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今天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變得很難，為什么？因為知識分子想要超越這個社會階層來說話的能力，事實上已經(jīng)很弱，也沒有～個社會實踐的條件，比如說就讓你講勞工的問題、農(nóng)民的問題。你還是你，你并不能真正代表勞工說話，也不能代表農(nóng)民來說話，因為你跟那樣的社會運動沒有真實的關聯(lián)，你還是在勞動分工里面。所以，你產(chǎn)生的這些知識最終所起到的作用，不是為他們說話或者代表他們說話，而是被國家等更有利的社會階層所利用，如國家的調(diào)整或者是資本的調(diào)整等，知識分子所處的特殊位置，在今天是面臨著和過去兩百年來不一樣的條件。

所以，我說的難點是，知識分子一方面需要做學院里面的學術工作；另一方面需要在這個工作的同時突破這個分工的范圍，．否則的話，哪怕你是真正地為勞工、農(nóng)民說話，人家也聽不見，你也不見得能代表人家。

從這一點來講，在文化重建、社會重建當中，怎么在我們的思想、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之間重新找到一個有機的聯(lián)合點，不是說你自己想做就做得到，這要找一個有機的點。探索這一點，我覺得是重新形成知識分子文化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說形成一個知識分子文化意味若并不是單純的知識分子問題，也就是說要形成一個社會性的文化，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重建儒教的危險、必要及其中行路線本文嘗試討論這樣幾個問題：(1)“儒教”對于儒家及中華文化可能產(chǎn)生的危害何在？(2)如果要講儒教，那么此“教”的獨特之處何在?(3)有沒有必要“重建儒教”(4)如果確有必要重建儒教，那么應該采取什么方式，上行路線、下行路線，還是中行路線？(5)如果中行路線最好，那么實行它有什么可行性和文化效應？從這些發(fā)問的方式中，讀者已經(jīng)可以看出作者的基本傾向，但更重要的還是說理過程。

一、儒教：一個危險的兩難話題明朝末年來華傳教士利瑪竇（M.Ricci，1552～1610年）提出儒，家是否是宗教的問題，因為他要說清他所傳播的基督教（天主教）與中國儒家的關系，以便采取可行的傳教策略，此策略后來被稱為“利瑪竇規(guī)矩”。①的回答大致是：儒家在古代（比如西周）是宗教，因為它崇拜天帝，相信天罰等，但它后來在現(xiàn)實中又不再是宗教了，因為它不相信有天堂地獄，不（再）相信靈魂不朽，沒有祭祀階層（神職人員），沒有正式經(jīng)文，不講創(chuàng)世，所以或是走向無神論，或陷入偶像崇拜（佞佛）。②這樣一種回答符合利氏“合儒、補儒、超儒”的傳教策略。因為儒家曾信上帝（在這一點上不同于佛家道家），它里邊就有與基督教相合之處，又因為它后來不信了，所以它既需要基督教的拯救，又不以它的現(xiàn)實形態(tài)與基督教直接沖突，比如祭祖與祭孔按這個解釋就都不是宗教儀式，而只是如茍子所說的“志意思慕之情”。于是，中國的基督徒祭祖與祭孔就都不與其基督信仰發(fā)生沖突，這就去掉了當時在中國傳播基督教的一個最大障礙。

但后來來華傳播基督教的其他一些教派的代表，比如龍華民，破除了這個在“儒家是否是宗教”問題上被利氏苦心維持的某種平衡（利瑪竇的具體論證是否成立是另一個問題），主張拜祀孔子和祖先就是祀神，實際上是判現(xiàn)實中的儒家是西方意義上的宗教。這就導致教皇破除利瑪竇規(guī)矩，禁止中國天主教徒敬孔祭祖，結(jié)果是康熙雍正的全面禁除基督教。到19世紀中葉這個宗教再臨時，就沒有任何“規(guī)矩”了，靠鴉片和炮艇撞了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