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日本而言，當時的中國存在兩個互不承認的政權，它們的共同點是都很脆弱，都需要幫助，因為都缺錢。作為"大總統(tǒng)"的孫中山發(fā)現這個所謂的政權根本沒有錢可以支配，政府里的大員們根本發(fā)不出薪水。

有聰明的日本財閥向日本政府游說，正是由于臨時政府處于財政困難中，是做一筆大買賣絕佳機會--日本才應該伸出援助之手，從而控制這個新政權。

事實上，武昌起義勝利不久，黃興就已經派代表赴日本求援。經過談判，日本內閣于答應，以滬杭鐵路為擔保，以日本大倉洋行對江蘇鐵路公司借款300萬日元。

就在孫中山剛剛抵達上海的時候，就曾向三井公司上海支店提出了武器和日元援助。雙方一度達成了以控制漢冶萍公司為代價的援助協(xié)議。

新政府的手段比起老官僚袁世凱的辦法來，還是幼稚的。

隨著袁世凱左右逢源，摘得"革命果實"，以迫使溥儀退位為條件，孫中山將總統(tǒng)的位置讓給了袁世凱。1912年2月12日溥儀退位。孫中山跟三井公司所談的那份名為《關于日中合辦漢冶萍公司契約書》，因為他辭職而作廢。

日本在孫中山這邊花費的工夫似乎是落空了，投資嘛，本來就是有風險的。

既然清政府已經成為過去，重新崛起的袁世凱就成為日本爭取的重點對象。首先的一條就是拖延對北京政府的承認，以要挾袁世凱承認原有清政府與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其次是趁北京政府財政困難，以借款為誘餌，要求袁世凱答應其在"滿蒙"的"特殊權益"。

清末民初的中國，歷經列強多年的侵略和戰(zhàn)爭索賠，整個國家財政已經無以為繼。無論是清政府的爛攤子還是革命派的臨時政府以及手握重兵的袁世凱，面臨的共同問題就是缺錢。這個時候的中國，經濟命脈已經攥在列強手中。也正因為列強要延續(xù)在華的既得利益，才愿意向袁世凱提供"善后借款"。這其中，最為積極的又是日本。

1912年3月18日，日本提出參加"善后借款"，條件是"本借款的一切事項不得對日本在南滿享有的特殊權益有任何抵觸"。至此，對于北京政府的援助成為日、英、法、德、美、俄共同利益。

六國提出了苛刻的條件：借款用途需要經過六國的認可；款以鹽稅為擔保，六國銀行團設立獨立的特別關稅進行監(jiān)督和改革。一開始，袁世凱沒有接受這些侵犯中國主權的條件，但是到了年底，由于財政的嚴重困難--其中主要是處于鎮(zhèn)壓二次革命的需要，袁世凱接受了2500萬英鎊的"善后借款"。

事實上，此時的日本資金并不充裕，所以就順水推舟將其借款份額轉讓給了其他列強，而通過此舉換得了列強對日本在滿蒙權益的默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