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樹立責任觀，要強化“問責制”

領導者有了責任意識，把權力與職位變成了一種責任之后，隨之而來的便是對責任履行的監(jiān)督。“問責”這個詞也進入了社會生活。

有責任，就必定會出現(xiàn)“問責”。沒責任，誰來問？問了也白搭！過去我們只把領導職務看做是權力、地位的象征，很少看成是責任的象征。盡管我們也經常說：領導也是一種責任，但多數(shù)只是說說而已，真要負責的時候，領導的責任就變虛了，問責只是問出些“小蘿卜頭”或“替罪（責）羊”。在問責的問題上，有些地方和部門說得多動得少，即使是有所動作也是輕描淡寫或忽略不計。其實，領導者有比老百姓和一般干部更大的權力、地位、作用，對于這些位高權大的領導者，必須用更嚴格的標準來要求，必須有動“真格”的責任制度來管束，否則就難以達到管理有效的目的。

此外，在我們的干部管理中，經常有這樣的問題：領導者好像只有違法犯罪了才會失去領導職務，如果不是違法犯罪，即便有這樣那樣的失誤、失職行為，給黨和國家造成損失，給人民利益帶來損失，也不會被罷免官職。于是乎，官照樣當，權照樣用，錯誤照樣犯。只有到了“東窗事發(fā)”、觸犯刑律的時候，人們才來總結教訓。這樣的干部管理制度和做法，沒有起到防微杜漸的作用，無形中放縱了管理和責任，也貽害了干部。

專家認為，“引咎辭職”并非僅僅是針對官員失職的一種制度設計，而是建設法治政府、責任政府，推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一步，具有多方面積極意義：

第一，有助于促進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施政理念的轉變，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將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讓那些工作不盡職、有重大責任過失的干部主動下臺，不僅拓寬了干部“退出”的渠道，而且將權力和責任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這對權力進行有效監(jiān)督是一個重大突破。

第二，有利于形成一種好的“官德”和新的“官場文化”。隨著依法執(zhí)政、依法行政工作的全面推進，有咎必辭、有責必究、有過必罰將成為政治生活中一個新的慣例。通過擴大輿論監(jiān)督的深度和廣度、建立信息公開制度等，迫使各級黨政官員不僅要對上級負責，更要對公眾負責，有助于增強領導者的政治責任心，形成官員勇于承擔責任的良好風氣，使從嚴治黨、從嚴治政得到真正貫徹落實。

第三，在當前的國內外環(huán)境下，建立黨政領導者引咎辭職制度，可以有效平息社會不滿情緒，緩和干群矛盾，有助于塑造執(zhí)政黨的公信力和政府的良好道德形象。只有建立起“官員問責”制度，用與其權力相對應的責任追究或承擔機制以及各種監(jiān)督手段加以督促，才能使官員樹立起依法行政的責任意識，才能使領導者真正承擔起責任。

從不問責到問責，再到以法制保障問責，體現(xiàn)了各級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心。隨著“官員問責制”的建立，問責將更廣泛、更深入，約束官員行為的規(guī)定也將越來越嚴密，觸犯其中任何一條，都可能受到處分甚至丟官。已開始進入制度化操作層面的“官員問責”，正在沖擊太平“官念”?！肮賳T問責制”給各級干部的仕途平添了風險，使為官變成了一種高風險職業(yè)。這也就要求各級政府官員必須從以往的“我當多大官就有多大權”轉到“我當多大官就有多大責任”的“官念”上來。而這樣的趨勢，在制度設計的推動下，不僅促進領導者成為一個肯負責任的干部，也促使我們黨成為一個更負責任的政黨，我們的政府成為一個更負責任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