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類于瞿秋白，五四期間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也主張不要把五四運動“僅僅看做一個狹義的愛國運動的紀念日”，因為它實為“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李大釗熱烈贊揚作為政治運動的五四學生運動，并希望青年學生發(fā)揚光大這種“直接行動”的精神。紀念五四不是為了重復五四，而是為了繼承并超越五四，為了從五四運動中獲得精神資源以服務于現(xiàn)實。因此，他希望今后“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以人類自由的精神撲滅一切強權，使正義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全世界。”[14] 共產黨的階級屬性及其在本國的歷史使命，決定了共產黨人愛國的民族情結和致力于人類解放的國際情懷。中共早期領導人把五四運動放到中國近代以來歷次民族運動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考察并評估其地位和意義，實屬必然。

（二）五四運動乃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合流并進

一般認為，狹義的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愛國運動及6月3日后上海乃至全國工商界的罷工罷市運動；而廣義的五四運動還應包括此前與此后思想界的文化革新運動。前此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fā)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而五四愛國運動又推動了思想文化運動向深度和廣度發(fā)展。兩者互為表里、互相促進，不能相互替代。研究歷史或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以正本清源，或從歷史中尋求價值遺產以服務于現(xiàn)實社會的需要。李大釗所謂每年紀念五四都應“加上些新意義”，正是從后一個層面上說的。后人研究五四運動，或側重于新文化運動，或偏好于社會政治運動。正如論者所指出的：“1919年五四運動的參加者、觀察者和批評者必須有選擇地運用他們的回憶。每當救國的壓力增強時，他們更多地回憶政治方面的內容；每當社會氣氛有利于實現(xiàn)知識分子解放的目標時，他們就回憶適應啟蒙的需要開展的文化論戰(zhàn)。”[15]

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和當事人，他比誰都清楚，五四運動有著豐富的內涵，既是民族革命運動——社會運動，也包括由他所領導的文化革新運動。兩方面都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前途有著至廣且深的影響。這就是說，五四運動不僅僅是民族革命運動，新文化運動既為五四愛國運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同時也是五四運動的重要內容。1924年4月19日，作為中央書記的陳獨秀與擔任中央秘書的毛澤東聯(lián)名發(fā)出“中共中央第十三號通告”，要求各地黨團組織開展關于“五一”、“五四”等紀念和宣傳活動。其中關于五四，通告要求“以學生為中心，必須發(fā)揮五四運動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恢復國權運動；（二）新文化運動”。這就明確把新文化運動看作是五四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此時國外列強之壓迫，國內舊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運動之精神仍有發(fā)揮之必要。”[16]這一認識與惲代英的再現(xiàn)五四運動是一致的，在國民黨背離五四精神而走向反動、保守之時，中共以五四運動的合法繼承人自居，堅決捍衛(wèi)五四精神，主張把五四運動的意義作廣度和深度的拓展。

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還在新文化運動尚未落幕之際，他即對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反思。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一文中，他對新文化運動的內涵作了揭示：“文化底的內容，是包含著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樣；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痹谒磥?，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絕大多數(shù)人對新文化運動缺少正確的理解，使得運動留下缺憾。他悔過道：“現(xiàn)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么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樁大錯，我就是首先認錯的一個人?！标惇毿銢]有把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等量齊觀，甚至也沒有從理論上探究兩者之間的銜接關系。他根據(jù)一般人對五四運動的誤解及運動本身存在的缺點，而提出三個建議：一是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團體的活動；二是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創(chuàng)造的精神；三是期待五四運動超出單純文化運動的范疇，“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包括軍事上、產業(yè)上、政治上等，即把新文化運動擴大為變革社會的運動。[17] 直到1921年新文化運動已及尾聲，陳獨秀還是把文化運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加以清晰的界定的。他在《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一文中認為：