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華九十年、清華大學七十六年(一九二五至二○○一年)的歷史中，在她的二十四位校長中，梅貽琦當了十七年校長(一九三一至一九四八年)，蔣南翔當了十三年校長(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六年)，他們是主政時間最長、業(yè)績最為卓著的兩位。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學生蔣南翔是中共清華大學支部的書記，而梅貽琦到了臺灣之后，又當了新竹清華大學校長多年。如今，北京清華、臺北清華以兄弟相稱互敬，在兩岸教育界中傳為佳話。

也正是梅貽琦(一八八九—一九六二)的學生蔣南翔蔣南翔銅像(一九一三—一九八八)，曾經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發(fā)出了震動清華園、震動華北、震動全中國的宣言：“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但是，當蔣南翔發(fā)出這樣的宣言的時候，他一定沒有想到，我們的“平靜的書桌”，不僅有可能被民族的敵人搗毀，也可能被我們自己搗亂。我想，蔣南翔當了清華校長和高等教育部長之后，他主觀上還是重視“書桌”的。他不僅要為學生提供“干糧”，也要為學生提供“獵槍”。

“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時，我所在的大學與全國很多大學一樣，都停課鬧革命。當時聞說清華大學沒有停課，作為學生，我真佩服蔣南翔的英明。然而，那時的清華園，果真還有“平靜的書桌”嗎?

我要說的是，梅貽琦和蔣南翔曾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方式，論述、表達了大學教育的“獨立精神”和“學術自由”。

一九四○年，梅貽琦在轉呈當時教育部的文件中指出：“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薄巴脐惓鲂拢鴮W術乃可日臻進步也。”“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回旋之自由。”在《大學一解》中，他說：“……所不可不論者，為自由探討之風氣?！^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今語釋之，即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币痪潘奈迥晔辉挛迦?，他在日記中寫道：“對于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態(tài)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蔣南翔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寫道：“假如說自辛亥革命以后我國真有什么值得稱道的建樹的話，那么我國大學教育中‘學術自由’的深厚傳統(tǒng)，應該是其中之一。學術自由的要求，都仍是我們所始終堅持的?！薄耙磺袑W術研究，惟有應用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才能獲得最高的成就。但同時，我們仍還衷心擁護‘學術自由’的口號。”

做了高等教育部長并主政清華的蔣南翔，仍不時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獨立精神”。一九五二年，他在就職清華校長的演說中，就當著“一百單八將”(當時清華的教授、副教授們)引述梅貽琦當年就職清華校長時的演說中的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表示他要團結“一百單八將”辦好學校的決心。當時，在清華已成為一所“工學院”的情況下，蘇聯專家還建議把無線電系調出，把清華辦成一個“水土建學院”，他就堅決不同意。(而在當時，舉國上下惟蘇聯專家之命是從!）一九五五年，他從國外歸來時，曾在私下里表示反對在學校搞“肅清反革命分子”的群眾運動。別人告訴他，這是中央的部署，他才沒有公開表示反對。一九五七年，一批學生被打成“右派”，他曾專門找一部分“右派”學生談話，對他們說，學校仍然“望子成龍”，“希望團結百分之百”(后來，右派分子遭到越來越嚴厲的處理，一部分“右派”學生的極其悲慘的命運，可能是蔣校長所始料未及)?！拔幕蟾锩睂⑵饡r，他公然呼喊“開好頂風船”。他還公然表示，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是不科學的，應該是發(fā)展中的一個“高峰”。這些，致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時即被打成“黑幫”，并遭受到更為慘重的懲罰。

然而，作為一種大趨勢，作為一種已經成為歷史的社會現實，梅貽琦和蔣南翔所表述的“獨立精神”和“學術自由”，已經離開書桌遠去。

新中國成立后，梅貽琦被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中，蔣南翔被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