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心智工具間的區(qū)別及各種證據(jù)和結論的模糊度，與“真理”（狋狉狌狋犺）以及與之相關的“正確”（犮狅狉狉犲犮狋）、“有效”（狏犪犾犻犱）、“有條理”（犮狅犺犲狉犲狀狋）、“正當”（狉犻犵犺狋）這些相關的概念有關。每一個學者都希望他（或她）的智力產品至少符合這些詞匯中的某一個的標準。與其提出必然會引起爭議的各種定義，不如集中于所指的事物，那樣更有用。換言之，當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聲稱他們正在傳授某種真實的觀念時，他們所指的是什么？四種常見的所指物（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ｓ）是：

對某個事件的一致同意的觀察結果，該事件在自我以外且能為其他人所證實（如月亮在天上或不在天上）；某種邏輯的或數(shù)學的論點的一致性（比如，如果速度等于距離與時間之比，那么距離等于速度和時間的乘積）；某種敘述的各語義網(wǎng)絡之間意義的連貫性（比如，一個歷史學家在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末期時提出：丘吉爾沒有出席羅斯福的葬禮，因為他對他們與斯大林會面時羅斯福使他為難一事耿耿于懷。

如果該見解使大部分讀者留下深刻印象，都認為它與整個文本的內容是連貫的，那么該歷史學家就有權聲稱這件事是真的）；某種令人信服的感受（比如，伴隨著這樣的思想的感受：父母親為了一個孩子作出犧牲是對的，虐待孩子是可憎的）。

三種文化的成員依賴于這四種所指物的一種或幾種的頻率不一樣。大部分自然科學家只信賴前兩種，社會科學家信賴第一種和第三種，人文學者只信賴后兩種。雖然某種思想和證據(jù)間的一致，是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一個標準，但他們的證據(jù)的客觀程度常常使這兩個群體分開。自然科學家擔心人類的觀察員會把主觀偏見強加在對某個現(xiàn)象的認識上，因此要求使用某種機器來記錄各種令人感興趣的現(xiàn)象，即使每個機器的結構中設置了一套特殊的偏見來騙人也無妨。通常社會科學家更關心各種口頭陳述或行動的意義。因為機器不可能記錄意義，所以社會科學家依賴于受過訓練的專家的一致同意，以防止個別觀察者帶有偏見的觀點。

然而，引入各種強有力的機器，揭露深藏在某種現(xiàn)象表面下的性質，如線性加速器（ｌｉｎｅａｒ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ｓ）、空間望遠鏡（ｓｐａｃｅ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ｓ）、腦掃描儀（ｂｒａｉｎｓｃａｎｎｅｒｓ）所做的，已經(jīng)給致力于客觀性的自然科學家造成了一個問題。１９世紀的科學家曾假定，所有基于理性的判斷都能達成一致意見的觀察成果是一門科學的基礎。每一個具有正常視力的人都會同意牛頓的觀察結果，即經(jīng)過一個棱鏡（ｐｒｉｓｍ）的光會分裂成一道多彩的彩虹。這種感知不需要特定的專家來鑒定。然而，要解釋質子運動接近光速時互相撞擊而產生的一批極其復雜的數(shù)據(jù)，則需要經(jīng)過特殊訓練，而且所有的科學家都沒有探測到同樣的證據(jù)或一致同意該證據(jù)的意義。結果，物理學家被迫接受許多專家在解釋一架機器所產生的一批數(shù)據(jù)時達成的一致意見：哪些是有意義的。這種實踐意味著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客觀性定義上的差異與過去相比已經(jīng)縮小，而一個概念的意義已變得更依賴于產生該概念的理論。［３８］在本節(jié)結束前還得提一下德國社會科學家尤爾根· 哈貝馬斯（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的有影響的著作，他更關注理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意義，而不是真理、有效、有條理、正當?shù)亩x。哈貝馬斯提出，未來有希望形成這樣一門社會科學，它將在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與人文學科的語義解釋學（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之間起調和作用，并把它們綜合起來。［３９］然而，他的理性的定義，指的是某個共同體一致同意某種信念的有效性而不是某種論點的邏輯一致性。美國人講實用主義，維特根斯坦把著重點放在取得一致理解（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的重要性上，哈貝馬斯因試圖把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傳統(tǒng)統(tǒng)一起來而受到了批評。明確地說，按照哈貝馬斯的理論，當一個人至少能夠與另一個人進行有效交流的時候，就可以說這個人擁有某種理性的思想。這個定義帶來的問題是，它意味著愛因斯坦可能不曾擁有某種理性的思想，因為當他思考一種運動中的巨大物體使時空扭曲變形時，他可能無法向某個同事表明這種概念；而１７世紀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Ｓａｌｅｍ）居民在談論巫婆的真實性時，卻確實擁有某種理性的觀點。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著作揭示出，許多被判斷為理性的因而取得一致意見的信仰，結果被經(jīng)驗證明都是錯誤的。所以，與其為了弄清哪些思想是理性的而煩惱，不如就真實、有效、有條理、正當和道德上的正確的定義展開爭論，這將會更有價值。此外，與其爭論哪個知識分子群體擁有特權深入上述任何一個概念的本質，我們還不如接受這些抽象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