紅果姚紅旗她們，曾經住在其中的一幢小樓里。還有白小玲，高二的時候轉學到我們班的女生，她爸爸是縣武裝部部長，也住這里，我們去過她家，我在她父親的書架上翻到一本《紅樓夢人物論》，翻到其中的一篇，是《晴雯論》，心里震驚，大開眼界。

但這些，只是縣委會帶給我的過眼云煙的事物，偶爾想到，很快就會忘記。縣委會，對我來說它不是縣委會，無論它有多么遼闊，它始終就是一座幼兒園，以及樹林深處那些高大的楊梅樹。

一座幼兒園，粉紅橘黃的墻壁，秋千、滑梯、風琴聲，瘋跑、尖叫，它如同一座天堂，升起在縣委會那片濃密的樹林之上。從滑梯上滑下來的，是呂覺悟、張冬妮、趙菊花，而我們的老師，林園長、鄭老師、潘阿姨，她們就站在旁邊，她們笑瞇瞇的，仿佛全世界都是蜜糖。幼兒園就是蜜糖做的，呂覺悟、張冬妮、趙菊花都是蜜糖做的，一個一個的小人兒，多少年想起來，都是那么不可思議，呂覺悟剃著光頭，張冬妮愛笑，我愛哭，趙菊花周末經常留校。風琴聲響起，風琴說：請坐好，我們大聲唱答：坐好了。這是嶄新的事物，激動人心，意味著科學、文明、新的秩序。在南流鎮(zhèn)，一排小小的椅子上坐著小小的我們，我們學會了刷牙洗臉做早操，小小的漱口杯排成一排放在臉盆架上。畫畫唱歌搭積木，午睡，游戲，每天晚飯后吃水果，排著隊去上廁所，排著隊，讓保育員摸額頭，排著隊到田野散步，手拉著手，有春游和秋游。講衛(wèi)生、守紀律、懂禮貌，這是我們一生中受到的最正規(guī)的教育。

那個潘阿姨呢？管我們洗澡的，大家光著身子站在屋子里，她一個個拖到她跟前，想起她我身上馬上就感到滑溜溜的。她最漂亮，但最兇。龐嬸嬸是洗衣服的，她胖胖的身影在晾衣場一閃一閃，床單如同連綿的波浪，散發(fā)出肥皂和太陽潔凈的芬芳。會計室里有一個伯伯，他笑瞇瞇的，家長每個月都要到他那里交錢。

我們排練的節(jié)目可真是別出心裁啊，呂覺悟扮演坦克兵，她的坦克是小圓桌子的桌面做成的，畫上履帶和輪子，炮筒也是硬紙板。張冬妮當炊事員，她把鍋勺敲得叮當響。我和趙菊花都是偵察兵，我們假裝摸黑上路，踮著腳，左手在空氣中抹一把，右手也在空氣中抹一把，從這頭到那頭，從頭到尾，只有一個動作。然后，正式的演出就開始了，我們涂上了紅臉蛋，像一隊蘋果被帶到了燈光球場，那里燈火明亮，有兩排一百瓦的大燈泡，無比輝煌，半個南流鎮(zhèn)都被照亮了呢！燈光之下，有我們的家長。

明亮的天堂就像煙花，頃刻間消散，一九六六年迎面來到，它像一個穿著斗篷的巨人，從南流鎮(zhèn)閃身而過，很快，張冬妮、趙菊花都不見了，她們去哪里了呢？只剩下了呂覺悟。在那之后的十多年里，我和呂覺悟常常念叨這兩個名字，好像她們是兩種難得見到的糖果，我們把她們藏在秘密的地方，有空時偷偷舔上一舔，以便記起早已忘卻的甜味。

張冬妮消失得無影無蹤，趙菊花升到小學，跟我們同一個班，但她只呆了兩個月就轉學走了，去的是一個叫做遵義的地方。我們還沒有學會寫信，趙菊花哭著對我們說，一定要寫信??！我們互相發(fā)誓，一定寫信，保持聯(lián)系，將來長大了，我們到遵義看她，她回南流鎮(zhèn)看我們。一九八三年，我只身漫游大西南，火車路過遵義，廣播剛一報出站名，趙菊花這個名字立即應聲而起，她大概在遵義等了二十多年吧，她一定記得有一個李飄揚，一個呂覺悟，在七歲那年，三個人揮淚告別。但她在遵義的哪個角落呢？我必須超越自己的能力才能找到她。我必須，化身為一名女巫，行走在遵義城的上空，手持一枚有透視功能的放大鏡，一寸一寸地搜索，這時候，趙菊花就會被我找到。她跟我一樣大，都二十四歲了，說不定還結了婚，有了一個小趙菊花。火車離開遵義，頭也不回，我再也找不到她了，永遠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