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一個偶發(fā)因素給日本帶來了轉機，日本人為之興奮不已，他們稱之為“天佑”，那就是長達三年的朝鮮戰(zhàn)爭。正是這個“從天而降的大繁榮”為日本帶來了一個特殊的時代，日本人將其稱為“朝鮮特需景氣”。作為侵朝美軍的后方基地，日本在戰(zhàn)爭初期幾乎賣光了他們的庫存貨物。在這些“特需”物資中，超過70％屬于武器和軍用物資，另外的30％則屬于勞務和港口碼頭等。受益于此，到1952年，日本的外匯儲備在三年內增加了5倍。

但僅依靠美國的無償援助和朝鮮戰(zhàn)爭的特需景氣的“天佑”，還不能支撐日本實現經濟的真正復興。1949年9月，吉田茂內閣提出《關于產業(yè)合理化》的決議，它標志著日本新的產業(yè)政策已經形成，并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得到貫徹。

產業(yè)合理化有四個主要原則：（1）確立以合理化為前提條件的、最適合未來產業(yè)結構的各項產業(yè)指導方針；（2）以迅速接近國際價格為目標；（3）依靠企業(yè)自身的創(chuàng)造性實現企業(yè)內部的合理化；（4）積極采用最先進的技術，提高效率。

最先實現產業(yè)合理化的是鋼鐵行業(yè)，在其中，日本政府的通產省發(fā)揮了主導作用。50年代前期，日本鋼鐵業(yè)推廣了大型平爐和爐前處理及氧吹冶煉技術，初步實現了自動化、高速化、批量化和系列化生產。到50年代后期第二次產業(yè)合理化的時候，實現了高爐大型化，年產35萬噸的高爐發(fā)展成為年產450萬噸的高爐。到1960年，日本鋼鐵企?氧氣頂吹轉爐的采用率將近12%，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在日本的合理化改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技術引進路線。幾乎在日本的所有機械工業(yè)中都采用了這種后來被形象地說成“一號機組進口、二號機組國產”的模仿模式。日本正是采用這種山寨式吸收大法，將世界領先技術在短時間內迅速吸收并予以改進，生產出與國外產品相匹敵的產品，進而再次打入國際市場。汽車和電子產業(yè)表現得更為明顯，其中體現出日本產業(yè)界和技術人員的學習精神和頑強的創(chuàng)造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1951年9月，美國撇開中國、朝鮮、緬甸和印度這些國家，糾集英?、法國、聯邦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55個國家單方面在舊金山召開了對日媾和會議，會后有48個國家在會上提交的所謂《舊金山和約》上簽字。這一條約正如吉田茂所說的那樣：“對軍備未加任何限制，對日本的戰(zhàn)爭責任問題也未予提及。”《舊金山和約》的簽訂也就意味著日本已經重返國際社會，在法律上取得了獨立。不久日本參加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fā)銀行（世界銀行的前生）；1953年2月加入了“聯合國下屬的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到1955年6月又成功加入“關貿總協定（WTO的前生）”。合約的簽訂使日本加入了戰(zhàn)后國際經濟秩序。這些措施，對促進日本經濟的迅速發(fā)展發(fā)揮了不小的作用。

借重回國際社會的東風，日本從各種國際組織中獲得了大批貸款，這從資金上保證了其推行的產業(yè)合理化得以成功實施，這對日本經濟未來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日本經濟的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要求日本實行貿易和外匯自由化。促使日本產業(yè)界認識到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的重大意義。

另外，也由于當時日本政府行政能力的高效，其制定的經濟自立五年計劃，得到了超預期的執(zhí)行。原計劃國民生產總值為年均增長5 %，但最后的結果卻是GNP增幅高達9.1 %。

正是基于樣強勁的經濟表現，在灰燼中重生的日本于1956年提出了更高更遠的全面實現“現代化”的新目標。

走向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